【按：近日，一篇题为《共产党人的理论概括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在社会上引起轩然大波。围绕这篇文章的争论，不是简单的理论之争，而是关系到如何坚持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持改革开放正确方向的重大问题。

　　中国并非按照马克思设想的，先建立成熟的资本主义制度，再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而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基础上进入的社会主义社会。这就决定了有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要回答。

　　在针对《共产党人的理论概括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一文的批评中，有几个典型的论点，是需要认真研究和探讨的。

　　论点一：改革开放之前，中国实行公有制，经济效率低下。改革开放以来的成功则归功于私有制，这就说明，主张“消灭私有制”就是反对改革。

　　论点二：既然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归功于私有化，那么今天讲共产主义理想就会导致民营资本不敢投资，从而影响经济发展。

　　论点三：既然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归功于私有化，那么下一步改革的方向就是进一步扩大私营经济的比重，不主张做大做强国有企业。

　　这些论点都是十分现实的问题，只有把这些问题说清楚，才能够理解围绕《消灭私有制》一文的争论。今年是改革开放四十周年，对这些问题进行理性探讨，是有利于改革深化的。】

　　本文探讨第三个问题：继续私有化就能解决今天中国经济面临的问题吗?

　　这种观点认为，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增长源于“国退民进”，私营企业的效率天然高于国有企业，因此只要将现有的国有企业继续私有化，就能缓解经济困难。这种观点也不正确。

　　首先，私营企业的效率天然高于国有企业，并没有理论依据。从实证上看，无论是我国还是国外，无论是国有企业还是私营企业，都有经营绩效较高的、也都有绩效较差的，现有的研究文献并不支持私营企业效益一定高于国有企业。从我国的历史来看，改革开放以来20世纪80年代绝大部分企业仍旧是国有企业，但是利润率、效率都有很快的增长。而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私营企业的效率也在快速下降，因此在不能说私营企业效率一定高于国有企业。而且，微观的效率并不是衡量企业好坏的唯一因素，私营企业可能在微观经营、成本控制、适应市场需求等方面比国有企业有优势，但是也容易造成市场的盲目性、造成资源浪费。从西方的历史来看，二十世纪20世纪80年代之后，西方国家实施新自由主义的改革的一个主要内容就是国有企业私有化，但是私有化之后并没有促进经济的增长。

　　要破除国有经济一定是低效的判断。当代的企业，达到一定规模之后，无论是什么所有制，内部都存在着多层的委托代理问题，所有者和经营者都是分离的，亚当·斯密那种以几个人的小作坊时代的生产方式早已成为历史。在这种情况下，国有企业和民企在内部行为上已经没有差别。现在有些所谓的“民企决策灵活”，主要是因为民营企业大多数还处在家族企业和不规范的人治阶段，这是企业发展的原始状态，这种“灵活决策”有很大的风险，在经济快速增长的时候，固然有利于迅速成长起来，包括利用一些规则的不完善发展起来，这种决策不规范的企业反倒有优势，但是并不具有可持续性。

　　其次，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离不开民营经济的贡献，但是首先要看到，民营企业最初的发展来自于国有企业提供的资源和支持，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没有强大的国有经济，所以民营企业力量也弱小，只能集中在纺织等轻工业领域。改革开放以来民营企业的发展，固然有民营企业的努力，但是也离不开宏观经济周期的变化。否则就无法解释，广大发展中国家都采用私有制，但是并没有获得中国一样的增长速度。特别是国有企业在基础性创新中起了巨大作用，这些创新的特征是周期长、投入大、带动性强，国有企业承担具有优势。即使在美国，美国智能手机的技术主要来源于美国军方。硅谷早期也是军方建设的，后来才转为民用。

　　第三，改革开放初期，之所以发展民营经济能够有效促进经济增长，当时的情况是，国有企业比重过大，而且产业结构以重工业为主，在这种情况下引入私营经济，发挥其在贴近市场方面的优势，能够改善产业供给的结构。但是，当前的产业结构已经发生了变化，民营企业能够发挥作用的竞争性领域，已经出现了普遍的产能过剩和利润率下降。在当前的情况下，把国有企业私有化，如果是一般竞争性领域的国有企业，并不会改善产能过剩和利润率下降，如果把具有自然垄断性质的以及公益性的国有企业私有化，那么短期内可能会促进经济增长，但是却将损害服务的公益性，提高公共服务的成本，而且可能影响国计民生。

　　近年来中国经济发生的两个例子可以说明。一是山西煤炭资源的整合，一度成为攻击国有企业的口实。但实际上，山西省煤炭资源整合主要是为了解决煤矿安全、环境和资源保护等问题，长期以来国有煤矿企业在安全生产投入、遵守资源保护的规定方面比民营企业要好得多，这是国有企业成本较高的原因，民营企业在山西的比例较高的时候，也是资源掠夺性开采和安全生产事故频发的时候，也加剧了贫富分化等社会矛盾，大型国有企业整合煤矿资源之后，实现了煤炭资源合理地开采和收益分配，加强了安全生产。

　　另一个例子是东北。近几年来，关于东北特别是辽宁省经济增速过快下降的问题也引起了人们的讨论，一些观点把东北的经济困难归结于国有企业比例过高，这是不确切的。

　　从横向来看，国有企业比例高并非东北经济困难的原因。我国国有企业比例高于辽宁的有上海、重庆的经济增速都在全国领先，而且都是区域经济的领头羊。重庆是国有企业“扎堆”的地方：国有经济创造了重庆近40%的GDP，“十二五”期间，重庆全市国有企业资产总额从1.7万亿增加到4.5万亿元。上海的国有企业规模更大，光是上海市属国有企业的资产总额、营业收入、利润总额，就已经分别占据了全国地方国资系统的1/10、1/8和1/5，而且创造了上海超过20%的GDP;如果把在上海的央企也算上，那么国有经济在上海GDP中的比例已达50%，辽宁的国有经济占比仅30%，可是在2016年上半年，国有经济占比超过辽宁的重庆和上海，经济增长率分别达到了10.7%和6.7%，远远超过辽宁。

　　从纵向来看，东北地区发展最快的时候，是计划经济以及改革开放初期，这都是其国有企业占绝对多数的时期，而东北的衰落，主要发生在本世纪以来，这时国有企业的比重已经大大降低。仅从这个角度看，也不能把东北的衰落归结于国有经济。东北实际上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多年的历史上为全国负担着社会责任，这是造成他们今天困难的一个重要原因。自建国以来，东北地区的能源产品主要是以无偿调拨或者政府定价的方式供应内地，资源红利主要没有留在本地，这是造成其产业结构单一的原因。东北衰落的主要原因是产业结构，过去以重工业和资源性产业为主的产业结构，遇到资源枯竭和重工业产品过剩之后，就自然会遇到困难。国有企业的资源枯竭了，换成民企就不枯竭了么?美国五大湖区和德国的鲁尔区都是重工业区，他们的转型没有国有企业和政府因素，为什么照样困难重重?为什么照样诞生大量贫困?

　　东北困难的又一个原因是老工业的养老负担过重，这也不是国有企业导致的。黑龙江的抚养比达到1:1.16，大量年轻人到内地工作，但是老工业基地的老工人留在东北养老，实际上是人口红利被南方占有，但是养老的负担留在黑龙江，广东等沿海地区的抚养比低，所以还可以降低劳动力成本。因此，这也是东北为其他地区分担社会成本的表现。这些问题只有通过加强在全国的转移支付，共同分担社会负担才能解决。东北一些地区还存在的对低水平服务业和房地产的过度依赖，也是造成经济危机的原因，这同样也不是靠私有化能够解决的。当前更重要的是充分发挥东北地区制造业和科研院所的体系比较完整的优势，进行长远的战略性投入，弥补历史欠账，才能形成新的增长动能。

　　通过国有企业私有化来促进经济增长，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发生的，并不说明私营企业在促进经济增长方面比国有企业更有优势。恰恰相反，目前在经济发展中出现的一些问题是国有企业发挥的作用不足、公共品供给不足，例如产业结构的碎片化、对劳动者的保护不够、安全生产的欠账、公益性和战略性的科技研发等，都是需要更加发挥国有企业在提供长远性、战略性、公共性产品方面的作用才能够解决。

　　2016年初以来，我国的民间投资增速大幅度下滑，对此有一种判断认为，改革开放以来主要增长动力是民间投资，目前民间投资下降主要原因是政府管制过多，应当放松管制，经济就能恢复增长。这种观点并不确切。民间投资是对市场信号反映比较灵敏的，也是存在周期性的，即使是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实行私有制，私有企业的投资也有周期性变化，这是市场经济自身规律的反映，而不是政府管制造成的。当前民间投资下降，主要原因是过去十多年投资快速增长已经造成了产能快速扩张，而需求遇到瓶颈，产能过剩，利润率下降。在这种情况下，放松对民间投资的监管并不能起到鼓励投资的效果，即使有效果，也会在同时加剧产能过剩，对未来的经济增长带来更大困难。例如，目前民间投资迫切希望扩大的领域，要么是收购国有企业的优质资产，要么是对于医疗、教育等公共服务事业，事实证明，这样做都有很大副作用。目前绝大部分资金要进入医疗、教育行业，并不愿意自己付出长期的投入来培养教师和医生，而是从公立医院或公立学校中挑选其中的优质人才，举办高端的医院或学校，这固然在一时能够为投资者带来经济利益，但是却将加剧整个公共服务体系的不公平性，提高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