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自由主义民主的实质与危害

郇雷

关于新自由主义，人们一般认为它是一种鼓吹私有化、市场化、自由化和金融去管制化的资产阶级经济学思潮。新自由主义是“华盛顿共识” 的价值支柱，也是导致世界经济陷入困境的罪魁祸首。需要注意的是，新自由主义在政治领域的危害同样十分严重。当前，就连西方学者也承认，资本主义世界出现了严重的政治衰败现象，西方自由民主神话正在破灭。追究西方民主困境的根源，就会发现，虽然当代西方民主制度的话语体系不断变迁，但是从本质上看，西方民主还是一种以资本逻辑为主导的民主形式，维护的是资产阶级的整体利益。因此，必须深刻认识新自由主义民主的阶级统治实质和局限性，认清新自由主义民主的严重危害性。

一、新自由主义民主是资本主义经济基础的政治表现形式

马克思曾经指出：“民主制是国家制度一切形式的猜破了的哑谜。”[1]也就是说，民主制是体现国家制度实质的政治存在物。通过考察民主制，一方面，可以深刻理解统治阶级建立和组织国家制度的真正意图和利益实质。另一方面，民主制和国家制度作为上层建筑，不可能脱离其赖以生存的经济基础而独立存在。因此，不管上层建筑的具体形式和话语体系如何变迁，其维护统治阶级经济利益的阶级属性是一以贯之的。

20世纪七八十年代，为了适应资本主义世界的新变化，力图克服凯恩斯主义所引起的“滞胀”危机，新自由主义及其经济政策开始勃兴。新自由主义不仅强调经济私有化、自由化和放开金融资本管制，而且具有强烈的政治诉求，如反对福利国家、主张消除工会组织等。在民主领域，新自由主义借助话语体系建构，把西方自由民主制度打扮成民主制“唯一形式”、人类“历史的终结”，通过宣扬所谓的“普世价值”、自由民主“优越论”，在全世界强行推广西方自由民主制，试图掩盖其垄断金融资本主义阶级统治的本质。

需要指出的是，在自由主义早期阶段，自由主义者并不赞成民主。自由与民主具有不同的哲学传统，自由主义在本质上排斥民主。正如洛苏尔多所言：“首先，不应忘记的是， 自由主义传统中的经典作家们不仅以冷酷、敌视、有时是公然的蔑视来谈论民主，而且认为民主的出现是非法的和对社会契约不可容忍的破坏，因此‘诉诸上天’(借用洛克的话语)或诉诸武力结束民主是一项合法的事业。”[2]近代以来，广大人民群众登上历史舞台，大众政治成为不可避免的历史洪流。在这种情况下，自由主义通过话语体系的重新构建，试图消除自由与民主之间的矛盾，把民主界定为自由主义的民主，将民主塑造为一种可以被资产阶级接受的政治观念。在新自由主义浪潮泛滥的当今时代，国际金融垄断资本成为占主导地位的资本主义经济，新自由主义民主则必须服膺于国际垄断资本的需要。因此，严格来讲，新自由主义的民主并不具有独立性，而是被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所嵌入的民主制。新自由主义为民主设置了不可逾越的制度边界，但是为着统治的需要又必须把民主伪装成真正的普遍物。

马克思主义认为，民主具有阶级性。资本主义“现代国家，不管它的形式如何，本质上都是资本主义的机器，资本家的国家，理想的总资本家”[3]。新自由主义民主虽然表面上强调公民投票选举，但是这种选举是被附加了许多条件的。社会大众虽然被允许在选举时投票，但是实质的统治权却与社会大众无关。社会大众仅仅被赋予决定由资产阶级的哪一部分来实施统治的权力而已，除此之外，社会大众别无所有。金斯伯格就指出，现代西方民主越来越封闭， “政治被划归到一个单独的领域，该领域由职业政治家所占据，由政党精英加以组织，并由技术性话语和行政人员的官僚予以保障，它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与广大公众绝缘的”[4]。因此，在资本主义国家，民主并不是人民的真正权利，而是资产阶级实施阶级统治的政治工具。

新自由主义民主所鼓吹的选举活动看似兴盛，但究其实质只不过是一场虚幻的民主盛景，掩藏在这种盛景之下的则是资本主义的强势权力。为此，伯纳德·曼南(Barnard Manin)提出了“观众民主” 的概念，他论证说，政治竞选活动的性质已经发生改变，它更加鼓励在舞台上的表演甚于对问题的立场。选民在民主选举中的角色更像是观众而非公民[5]。西方国家的选举民主越来越呈现出剧目化特征，公民虽然被赋予选举权，但并非是选举舞剧中的主角，他们获得的只是充当主角的虚假印象，主宰政治舞台剧的隐形力量是资本利益。

事实也证明，剧目化的选举民主损害了社会大众的投票热情以及对民选政府的信任。根据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的数据，美国人对联邦政府的信任度总体上呈现连年下降的趋势，2007年以后从未超过30% ，近年来更是下降到20% 以下，超过80%的选民不信任联邦政府，这无疑是对以选举为基础的西方民主制度的巨大打击。政治精英、经济精英、文化精英凭借资本提供的纽带紧密连接在一起，控制了资本主义国家的公共部门与公共决策。一些具有强劲资本实力的经济集团在市场和国家的双重庇护下，成长为对公共政治持有强大影响力的寡头，各类精英聚拢在资本寡头周边形成稳固的、僵化的小集团。以资本能力为标准，社会成员被划分为掌握权力的少数富人与只拥有民主最低限度的政治权利但无法对公共政策施加影响的多数人。所以，从本质上看，新自由主义民主维护的是少数金融资本家的利益。

二、新自由主义民主继承了个人主义和自由至上的自由主义基因缺陷

承袭启蒙运动以来西方社会对个人价值的重新发现，自由主义传统试图从哲学上论证个人作为社会秩序之基础的合理性。密尔曾指出：“任何人的行为，只有涉及他人的那部分才须对社会负责。在仅只涉及本人的那部分，他的独立性在权利上则是绝对的。对于本人自己而言，对于他自己的身和心，个人乃是最高的主宰。”[6]在此基础之上，洛克提出国家的合法性在于个人权利的契约性让渡。在自由主义者看来，个人权利是一种不容置疑的自然原则。在个人主义思维指引下， 自由主义继而论证了自由优先原则的合理性。自由主义认为，自由相对于其他价值理念——如民主、平等、正义等——应该具有更高位阶和优先性。如哈耶克就直白地指出： “它并非是为了一个良好的公共管理才被需要，而是为了保障对市民社会和私人生活的最高目标的追求。民主本质上是一种手段，一种保障国内安定和个人自由的实用手段。它本身绝不是一贯正确和可靠无疑的⋯⋯只要民主不再是个人自由的保障的话，那么它也可能以某种形式依然存在于极权主义政体之下。”[7]也就是说，民主的限度在于维护和保障个人在私人领域的基本自由。超过了这个限度，在自由主义者看来，民主就会演化为践踏自由的恶制度。然而， 自由主义宣扬的所谓个人主义、私人自由实质上是维护资产阶级本身的利益。

在近代史上，自由主义与民主主义在反对君主国家“绝对权力”问题上成为盟友，共同推动了现代社会政治秩序的形成。“在群众通过接受愈来愈多的教育和参加工会组织而变得更加自信的同时， 自由主义不可能再继续主要关心资产阶级的利益。因而，早期的古典自由主义转为一种更为民主的自由主义。”[8] 也正是在与“社会大众” 的共同事业中，资产阶级见证了占据天然多数优势的大众的民主权利的威力。

然而，资产阶级预见到，如果无法限制大众民主权利的扩展，民主将成为威胁资产阶级的力量。为此，资产阶级的民主理论从一种积极的民主观演化为反对参与的民主理论[9]。这种对于“多数暴政” 的恐惧在自由主义者那里得到深刻阐释，他们反对民主借用的都是自由之名。另外，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也促使资产阶级意识到有组织的公民力量的强大，因此资产阶级的自由民主日益担心社会大众尤其是工人阶级的集体行动对自由权带来的压力。为此，新自由主义的民主理论力求在自由主义框架内化解这种压力，其中一种有效的方法就是压制工会、公民团体等组织力量的发展，将有机联系的公民置换为原子化的个人。工业社会和信息技术的发展为这种企图提供了便利，在新自由主义所设置的区隔之下，现代社会的“个人不再是拥有明确社会地位、在一个固定的社会等级系统中有着明确权利和义务的个体，日益频繁的流动性使他不得不在一个变动不居的社会环境中承担多重且经常是过渡性的角色”[10]。

马克思很早就指出，资本主义的个人是一种虚拟概念，而非真实的、现实的人的概念。如果考察作为现实存在的个人，我们就会发现，所谓个人主义和自由至上是与私有制联系在一起的。虽然资产阶级革命促进了人的政治解放，但是并没有实现社会解放。在资本主义社会，“人在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这两个领域都失去了真实性：在市民社会中，人作为世俗存在物，成为外力随意摆布的玩物，没有合乎理性的普遍存在可言;而在政治国家中，即在人是类存在物的地方，人是想象中的主权的虚拟的分子，在这里，他失去了实在的个人生活，充满了非实在的普遍性”[11]。在私有制社会，所谓个人权利没有超出利己的范围，而“自由这一人权的实际应用就是私有财产这一人权”[12]。由于人成为“一堆相互排斥的原子”，自由也蜕变为强者的自由、资本的自由。这种去组织化的个体的存在实际上消解古典意义上的公民精神，也从而化解了新自由主义对民主的深层次担忧。从这个意义上说，个人主义与自由至上原则作为一套相互支持的论证系统，构成了新自由主义民主的政治哲学基础，其本身必然具有难以克服的内在局限性。

三、新自由主义民主本质上是以市场原则与资本逻辑为主旨的政治理念

任何民主制度都无法脱离其赖以生存的经济系统而存在。在关于资本与民主关系的认识上，新自由主义历来主张审慎的民主原则，即经济自由构成政治民主的基本条件且划定了政治民主的运行范围。新自由主义者弗里德曼就强调：“竞争的资本主义—— 即通过在自由市场上发生作用的私有企业来执行我们的部分经济活动——是一个经济自由的制度，并且是政治自由的一个必要条件。”[13]这种观点为维护市场原则和资本逻辑的民主提供了话语辩护，它实际上只是揭示了资本主义与民主关系的一个侧面。

近年来无法掩盖的西方民主困境表明，资本主义与民主的紧张关系正在不断深化。新自由主义在将西方自由民主正统化的同时，限制了民主的范围，规制了一种只能屈从于经济自由的民主制度。齐泽克指出：“看起来似乎是这样的，我们能有的只能是最低限度的自由民主，我们可以用下列术语来描述它：竞争性的政党、通过选举和组织化的群体而进行的有限的公共参与、对政府行动的宪政限制、将经济领域与民主绝缘，以及追求和顺从私人生活中的利益。”[14]因此，在资本主义社会，有产者对于民主的担忧在于害怕在经济上处于不利地位的民众通过民主权利剥夺他们的经济自由。新自由主义为此反复强调，应限制甚至是取消多数人的权力。哈耶克认为： “从长远看，忽视多数人权力的限制不仅会破坏社会的繁荣与和平，还会摧毁民主制本身，这种看法是自由主义观点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15]

新自由主义甚至认为，即使是建立一种保护少数人权力不受侵害的民主制度也是不可取的，因为民主本质上是反资本的。奥地利学派的继承人罗斯巴德坦言：“不能把‘多数必须保护少数成为多数的自由’的理念视为对民主制的维护，它不过是部分政治学家的一个任意的价值判断而已(或者可以说，至少在获得某些使人信服的伦理理论证明之前是这样的)。”[16] 由此可见，新自由主义表面上维护民主，实际上对民主的不信任是根深蒂固的。

需要指出的是，30年多年来，新自由主义的扩张使得自由民主制演化为一种极力为资本追求利益保驾护航的制度。美国学者弗朗西斯·佩文就指出，新自由主义与资本主义精神高度契合，是一种“极度资本主义(hyper—capitalism)” 的意识形态[17]。新自由主义所认可的民主制允许市场原则施用于政治领域，却拒绝政治民主原则干预市场活动。所以，新自由主义者明确反对“经济民主” 概念的合理性。而且，与其他形式的自由主义相比，新自由主义对于资本利益的维护和追逐更加坚决。“新自由主义区别于自由主义的特征就是坚决拒绝劳动价值理论，用边际效用价值论来取代劳动价值论，把资本的利益放在首要地位。”[18]

为了资本的利益，新自由主义进而主张取消对于金融资本的管制，鼓励金融资本的自由流动，满足金融资本的逐利性需求。受这种经济意识形态的影响，如卢卡奇所言：“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缺乏自主意识和目的意识，完全由必然的经济规律支配着。伴随着一种内在的强大的自治主义，纯粹的经济规律主导着资本主义，决定它未来的情况甚至可能在其自身产生一个新的社会历史形态(甚至被社会所接受的权威性的人格类型也是经济的内部辩证的产物)。”[19]这就决定了新自由主义从一种维护资本的功利主义维度来理解民主及其政府。新自由主义并非单纯的非政府主义者或反政府主义者， “新自由主义摒弃了社会民主妥协的政府，而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政府。新自由主义的政府——作为社会等级体系顶层普遍接受的霸权和妥协的体现与工具——小心翼翼地达成有关自由贸易以及限制它们自身政策能力的资本自由流动的协议”[20]。

新自由主义的民主观同样如此，它并不是一种独立的民主观念，而是冀求建立一种市场逻辑的民主。在这种民主体制下，民主为资本的流动提供了稳定的社会秩序，资本关心并且试图改造国家权力，使其成为一种不具威胁的保守力量，而不是被反资本的社会力量运用来限制资本的强制力。乔姆斯基指出了在新自由主义社会，资本力量与国家权力亲密结合的发展趋势。他说：“商业利益集团也在觊觎国家权力。他们希望国家资助研究和发展项目、生产、出口(五角大楼体系，对外援助计划等)，规范市场，保障良好的对外贸易环境和其他一些作为一个为富人服务的福利国家应做的事，但他们不希望国家干涉所有者和经营者应有的权利。这就促使他们只要在政治系统中还有一席之地，就会支持民主制。”[21]

马克思主义认为，工人阶级所争取的民主是一种反对资本压迫、实现本阶级解放和人类解放的政治工具。民主是“社会解放的政治形式，把劳动从垄断着劳动者自己所创造的或是自然所赋予的劳动资料的那批人僭取的权力(奴役)下解放出来的政治形式”[22]。但是，在资本主义社会，民主失去了批判性。新自由主义民主将资本权力引入到政治领域，所谓的选举民主演化为被资本掌控的政治游戏，把民主改造成为垄断资本和少数利益集团服务的政治工具。

四、新自由主义民主输出民主，目的在于维护国际金融资本的全球利益

资本除了要在国内市场追逐利润外，必然要向全球扩张。为了打开国际市场，维护和发展资本在海外的利益，西方国家运用霸权优势为其他国家设计发展道路。为此，西方国家对民主话语体系进行精心改造。新自由主义民主就是这种话语权改造的产物。新自由主义从二元对立思维出发简单地将世界上的国家类型划分为民主国家和非民主国家两类，并把民主国家的标准确立为多党竞争、自由选举、三权分立等，把所谓的民主化设定为通向现代化的唯一道路，并通过意识形态渗透、资金支持、煽动骚乱、提供社会运动培训甚至是武装直接干预等方式干涉他国内政，试图推动他国政权更迭。这种狭隘的、霸权主义的民主观实际上是在全世界范围创制一种适应资本自由流动、为资本利益保驾护航的整齐划一的政治制度。

任何一个国家的民主制度必须源于本国的历史发展逻辑，与其经济社会发展条件相适应，它在本质上是一种内源型的政治发展过程。然而，在新自由主义看来，民主是可以被人为干预的，甚至可以是外部强加的，因此西方国家热衷于推销西式民主。华勒斯坦强调，这种观点与新自由主义的哲学基础密不可分。“自由主义者们十分自信，认为现代性这一新世界观是真理，竭力宣传自己的观点，将自己的逻辑推广至所有的社会机制，从而将过去的‘非理性的’残余清除出世界。”[23]这种民主哲学在国际政治领域的反映，最突出的表现就是美国的民主推进战略。斯瓦·甘尼斯基(Seva Gunitsky)的最新研究就表明，所谓“第三波” 民主化浪潮并不是对象国政治发展逻辑的自我演化，而是国际体系内霸权转移的结果。回溯以往，在20世纪，国际霸权主要发生了四次重大转移，每一次国际霸权转移的结果，都是霸权国的政治体制得到广泛传播或复制[24]。福山也承认：“美国和其他发达民主国家在帮助20世纪70年代初以来发生的许多民主过渡过程方面起了重要作用，在一些情况下起关键性的作用。这些过渡都是软权力而不是硬权力的产物，即它们通过诸如外交压力、资助拥护民主的集团、公共外交、训练等实现的。”[25]这种霸权民主往往破坏了特定国家政治演化的自身逻辑和内生机制，从而成为一种与其民主的社会条件不相兼容的“盆景式” 民主。耶鲁大学教授蔡美儿(Amy Chua)以其对国际政治的深刻观察，就极力反对在贫穷地区推进选举式民主与自由市场，因为这使得心怀不满的多数人得以攻击相对富裕的少数人。因此，美国的外交政策不应草率地试图立刻实现民主，要知道民主即使是在相对繁荣和稳定的西方社会也经过了相当长的时间才得以扎根[26]。

需要指出的是，构成西方国家民主霸权的理由除了现实的国家安全与利益维护之外，还通过宗教文化因素的宣扬为资本张目。宗教对于美国民主输出政策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其改造世界的天命意识和使命感方面，这也是西方普世价值论的重要文化根源。美国人自诩为上帝的选民，并把美国的制度及其价值观念奉为不容置疑的圭臬。在国内政治中，这种观念受到其他多元政治理念的折冲而得以调和;而在国际政治中，霸权主义的国际结构使得这种观念缺乏有效制约。在这种情况下，西方霸权几乎是独享了民主的解释权。加布里埃尔很早就指昵了西方民主输出计划的“救世主情结”，他讲道：“美国民主制把世界从专制者的压迫下解放出来的使命正是基督教注定把世界从撒旦统治下拯救出来的世俗表达。”[27] 美国外交政策顾问、政治学家托马斯·卡罗瑟斯同样认为：“无论如何，推进民主是美国国际传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尽管它的应用经常是不一贯的。不认真关注民主理想，就不能解释过去100年的美国对外政策。”[28]

西方国家的民主霸权观念本质上是一种狭隘的、片面的、西方中心主义的民主观念，它严重挑战了民族国家的主权原则。受到根源性矛盾的限制，新自由主义民主具有其难以克服的局限性，使得它不仅难以解决新自由主义所造成的内部经济社会问题，而且日益与多元化的外部世界以及全球问题不相适应。在霸权体系下，“‘民主’已经成了其他国家要得到美国的赞成而必须通过的标杆。作为政治话语中的一个速记概念，它是一个方便的术语，但‘民主’常常被当作一个咒语使用，造成了对批判理性和经验证据无动于衷的失语状态。把一个人、一种做法或一种制度描述为‘不民主的’就是革出教门的世俗对等物”[29]。显然，民主成了判别敌友、划分同盟的政治基准，这种激进的民主化思维无疑会加剧主权国家之间的冲突。输出民主与资本全球流动结伴而行，西方国家试图控制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使得发展中国家日益陷入依附地位，严重扰乱了这些国家的经济环境和社会秩序，西方资本利益得以横冲直撞，甚至会控制这些国家的经济命脉。事实证明，新自由主义主导的全球民主世界非但没有走向繁荣，反而成为世界冲突与政治紊乱的致乱之源，这需要我们高度警惕。

五、新自由主义民主无益于解决国家治理难题，反而成为治理危机的渊薮

新自由主义妄言声称西方自由民主制度是医治国家治理难题的唯一“灵丹妙药”，并热衷于向全世界兜售“药方”。以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为分水岭，西方世界的经济危机迅速演化为政治危机，进而又向治理危机扩展。西方国家社会治理的诸种乱象有力地戳破了新自由主义民主的谎言，它的总根源就在于新自由主义民主的阶级性。

新自由主义自兴起之时起就打出了反对福利国家的口号，拒绝承认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福利责任，强力推行福利制度的“社会化”“市场化”改革。新自由主义为福利制度的改革提供了一套辩护性话语说辞。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认为，少数富人之所以拥有高收入，是因为他们比普通人拥有更高的“边际生产率”，他们理应获得更高的市场报酬。而对富人阶层征税过高用以补贴救济穷人，就是对市场机制的过度干预，会造成经济的低效率。

新自由主义的说辞貌似合理，但是却故意忽视了资本主义经济“剩余价值” 的来源问题。然而，在次债危机爆发后，美国国会竟然通过决议动用巨额财政资金救助大型金融机构，次债危机所造成的严重经济代价被转嫁到以中等收入者为主体的纳税人身上，而那些需要为决策失误负责的金融巨鳄和上层管理者却依然高枕无忧，依然领取高额奖金和分红。这种针对不同阶层所采取的截然不同的公共政策加剧了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不平等程度，穷人阶层和中产阶层对富人阶层的不满导致“占领华尔街”运动迅速扩展。美国的民主已经被以华尔街财团为代表的少数富人所掌控，成为1% 的富人“所有、所治、所享”的民主。资本逻辑主导民主，这对西方国家的政治经济关系产生了深刻影响：对于弱势阶层而言，政治生活与经济生活日益分离，选举权无益于改善经济的不平等状况;而对于资本强势阶层而言，政治生活与经济生活高度融合，民主既是一种维持和确保精英统治的方式，又通过这种方式维系和发展资本利益。

资本政治并没有改善人们的生活，相反却使很多人的生活陷入窘迫。根据盖洛普公司2014年的调查数据显示，美国约有19%的人(约合6000万)在过去的12个月内在购买食物时感到捉襟见肘。皮尤研究中心2016年发布报告称，从200o年到2014年，美国中产阶级规模在90% 的大城市缩减。就中产阶级而言，其占比从2000年的55%降至2014年的51%。在25%的大城市，中产阶级已不足城市半数人口，如纽约、洛杉矶、波士顿和休斯敦。而在2000年，中产阶级“非主流” 的城市不到10% 。这些现象出现在作为“富裕社会” 的资本主义国家，实际上是对新自由主义民主政治所造成的阶级差距扩大的控诉。

在这种情况下，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正在失去社会大众的信任。新自由主义的公共政策造成收入差距的扩大、社会流动能力的降低、社会冲突的加剧，资本主义社会日益加剧占据主导地位的少数资本集团与大多数社会成员之间的利益对抗。它促使人们认识到：“民主国家当前所遭遇的危险部分地归因于这些国家的政府，它们不(像从前那样)保护其公民的社会作用，保护他们在社会中受尊重的地位，保护他们免受排斥、尊严不被否定及不受羞辱，而是试图通过拼命展示实力并表现他们面对无休止的、真实的或假定的对人身威胁的坚定决心，来使其统治权合法化，并要求人们遵守规则——这些是原因所在。”[30]民主的虚伪性面貌清晰起来，政治家不仅通过选举骗取信任，而且“利用各种已经约定俗成的言语和姿态从群众中骗取血汗、劳动、税金、赞扬”[31]。新自由主义民主暴露了它的所有弊端，国家治理也因为不断加剧的阶级矛盾陷入无法解决的陷阱。对此，西方学者辛德斯认为，新自由主义民主已经无药可救了，新自由主义的悖论是不可克服的， “新自由主义所赋予管理阶层的各种专断权，不仅带来了腐败问题，而且限制了民主控制的范围，使民主自身变得越来越‘赢弱’了”[32]。巴特尔斯也强调，“不平等的民主” 的发展将导致资本主义发生系统性的、循环运转的危机状态。“不断加剧的经济不平等，有可能造成不断加剧的、政治回应上的不平等，政治回应上的不平等转而带来对贫穷民众的利益越来越有害的公共政策，接下来，这又会造成更大的经济不平等，如此等等。”[33]

由于新自由主义民主天然倾向于偏袒资本，国家政策就无法起到平衡社会利益的作用，自由民主制度由此从经济危机出发，继而导致社会分裂、否决政治、极化政治等治理难题，最终将国家治理陷入无法克服的困境。

六、认清新自由主义民主的危害，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理论自信

英国学者科林·克劳奇在其著作《后民主制度》提出了一个鲜明观点，他认为民主与现代化的关系呈现出抛物线特征。在现代化早期阶段，民主随着现代化的发展而发展，具体表现为普选权的扩大、福利国家的出现、定期的选举、多元观念的容纳、责任政府的增强等，这些都表明公共权力越来越民主化;但是在现代化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工业时代的来临之后民主遭遇到了危机：公民参与下降、政治权力的集中、选举的形式化与空洞化、虚假的政治承诺、民主的市场化营销等①。克劳奇刻画出了资本主义民主演进的客观现实，却回避了导致这种演进的真正原因。

近年来西方民主衰败的根源在于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渗透与主宰。新自由主义民主归根到底还是一种资本主义民主，是资本主义经济基础的政治反映，是与私有制、资本利益和资产阶级紧密结合的民主形式。正如邓小平所言：“资本主义社会讲的民主是资产阶级的民主，实际上是垄断资本的民主，无非是多党竞选、三权鼎立、两院制。”② 因此，新自由主义民主具有根深蒂固的历史性、阶级性和局限性。我们一定要认清新自由主义民主的阶级本性，不要被其花里胡哨、形形色色的话语体系迷惑心智，丧失了基本的理性认知能力和政治判断力。

社会主义民主是一种比资本主义民主更高级、更切实的民主形态，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是我们党矢志不渝的奋斗目标。经过长期探索，我们已经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道路，这条道路的基本经验是坚持人民当家作主、党的领导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人民民主不断扩大，民主制度更加完善，民主形式更加丰富。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道路前途光明，我们一定要在制度模式选择问题上保持高度清醒，充分认清新自由主义民主的本质与危害，防止在根本性问题上犯颠覆性错误。

注释：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年，第281页。

[2] [意]多米尼克·洛苏尔多：《自由主义批判史》，王岽兴、张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年，第372页。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629页。

[4] [英]保罗·金斯伯格：《民主：危机与新生》，张力译，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12年，第29页。

[5] Bamard Manin，The Principles of Representative Government，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7.

[6][英]约翰·密尔：《论自由》，许宝骥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年，第10页。

[7] [英]哈耶克：《通往奴役之路》，王明毅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第7l页。

[8] [美]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从史前史到21世纪》(下)，吴象婴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535页。

[9]胡伟：《民主反对参与：现代民主理论的张力与逻辑》，《天津社会科学》2015年第1期。

[10] [英]理查德·贝拉米：《大众的出现与现代民主理论的形成》，[美]特伦斯·鲍尔、[英]理查德·贝拉米主编：《剑桥二十世纪政治思想史》，任军锋、徐卫翔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年，第66页。

[1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年，第428页。

[1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年，第438页。

[13] [美]米尔顿·弗里德曼：《资本主义与自由》，张瑞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年，第6页。

[14]John Dryzek，Democracy in Capitalist Times，Ideals，Limits，and Struggles，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6.p.9.

[15] [英]哈耶克：《自由宪章》，杨玉生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第164页。

[16] [美]穆雷·罗斯巴德：《权力与市场》，刘云鹏等泽，北京：新星出版社，2007年，第195页。

[17] Frances Goldin，Debby Smith，Michael Smith，Irnagine：Living inⅡSocialist USA，New York：Harper Perennial，2014，P125.

[18]张世鹏：《关于新自由主义研究的几个问题》，《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3年第6期。

[19][匈牙利]乔治·卢卡奇：《民主化的进程》，寇鸿顺译，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13页。

[20][法]热拉尔·迪梅尼尔、多米尼克·莱维：《新自由主义的危机》，魏怡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年，第98页。

[21][美]诺姆·乔姆斯基：《遏制民主》，汤大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年，第413页。

[2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97-98页。

[23][美]伊曼努尔·华勒斯坦等：《自由主义的终结》，郝名玮、张凡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75—76页。

[24]Seva Gunitsky.“From Shocks to Waves： Hegemonic Transitions and Democratization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1.68，No. 3，2014.

[25][美]弗朗西斯·福山： 《美国处在十字路口：民主、权力与新保守主义》，周琪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第l19页。美国“民主推进战略” 的智囊拉里·戴蒙德还指出其他几种民主干预的霸权手段：扩散和示范效应、和平演变压力、制裁的限制和援助的条件性、民主援助计划和通过强力推进民主化。参见Larry Diamond，the Spirit of Democracy：The Struggle to Build Free Societies Throughout the rfd，Henry Holt and Company，2008，PP. 107—134.

[26]Amy Chua。% on Fire：How Free Manet Demo cracy Breeds Ethnic Hatred and Global Instability，New York： Doubleday，2003.

[27]Ralph H.Gabriel，The Course of American Democratic Thought，New York：Ron',dd Press，1940，P.37.

[28]Thomas Carothers，Aiding Democracy Abroad：The Learning Curve，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Washington，D.C. 1999. P. 3—4.

[29] [美]斯科特·戈登：《控制国家：从古代雅典到今天的宪政史》，应奇等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380页。

[30][英]齐格蒙特·鲍曼：《从广场到市场：由此走向何方?》，(俄]弗拉季斯拉夫·伊诺泽姆采夫主编：《民主与现代化：有关2l世纪挑战的争论》，徐向梅等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年，第47页。

[31][美]哈罗德·D.拉斯韦尔：《政治学：谁得到什么?何时和如何得到?》，杨昌裕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年，第19页。

[32]Barry Hindess，“Democracy and the Neo—Liberal Promotion of Arbitrary Power”，Critical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ocial and Political Philosophy，2000， Vo1. 3， No.4， pp. 68—84.

[33][美]拉里·M.巴特尔斯：《不平等的民主：新镀金时代的政治经济学分析》，方卿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296页。

[34]Colin Crouch，Post-democracy，Cambridge：Polity Press，2005.

[35]《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40页。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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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何包钢：《民主理论：困境和出路》，北京：法律出版社，2008年。

[3]张树华：《民主化悖论——冷战后世界政治的困境与教训》，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

[4]王绍光：《民主四讲》，北京：三联书店，2014年。

[5]《西式民主怎么了》，北京：学习出版社，2014年。

[6][德]沃尔夫冈·施特雷克：《购买时间：资本主义民主国家如何拖延危机》，常噎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