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金融危机现状、趋势及对策的相关思考

李慎明

原编者按：本文是思想火炬独家推出的“李慎明论金融危机”系列文章的第八篇，原文刊登在《马克思主义研究》2010年第6期。该篇和第七篇《当前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成因、前景及应对建议》可视为姊妹篇，既是上一篇的延续，又是对它的深化。

本文中，李慎明老师提出，我们可以着重从五个方面深化对国际金融危机的研究。一是研究的重中之重，即国际金融危机的现状和发展的趋势。李慎明老师认为：“经济全球化正在深入发展，当前世界性的金融危机仍未见底，世界经济看似走出低谷，但新一轮更大的金融乃至经济危机极有可能就在这看似走出低谷中酝酿与积聚。”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资本主义各国“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生产无限扩张与社会有限需求之间的矛盾非但没有缓解，反而在加剧。从根本上说，这正是在为下一轮更大的金融乃至经济危机积蓄能量。”

二是国际金融危机对西方国家的新自由主义、社会民主主义等思潮的冲击。李慎明老师认为：“及时了解国际金融危机对新自由主义、社会民主主义等西方思潮的影响和冲击，有助于我们把握西方思想理论的最新动向，划清马克思主义与西方各种社会思潮的界限，更好地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武装头脑、指导实践。”同时，针对西方思想界和西方政要分别提出用凯恩斯主义或社会民主主义拯救自由资本主义的理论和政策，李慎明老师提出：“实践已经并将继续证明，不论是资产阶级右翼奉行的新自由主义或是凯恩斯主义，还是资产阶级中左翼所奉行的社会民主主义，都不能从根本上消除资本主义社会所固有的矛盾和危机，都不能改变资本主义衰颓的历史大趋势。”

三是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马克思主义在西方“复兴”的现状和前景。李慎明老师认为：“金融危机爆发后，马克思的《资本论》在西方国家热销，马克思主义成为西方学术界研究的热点，越来越多的人希望通过马克思主义认识金融危机产生的原因，寻找克服这场危机乃至消除资本主义罪恶的现实途径和办法。”同时，李慎明老师提出：“西方国家的社会主义和左翼思想及其运动，决定于这次国际金融危机发展的广度与深度。如果广大发展中国家能正确应对，使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无法大规模地从根本上向国外特别是发展中国家转嫁其危机，那么，这必将有助于世界社会主义和左翼思潮的复兴。”

四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在国际金融危机条件下生存发展的举措。李慎明老师认为，“苏东剧变前，美国关注的着重点在欧洲即大西洋；苏东剧变后，美国关注的着重点将逐渐转移到亚洲即太平洋地区”。而在20世纪30年代以来最为严重的国际金融危机面前，美国要摆脱危机并生存、发展，首推的是其“软实力”和“巧实力”，但决不会放弃其“硬实力”。美国的“软实力”和“巧实力”主要表现在八个方面：一是运用金融手段企图使我国大量失业。二是利用互联网企图改变我们的价值观念。三是组建网络战司令部企图对我展开网络战。四是在我国策划制造动乱。五是运用基因和转基因武器。六是培植持不同政见者。七是对台军售。八是利用我国的东海、钓鱼岛、南沙群岛、中印边界等我国主权问题牵制我国并从中谋利。关于美国的“硬实力”方面，李慎明老师提出：“历史的经验值得重视，帝国主义不仅依靠战争直接掠夺财富，在特定条件下，它还会企图通过战争摆脱其无法转嫁的经济危机。”因此，“美国在其经济危机向其他国家转嫁不顺利时，军事霸权主义就可能会明显抬头，决不能排除其首先策动代理人的战争。”最近，中印边境冲突升级、美国试图实现美台军舰互停以及对台军售的程序正常化等复杂形势或许正是印证了李慎明老师的这一判断。

五是我国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应对之策。李慎明老师提出了四点应对建议：一是一定要有坚定坚强的信心，同时又要有强烈的忧患意识。二是高度重视党的理论工作，坚持和创新正确的理论，确保意识形态安全。三是必须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四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大局，加强对宏观性、战略性、全局性、前瞻性重大问题的研究。

由美国次贷危机蔓延至全球的国际金融危机已经给世界各国人民造成巨大灾难，这是没有疑义的。但是，这场危机的直接和根本的原因是什么?答案依然是众说纷纭的。

我个人认为，这场危机的直接和根本的原因，绝不仅仅是金融家的贪婪、银行监管制度的缺失和公众消费信心不足等，更不是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保罗·克鲁格曼所说的美国消费方式和中国汇率与外贸政策的联姻。

这场国际金融危机的直接原因，是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后，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主导的以新自由主义为主要推力的新一轮经济全球化。江泽民同志在2000年11月就明确指出，这一轮经济全球化是“发达国家的主导”[1]。以发达国家为主导的这新一轮经济全球化无疑是一柄“双刃剑”。它的正面效应是有力地推动了发展中国家GDP的高速增长等。但也要看到，冷战结束后，美国一家独大，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强国才能够和敢于利用其在全球的经济、政治、文化以及军事、科技等强权，特别是其中的金融霸权，放手、放肆地掠夺他国财富，张着大嘴“巧吃”、“白吃”世界。正因为如是，美国国内生活必需品的价格才长期出奇的低廉，加上美国文化霸权的大肆渲染，其所谓“民主制度”才能够在美国国内得到较多数民众的认可并得到较为稳定地维系，在国际上才能得到更多人的追捧。这反过来又进一步助长新自由主义价值观念和一系列政策在全球范围内的泛滥和推行。从一定意义上说，目前这场正在深化的国际金融危机，不仅是对美国这种强权政治和霸权主义特别是其中金融霸权肆意泛滥的绝地“报复”，是对新自由主义政策、理论的有力清算，更是对美国所谓“民主制度”的根本挑战。

这场国际金融危机的根本原因是什么呢？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说：“一切真正的危机的最根本的原因，总不外乎群众的贫困和他们的有限的消费，资本主义生产却不顾这种情况而力图发展生产力，好象只有社会的绝对的消费能力才是生产力发展的界限。”[2]也正如列宁所说：“不是生产食物更加困难，而是工人取得食物更加困难了。”[3]这就是说，这场国际金融危机的根本原因是生产社会化甚至生产全球化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生产无限扩张与社会有限需求之间的矛盾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深入发展的必然结果。

如果说20世纪30年代的那场大危机和大萧条，迫使西方国家由自由放任的理论政策转向凯恩斯主义，推动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兴起，并由此显现了以苏联为代表的社会主义制度及体制的优越性，促进了社会主义由一国到多国的发展;那么，这次国际金融危机也必然对西方国家的思想理论产生巨大的冲击，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生存发展产生深刻的影响。如果我们对新的挑战应对得当，同时也必然会显现以中国为代表的社会主义制度及体制的优越性，给世界社会主义运动提供新的机遇。在国际金融危机仍未见底之时，我们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从宏观、战略、全局、前瞻的高度，进一步加强对国际金融危机现状、发展趋势以及危机对西方思想理论的冲击与资本主义走向等问题的研究，探讨正确应对的战略、策略和相关政策，无疑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目前这场国际金融危机，已经给西方的经济社会生活造成巨大的困难，并对西方思想理论界以及资本主义走向和世界社会主义及左翼思潮都已经并正在产生着深刻的影响。可以说，从这次金融危机爆发直到21世纪前二三十年，乃至上半个世纪的世界格局，都可能处于一种激烈动荡、变动甚至跳跃的状态。从这个意义上讲，无论在国际还是在国内，我们都有着前所未有的机遇与世所罕见的挑战。抓住机遇、应对挑战，是时代赋予我们党、国家、民族的光荣而又艰巨的任务。

我们可以着重从以下五个方面进行研究。

一、国际金融危机的现状和发展的趋势

这是我们研究的重中之重。因为，存在决定意识。我们只有首先把国际金融危机的现状及其发展趋势研究清楚，才有可能对客观存在的种种派生物——各种思潮研究清楚，并对可能出现的各种思潮及应对的举措作出科学正确的预见与规划。关于国际金融危机的发展趋势，国际国内的看法很不一致，甚至相左。国内外很多政要与学者认为，世界经济已开始出现复苏迹象;尽管复苏的步履缓慢，但其前景看好，不会出现第二次探底。也有人认为，目前国际金融危机已大体得到控制，受其涉及和拖累的世界经济也已经显露各种复苏的迹象;但断言世界经济全面摆脱衰退、进入周期性复苏还为时过早。我个人认为，经济全球化正在深入发展，当前世界性的金融危机仍未见底，世界经济看似走出低谷，但新一轮更大的金融乃至经济危机极有可能就在这看似走出低谷中酝酿与积聚。这主要因为，世界各资本主义大国都在急遽降息、恶性增发货币，试图增加新的产能；而世界范围内的穷国穷人愈来愈穷、富国富人愈来愈富的两极分化局面非但没有缩小，反呈日趋加大之势；穷国穷人的相对需求仍在急剧下降。因此，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生产无限扩张与社会有限需求之间的矛盾非但没有缓解，反而在加剧。从根本上说，这正是在为下一轮更大的金融乃至经济危机积蓄能量。2008年12月16日，美联储公开市场委员会(FOMC)将联邦基金利率降到0-0.25%的区间。至此，美联储的这一目标利率已降至历史最低水平。现在世界各大国甚至各个国家仍都不敢轻言低利率退出政策，仅凭这一点，就足以证明当前世界经济复苏的脆弱性。因此，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更广阔的时空来看，从历史学和政治经济学的更广阔的视野来看，这场灾难并未结束，还在演进中，甚至极可能是刚刚开始，在世界范围内的更深刻更全面的经济社会危机极可能还在后头。正因为由“发达国家的主导”的经济全球化的灾难还没有“终结”，甚至是刚刚开始，所以，我们才面临着进一步说明科学社会主义其中包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着光辉灿烂的希望和前景的绝佳机遇。这就如同有了公元33年犹太历尼散月十四日耶稣殉难日，也才有了其后第三天耶稣的复活节一样。列宁所说的革命死了，革命才能万岁，也是同样的辩证法。

我们说，世界经济目前的这轮复苏是脆弱的，再看看以下两组数据与两则报道有助于加深对此问题的认识。两组数据：（1）美国高财政赤字、高额债务、高外贸逆差愈演愈烈。据清华大学中美关系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周世俭提供的数据，2010年美国前3个月的财政赤字达3886亿美元，全年可达1.55万亿美元，将占当年GDP的11%。从2007年9月底以来，美国国债以每天40亿美元的速度增加，2010年将达到15.67万亿美元，将占GDP的101%。现在美国国民人均财政赤字与国债均分别多达4万美元左右。而按照20世纪90年代欧共体成员国加入欧洲经济货币联盟的标准，即《欧洲联盟条约》规定，成员国财政不应有“过度赤字”，当年政府财政赤字不应超过当年国内生产总值的3%，政府债务总额不应超过国内生产总值的60%。这就是经常被有关人士称为政府财政赤字和政府债务总额的“国际安全线”或“国际警戒线”。而美国2010年的财政赤字可能超出国际安全线的近4倍;政府债务总额可能超出国际安全线的近1倍。美国这两年的贸易赤字虽有所下降，但2009年仍为3807亿美元;现在的累计贸易赤字总额已达近10万亿美元。这是历史上任何时期任何国家从来没有过的。（2）现在全球共有黄金储备约2.4万吨，美、德、法、意、英五国的储备即占72%，而其他国家只占20%多。国际大宗商品的资源与价格也被西方大国和强国所控制。2007年，全球货币外汇储备约为6.5万亿美元，而日本、欧美发达国家的货币外汇储备仅占8.7%，发展中国家却占76.6%。两则报道：一则是2010年1月，美国锐联资产管理公司主席罗伯特·阿诺德对我国《第一财经日报》记者说：“现在美国政府认为政府减少支出才是应对危机的办法。我非常担心的是政府通过过多地借债来应对经济的状况。如果我们要还，这需要数十年;如果我们违约，那可能造成巨大的地缘政治动荡。”他又说：“我认为从政治上可行的选择是通货再膨胀，这意味着那些借给我们钱的人只能得到部分的偿还，这实际上是一种盗窃的行为，而这可能成为事实。”[4]另一则是《文汇报》驻巴黎首席记者郑若麟在2010年3月6日的报道中称：曾成功预警次贷危机的位于法国尼斯的“欧洲政治预测实验室”的智库提出警告，2010年西方发达国家从家庭到企业，一直到国家，都面临巨额债务的偿还问题。而其中最主要的问题是主权国家债务违约现象的上升：目前西方发达国家正面临归还2005年至2007年债务的高峰期，当时世界各国认为存在着“免费的午餐”而大幅举债，到今天因利润不足(仅2%-5%，远非当年估计的10%)，要归还本金的时候却资不抵债。美国国债已达到天文数字的14.3万亿美元。该报告在分析了美国目前房地产状况和经济现状后认为，美国很有可能在未来8个月中出现高达500家中等规模的银行倒闭(而2009年危机最严重的时候也只有140家倒闭)[5]。当然，我们也应看到，在微观经济运行层面，美国经济也正在传来，今后仍会传来经济复苏的好消息；但是，美国这些微观经济运行层面的好消息根本上无助于宏观经济层面窘境的改善。全球经济在近三两年内稍有反弹之后有可能步入更大的低谷。此类情况在历史上并不鲜见。1920年，美国经济负增长达–8.7%，出现严重衰退，1921年7月曾出现复苏，但在1923年的6月即23个月之后，又再次步入新的衰退。美国在1980-1982年间又曾经历复发性衰退，日本亦在90年代有同一情况。

在世界格局中，一般来说，在两种情况下最危险：一是世界大国之间力量过分悬殊时，“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讲的就是此时的情势。二是超级大国处境极端困难时，“困兽犹斗”的“垂死挣扎”讲的就是这种情况。我个人认为，当前仍未见底的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的最为严重的国际金融危机，是被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强国推迟多年和推迟多次不得不爆发的经济危机。美国这个超级大国正面临着20世纪30年代以来最为困难的时期。正因为如此，在今后一些年内，各种国际力量特别是世界上一些大国和强国，将会围绕金融、能源、粮食与主权等根本性问题，既有合作与竞争，更有博弈和较量。世界的经济格局、政治格局和文化格局正处在波诡云谲的剧烈变动的前夜。实践已经并将继续证明，党的十七大报告关于“当今世界正处在大变革大调整之中”的判断是完全正确的。

对资本主义发展的总趋势，从战略上看，我们要坚定这样的信心：资本主义社会和其他社会形态一样，必然有一个从产生、发展到衰亡的历史过程，社会主义必然要取得最终的胜利。对目前这场仍未见底的国际金融危机，我们要从战术上认真审慎研究对策。我们要充分认识到：在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的情况下，资本主义为了延缓其灭亡的命运，总要不断调整其对内对外政策，从而使国际垄断资本主义的剥削和统治形式发生不同程度的变化，进而缓解其周期性的经济危机和社会冲突。这次金融危机，是不是美国式的资本主义模式的总危机呢?我还是原来的看法，有两种可能：一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必将利用其在经济、政治、文化和科技、军事等方面的优势，设法在其国内生产关系的范畴中进行各种最大的改良与调节，在世界经济、政治秩序和各大国之间做文章，以谋取最大的经济、政治利益。而广大发展中国家在各方面还都处于相当的弱势地位，特别是由于这些年来新自由主义在全球的泛滥，世界各国特别是广大发展中国家的人民在理论上的准备还远远不足，人们认识真理还有一个相当长的过程。因此，决不能排除美国式的资本主义模式经过成功调整，获得新的生机与活力。若如是，美国经济就会有新的强劲反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将会在世界范围内得到进一步巩固和加强，世界社会主义思潮和运动也可能会陷入新的更大的低潮。二是如果世界上其他大国强国应对正确，美国的经济危机就会进一步深化，从而使美国式资本主义模式和美国世界霸主地位从根本上得到动摇，也必然会引发全球经济秩序的深刻变化和全球政治格局的深刻变动。若如是，21世纪前二三十年乃至上半个世纪，政治多极化和国际关系民主化将会得到真正的展示和彰显。

二、国际金融危机对西方国家的新自由主义、社会民主主义等思潮的冲击

对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资本主义可能发生的变化及其未来走向，我们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应及时作跟踪研究和科学分析。这场金融危机首先引起西方国家的政治动荡和思想震动，促使不同阶级阶层和不同政治派别的人们在认识金融危机的原因、性质和后果的过程中，对西方的各种社会思潮进行反思和批判。西方国家一些左翼学者批判了新自由主义理论和政策，认为新自由主义是导致金融危机的主要原因，金融危机给新自由主义特别是其集中体现的“华盛顿共识”以沉重打击，暴露了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和体制模式的局限，使其“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合法性”(美国学者大卫·科茨语)。在此情势下，西方思想界和西方政要分别提出用凯恩斯主义或社会民主主义拯救自由资本主义的口号，试图通过一些改良资本主义的理论和政策，实现凯恩斯主义或社会民主主义的复兴。实践已经并将继续证明，不论是资产阶级右翼奉行的新自由主义或是凯恩斯主义，还是资产阶级中左翼所奉行的社会民主主义，都不能从根本上消除资本主义社会所固有的矛盾和危机，都不能改变资本主义衰颓的历史大趋势。及时了解国际金融危机对新自由主义、社会民主主义等西方思潮的影响和冲击，有助于我们把握西方思想理论的最新动向，划清马克思主义与西方各种社会思潮的界限，更好地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武装头脑、指导实践。

三、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马克思主义在西方“复兴”的现状和前景

马克思主义是指导人们批判资本主义旧世界，实现人类解放和每个人自由全面发展的科学理论。“它给人们提供了决不同任何迷信、任何反动势力、任何为资产阶级压迫所作的辩护相妥协的完整的世界观”，“它把伟大的认识工具给了人类，特别是给了工人阶级”[6]。金融危机爆发后，马克思的《资本论》在西方国家热销，马克思主义成为西方学术界研究的热点，越来越多的人希望通过马克思主义认识金融危机产生的原因，寻找克服这场危机乃至消除资本主义罪恶的现实途径和办法。例如，德国法兰克福的卡尔·马克思书店的顾客及销量大增，2009年《资本论》第1册的销量比2008年多5倍以上，该书店还将《马克思选集》等录成CD大量出售。据德国柏林专门出版马克思著作的卡尔迪次出版社总经理施特隆普夫介绍，2004年以前该社每年平均售出《马克思全集》100余套，但2009年的一天就销售《马克思全集》89套，而且征订数量直线上升。这位总经理谈到，马克思的《资本论》等著作重新热起来，反映了德国社会当前所面临的状况，“社会遇到的问题越多，就会有更多的人试图从马克思的著作中寻找答案”。英国的《泰晤士报》还以“马克思重新回到了欧洲”为标题发表评论说，金融危机使西方人突然重视马克思的《资本论》了。法国前总统密特朗的经济顾问雅克·阿塔利对马克思撰写《资本论》的情况作了详细的介绍，并指出：“马克思预见到了全球化的到来，预见到了世界金融危机的实质。”一些欧洲学者还认为，“今天马克思又成时尚了，比30年前的马克思热还热。”[7]更加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不仅在他生活和流亡的欧洲大陆再次“热”起来，而且他在大西洋彼岸的美国也成了不少媒体关注的焦点。2009年4月，美国《大西洋月报》发表了一篇题为《卡尔·马克思的复仇》的文章，明确提出现在的危机是由资本主义固有的缺陷造成的。2009年5月，美国《外交政策》杂志刊登了印有马克思生前画像的封面文章，加拿大约克大学政治学教授利奥·帕尼奇在《十分时髦的马克思》一文中说，当美国的房地产泡沫崩溃时，对世界的影响是如此深远和惨烈;马克思会以此作为“资本主义像一个魔法师，无力控制自己召唤出来的魔鬼”的生动例证。

仅从技术经济学、经济管理学或公众心理学的角度，只能认识金融危机的某些现象，但都无法讲清它的实质和根源。只有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才能解释清楚这件大事的本质特征和根本原因。这也是《资本论》和马克思主义学说在西方重新获得青睐的主要缘由。我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应该从中得到启示和鼓舞，增强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解决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的自觉性和坚定性。

有同志认为，现在西方的“马克思热”仅仅局限在学术界与学术层面，鲜有政治与社会层面。我认为，这种看法不无道理。但是，我们也应看到，事物的发展和人们的认识都有一个必要、必须的过程。没有革命的理论，便没有革命的运动。而正确的理论是正确行动的先导。先进的理论一旦被人们所认识和掌握，正确的行动是或早或晚的事。现在，一些西方的主要国家，工人动辄就进行上百万人的大罢工，强烈谴责资本主义特别是新自由主义，呼唤公平与公正，这也是过去鲜见的现象。从一定意义上讲，西方国家的社会主义和左翼思想及其运动，决定于这次国际金融危机发展的广度与深度。如果广大发展中国家能正确应对，使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无法大规模地从根本上向国外特别是发展中国家转嫁其危机，那么，这必将有助于世界社会主义和左翼思潮的复兴。世界社会主义和左翼思潮的复兴，必将有助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一步发展壮大。

四、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在国际金融危机条件下生存发展的举措

人们常常说，迄今为止，在我们这个地球上已经发生了两次世界大战。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苏东剧变后，也有不少人说，实质上，第三次世界大战已经发生过。这次世界大战，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取得胜利，以苏联为首的苏东社会主义国家以失败而告终。现在，有人说，第四次世界大战正在进行。主要对手是美国与中东的伊斯兰世界，目的是争夺对石油的控制权。

2010年3月10日的美国《时代》周刊刊登的一篇文章中说：“尽管寻求得到中东石油以及在伊拉克和阿富汗的战事耗费华盛顿外交政策机构大部分精力，但在未来十年里，美国关注的重点将更多转移到‘新中东’——中国身上。”[8]文章还列举了美国如此关注中国的原因：中国现在已经是世界最大的商品制造国、最大的汽车市场、最大的水泥生产国和最大的环境污染国。中国的军事实力和海上作战能力正在迅速提升。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罗伯特·福格尔甚至预言，2040年中国的GDP将占全球的40%。由于生产规模的扩张，其自身对自然资源特别是能源与木材的需求会急遽上升。因此，《当中国统治世界》的作者马丁·雅克认为中国的崛起会动摇西方的价值观念体系。西方不少政要与学者，坚持把正在崛起的中国看作是当年的苏联，并坚持把美中之间的合作、竞争与博弈看成是“新冷战”。

因此，能否可以说，苏东剧变前，美国关注的着重点在欧洲即大西洋；苏东剧变后，美国关注的着重点将逐渐转移到亚洲即太平洋地区呢？奥巴马就自称要做美国的首位太平洋总统。

美国自诩自己是全球各国的有能力的领导者。那么，什么是领导能力呢?美国前总统德怀特·艾森豪威尔曾说：领导能力是指让人做事，“不仅因为你让他们这样做，你在强制推行你的命令，而且还因为他们本能地想要为你做事”[9]。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教授约瑟夫·奈认为，一个国家软实力的主要因素包括文化(如果令人愉悦)、价值观(如果有吸引力和始终如一地遵循)和政策(如果人们认为它是包容和合理的)。他还明确而坚定地批评了“美国的军费开支大约是广播和交流项目开支的500倍”的现象，主张“通过向软实力投入更多资本来补充军事和经济力量，美国可以重建它应对一些全球严峻挑战所需的框架。这就是真正的巧实力。”[10]

可以说，现在美国有点像《红楼梦》中的贾府，表面上繁花似锦，但内囊已经空虚起来。在20世纪30年代以来最为严重的国际金融危机面前，美国当局深知“不战而屈人之兵”之奥妙，它要摆脱自己的危机并生存、发展，当然首要的是运用自己的“软实力”和“巧实力”。这个“软实力”和“巧实力”表现在什么方面呢？我们可以试列举如下。

一是运用金融手段企图使我国大量失业。金融是现代经济的命脉和血液。美国仍然是当今世界上唯一的金融霸权国家。美国运用金融对发展中国家其中包括我国展开“进攻”的手段很多。它最近逼迫我们进行人民币汇率升值，仅仅是其手法的一种。让人民币升值，至少可以造成我们出口锐减、使我们的外汇储备大幅缩水，从而使我国企业倒闭，工人失业，进而企图引发我国的社会动乱。二是利用互联网企图改变我们的价值观念。美国国务卿希拉里2010年1月21日在华盛顿发表的一次演讲中多次谈论所谓的“网络自由”，对中国依法进行的网络信息管理说三道四，声称“限制自由获取信息或侵犯互联网用户基本权利的国家面临着自己与下一个世纪的进步隔绝的风险”，并说这“最终还关系到我们希望有一个什么样的世界以及我们将会生活于一个什么样的世界。”[11]但谁都知道，互联网仅仅是各种信息甚至是意识形态的载体。据统计，在国际互联网的信息流量中，有超过2/3来自美国，而网民人数达3亿多的中国，在整个互联网的信息输入流量中仅占0.1%，输出流量更只占0.05%。负责控制互联网流量的世界13台根域名服务器中有10台都在美国。美国利用自己的技术和市场优势，实质上充当着全球互联网信息高速公路的警察，企图只让符合美国价值观的东西上路。正因为如此，时任美国国务卿的奥尔布赖特当年曾说：“中国不会拒绝互联网这种技术，因为它要现代化。这是我们的可乘之机。我们要利用互联网把美国的价值观送到中国去。”三是组建网络战司令部企图对我展开网络战。美国约有8.8万名IT专家，其中包括多达5000名电子战专家，在五角大楼网络战司令部下属机构工作。尽管奥巴马政府减少了在F–22战斗机等尖端武器上的开支，却大幅度提高了网络战的预算。在必要时，他们不仅可以通过网络直接攻击我军的武器装备，而且可以攻击我们的银行、民航、发电等国民经济的核心部门。四是在我国策划制造动乱。西藏的“3·14事件”与新疆的“7·5事件”的背后，不都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为背景吗?五是运用基因和转基因武器。六是培植持不同政见者。七是对台军售。八是利用我国的东海、钓鱼岛、南沙群岛、中印边界等我国主权问题牵制我国并从中谋利。

毫无疑问，在国际金融危机的条件下，美国为求其生存和发展，首推的是其“软实力”和“巧实力”，但决不会放弃其“硬实力”。

历史的经验值得重视，帝国主义不仅依靠战争直接掠夺财富，在特定条件下，它还会企图通过战争摆脱其无法转嫁的经济危机。第一次世界大战与经济危机有关，第二次世界大战也是由资本主义深刻的经济危机引起的。从1929年10月下旬开始，西方发达国家发生了有史以来最严重的一次经济危机。这次持续五年之久的经济危机，使资本主义世界遭受2600多亿美元的损失(第一次世界大战造成的损失也只有1700多亿美元)。这次经济危机中，资本主义世界的工业生产下降了37.2%，其中美国下降了46.2%，居各帝国主义国家之冠;大批企业破产，美国有14万家以上，德国为6万家;国际贸易急剧萎缩，1933年资本主义世界的贸易额比1929年缩小了2/3，其中德国下降了76%，美国为70%，成千上万工人失业，处于饥寒交迫之中。美国采用“罗斯福新政”，清理、整顿银行，防止挤兑风潮;停止金币流通，防止黄金大量外流，并宣布美元大幅贬值;兴建“公共工程”，调节劳资关系;对7种主要农产品生产实行控制，“消灭”农产品过剩，其中2300多万头牛羊被宰杀，而成千上万的普通百姓却挣扎在死亡线上。除此以外，还出台了一系列城市政策和社会政策等等。“罗斯福新政”先后共支出了约350亿美元的巨额款项，这使联邦政府的预算赤字每年都新增数十亿美元。但是“新政”中得到好处的是大垄断资本，国内贫富差距却进一步扩大，200家美国的工业大公司，在全部资产中所占的比重，1930年为47.9%，到1939年已提高到55%。美国的公共工程，每年临时吸收就业者不过为200-360万人，但其工资每个月却仅有70-80美元，略高于失业救济金。余下的1000多万失业人员只能靠政府的微薄救济。1934-1937年，美国开工率仅为50.5%-73.8%。1936年资本主义世界的生产才勉强恢复到1928年的水平。1937年，美国、英国、法国又陷入经济危机之中。“罗斯福新政”并未能消除美国的经济危机，第二次世界大战给美国提供了绝佳的发展机遇。1941-1945年，美国军工生产平均占工业总产值的60.6%。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国除两面大做军火生意直接赚钱外，还凭借“租借法案”，扩大军火销路，为其过剩的农产品打开市场。美国的出口在战时非但未减少，反而增加了近两倍;在战争高潮的1943-1944年，其工业生产比战前增长了两倍以上。二战后，资本主义世界的工业生产已有一半以上被美国一国掌握，当时的美国还控制了国际贸易的1/3，并把世界黄金储备的3/4搜刮到了自己的金库之中。[12]

美国前总统罗斯福曾说，美国必须一边外交“说软话”，一边挥舞着“大棒”。[13]集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多边主义与单边主义于一身的奥巴马，早在当选总统之前的2006年发表的《无畏的希望》一书说：“即使遭到反对，美国必须一再充当世界警长。”“美国有权利对那些准备破坏其目标的国家采取单方面行动。”美国传统基金会负责外交与国防政策研究的副会长金·R.霍姆斯2009年6月在其发表的文章中明确指出了美国“软实力”的局限性和维护军事实力的重要性，他说：“硬实力萎缩症的后果将是美国外交影响力的明显减退”，“美国安抚朋友、遏制对手、压制好战国、击败敌人的能力并不取决于我们政治领导人的外交承诺;而是取决于强大的军事基础。只有保住‘大棒’，美国才能成功实现外交目标。只有建立一支具有综合能力的军队，美国才能让许多朋友和盟友放心，才能指望这些朋友和盟友在未来给予美国支持。”[14]因此，可以断言，美国在其经济危机向其他国家转嫁不顺利时，军事霸权主义就可能会明显抬头，决不能排除其首先策动代理人的战争。比如，在伊朗、朝鲜以及其他可能的地方。

五、我国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应对之策

1．一定要有坚定坚强的信心，同时又要有强烈的忧患意识

我们这个国家，我们这个民族，我们这个党，经历了多少坎坷、曲折与苦难，但从中国共产党诞生后，我们党相信人民、依靠人民、为着人民，领导人民群众一次又一次渡过难关，取得了辉煌的胜利。这正应了《荀子·儒效》中所说的：“天不能死，地不能埋。”现在，我们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即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指导，有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创造的强大的物质基础，有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我们就一定能够抓住前所未有的机遇、应对世所罕见的挑战。与此同时，我们也一定要有强烈的忧患意识。毛泽东说：“世界上的事情就是这样，要走弯路，就是S形。”[15]胡锦涛同志曾在一次讲话中指出,宁可把风险、困难估计得足一些，也千万不要因为估计不足而在风险发生时手足无措，陷于被动。忧患兴国，多难兴邦。我个人认为，现在有“四大安全问题”摆在我们面前：经济安全特别是金融安全、社会安全特别是就业与分配问题、周边安全和意识形态安全。在未来三至五年乃至十年左右，应对这“四个安全问题”十分重要。假若我们及时抓住了机遇，正确应对了挑战，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就必然出现一个崭新的局面。

2．高度重视党的理论工作

理论十分重要。理论正确，党就坚强，政策就正确，思想就统一，经济就发展，社会就稳定。反之，党便涣散，政策便失误，思想便混乱，经济就会停滞甚至倒退，社会就会动荡。没有革命的理论，便没有革命的运动。从另一角度来说﹐错误的理论必然产生错误的行动。明年是苏共亡党、苏联解体20周年。从一定意义上讲，苏共亡党、苏联解体肇始于苏共的理论出了问题。以上所讲的“四个安全问题”中，其中最重要的是意识形态亦即理论安全最重要。坚持和创新了正确的理论，经济、社会和周边安全就有了可靠的前提与保证。我们应充分看到，改革开放以来，由于各种所有制的共同发展和我国收入分配差距的拉大，人们思想之间的认知差距也在急遽拉大。我们应当充分肯定我国宣传思想战线这些年来所取得的十分重要的巨大成就，同时我们也要正视近年来出现的各种杂音、噪音。这种杂音、噪音也往往不是仅凭宣传思想战线所能解决的，如同社会稳定不能仅凭宣传教育与政法战线所能解决的一样。实践已经并将继续证明，各级领导干部仅忙于GDP及社会稳定不行，必须同时注重提高自己的理论素养。这就是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要把我们党建设成为学习型政党的深意所在。

3．必须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

我认为，邓小平和邓小平理论的最大贡献，就是确立当代中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并依据对这一国情的准确判定，制定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我国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是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我国这种经济基础的社会主义性质，决定了我国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根本体现和实质标志，就是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否则决不是社会主义道路。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才能坚持和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鼓励一部分地区和一部分人合法致富，并逐步缩小收入分配差距，逐步消灭贫穷，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才能有效地遏制腐败，始终保持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不断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使我们党能够长期执政。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才能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提供坚实的物质基础，为正确处理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关系以及应对国际国内的风险提供根本的前提和可靠的保证。

4．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大局，加强对宏观性、战略性、全局性、前瞻性重大问题的研究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随着国际金融危机的不断演进，随着世界上各个大国合作博弈的不断加强，随着国际问题与国内问题日益紧密地交错交织，新情况与新问题将不断显现。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为了自己的生存和发展，必然会不断采取新的形式与新的举措。因此，我们必须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当今时代的发展变化与国际国内最新实际相结合，抛弃任何形式的教条主义，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果断地与时俱进、勇于创新，并要准备采取许多与过去不同的国际合作方式与斗争形式。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始终掌握主动权，在任何时候和任何情况下，都能立于不败之地，从而真正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越走越宽广，真正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原文刊登于2010年6月15日，《马克思主义研究》2010年第6期）

（作者：李慎明，中国社会科学院党组原副书记、原副院长、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