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强做优做大国企是供给侧改革的“棋眼”

江宇

“棋眼”者，一招落子，满盘皆活。我们强调做强做优做大国企，不仅仅是出于国家性质和意识形态，也是纾解当前经济困难、让中国经济浴火重生的战略性选择，应将其作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棋眼”。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理论辨析

西方理论渊源

“供给侧管理”和“需求侧管理”的概念都来自西方，都是西方发达国家为应对资本主义经济危机而采取的短期管理手段。

随着资本扩张，在剩余价值率不变的情况下，平均成本利润率存在持续下降的趋势。这种趋势使得资本主义经济存在着“技术革命-资本扩张-利润率下降-经济危机à资本消灭-新的产业革命”的周期性循环。随着资本扩张，经济出现利润率下降、产能过剩、需求不足、两极分化等现象，资本通过金融扩张、海外扩张、削减工人福利等办法寻找出路、维护利润。一旦这些手段穷尽，就会爆发经济危机，经济危机以及可能由此引发的战争消灭过剩资本，迎来新的发展周期。

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之后，西方国家希望减少危机带来的震荡，“凯恩斯主义”登上历史舞台。凯恩斯主义主张需求侧管理，认为商品总需求减少是经济衰退的主要原因，解决的对策是政府“放水”，即通过举办公共工程、社会福利、加强二次分配来扩大总需求、实现充分就业。凯恩斯主义与马克思主义是不同的，凯恩斯主义认为可以不触动所有制和生产方式，仅仅通过再分配就可以消除危机，这是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批判的拉萨尔主义。

需求侧管理为二战后资本主义发展的黄金时代创造了条件，20世纪40至70年代是收入差距缩小、社会公平稳定、经济增长率较高的时期，这在西方历史上是罕见的。但是，需求侧改革并没有消除资本主义周期性危机发生的机制和根源，仅仅是推迟了它的到来，“利润率下降规律”仍然顽强地发挥着作用。1973年开始，西方国家又陷入“滞胀”困境。

在“滞胀”面前，经过几十年和平发展又一次壮大的垄断资本力量，推动“供给学派”走上历史舞台。“供给学派”把“滞胀”归结于凯恩斯主义的需求扩张政策，认为是需求扩张导致了政府债务缠身、福利负担过重、企业缺乏竞争力，转而采取降低税收、提高劳动力市场流动性、削减社会福利、鼓励资本不受限制地流动等措施，由于这些措施都是着眼于生产领域，故而称为“供给学派”。

但“供给学派”存在着名实不符的问题。供给学派的理论基础有三点：一是供给能够自动创造需求，只要抓好供给，需求就能够自动适应供给，从而恢复经济增长的活力;二是经济增长来源于生产的质量和效率;三是自由市场能够实现生产要素的最优配置。其中，第二点是我们认可的，但第三点并不成立。“供给学派”的实质是以“改善供给质量”之名，行私有化和自由化之实，并没有充分实现改善供给质量的目标。

中国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回顾这段历史，我们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西方的“需求侧管理”和“供给侧管理”都是在资本主义框架下，应对经济危机的不同政策主张。由于基本政治经济制度的限制，这两种办法都是仅仅从供给和需求这些表象出发，而没有触及资本主义经济运行机制，在理论上是不彻底的。同时，它们使用的主要手段是财政、货币、税收等间接调控手段，而并没有触及生产关系，即所有制、分配方式、生产过程中人与人的关系。

第二，这两种办法在短期内有一定效果，但只属于“对症治疗”，即“治标”，能够改善症状，但不能消除病因，而且在治疗症状的同时还可能造成“药物依赖”，甚至埋下更严重的隐患。具体地说，凯恩斯主义(需求管理)只刺激总需求，而没有改变分配关系，虽然通过雨露均沾起到了缓和劳资矛盾、扩大总需求的作用，但其扩大总需求的措施通过政府举债和剥夺第三世界而维持，不具备可持续性。需求侧改革的措施，还阻碍了“资本消灭”的过程，导致20世纪80年代之后，西方国家并未从低利润率的脆弱状态中恢复。供给学派也没有消除资本主义的周期性危机。上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发达国家放松管制加剧了经济金融化;削减税收和福利，实质是劫贫济富、劫公济私，打破了20世纪40年代之后形成的资本和劳工力量的平衡，导致两极分化扩大。通过发行货币和扩大债务刺激经济，形成高杠杆率。在难以调整一次分配的情况下，主要依靠二次分配维持高福利，以致造成福利陷阱。这些都是金融危机爆发的根源。

第三，对中国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理解，要脱离“非凯恩斯主义即供给学派”的陷阱。长期以来，我国经济学界的主流把西方经济学当作唯一科学的理论，导致在凯恩斯主义和供给学派两者中非此即彼的认识误区。他们把20世纪90年代特别是2008年以来我国政府采取的扩大基础设施投资等措施简单归结为“凯恩斯主义”，认为这是导致产能过剩的原因，并以此自然推导出：“需求侧改革是短期措施、供给侧改革是长期措施”、“需求侧改革就是政府干预、供给侧改革就是发挥市场作用”等不准确的观点。而没有看到，这两种办法在根本上都没有解决西方的问题，今天中国经济存在的困难并不是市场经济自身周期性运动的结果，新自由主义的做法同缓解今天的经济困难是背道而驰的。

第四，中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理论依据应当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其主要理论依据包括：1.在生产、分配、流通、消费的循环中，生产起基础性作用，生产方式决定了分配和消费方式。2.无政府状态的竞争导致产能过剩;3.劳资收入分配的不合理导致需求不足。近年来，后一个问题已经开始缓解，目前最突出的矛盾在供给侧，供给侧的矛盾主要是结构性的，即在居民需求升级的情况下，供给水平适应不了需求的变化。

第五，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是凯恩斯主义。1998年以来，我国实施的政策带有一定的凯恩斯主义特征，表现为房地产金融化以及信贷、货币总量的快速扩张，这些办法有历史上的积极意义，但目前已经遇到瓶颈，并且带来一些副作用。目前应强调：1.不再依赖放松信贷、货币等总量工具刺激经济，更加坚持综合平衡;2.在重视总量平衡的同时，更加重视结构优化;3.不能否定必要的基础设施的政府投资和公共产品社会福利投入。

第六，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也不是西方供给学派理论。在“改善供给质量”这一点上，我们和西方供给学派是一致的，但我们是真正要改善供给。我们和供给学派有两点重要不同：第一，不搞私有化和绝对市场化；第二，不割裂供给和需求、不搞休克疗法。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同时，适当扩张总需求，但扩张总需求的主要目的是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创造条件、减少震荡。要防止借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搞休克疗法，特别是对国企搞休克疗法。

第七，中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目标是满足广大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和生态环境需要，实现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的对立面是资本主义生产目的，要抑制和纠正资本主义条件下以资本为中心的生产方式，避免资本周期性运动导致的经济危机和波动，实现以人的真实需求为目标的生产。

第八，当前经济的主要结构性问题可以归结为：一是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相比，实体经济薄弱。二是在实体经济内部，基础性、战略性、公共性的领域和环节薄弱，一般竞争性领域和环节过剩。三是在生产要素的供给方面，物质要素的供给能力已经达到较高水平，但是高水平人力资源的供给欠账较大。在需求方也有结构性问题：一是当前群众需要最迫切的不是一般竞争领域的消费品，而是医疗、教育、生态等公共产品;二是需求特征的阶层分化突出：高收入群体有超强购买能力，但无法在国内满足。中低收入群体还有大量的基本需求、公共消费需求尚未满足，但购买力有限。可见，解决上述这些问题，与新自由主义理念不同，都需要国家和市场同时起作用，特别是要补上生产和消费领域的公共品短板，还要稳定和提高劳动者的福利待遇，为转型升级打下人力资源基础。劳动性市场不是流动性越强越好，最有所谓工匠精神的德国和日本，都是劳动力市场和福利比较稳定的国家。

做强国企是稳增长的出路

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是当前稳增长调结构的必然出路，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体现。当前我国的经济形势，要求进一步深化对公有制企业地位和作用的认识，采取切实有效的步骤，把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落到实处。

首先，这是治理市场盲目性、应对和抵御经济危机的必然选择。当前我国经济遇到的实体利润率下降，根本原因是市场失灵，是由于产业结构分散化、碎片化无序竞争造成的。1998年工业管理体制改革以来，一部分行业下放地方，有色、稀土、煤炭等行业的集中度降低，促进了产量快速增长，但是也增加了对低成本竞争发展方式的依赖，导致了产能过剩和无序竞争。今年以来，煤炭、钢铁、有色等部门通过行政手段联合限产，取得一定成效，利润率有所恢复，但在产业结构分散的情况下，这些做法的效果还是有限的，只有提高产业集中度才能从根本上解决。

其次，这是提高我国经济竞争力的必然选择。要增强我国经济发展新动能，一个关键是走创新型国家道路，在国际上同世界一流企业开展竞争。要加强创新，关键是补上基础性理论和共性技术这个短板，发挥大型国有企业集中资本、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扭转目前科技创新力量分散、内耗严重的局面。要在国际上增强资源控制力和抗风险能力，提高话语权、定价权、标准制定权，也要求继续打造一批特大型企业集团。

再次，这是促进民营经济健康发展的必然选择。当前，我国民间投资增速下降，其主要原因并非所谓主流理论所认为的国企垄断、政府管制过多，而是市场失灵的表现，缺乏优质的投资标的。只有加强具有基础性、战略性和带动性的先导产业，才能够带动民间投资发展。

最后，这是维护人民根本利益，实现党和国家长治久安的必然选择。公益性国有企业(包括公共服务机构)不以利润为唯一目标，有利于补充我国当前公共消费不足的短板，降低居民在住房、医疗、教育方面的费用负担，加强互联网管理、坚守互联网阵地，维护人民利益和国家长治久安。

做强国企的路径选择

当前，党中央支持国有企业做强做优做大的政治决心已经充分表达。面对现实存在的对改革道路的不同主张，一方面要继续澄清全盘私有化等主张，另一方面要以建设性的态度，提出做强做优做大国企的数量指标、具体领域、实施路径和政策策略。

首先，加强国有资产管理机构的地位。国有资产管理机构应当接受人大委托、对人大负责，不应仅仅作为政府的一个部门。建议在十九大之后的机构改革中，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和“一府两院”平行、直接对人民代表大会负责的“国有资产院”，每年人民代表大会全体会议上，除了听取一府两院的报告，还要听取国有资产保值增值和履行政治、经济、社会责任的情况。

其次，以产业重组为突破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美国20世纪70年代中期出现产能过剩、恶性竞争后，经过第一轮产业重组，形成了钢铁大王、石油大王、铁路大王。当前产业集中度过低是导致我国实体经济困难的基础性原因。例如，我国煤炭行业集中度是世界五大产煤国中最低的，产量最大的4家企业产量之和仅占全国产量的17.6%，而美国为67%、澳大利亚为57%、俄罗斯为96%、印度前两家的集中度为82%。我国每一个行业的产业集中度几乎均低于美国。产业重组不能由外资主导，这样对国家安全不利，民营资本没有足够实力，进入某些公共领域也会遇到是否代表国家利益的问题，只有国企能承担这一责任。当前实体经济疲软，是实行国有化、以较低价格收购资产和矿权、土地等资源的有利机遇，以提高产业集中度。

第三，发挥国企作用，打造战略性先导产业。瞄准未来几十年可能成为高科技先导产业的部门和技术，依托现有国有企业或新建企业，集中资源协作进行科技攻关。以行业内龙头企业为主，组建协同创新公共平台。

第四，在民生短板领域加强国有企业作用，以增强群众对国企的认同感。在医疗、住房等矛盾较突出的领域发挥国企作用。设立中国基本药物集团总公司，把公立医院使用的基本药物和非专利医保药物实行定点生产、直接统一配送到医疗机构，按成本价保本微利销售，以调控全国药价。在房地产泡沫存在的地方，在紧缩房地产信贷的条件下，由国企收购空置住房，作为廉租房或公共租赁房，解决进城务工人员和青年职工等的住房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