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大做强做优国有企业须转变多种所有制并存政策的方向

王今朝

“多种所有制并存”是中国改革开放的一个基本理论。从发展生产力的角度看，“多种所有制并存”利用了汪洋大海的公有制企业制度下许多积极性无法调动的人的积极性。但也正因为如此，它也导致了中国私有制经济成分的超预期的增长——双刃剑效应！“亚当·斯密在北京”、“凯恩斯在北京”成为对这种发展道路的两个巨大的讽刺，国内外对此深感迷惑不解（阿里吉，2009，第89页）。①这种迷惑不解包含两个维度。一是中国本来不应该允许私有企业大量出现，二是中国没有发挥国有企业本来应该发挥的作用。

一、国有企业效率效益低下是一个自我实现的预言而不是一个科学的理论

“多种所有制并存”理论无疑铺垫了国有企业效率效益低下的理论。一些学者正是用国有企业效率效益低下论为“多种所有制并存”下的私有资本的不遗余力的扩张提供理论基础。可以设想，假设没有“多种所有制并存”理论，就难以出现国有企业效率效益低下论，就难以出现廉价卖掉国有企业，甚至卖给外国人。

“多种所有制并存”理论与改革开放后的一些领导人试图证明自己经济发展战略正确的急于求成心理有关。无论是20世纪80年代试行的国有企业承包制，还是90年代后期开始的国退民进，都是“多种所有制并存”理论的实践而已。当时中国GDP远远低于西方发达国家的GDP，强调公有制经济发展的毛泽东被说成是不懂经济。而其实，图1表明，即使1949-1976年的经济增长率比实际提高2个百分点（这很高因而很难了），人们所感受到用国有企业来发展经济的增长成就也依然较小。如果用私有企业来发展经济，或许可以在1949-1976年经济增长率达到9%，但那就是以矛盾的巨大发展为代价的。考虑到这些代价，那么，中国1949-1976时期的用国有企业来发展经济的增长成就其实至少是并不逊色于任何其它经济发展方式的。这就表明，国有企业绝不是效率效益低下。西方管理学也认为，企业只要达到一个令人满意的效率效益水平就可以了。这样看来，那种认为中国国有企业效率效益低下的观点就不仅是一种污蔑，而且是一种可能带有某种祸心的污蔑了。更何况，1976年中国建立起初步完备的工业体系。这是许多人所没有想到过的经济发展成就。

尽管国有企业效率效益不仅不低，反而惊人，但三人成虎，国有企业效率效益低下本身可以成为一个自我实现的预言。可以想见，当一个国家的领导人和指导理论说国有企业人浮于事、吃大锅饭的时候，就为各级政府部门的投机官员提供了机会和平台。他们本来就掌握着各种各样的权力，其权力的运用本来就可以左，可以右。如果他们既不能受到人民群众的监督，又事实上无法受到来自同行和上级的监督和控制，那么，他们就可以对国有企业上下其手了。如果他们沆瀣一气，和银行里外勾结，那么，原来做得好的或者本来可以做得好的企业也就只能被证明为效率效益低下了。这样，他们就可以按照所谓现代企业制度、现代资产估价方法来把国有资产大大低估，然后以低估的企业价值为抵押从银行贷款从而实现一夜之间把国有企业转化为私人的目的了。这样一来，仿佛也就坐实了他们所宣扬的国有企业效率效益低下的观点了。但当中国的国企改革相当于把国企异化为其它类型的企业或者以任何可以想到的名义把它私有化的时候，国有企业的效率效益问题本身就已经不存在了。

其实，资本主义国家的绝大多数企业都在表现着兴兴衰衰的过程。福特推出T型轿车、生产线、5美元日工资制，作为具有重大意义的系列的生产性创新，非常著名。但后来，福特就停留在他那三五项重大创新上而止步不前了，以至于使福特汽车公司面临灭顶之灾。现在福特汽车公司只是西方众多汽车公司中的一个了。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可以说福特汽车公司效率效益较为低下。但福特家族并没有放弃福特汽车公司的股份啊！也就是说西方人对于自己效率效益低下的企业也敝帚自珍。那中国国有企业即使有些问题，为什么要把它彻底私有化呢？而特别是，西方是资本主义国家，当它们提社会化改革时是对私有制的否定。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在中国提社会化，是否正好与西方的社会化概念内涵相反呢？中国大学后勤社会化不就是私有化吗？

从整体上看，中国人觉得自己国有企业技不如人，觉得西方国家极为强大，而西方国家自己又怎样认为自己的呢？有西方学者指出，被视为日不落帝国的英国在19世纪大部分时间里，只是通过策略性地显示武力就维持了霸权。②无独有偶，还有学者指出，当中国面临英国发动的鸦片战争威胁时，英国人却在惶惶不安于其本土被入侵（默里、诺克斯、伯恩斯坦，2004，第301-303页；阿里吉，第247页）。美国在70年代初就因在30个国家或地区中驻军100万，同42个国家或地区签订了共同防御条约，是53个国际组织成员，对近100个国家或地区提供军事或经济援助，加入5个防御同盟（肯尼迪，1988，第473页）在西方内部被看作“无疑是一个自大的国家的狂妄举动”。1945年美国拥有世界330亿美元黄金储备中的2/3、生产出世界工业产出的一半、世界商品的1/3、供应世界出口商品的2/3的地位相比（肯尼迪，1988，第434页），都在走下坡路，都无法真正按照它的意图统治世界。现在，就更无法做到了。美国人称雄世界的历史实际上已经一去不复返了。美国人普遍拥有的心理优势已经失去很多，很快会荡然无存。中国人在评估自己的国有企业这种制度安排的效率效益时应该充分注意到上述西方心理。

二、竞争优势证明做大做强做优国有企业的合理性

利润不是衡量国有企业效率效益的可靠指标，中国不能简单地、先验地确定一个衡量国有企业效率效益的指标并用它来指导国有企业改革。能否打败西方那些明星企业才是中国领导人应该关心的核心问题，这就如战争年代中国共产党的军队能否打败国民党的军队是毛泽东所关心的核心问题一样。在战争年代里，如果把军事训练程度、城市占领多少来衡量不同性质军队的效率效益会得到什么样的结果呢？

首先，如中国这样的国家，地域广阔，人口众多，中国的公有制企业在许多情况下无需与西方企业进行竞争。中国的市场规模足够大，足以支撑公有制企业的发展。中国经济落后正好说明市场潜力无限（毛泽东说过，一穷二白正好画最好的图画就是这个意思）。所以，中国并不需要与西方经济发达国家在每个效率指标上都一争高低。中国只需要打破西方在战略性产品（如汽车发动机、飞机、芯片、操作系统）上的垄断即可。这也就是说，西方有的战略性产品，中国也要有。为此，必须打破比较优势理论的束缚（这要求降低那些不遗余力地主张比较优势理论的人的影响力），确定所需要办理的大事，然后“集中力量办大事”（比如“一五计划”、发展原子弹等）就可以了。这时，在其它许多方面只要采取维持性的守势即可。随着条件的成熟，中国可以不断扩展问题解决的维度。

其次，尽管中国已有一些大型私人企业，但实际上只有国有企业可以用于尽快打破西方在战略性产品（如汽车发动机、飞机、芯片、操作系统）上的垄断。西方企业的竞争策略空间包括价格、产品质量和产品种类。中国国有企业由于不受其不受短期利润约束的本性，可以在这三大维度上与资本主义国家那些最著名的企业展开立体性竞争。那些最著名的西方资本主义企业不仅有技术优势，而且通常都有巨大的现金流、现金储备和银行支持。假如让中国国有企业严格按照它的市场化成本与西方企业竞争，则这个国有企业必然被西方企业排除在市场之外，从而由西方企业享受垄断利益。但对利润的追逐既是西方资本主义企业的本质特征，又是其阿喀琉斯之踵，明星企业也不例外。尽管中国的银行体系不如西方银行体系“现代”，但在必要的条件下，其国有企业依然能够得到超过西方企业现金储备量和银行支持的现金支持，不计短期利润，降低价格，打入西方那些最著名企业所占领的市场，最后甚至把西方的私人企业挤出市场。在成功地占据一定市场份额后再来追求利润。③

图2可以用以说明以上道理。其中，横轴Q表示产量，纵轴表示平均成本和价格。两条曲线ACD、ACF分别表示中国国有企业和西方未得到政府支持的私人企业的平均成本曲线。假设国外企业为先行企业，其产品创新伊始平均成本很高，但目前已经可以以价格PF销售产量QF。假设中国国有企业找到了一个生产该产品的新技术，并且平均成本曲线至少在产量达到PF时都依然低于国外企业的平均成本曲线。但如果中国的企业按照现有产量QDM定价在PDM上，那么，由于PDM大于PF，中国的国有企业就不会有市场，它所生产的产品就永远不可能被市场接受，它所进行的研发就永远不可能实现其价值，从而得不到价值补偿。但如果政府给予补贴、贷款、注资等资金支持，使其定价能够在PDG上，那么，由于PDG小于PF，中国的国有企业将会把外国企业赶出市场，取西方的企业而代之，从而实现自己的垄断。

这样，这个企业就可以随后提高价格，弥补前面发生的利润损失。

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垄断等因素的普遍存在使得产品高价格成为常态，这为社会主义国家的公有制企业更快获得更多的市场份额提供了又一个契机。④中国的国企可以比西方任何一家500强企业更加不注重利润，更加能够忍受会计上的短期利润亏损（等于比西方企业的钱袋更鼓）。按照西方管理学标准，中国国企无疑在许多方面都劣于西方企业。中国国企即使一时无法生产出在质量、种类多样性上无法与西方企业相比拟的产品，也完全可以在西方所占据的市场的一角使用上述办法与西方企业进行竞争。通过这种办法，长此以往，中国国企就可以以小胜换大胜，以时间换空间，逐步取代西方那些明星企业的国际市场地位了。中国的人口规模也支持了这种战略。当然，从最终的均衡结果看，中国也不会取得西方所有的市场。但中国经济发展的战略的目的也无需取得西方所有的市场，而只要把中国企业的市场边界扩展到应有的疆域即可。即使中国国有企业未能完全挤出私人企业，只要与西方企业实现鼎足而立即可，就如日本汽车与美国企业鼎足而立一样。中国企业只要做到这一点，就可以极大地限制西方企业的利润率，甚至加速、加重、提前其经济危机，从而根本性地改变世界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经济力量对比。

三、结论

以上分析表明，“多种所有制并存”即使有历史上的一定的合理性，也存在着巨大的副作用。这种副作用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使私人资本坐大，二是使国有企业无法发挥本来应该发挥的作用。当中国的私人资本想要获取利润、资本增殖时，其最方便的手段就是把国有企业一夜之间转化为他们私人所有。所以，尽管任何国家不可能没有私人经济成分，但把“多种所有制并存”作为一个基本国策是可以商榷的。毕竟，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认为自身是混合经济，也没有把自身资本主义经济为主体转化为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更何况，中国国企在人力、物力、资源、信息、技术等方面都优于私企，怎么可能比中国私企还没有效率呢？现在，当中国GDP世界第二，而分配恶化、环境污染、内需不足在私有制大发展过程中成为突出问题后，中国可以考虑逐步放弃“多种所有制并存”这一理论了。即使暂时不予宣布，也不宜反复宣称，而应该把政策方向转向做大做强做优做多国有企业了。为此，也应该采取行动，避免盛行多年的国有企业效率效益低下论和比较优势理论继续盛行了。

参考文献：

1.威廉森·默里,麦格雷戈·诺克斯,阿尔文·伯恩斯坦：《缔造战略：统治者、国家与战争》，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4年。

2.乔万尼·阿里吉：《亚当·斯密在北京：21世纪的谱系》，路爱国、黄平、许安结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

3.保罗·肯尼迪：《大国的兴衰：自1500-2000年经济变化和军事冲突》，天津编译中心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

4.埃里克·赖纳特：《富国为什么富 穷国为什么穷》，杨虎涛、陈国涛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

5、王今朝、陆计成：《公有企业相对私有企业的效率占优性》，《社会科学辑刊》，即出。

6、王今朝：《重新思考比较优势》，第六届青年政治经济学年会会议论文，2016年。

①安德鲁马丁·费希尔：《国际金融危机与西方经济意识形态重建》，《国外理论动态》，2011年第8期。

②随着西方制造业的发展，航海技术越来越发展，于是，它们迫切需要进行盈利的贸易。于是，基于舰船的大炮和由舰船所运输的士兵成为它们策略性显示武力的手段。当毛泽东总结出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时候，他就深刻地得到了与后来的西方学者一致的结论。

③西方国家的文化中有把经济发展、国家富强看作是零和博弈的传统（赖纳特，2010，第54页）。即使在创新成为财富（不是价值）创造的重要源泉的现代社会，零和博弈依然具有其一定的适用性，特别适用于后发国家和先发国家的关系。

④企业的价值本来基本是由劳动决定的，但是由于转型等因素的介入，一些企业可能得到更高的价值，而一些企业则只能得到较低的价值。价值抬高后，利润也会高于原来可以达到的水平，价值降低后，利润也会低于原来可以达到的水平。这样，利润的大小也不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