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长征那样搞改革

——习总书记长征讲话的启示

江宇

诗人郭小川在一首歌颂煤矿工人的诗中写道：“这里的英雄并不沉湎于过去，他们的心，向着伟大的明天”。正如这句诗所说的那样，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长征胜利八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既是对长征这一历史事件的纪念，更是对当前深化改革中重大问题的再一次回答。整篇讲话句句是在说长征，但句句也是在针对现实问题发言。

长征是中国革命历史地转折点，今天的全面深化改革改革，同样要从长征中吸取营养和经验。至少有三个方面。

第一，无论是长征还是改革，都要有坚强的领导核心和独立自主的政治路线。

长征是一场艰苦卓绝的斗争，除了在军事上的战略转移的意义之外，在政治上还有两个划时代的意义：首先，在长征中确立了毛泽东同志的领导地位，对于以王明、博古为代表的“洋教条”进行了拨乱反正。其次，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独立自主地决定重大事项，这是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政治路线的开端。当然，这两个成就还只是初步的，后来，直到延安的整风运动，才真正克服了对苏联模式的迷信和依附，中国共产党真正成为一个独立自主的政党。

从长征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取得的一切胜利，都离不开坚强的领导核心和独立自主的政治路线。正是由于有这种历史自信和历史自觉，中国才能做到始终不信邪、不怕压，既不照搬别国模式，也不依附任何国家，力求超越兴亡更替的“历史周期律”，做成了一些按所谓“国际标准”做不成的事情。新中国建成了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同时保障了人民生活和社会公平，普及了基础教育和医疗，超越了西方国家工业化早期剧烈两极分化、社会动荡、劳资矛盾的道路，改革开放以来创造了“中国经济奇迹”，按照西方经济学理论预测的“中国崩溃论”屡屡失败。尽管“中国模式”还不能说完全成型成熟，但是已经为人类社会走向美好未来提供了具有充分说服力的道路和制度选择。

领导核心和独立自主的政治路线，成为中国能够摆脱依附地位、成功开辟现代化道路的强大思想力量。从历史上看，落后国家难以跳出陷阱，一个重要原因是思想和文化上丧失了主体性和自信心，这也是新中国成立之前遇到的情况。用毛泽东的话说，就是“有些人做奴隶做久了，感觉事事不如人，在外国人面前伸不直腰，像《法门寺》里的贾桂一样，人家让他坐，他说站惯了，不想坐”。尽管为了打破国外的迷信，在特定历史时期也出现过一些过激的行为，但是更要看到，如果一个社会广泛存在着对国外的迷信和依附，是很难鼓励起自信心开展现代化建设的。

进入新世纪，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中国共产党重新强调增强理论自信、制度自信、道路自信和文化自信，就是对中华民族实践理性和文化主体性的重申，要在金融危机之后全球面临大变局的形势下，进一步提高历史自信和自觉。

第二，无论是长征还是改革，都必须克服照搬国外经验的“本本主义”和经验主义

长征之前，以博古、李德为代表的、照搬苏联城市中心论和阵地战模式的瞎指挥，使红军遭受了巨大损失。从那时起，不断克服各种照搬国外经验的“本本主义”和经验主义，坚持实事求是，就成为中国共产党胜利的一条成功经验。

如果说，长征是因为克服博古、李德为代表的对共产国际的教条主义而取得了，那么中国改革开放的胜利，则是因为克服了以新自由主义为主要代表的各种错误思想的影响。

十八大召开之后不久，习近平总书记就指出：改革开放是一场深刻革命，必须坚持正确方向，沿着正确道路推进。不实行改革开放死路一条，搞否定社会主义方向的“改革开放”也是死路一条。在方向问题上，我们头脑必须十分清醒。我们的方向就是不断推动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而不是对社会主义制度改弦易张。

在今天的“长征讲话”中，习近平再一次强调，改革不是改变方向：

“我们强调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不是说就固步自封、不思进取了，我们必须不断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永远充满蓬勃生机活力。同时，我们要永远记住，我们所进行的一切完善和改进，都是在既定方向上的继续前进，而不是改变方向，更不是要丢掉我们党、国家、人民安身立命的根本。”

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在经济领域，坚持正确的改革方向，当前最主要的是防止新自由主义对中国改革的影响。一些观点片面地解读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成功的原因，单地把中国经济的成就归功于“市场化”、国企私有化、放松监管，认为只要搞绝对市场化、私有化、自由化，就能够解决当前中国经济存在的问题。这种对历史的解读是不确切的，从而据此提出的政策主张也是不全面的。

比如，有观点认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增长完全是市场化的功劳，因此现在要进一步扩大市场作用，让更多没有市场化的领域进入市场，就能产生新的增长动力。这种解读夸大了所谓“市场化改革”对中国经济增长的作用。在理论上，市场化的程度并非越高越好。即使市场是完全有效的，也只能达到经济效率的最大化，同时还需要一个强大的政府、公平的社会，来维护国家安全和秩序、社会公平、社会保护、提供公共品等职能。80年代初，市场经济确实促进了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但是这也离不开改革开放前积累的大量国有资产的市场化，离不开公平的收入分配和社会保障，离不开独特的国际形势带来的外部需求增长，恰恰是依靠前30年积累下来的巨大国内需求潜力和资本存量，为市场发挥作用提供了前提，如果忽视这个前提，市场化是不能发挥作用的。当前中国的问题既有市场不足、也有市场过度发挥作用、市场本身存在缺陷。今天面对新常态，既要看到政府越位的一面，也要看到市场失灵所导致的收入差距过大、国内需求不足、产业结构碎片化、无政府状态恶性竞争、人力资源建设滞后等问题，已经成为制约我国经济转型升级的瓶颈。我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有条件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治理市场失灵。如果仍然用过去那种一切迷信市场的办法，反而会进一步恶化这些问题，主观上是想保增长，实际上是窒息经济增长的动力。

再比如，有人认为，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增长源于“国退民进”，私营企业的效率天然高于国有企业，因此只要将现有的国企继续私有化，就能缓解经济困难。这种观点也不正确。私营企业的效率天然高于国有企业，并没有理论依据。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离不开民营经济的贡献，但是首先要看到，民营企业最初的发展来自于国有企业提供的资源和支持，在新中国成立之前，没有强大的国有经济，所以民营企业力量也弱小，只能集中在纺织等轻工业领域。改革开放以来民营企业的发展，固然有民营企业的努力，但是也离不开宏观经济周期的变化。否则就无法解释，广大发展中国家都采用私有制，但是并没有获得中国一样的增长速度。特别是国有企业在基础性创新中起了巨大作用，这些创新的特征是周期长、投入大、带动性强，国有企业承担具有优势。

通过国有企业私有化来促进经济增长，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发生的，并不说明私营企业在促进经济增长方面比国有企业更有优势。恰恰相反，目前在经济发展中出现的一些问题是国有企业发挥的作用不足、公共品供给不足，例如产业结构的碎片化、对劳动者的保护不够、安全生产的欠账、公益性和战略性的科技研发等，都是需要更加发挥国有企业在提供长远性、战略性、公共性产品方面的作用才能够解决。

第三，无论是长征还是改革，都必须以人民为中心，回答好“为什么人”的问题

习近平总书记在“长征讲话”中说到一个故事：在湖南汝城县沙洲村，3名女红军借宿徐解秀老人家中，临走时，把自己仅有的一床被子剪下一半给老人留下了。老人说，什么是共产党?共产党就是自己有一条被子，也要剪下半条给老百姓的人。他强调：

在新的长征路上，全党必须牢记，为什么人、靠什么人的问题，是检验一个政党、一个政权性质的试金石。我们要始终把人民立场作为根本政治立场，把人民利益摆在至高无上的地位，不断把为人民造福事业推向前进。

这让人们联想到，解放战争时沂蒙山区的一首歌：“最后一碗米,送去做军粮。最后一尺布,送去做军装。最后一个娃,送去上战场”，为什么老百姓会这样舍身忘死的支持共产党，就是因为共产党做到了“就是自己有一条被子，也要剪下半条给老百姓”。

党和人民这种关系，实际上是一种社会契约：人民支持党领导的革命和建设事业，而革命和建设的成果由全体人民共享，这就是今天中国共产党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坚持“共同富裕”和“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方针的历史依据。

正是由于党和人民形成的这种社会契约，才使得中国共产党赢得了政权，获得执政地位。旧中国无法启动现代化，缺乏一个能够凝聚全国人民意志、形成共同目标的政权，是一个重要的约束。国民党政权的基本依靠力量是大财阀和外国资本，因此不可能在农村进行彻底的土改，实现耕者有其田。国民党上将卫立煌说过一段话，“共军的打法好是好，但是我们学不来。共军到了一个地方，马上解散到老乡家里去，集合的时候还都能回来，而且还都能带几个人回来，但是如果国军一解散，就回不来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赢得大多数农民的支持，主要是通过土地革命，那些长期劳动却无法获得全部劳动果实的农民，没有地种，没有农具，土地改革之后，他们成为共产党的坚定支持者，参军打仗不再是一种糊口的职业，而是为了保护劳动果实。

同国民党相比，中共深深扎根于中国的基层和本土，经过长征，党员的结构从知识分子为主，转变为职业革命家为骨干、工人和农民为主体，同时有大量先进知识分子加入的政党。这个政党的组织已经扎根于解放区的最基层，开展了土地革命，理念深入人心，通过土地革命获得农民的支持，还有一支具有严明纪律的威武文明之师，具有强大的组织和社会动员能力。此在1949年建国后，才能利用强大的组织力量，迅速应对国民政府留下的经济危机，避免了国民党政府以及20世纪拉美等地出现债务危机，避免了通货膨胀和财政破产的两难局面。

而新中国的国家-社会一体化格局，国家和人民具有共同利益和目标，国家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人民则主动响应国家号召，为长远利益而做出暂时牺牲，这超出了奥尔森的所谓“集体合作的困境”，可谓是一种更高层次的合作。中国的“人民社会”超越了西方的“市民社会”。之所以中国能够做到国家和社会之间的高层次的合作关系，就在于党通过群众路线，注重保持这种血肉联系，避免社会主义的国家政权走到人民利益的对立面。

2008年爆发的这次全球金融危机，实质是仍然是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危机的根源是资本力量的过度扩张，导致资本和劳动者力量的失衡。由于资本追求增殖导致利润率下降，资本为了寻找出路，便和政治权力结合起来，扩大资本的特权和自由，这样做，导致资本主义生产的无计划性进一步突出，生产偏离了社会实际需要，大量资本制造了金融泡沫，金融、房地产又成为剥夺中低收入者的工具，减税、削减社会福利等劫贫济富的措施进一步扩大了社会差距，窒息消费能力，只能靠借债鼓励消费，从而造成全球范围内的资本过剩和有效需求不足，这是这次全球危机爆发的总根源。

在危机面前，西方国家的民粹主义开始抬头，这固然值得我们注意。但是更值得注意的是，西方国家的民粹主义本质上是底层民众对两极分化的反抗。民粹主义是民众对新自由主义两极分化一种反抗而导致的极端现象。民粹主义本身是个坏东西，但是消除民粹主义，最根本的是消除民粹主义产生的土壤，那就是消除两极分化、实现共同富裕。

中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这一国家性质不仅是国家长治久安的保障，也是启动现代化、占领产业制高点的动力。从国际上来看，中国之所以能够比其他发展中国家更好地启动现代化，并保持了长达60多年的高速经济增长，就是因为在现代化初期就赋予了工人阶级等劳动者较高的社会地位和比较稳定的社会保障。其他发达国家进入到创新为动力的阶段之后，往往也把提高劳动者地位、稳定劳动关系作为创新的重要动力。

人是生产力最活跃的因素。产业升级固然要靠资本投入和科技，但是提高劳动者素质是更为重要和紧迫的。作者曾在许多企业调研，都反应这样的情况：有资金、有技术，但是缺乏一支能够用好技术的职工队伍。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不少行业片面依靠低成本劳动力支撑的数量扩张，导致职业教育欠账、职工收入欠账、社会保障欠账、劳动安全欠账，这些问题已经使得过去的“低成本劳动力优势”变成了劣势。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首先表现在要严格按照法律和法规，真正落实《劳动法》和《劳动合同法》，严格执行最低工资制度和各种安全保障、社会保障制度，完善医疗、教育、住房等方面的社会保障，让工人有稳定的工作和收入，这才能让经济恢复再平衡。

可见，实现“以人民为中心”和共同富裕，不仅是一个政治上的要求，同时也是经济增长的新动力，是深化改革的根本动力所在。

长征是在中华民族到了危急关头的时刻进行的，长征的胜利表明，中国共产党只要坚持独立自主、实事求是和群众路线，就能克服一切艰难险阻，排除一切干扰，取得事业的胜利，也一定能够取得全面深化改革的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