仇和被组织调查，意义超过了普通的副省级干部，因为这个人本身是一种改革思路的象征

本世纪初以来，仇和被中国的一些媒体和学者，塑造和包装为“改革明星”，因为仇和的所作所为符合他们所认可的思路。这种思路曾经发挥过积极作用，但是今天已经走到了尽头，并且成为导致腐败的原因。仇和的倒下，从侧面意味着今天必须认真反思这种思路了。

“仇和式改革”，表面上表现为利用政府权力推动私有化和市场化。

仇和信奉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理念，相信极端的私有化和市场化。他自称读过十几遍萨缪尔森的《经济学》，而且媒体对此津津乐道。中国干部学习西方理论是必要的，但是仇和这一类干部，只是学了半瓶子醋，片面吸收了其中主张极端私有化和市场化的部分，实际上是被洗脑了。笔者曾经当面听仇和说过：“中国传统文化讲亲情，讲道德，这不利于搞市场经济，要破掉，要改造”。可见，其已经到了为了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理念而不顾一切的地步。

仇和从宿迁开始，就获得“仇卖光”的称号。仇和在宿迁有一句名言“宿迁515万人民所居住的8555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只要可以变现的资源或资产，都可以进入市场交易”。什么都可以卖，这就是其理念的集中代表。

在1990年代国企改革高潮中，仇和任书记的沭阳全县，工业企业除化肥厂外，331家企业全部被勒令改制，仇和在会议上宣布：从今之后，不准县乡政府再新办纯国有企业，现有企业的改制原则是能卖不股、能股不租，以卖为主。从2001年始，宿迁全市337家幼儿园、122家乡镇卫生院，相继变为民营，11家县以上医院已全部完成改制。

也正是因为如此，所以仇和受到一些主张极端市场化、私有化的学者的追捧。2006年，一些学者对宿迁“卖光式”医改提出批评，周其仁在没有去宿迁调研的情况下，就先写了洋洋洒洒的几千字长文，言辞激烈地为宿迁辩护。因为仇和是这些学者在体制内找的代理人，他们有共同的理念，批评宿迁医改实际上是对极端私有化改革思路的批评，打破了几十年来他们营造的“市场神话”，因此必须进行反击。

在“市场化”的掩盖之下，仇和真正做的事情是：让权力和资本结合起来剥夺平民，这是“仇和式改革”的本质

仇和打着“市场化”的旗号，但实际上是用十分独断专行的手段推行市场化。其实质是让权力和资本结合起来，为资本扩张开路。有不少评价说，仇和有魄力、有能力，“对官员狠，对老百姓好”。这话只说对了一半。仇和的魄力、能力，表现在为资本扩张开路上，在对资本扩张有利的事情上，他确实是有魄力、有能力的。

“仇和式改革”的本质，就是全心全意为资本服务。仇和到哪都刮起一股旋风，但仔细一看就发现这股“仇旋风”从来都是以资本家为“核心”团团转的：

——你投资我服务，你发展我开路，你有难我帮助，你受益我保护

——大力度精简和规范行政审批事项，按照流程最短、效率最高、收费最少、标准最低的原则，该并的并，该撤的撤，该减的减

——把昆明打造成西部地区乃至全国审批最少、收费最少、耗时最少的城市。

与其说“仇和对老百姓好，对官员苛刻”不如说“仇和对资本家好，对官员苛刻”，难怪“一位私营地产公司董事长感慨地说：仇书记就是不一样啊！”

客观而言，仇和路线对地方上局部地区的暂时发展，见过成效。只要该地区以领先全国的最积极、最铁腕、最激进、最廉价、最优惠的政策私有化，的确可以吸引大量资金。资金充裕了，的确会如输了血一样，容光焕发一阵子。只是，如果全国都这么招商呢？各地都争先恐后地贱卖呢？你贱，我比你更贱，结果如何？没有更贱便无法吸引投资。这是经济逻辑的必然结果，也是现在的客观事实。

为资本扩张开路的另一面，则是对老百姓极端的残酷压榨，最突出的表现就是暴力拆迁和公共服务的私有化

暴力拆迁和公共服务私有化，都是有利于资本获取超额利润，同时却使老百姓失去了房子、失去了土地、失去了医疗、失去了教育。

——暴力拆迁。仇和倒台当天，记者吴飞发表了题为《尘封十年：仇和施政调查报道首度曝光》，这是这位记者2006年在宿迁沭阳采访的文稿，一直无法发表，至今才重见天日。这篇报道详述了仇和在宿迁动用警察，强制圈地的过程。一些不听从政府警告，继续上访的上访户，陆续被公安秘密带走，连家里人都不知道。打电话到110报警，但他们得到的回答是不许报警，一些还判了刑。

让仇和名扬天下的就是那张掀起全国暴力拆迁的著名照片：一队浩浩荡荡的人马在滚滚尘土中奔赴暴力拆迁现场，中间是敞着怀大步流星的中共宿迁市委书记仇和，一边是提着警棍夹着判决书的公检法队伍，另一边是扛着摄像机的电视台和报社记者队伍，后面是庞大的推土机和各种拆迁机器。准备在对拆迁户施行暴力专政后再实行舆论讨伐。

这就是名扬天下的所谓“仇和模式”。由此对中国改革蒙上了一层血腥的色彩。这种模式，不仅在宿迁，在昆明也是一样。

——公共服务私有化。从2001年始，宿迁全市337家幼儿园、122家乡镇卫生院，相继变为民营，11家县以上医院已全部完成改制。公共服务私有化，为投资者赚取巨额利润开了方便之门，据北京大学李玲教授课题组2006年的调研，宿迁公开鼓励民营资本办医院营利，医院的利润率一般都在50%以上，所以说投资医院一般两年就能收回投资，这是什么行业才有的利润率？都是民脂民膏，直接转化成民营老板的利润。

尽管目前还没有证据证明，宿迁医改中存在腐败。但是，从仇和到云南之后，“昆明挂着宿迁牌号的车也多了起来”，以及《财新网》报道的仇和在土地出让中的腐败现象，不难推断出宿迁医改中可能存在什么样的利益输送。

那些支持仇和的学者，并非不知道这个过程中的专制、违法和腐败，但就是因为仇和的所作所为符合他们认同的私有化理念，所以这些都不在话下。这也进一步说明了，一些人所主张的“市场化”，并不是真正的市场化，仇和这个把政府权力发挥到极致、说一不二、独断专行的人，却被这些“市场派”学者奉为“好朋友”，真是咄咄怪事！

仇和并不是“为公改革”，而是彻头彻尾的“为私改革”

还有一些善良的人，被仇和自我制造的“改革英雄”形象所蒙蔽，认为仇和出发点是好的，只是手段激烈了一点、心情急躁了一点，步子大了一点，“还是比碌碌无为强嘛”，仇和自己也把“为公才改革，为私谁改革”挂在嘴上，蒙蔽了很多人。就连他倒台之后，仍有不少人为他感到惋惜。

人们真是太善良了。仇和真的是“为公改革”吗？绝对不是。这在他的医疗改革路线上表现得很明显。

一篇网帖比较了仇和和原陕西神木县委书记郭宝成两个书记的不同做法。仇和大刀阔斧地卖医院、卖学校，民生福利撒手不管，结果是步步高升。而郭宝成在任期间，在全国率先举办了“全民免费医疗”，群众十分拥护，周围县市群众以嫁到神木、娶神木姑娘、加入神木户籍为荣。

仔细分析一下，仇和的改革，看起来大刀阔斧，实际上他大刀阔斧砍向的都是老百姓，而得到真金白银的是既得利益集团。简单的说，仇和的改革是“杀贫济富”。仇和表面上喊得震天响，但是在操作上十分乖巧，真正需要触动的利益集团、需要调整的利益关系，他绕的远远的，碰也不去碰。甚至通过免费土地、减免税收、财政补贴，把真金白银送给投资者。

就拿仇和的医疗改革来说，真正需要被改革的东西，他一动都没动。一是医药流通环节，层层加价、回扣红包；二是大型医院营利创收动机，仇和虽然把医院卖掉了，但是无非是院长变成私人老板，继续当院长，继续营利创收。而“仇和医改”受损害的是普通医务人员、普通群众，医院民营化之后，为了控制成本，普通医生护士的待遇下降了，但是老百姓的医疗负担，一点都没有下降。

而神木郭宝成的改革恰恰相反，受益的是老百姓，但是郭宝成却得罪了医药资本集团，把药品流通环节的水分压出来，医药利益集团不干，医院的成本受到控制、监管更加严格，而且还得罪了同僚。所以郭宝成在55岁就被迫转岗。每天写诗作画自娱。这才是“为公改革”，而仇和的改革是“为私改革”。

当时，人们还为郭宝成退休、仇和被提拔感到愤愤不平。现在看起来，真是“不是不报，时候未到”，历史是公正的，党纪国法是公正的！

“仇和式改革”已经走到了尽头

仇和式改革，实际上是多年来不少地方的做法。今天中国出现的收入分配差距、环境恶化、社会矛盾、民生危机等，都与地方政府的施政倾向过于照顾资本利益、而忽视广大劳动者的利益有直接关系。

仇和无非是把这种“资本和权力结合起来剥夺平民”的改革方式发展到了极致，所以他才被一些媒体树立为改革的“明星”。这也正是为什么一些主张极端私有化自由化的学者，会成为仇和的好朋友，而且不惜一切、不顾事实地为他吹捧、唱赞歌。

其实，仇和式改革在古今中外并不罕见，最为典型的就是20世纪60年代的拉美和80年代的苏联东欧。这些国家的领导人，有些是从西方学习回来的，只学了半瓶子醋的西方经济学，然后就嘴上喊着市场化、私有化，实际上是在市场化和私有化的旗号下，干着用行政权力为资本开路的事情，把国有资产中饱私囊，制造了剧烈的贫富差距和社会矛盾，最终甚至导致亡党亡国。

这就是“改旗易帜的邪路”。

当然，我们并不是说仇和被调查就是因为他的施政方向，但是这种“权力和资本结合起来剥夺平民”的改革方式必然带来腐败。这是早期资本主义的现代化模式，而不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模式。

仇和落马正值“3.15”打假日。仇和是典型的假共产党，是隐藏在党内的伪劣假冒产品，这是仇和与一般腐败官员的根本不同。

虽然仇和落马并不必然意味着“仇和式改革”真正退出历史舞台，但是总能让人们再次反思这种不能再继续下去的模式。所以，还是要欢迎仇和这个很好的反面教材的。

别了，仇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