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下行时期也是做强做大国企的绝佳时机
如何做大做强国有企业需要衡量整体经济形势,而在经济危机时期,实质上就是资产贬值的时期,也是最容易做大做强国有企业的时期。假如在企业中,国有企业大致有15%的股份,那么是否可以通过这15%的股份让其他股东或者董事成为国企的一部分,如果能够行的通的话,就会有非常大的意义。因为每次危机时期都会出现资产贬值,国家不光是作为一个财务的投资人,还要作为董事会的投资人,对15%或25%的股份进行处理,然后建立一种新的国有企业的机构,这种方式是否能够做大做优国有企业可能需要事实逐渐证明。另一方面,如果在把原有的国有企业做大的基础上,又能把握机遇,在每次经济下行之时都能继续做大做强国有企业,那么公司上市后,国家就是国有股份,国家就可以凭借国有股份进入董事会,继续通过董事会的方式生成母公司、子公司、孙公司,这样一节一节做下去,做大做强国有企业就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在企业改革当中,国企进入董事会,具有相关权利后,这可以成为一个国有企业做大做强的范例。因为每次金融危机时期,国家都知道就势,抓住机遇做大做强国有企业。那么针对原有的旧思路——只是说这个企业国有的,我们让它上市,圈一部分钱回来,然后展现它的发展,然后再怎么做。日后我们是不是换一种思路?建立一种国家托拉斯式的方式,一层一层的结构,这种方式甚至是当前很有可能会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而且很现实,去年就是国家掏了一笔钱,下一步估计还要就势。
所以对于做大做强国有企业如何理解是很重要的,是不是只有现有的这些国有企业算,还是说上述这些都算,那么只要企业上市,需要国家来投资,国家买股票,那么这样又是否算呢,这是需要我们仔细考虑的。
如果这种模式能够成型,中国国资的规模可能会相当大,因为不只是拥有国资,国家还得控股,只要控股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子公司、分公司一层一层结构做下去,这样的话,我们基本可以认为这种国家国有资本主义、垄断资本主义的起点,也是社会主义的起点。国家一个政治化的意义是社会稳定,因为现在的私有化导致大量的资本、资产划分为私人名下,实际上除了贫富差距扩大以外,没有太大的政治意义和经济意义。
最典型的先例就是英国的铁路私有化,英国铁路私有化把很多不太赚钱的铁路都关掉了,它只是考虑到利润,别的不考虑,社会公益更不会不考虑,这些利润作为股东的收益,除了拉大贫富差距没有任何意义。我们国家下一步要怎么走也涉及到这个问题,现在有些人就是想提到英国铁路私有化这个方式,但是英国铁路私有化是非常失败的,除了少数人获得了极大的利润之外,其他人都是承担了更大的经济负担。
而且少数人获得了极大的利润之后,没有进行有效的利用,也没有用于再生产,而是用于其他方式的扩张,这对社会是非常不利的。私人企业放在首位的永远的利益,在承受危机之时,它可能通过找经济学家站台,玩情怀,在媒体上宣传,然后找境外的一些金融机构威胁等方式和手段进行做大做强。这对国家的稳定是非常危险的,而且对国力也是有问题,巨额的利润,如果是作为国有企业的话,国家可以灵活调拨的,如果作为私有企业的话,这个不能动,大的社会价值就会被私人控制。
关于税收的问题,私有企业到一定程度之后,它会通过它的政治手段影响税务,最终的结果就是国家财政水平会下降,能力也会在经济结构中下降,而达到一定程度之后,对一部分人能不能进行收税都会是一个问题,这是历史上每一个朝代到最后都会出现的问题之一,国家财力下降,最终无法调节。所以经济基础一旦丧失,一旦国有企业小到一定程度之后,就会出现一系列经济、社会等问题。习总书记讲国企是 “保障人民共同利益的重要力量”,所以国有企业这个社会主义中国的经济基础不能碰。而且做强做大国有企业也是符合共产党的宣言,共产党宣言最后提到就是财产税、铁路这些比较大的资本应该被保护,只有这样的资本掌握在国家手里才能保证贫富差距不会太大,保证社会基本稳定。
做大做强国有企业,需要消除几个误区。
首先需要消除认识上的误区。现在主流经济学始终认为国家参与经济效率一定是低下的,其实这种观点是不正确的。任何管理,两层以上到三层,甚至三层以上,管理方式必然都是很接近的,大部分的国有企业和私有企业其实在管理方式上都是具有相同性的,都是高度计划性的。此外还有些人说国有企业具有官僚性质,其实股份制企业到了一定程度之后也一样,因为必然要通过一种方式来考核,而这种考核的方式不能不是集中的。经济学说的那些所谓的自由竞争,那是亚当斯密的时代,十几个小作坊时代,大型的企业,现在的企业制度其实并不占据优势。
经济的发展说到底是要科技创新,而科技创新需要非常强的国家财力投资,许多东西,包括手机,它所需要的彩礼投资是巨大的,私人是很难承受的。美国议员说手机其实是美国政府发布的,因为它的所有基础都是来自于美国军方投入,苹果手机也是美国军方投入的,触摸屏、移动数字通讯等,如果不是美国政府投资的话,它是不可能出现的,私人没有这个投资力量,也没有实力投。许多人说硅谷是私人搞的, 其实硅谷的东西就是军转民,是美国当年在六七十年代跟苏联军备竞赛时搞出来的,这些东西被拿过来作为民用,每一项技术都是美国政府的美国国防部中一个局来搞的,这是美国现在的科研方式。美国主要基础技术研究,一个是航空航天局,另一个就是国防部中的这个局,他们把这些基础技术搞完了提出来,然后由大型的武器承包商去做,做完之后国家通过订货的方式买过来,实际上美国的科学技术发展也是高度计划性的。所以不能完全说一定是国有企业效率低或者是民营企业效率高,只能说某件产品在国家发展之后,作为消费品迎合市场消费方式来进行的。
所以说经济学认为私有经济一定效率高,国有经济一定效率低这种思想是值得商榷的,最终效率实质上都在于管理,完全都是在于管理者的能力,因此做大做强国有企业,最关键的问题是需要强有力的干部队伍。一个企业,其实包括民营企业也是这样,要有一个强有力的干部队伍,清廉、能干活、听党的话这是比较关键的几点,这也就是后来习总书记说的加强管理,坚决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加强改进党对国有企业的领导,充分发挥党组织政治核心作用。其实所有的经济模式,包括当时的土地改革和人民公社最终成果大部分都是由领导力决定的,例如人民公社搞的好与不好关键在于个人,三分之一公社搞得是不错的,三分之一搞的是一般,三分之一很糟。所以搞好国有企业,下一步就是让这些有公心、有能力、有威望的人如何做,这个是比较难的事情。
在经济危机时期,肯定会出现国家控制企业,然后通过国有控股使国有资产不断扩大的问题,那么国家派入董事会的人怎么办?如何选拔人才,形成怎样的选人用人机制,这也是做大做强国有企业存在的比较大的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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