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现在尽管研究者都有博士学位了，但很多是只有书本知识而没有实践经验。因为他们是典型的读教科书成长起来的，西方的概念有时候比西方人还玩得熟练，但对中国的实际则是外行。

　　各种迹象表明，中国已经进入了一个知识短缺的时代。近来，高层为了推进结构性经济改革，提出了“供给侧改革”的政策导向概念，即通过改革供给体系来满足需求结构的变化。高层的意图很明确，改革边界也很有限，即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和补短板。

　　不过，学术界和政策研究界一哄而上，什么东西都往里面放，供给侧改革一方面成了无所不包、无所不容的“杂货铺”，另一方面则几乎被视为是解决中国所有问题的万能良药了。不同意识形态倾向的人做不同的解读，一些人把西方所谓的供给学派拿过来作为理论基础；另一些人则干脆把新自由主义重新包装；强调政府作用的则想调和市场和政府的作用。人们没能把各种作为理论或者学派的供应学派，和作为经济实践的供给方改革区分开来。

　　在1980年代，供给学派对美国里根总统和英国撒切尔首相的经济政策产生很大影响。但是，英美的经济实践只是取了供给学派那些和实践相关并且在实践中可行的想法，主要是私有化、减税、减小政府规模等。即使如此，在实践中也屡屡修正。例如私有化在社会领域(主要是医疗和教育)，就遇到了社会上巨大的阻力而没有实行下去。这不仅表明理论和实践之间的巨大差异，也表明改革设计和实际所能操作之间的巨大差异。在中国，除了拼命炒作概念之外，几乎没有人能够说清楚在中国的环境中，供给侧改革到底是什么。

这只能说明中国有效知识的供给不足。在过去的30多年里，中国的改革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具有了丰富的实践经验。但是，无论是理论界还是政策研究界，都没有能力解释中国经验。长期以来，中国所具有的只是从西方进口的经济学，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又没有通过结合中国实际情况而得到发展。在不存在中国经济学的情况下，何能解释中国的经济实践呢?各种从西方进口的经济学更解释不了中国经济所面临的问题，拿它们来解决中国问题往往导致问题的恶化。

　　知识就是力量。知识帮助人们解释事实，明了其发展方向，解决事物发展过程中所面临的问题。尽管经济学有其本身的理论优美之处，在实践层面，经济学的使命就是诊断实际经济所存在的问题，并找到解决方法。从这个角度而言，中国早已经进入知识短缺时代。

中国经济知识的短缺局面已久，并且对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了极其负面的影响。例如，中国经济学家滥用西方概念（包括并不了解西方经济学），从来就没有把经济领域和社会领域区分开来。今天中国社会的很多问题就是当时知识短缺所造成的。

　　1990年代末在国企改革过程中，医疗产业化，医院成为中国的暴富产业。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时，为了应付危机，政策研究界就提出通过教育产业化的方式来拯救经济，结果导致了教育的大扩张和产业化，影响至今。

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政策界又提出房地产的产业化，通过对房地产的大规模投资来对付金融危机。没有经济学界指出这样做的危险性，因为无论是医疗、教育和房地产并非一般的经济领域，而是社会领域。尽管这些领域的确可以引入市场机制，但社会领域和经济领域的市场机制是不同概念。西方在这些方面也有严重的经验教训，通过持续的和暴力的社会运动，才促成了资本在这些领域的角色减退和政府作用的强化。

问题遍及所有学科

遗憾的是，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中国则很轻松地把这些社会领域完全经济化和市场化了。社会领域的过度市场化是今天无穷社会问题的根源，也是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缺乏动力的根源。没有一整套有效的社会政策，中产阶级没有制度基础，消费社会建设乏力。假如当时有足够的知识供应，也不至于走到今天，至少房地产的产能过剩是完全可以避免的。

有效知识供应不足不仅存在于经济学界，更包括政治学、社会学等几乎所有的学科。高层提出了一些改进中国制度体系的政策目标，但因为没有足够的政策研究，在实践上不能到位。“三个代表”理论就是案例。“三个代表”概念的提出是为了直面中国改革开放之后所产生的多元利益局面，执政党通过进一步的开放和吸纳新兴社会力量来扩大执政基础。无论理论还是实践，它是对传统共产党理论的改进，具有深刻的意义。

　　但这一理论在各方面的执行效果的差别就很大。在党员录用方面比较成功，但在“利益代表”的机制建设方面没有那么成功。当时，至少在南方的一些地方，人大代表尝试建立工作室来接见当地居民。这本来是很好的发展趋向，但很快就被一些领导所否决。一些人认为，人大代表不能以个人身份代表人民的利益。问题在于，如果人大代表不能以个人身份代表人民的利益，如何用集体的身份来代表呢?如果“三个代表”概念提出后有充分的理论和政策研究，“利益代表”机制的建设就可以找到突破口，有效推进制度建设;但已经失去了这样一次机会。

　　在另外一些场合，提出了一些政策概念，但因为没有有效的知识支撑，政策执行的结果就走向了预期的反面。“科学发展观”和“和谐社会”的政策概念就是这样的例子。没有人会质疑这两个政策概念的意向和所要达到的目标，即通过更加科学的发展(例如去除之前流行的GDP主义)来达到社会的和谐。但是，什么是科学发展?什么是和谐社会?如何实现科学发展?如何实现社会和谐?在所有这些最基本的问题上，存在严重的知识供给不足情况。结果并不难预测，即走向了政策本来意图的反面。

　　在这两个政策目标设定之后没有多少年，中国的经济发展变得越来越不可续。2008年发生全球金融危机，尽管中国本身并没有危机，但各界都支持出台庞大的救市计划（即4万亿计划），结果导致了严重的恶果直至今天，例如产能过剩。在社会管理方面更是如此。为了社会的和谐不计一切手段，侧重于暴力手段的维稳机制到处横行，结果在政府和社会之间造成了严重的对立。这种对立发展几乎已经演变成一种国家和社会之间的对立心态，甚至文化。

　　中共十八大以来，似乎一切都变了，但唯独中国学术界和政策界的知识短缺局面没有变化，甚至更加严重了。从前所有问题，今天仍然存在。在很多方面，不仅政策研究界而且学术界仍然是一如既往地论证政策，而非研究政策。例如，十八大前后，高层提出“顶层设计”的概念，意在改变之前政策设计过于分散，受制于既得利益的局面。但“顶层设计”演变成一场全国性的运动。不仅中央政府讲，地方政府也在讲。

　　近来提出了“一带一路”倡议，意在解决资本、产能过剩问题，通过和其他国家在资本、产能和技术方面的合作，既达到国内的可持续发展，又帮助沿岸沿边国家的发展;但已经被严重泛化和庸俗化。说其泛化，就是把经济的“一带一路”滥用到外交、战略甚至军事领域，使得很多国家以为“一带一路”就是中国从事帝国主义或者新殖民主义的工具。说其庸俗化，就是把所有的东西都和“一带一路”关联起来，好像从前什么都没有发生过，现在有了“一带一路”，什么东西都有了。

有书本知识缺实践经验

现在轮到“供给侧改革”的概念了，人们得到了新的机会来炒作。很多人不管三七二十一地大谈特谈西方的供给学派，殊不知供给学派在西方经济实践中的使用，有其深刻的经济背景，即战后政府作用、官僚体制的大扩张问题。就是说，讨论供给学派就要了解其产生的背景。

　　中国的背景是什么呢?供给侧改革有两个目标：第一，是要解决过去遗留下来的问题；第二，是要找到新的增长源来实现可持续发展。要实现这两个目标，就需要从中国的现实来理解供给侧改革，而非简单地借用西方。换句话说，就是要确立中国本身的供给经济学。但除了概念上的大肆贩卖外，有多少人了解中国经济现状，能够诊断中国经济问题，并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呢？

今天所讲的产能过剩都是从前过度供给所造成的。今天是否通过供给侧改革能够改变这种情况呢?今天一方面讲消化产能，另一方面又在制造出新的过度“产能”。例如，今天中国所面临的两个新的产能即金融和互联网已经开始过剩，但各个方面仍然在大力推动发展。无论是金融改革和互联网经济，都是为了实现中国的实体经济的发展，因为中国仍然处于工业化的早期，下一阶段的主体仍然是要大力发展实体经济。

　　不过，因为体制设计不当（或者制度供给不足），原来设计的实体经济发展并没有实现，因为资本的流向刚好和设计者所设想的相反。大量的资本从实体经济领域流向了金融和互联网领域，不仅没有推动发展，反而扼杀着实体经济。而一旦实体经济被扼杀，金融经济和互联网经济便没有了坚实的基础，变得不可持续。

　　这就是今天中国经济的现状。金融经济和互联网经济都很重要，需要大力发展，但并不是取代其他形式的经济。今天如果要说供给，就要强调产业升级、技术升级、限制金融和互联网资本对实体经济的吞并。在实体经济领域，中国所需要的是+互联网和+金融，而非互联网+或者金融+，否则就是本末倒置(即现在的情形)。

中国也有知识供应充分的时代，那就是1980年代和1990年代初，从原来的计划经济到商品经济，再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型的那段时间。当时，尽管没有多少人有博士学位，但他们都是真正了解中国、负有国家建设责任心的一代人。现在尽管研究者都有博士学位了，但很多是只有书本知识而没有实践经验。因为他们是典型的读教科书成长起来的，西方的概念有时候比西方人还玩得熟练，但对中国的实际则是外行。知识短缺的情况不改变，中国的改革就很难从顶层设计转化成为有效的实践，或者在转化过程中错误百出。近来的金融市场就已经充分说明了这一趋势。

　　从这个意义上说，建设中国新型智库具有了非常的意义。希望智库建设，如果不能改革目前重于清谈的学院派，至少能够把学院派和智库分离开来，使得智库能够侧重于中国知识建设，从而改变知识短缺的局面。

　　(作者是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