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总纲第一条规定：“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根本制度。”我理解社会主义制度的经济内核为：公有制经济。社会主义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就是说，我们立国理论的原点来自于马克思主义。为什么共和国的开创者会选择马克思主义作为立国的理论基础呢？我认为这不是某个人拍脑袋的决定，这是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几代先贤黑暗中摸索中得出的结论。这一结果是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的结晶，是中华民族文化、历史制度变迁的，必然的逻辑选择。

　　其表现在几个方面：

一、历史文化、制度变迁的内在要求

　　不得不承认，兀傲于世界之林的中国社会有着别样的特点。首先在于五千年的文明传承一脉相沿、三千年的文字记载清晰可考、两千多年前后相继的历史更迭见于史册，这是一个极其重视自身文化而不曾中断的民族；其次，中国社会从氏族公社甫一踏入国家阶段就过于成熟，它是个文明早熟的民族。

　　公元前21世纪时，治理黄河水患的大禹，受舜禅让建立华夏民族的第一个有史可考的国家——夏朝。这个部落国家的建立并非攻城略地、用武力胁迫进行开疆拓土，它是大禹在疏通水道，开发水利的过程中，给部落人民带去了实际利益，因而受到推崇和景从。在大量部落依附后，禹划定中国国土为九州，在此基础上建立的国家。这个传说是中国人民成熟的一个方面，立国的基础是建立在共同的经济利益上，而不是掠夺和侵略。大禹治水实际上是一项规模宏大的国家工程，在远古劳动力低下的情况下，只有国家才具备如此财力、号召力和组织能力，也只有国家方能恰当地分配各部落间水利利益，维持平衡。大禹因为治水有功受禅让，夏朝因为水患消弭而结为一国，那么是不是可以说是一次国家工程的成功而催生了中国？

　　尽管民国的古史辩派学人曾质疑大禹的真实存在，鲁迅先生就讽刺过怀疑大禹的历史学家。但是，不管大禹是否真实存在过，这都不影响中国先民的早熟。因为在这个哪怕不那么真实的传说中，它完全摒弃了丛林法则，蕴含着国家为什么而存在、国家利益为什么必须代表人民利益的思想。这个来自远古传说之所以能够存在，而且流传至今，就说明人民具有认同的思想基础。中国先民在产生国家的最初，就有了依靠国家力量或国有企业谋取全民利益的思维定势。

　　这种想法在春秋期间，由一个人类历史上伟大的政治经济学家在实际操作中，开创性地总结出了系统的、成熟的、切实可行并且实践证明成功的经济学理论。这个人就是春秋时期的齐国人，管仲，经济学文论在其著作《管子》中。

　　对政府管制的国有经济还是自由放任的争论，起自春秋时代。从管子、商鞅、计然、白圭诸人，到战国的诸子百家，至西汉被固定下来，“盐铁论”记录了这场以桑弘羊为主角的著名辩论。司马迁在《史记·平淮书》中，称赞桑弘羊的“盐铁专营”政策是“民不益赋而天下用饶”。以后历朝都以此为定例，对盐铁等关乎国计民生与战略物资不允许私人垄断，而实行国家管制的专营。这就是中国源远流长的国有经济，也由此塑造了中国人民的文化心理，并以此建立了一条制度依赖的路径。

　　历朝，以国际贸易的需要，对国家专营的选项会有所增减和调整。唐朝国力强盛，要求国家对冷兵器时代的战略物资、马匹保持一定的储备，而中原内陆不产马，所以就鼓励国际贸易。对市场采取开放的态度，类似第一次工业革命之后的英国。因为在综合实力方面，中国唐朝与英国一样，在那个时代罕有匹敌，贸易虽然双方获益，但利益更多地向强势的一方倾斜。这不需要学习经济学之后才明白，经济学原理都是从他们的实际交易中总结得来。虽然唐朝放松国际贸易的管制，但依然保持盐铁的国家专营。北宋时，北方少数民族的邻国因为饮食的原因，对产自南方的茶叶有着须臾不离的需求，这个时候茶叶就成了重要的战略物资，所以北宋政府实行外销专营和管制。有宋一代，虽然武备虚弱，经济却空前繁荣，其GDP总量占到世界总量的80%。

　　中国人民在两千多年的历程中，牢固地建立了中央集权、国富民强、民生经济国家管制的文化心理的制度依赖，也在两千多年的实践中，获得了成功的信心。

二、民族自信和现实屈辱双重逼迫下的理性选择

　　人类文明史中，中华民族一直处于领先地位，然而，鸦片战争后，中华民族却置于相当屈辱的位置。这时候，就面临着选择。

　　在非主流经济学家中，有这样的观点，认为苏联和中国所出现的社会主义运动，其实质是民族经济运动，除了计划经济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原版设计，其他如工资级别等诸多方面都与原版的马克思主义产生了背离。我深以为然，苏联和中国都是处经济落后的境况下，采用马克思主义的计划经济以期发展的必然而权宜的一种选择。苏联和中国，在上个世纪初，尽管落后，但其长期历史中的老大帝国，从而决定了它的民族思维不能接受仰人鼻息的发展方式，于是选择了有别于资本主义的“计划经济”模式。计划经济是在中央集权下进行资源总动员和再分配，它可在短时内完成原始积累，推动经济发展。

　　正是特殊的中国国情和马克思的理论相结合，产生的政治体制带来的优势，使得中国有了民族复兴的机会。改革前30年，中国建立了前所未有的国家意识和爱国热情，建成了有着强有力的动员能力的现代国家体制。另外，中国还完成了一场相当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它把私有财产权，尤其是最重要的土地资本与工业资本国有化或集体化。这都为后30年改革开放的成功创造了条件，打下了基础。前30年，中国在牺牲、在韬光养晦，以高昂的社会代价为成本，建构了改革必需的国际国内的政治社会基础。

　　经济利益必须服从民族利益、国家利益，这是公理。经济利益必须是全民族的长远利益，这才是共产党人优先选择的理由。

　　源于斯密经济学的所有流派的学说都有鲜明的世界主义的特征，包括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说。虽然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说不是继承而是批判地吸收了斯密的观点，但逻辑原点仍然相同，仍然是“经济人”假说，依然同意依据假说的推论。马克思不过是人道关怀促使他不支持这种推论结果的天经地义，认为放任人性恶的一面，将导致极端的贫富差距，人们没有了经济上的平等，自由就会变成多数人奢侈的空话，而成为少数人奢侈的挥霍。他的经济学主张的全部是为了如何避免这种情况发生，所以在他的经济学王国里创造了一个天下大同的乌有之乡，声明工人阶级没有祖国，无产阶级的阶级属性就是他们的祖国，在实现他的经济理想的世界里，国家形式终将消亡。然而，马克思的经济理想在苏联实现时，国家却并没消亡，因为列宁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在一个国家也可以率先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前提已经改变，然而，本初的结论却依然保留了下来，保留或许是无心或许是对率先实现者有利，这就是布尔什维克所颂扬的世界主义——国际共产主义。

　　对世界主义的国家分工，毛泽东主席有着清醒的认识。当苏联提出社会主义大家庭里各司其职时，毛泽东明锐地感觉出霸权因素。既然是谋取霸权，为什么我就只能做小弟、仰仗老大哥？所以没有接受苏联为中国指定的农业国的定位，而是大力发展重工业和尖端军事工业，言外之意就是要坚决维护民族独立。所以，任何有着良好初衷的经济学理论，不同的人应用，都会偏向于对自己有利的一面。

　　现在推行世界主义的国家无非是想固定它老大位置，这很好理解，比如菜市场有个老大，他分配张三只能卖青菜、李四卖萝卜、王五卖茄子等等，规定各人赚各人那份钱，而掌握分配权的老大从各人抽取保护费变成最大的获益者。如果这种想法上升到理论，老大的家属会极力推荐这个理论，万般说明能为大家带来利益。而张三李四王五的家属却不会同意，他们会认为青菜萝卜茄子哪个赚钱卖哪个，为自己家里人说话，不会向着外人。可在现实中，一旦变成了经济学，情况就大不同。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不管自己国家实际发展状况在国际竞争中的地位，都会争相表达“国际分工”的好处。所以，我以为世界主义逻辑隐含的卖国主义不仅有先天因素，也有相当部分是个人装作不辨黑白这一主观因素造成的。毛泽东主席对这部分知识分子的两面性，有着极为深刻的认识。

三、古代经济理论与马克思主义的逻辑洽和

　　管仲（公元前725年-公元前645年），春秋时期齐国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经济学家，颍上(今安徽颍上)人。早年经商的经历，使得他在为齐相辅佐齐桓公时，历40年成为世界上最早且伟大的政治经济学家。他为齐国制定并推行的一系列政治、经济、外交策略，成就了齐桓公的春秋时代的第一个霸主地位，即史家所说的“五霸之首”。

《管子》一书，是其学派的门徒于他身后的记载的结集，共24卷，85篇，今存76篇，含道、名、法等家的思想以及哲学、天文、舆地、经济和农业等方面的知识。其思想体系的理论基础是哲学，核心是政治和经济理论。经济理论涉及广泛，观点极为超前和精湛，对市场、产权、资本、财税、货币、信贷、债券、就业、产业、宏观调控、社会财富分配都做了广泛的论述。“这时候便有管子学说，对于农商关系、价格问题、统制政策、国营事业、兵农制度，有详明的讨论”（蒋介石《中国经济学说》）。

《管子》经济学理论的核心是以人为本，藏富于民。“夫霸王之所始也，以人为本，本治则国固，本乱则国危”，“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处理经济问题时，很现代地运用货币与商品之间的对应关系，“币重则万物轻，币轻则万物重”，因此，国家便相机调控，在轻重、贵贱之间或“以重射轻”、或“以贱泄平”，以实现平抑物价、调剂余缺并达到增加国家收入的目的。除了应用货币手段，《管子》还提供了国家利用信贷这种经济杠杆来平抑物价、调节余缺。其具体措施有：在春耕时对农民发放生产资金贷款和预付收购订金，即所谓“无食者予以陈，无种者贷以新”，或者将一些生产资料与生活资料租借给农民使用，秋后收回并收取利息。

　　在《禁藏》篇中说到趋利避害的人性，“夫凡人之情，见利莫能勿就，见害莫能勿避。其商人通贾，倍道兼行，夜以续日，千里而不远者，利在前也；渔人之入海，海深万仞，就彼逆流，乘危百里，宿夜不出者，利在水也。故利之所在，虽千仞之山，无所不上，深渊之下，无所不入焉。”这实际上已详明了亚当·斯密于1776年才提出的“理性经济人”的市场概念，但对此不是采取放任自由的方式，而是因势利导，用道德和国家强制来拟制经济上的人性的自私。“非吾道，虽利不取”，君子谋利，取之有道的利益观，远比西方经济学鼓励无所不用其极谋取利益显得更加人性、更加合理。当然，道德的力量不会对所有的人起作用，另一方面，用蒋介石的话就是：“管子主张国家独占盐铁及山泽之利，并统制国外贸易”（蒋介石《中国经济学说》）。这实在是《管子》经济思想卓越之处。既看到“看不见的手”的市场作用，又强调了政府这只“看的见的手”的管制。

　　这里，我用了蒋介石的经济学论著以资说明，是为了让现在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们明白，不仅是代表无产阶级利益的共产党人，更有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蒋介石，他们都同意必要的国家管制。

　　管子身后约两百年，古希腊才出现了西方经济学的开山之作。色诺芬（约公元前430年—公元前355年）完成了他的《经济学》和《雅典的收入》两书，由其老师苏格拉底首先提出的“经济”一词被固定下来。现代西方经济学家认为“经济”一词的原意是“家什管理”（《中国大百科全书·经济卷》）。事实也是如此，西方经济学大都专注于个人投资效率、产出利润，“由中国的经济学的意义来看西洋的经济学，只不过是一种私企业学，或是市场交易之学”（蒋介石《中国经济学说》），或者是不错的个人投资术。中国经济学一登场就超越了这个阶段，直接关注于人民、国家的富强，在个人财富增加时，注重以经济手段调节分配以实现社会福利的理想。对社会福利，西方经济学到了近代产生了福利经济学派，才对其理论的偏颇有所修正。

四、把“理性经济人”当作具有普遍意义的假设，显得相当不严谨。

　　事实上，“理性经济人”这一假设从开始就是谬误的产物，它源于斯密“摩登原始人”的构想。认为“原始人”为自己和家庭谋生而从事劳动交换，基于交换劳动产品的永恒性和普遍性这一神话，斯密及他自由主义的经济学家由此衍生出很多似是而非的经济理论，把整个经济学都建立在个人精打细算的交换活动上，把经济学问题变成不关乎国家利益和群体利益的、马克思称之为的“庸俗经济学”。然而，现代考古学已经澄清了原始人的经济活动方式是互惠和朝贡。“原始人”远距离贸易，也并非为了单纯“谋利”，而是混合了互惠、炫耀和肌肉展示，前资本主义时代，明朝的郑和下西洋主要目的就不是单纯贸易，而更多的是夸耀武力和政治宣示。

　　现代主流经济学追溯的源头阿尔弗雷德·马歇尔。在他的《经济学原理》绪论中指出：经济规律和推论只不过是在某种程度上用良心和常识来解决实际问题以及可以指导生活的规则性资料。“经济人”的完全利己主义假设在道德面前是不成功的，利他主义也是普遍的。西方大师级的经济学家，在对待经济学这门“科学”时，都有一个理性而清醒的态度，不会将它当成神学、或看成包医百病的“老军医”的偏方，也都强调良心和常识。马歇尔如此，斯密如此，坚定的新自由主义者哈耶克也是如此，这是与中国主流经济学家的根本区别。

　　斯密在《国富论》中也表现出相当的“良心”和“常识”，仅举一例：

　　“其实，不论在哪一种商业或制造业上，商人的利益在若干方面往往和公众利益不同，有时甚或相反。扩张市场，缩小竞争，无疑是一般商人的利益。可是前者虽然往往对于公众有利，后者却总是和公众利益相反。缩小竞争，只会使商人的利润提高到自然的程度以上，而其余市民却为了他们的利益而承受不合理的负担”。（ 第十一章 论地租）

　　更重要的，斯密是个爱国者，他的理论为他的国家当时所处经济地位服务，当国家利益与他的经济理论相冲突时，他毫不犹豫地选择国家利益一边，他坚定地支持英国的《航海法》即是明证。《航海法》是英国保护国家利益的一项法律，其中一条主要内容就是：进出口英国和英国殖民地的船只必须使用英国制造的船只。这与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的经济学理论全然迥异，更与中国主流经济学家的品格有着天壤之别。

　　经济学是当代社会科学中的学科。它的理论的形成，是通过对现实社会活动中的经济现象进行分析、归纳、总结而形成的描述性的解释，在解释中试图找出经济活动的规律性。由于观察者的视角不同、方法各异，所以解释经济现象的经济学理论就呈现出观点略有差异或观点迥异的多种理论。这些理论试图揭示的规律、或按所揭示的规律进一步逻辑推演将得出相同、相似、或完全相悖的经济学观点。比如对公有经济善恶的价值判断，有的认为是万恶之源，可有的认为是经济活动的必要保证。

　　社会学科的规律缺乏自然学科规律的普遍性、一贯性和可重复能检验的特点，故而，当我们运用社会学科的规律指导人们实践时，当慎之又慎。

　　马克思曾清醒地认识到经济规律的局限性。他在《资本论》前言中曾写道：“每个历史时期都有它的规律。一旦生活过了一定的发展时期，由一个阶段进入另一个阶段时，它就受另外规律支配”。“旧经济学家不懂得经济规律的应用，他们把经济规律同物理定律和化学定律相比拟”。这个道理，绝大多数经济学家并不懂，他们常常把自己门派的经济学规律当成绝对真理，推广到具有不同经济发展时期的不同国家，当不能产生“规律”所宣示的目的时，他们不是修正理论以达到目标，而是销现实的足来适理论的履，仅仅是为了使自己主张的经济学理论和经济学规律看起来形式完美。这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这是对待宗教神学的崇拜。他们一直批评对待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的僵化模式，如果采取同样态度去拥抱另一种经济学理论，同样是愚不可及的僵化。经济学规律本身已经注定，因时、因地才部分起支配作用，在应用时，也要因时、因地去修正它，以使经济学规律能与当时、当地的经济发展状况洽和。

　　列宁的一国独自建设社会主义、毛泽东的八级工资制和农村的自留地经济形式、邓小平的私营经济是我国经济建设的一只重要力量，这些经济理论的提出和应用，都是对马克思基本原理针对特殊实际情况的发展。也许，中国多数经济学家认为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以及发展以后的理论实践，不过是一场灾难性的经济实验。然而苏联和中国在这场“实验”中，均取得了远胜其他国家的经济增长，均从一个落后的农业国跻身到世界强国之列，而且中国一直保持不断增长的态势。“50年代中国的增长与苏联三十年代的工业化一样，相当成功。1952年—1957年年均增长率高达8.9%，”而“苏联1933年—1940年年平均增长率8%，1948年—1958年平均9.4%的增长率”。（杨小凯 《百年中国经济史笔记》）值得注意的，杨小凯对计划经济一直持激烈的批判态度，但他也不得不承认这个事实。

　　经济学理论和经济学规律本身无不带有利益集团的深刻烙印，一个国家只依据某一种经济学理论制定国家经济政策，都难免偏颇。新古典主义学派的经济学家琼·罗宾逊夫人做过这样的评判：“重商主义者是海外贸易的拥护者；重农主义者卫护地主的利益；亚当·斯密和李嘉图则服从资本家。马克思把他们的观点倒转过来为工人辩护。在现代，马歇尔站出来充当食利者的卫道士”（琼·罗宾逊夫人《现代经济学导论》第50页）。尽管现代西方经济学家极力割裂经济与政治的联系，已经成功地从“政治经济学”华丽转身为“经济学”，然而，现实中的任何经济政策都不能摆脱政治的影响而孤傲地独立存在，把经济学当成纯粹的科学的天真想法纯属乌托邦式幻想。

　　“现实经济是在民族国家范围内发展起来的。经济哲学总是同爱国主义联系在一起的。从一开始，国民财富的研究就是对于我的国家的财富和怎么使它增加的研究。理论涉及对政策的支持” （琼·罗宾逊夫人 《现代经济学导论》 第5页）。虽然罗宾逊夫人强调经济研究是为国家服务，但西方现代经济学似乎并不认可，主流经济学认为经济学是研究“资源配置”的问题，与是否爱国了无牵挂。这看起来似乎不无道理，然而国家依据此“经济学”原理制定国家经济政策就会极不靠谱，因为其研究的对象和要解决的问题不处于同一层面，应用此经济学原理设计的政策就难免南辕北辙。主流经济学家认可的“经济学”是微观层面的，属于“微观经济学”，它仅能提供一种投资术、个人或企业的赚钱的技巧；而政策属宏观层面，偏重于一国经济长期发展的指导性政策，是国家或者说全体国民的投资术。不关乎国家利益的经济政策，只能靠乌托邦来采纳，现实中的国家采用某一经济政策背后都有“爱国”因子，尽管这一考量存在很大的主观因素、尽管“爱国”的动机能不能达到“爱国”的目的尚存疑，这另当别论。但制定政策时，出于爱国、为本国的利益，这是任何国家的政府得以存在的唯一理由。

　　对经济学逐渐走入书斋成为一种智力消遣游戏时，国外早有批评：“经济学家的注意力从广泛的社会问题转移到转为狭窄的限定的事物方面，最典型的是被当前称之为微观经济学的领域内的最大化问题有关的那些事物”。

　　“经济学家离开了较为广泛的社会和制度问题，而注重于消费者和企业的行为，试图详细说明他们如何分配资源以使其福利或财富最大化。‘政治经济学’这一术语遂被‘经济学’代替”（维·史利特《现代国外经济学论文集》 第15辑）。我以为，经济学家凭藉个人的学力、视角、兴趣对经济形象的微观、宏观进行研究，并无不当，找到现实中可资利用的经济规律本应集合各个方面的研究成果。问题是，经济学家将微观经济学的研究成果推介给国家，以此为依据来制定宏观经济政策，这实在就是经济学家的狂悖和虚妄。

　　一种学术之所以称为科学，必然具有科学的特征与属性。科学有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存在某个适用范围。比如：牛顿万有引力定律在一定精度下是正确的，广义相对论和量子理论在极小极端引力情况下失效。而西方现代经济学理论似乎不受适用范围限制，不仅扩张到一切经济领域，也大有往政治学、社会学领域渗透的趋势。而且经济学家也没把经济学当成科学来对待，因为他们在用经济学理论来解释可感知和遇到的一切。经济学妄人张五常就说过，他只需掌握一两种经济学原理，就能解释一切经济现象。这听来很可笑，经济学在他眼里成了传销“话术”、一种自圆其说某种现象的语言工具。如果真是如此，经济学就实在没有存在的必要，中国历来不缺夸夸其谈的招摇撞骗者，连“人生规划师”这样的算命方士都上了电视媒体招摇，难道还需要专门设一门学科来收容经济学妄人吗？科学的另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在适用范围内的普遍性。但经济学中有个20\80定律，此定律用来说明主流经济学“经济人”假设存在着严重缺陷，即人类行为的80%符合此假设，另有20%并非“经济人”所描述的。各个学派的主流经济学理论都是建立在“经济人”假设这个大前提下的，在这个大前提下推导出来经济学理论自然缺乏普适性。

　　经济学，尤其是主流经济学只是一门主观的、唯心的社会学学科，它只是有条件的部分反映了经济学规律。经济学规律不是普遍规律，一种经济学规律只适用于某种特定的经济状况。每种经济学理论都将特定国家、特定人群为服务对象。关于这一点，是我们从一个国家采取的经济政策中，认识一个国家为哪个阶层服务的依据，无论这个国家的政府如何说、也不管这个国家是民主的还是专制的，慨莫能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