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出一本中国版的政治经济学，是自毛泽东以来中国共产党历代领导人的共同追求。他们的不懈努力，取得过丰硕的理论成果和实践成果。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继承历代领导人宝贵理论成果的基础上，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和方法，指导当代中国经济改革与建设波澜壮阔的伟大实践，以一个大国领袖的高瞻远瞩，从中总结升华，逐渐形成了比较系统的习近平政治经济学学说，开拓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的新境界。

一、习近平政治经济学的主要思想

　　习近平政治经济学，内容十分丰富，许多学者和中央媒体做过不尽相同的概括和解读。我个人经过初步学习理解，认为习近平政治经济学主要包含以下几个方面的重要思想。

一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这是习近平政治经济学学说的根本立场，也是谋划当今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的根本导向，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关于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的基本原理一脉相承。习近平明确要求，部署经济工作，制定经济政策，推动经济发展，都要把增进人民福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作为经济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指出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持续改善民生，提高教育、医疗等基本公共服务数量和质量，推进教育公平，使困难人群及其后代的发展能力得到有效提升；适应人民群众提高生活质量和幸福指数的愿望要求，不断改善和优化生态环境。他反复强调，各级干部要明白“为了谁、依靠谁、我是谁”，“广大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工作努力的方向”，“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实施扶贫攻坚计划，全面小康，一个人也不能少，一个少数民族也不能落下。

二是认识和引领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的思想。这是在综合分析了世界经济增长周期和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及其相互作用的重大判断，立足于最新的基本国情，确立谋划当今中国经济发展的根本前提和基本依据。习近平指出，经济发展新常态突出体现于四个基本特征，即经济增长速度从高速转向中高速，经济发展方式从规模速度型粗放增长转向质量效率型集约增长，经济结构从增量扩能为主导转向调整存量、做优增量并存的深度调整，经济发展动力从传统增长点转向新的增长点；强调我国经济正面临着复杂的系统转型，改革开放已进入全新阶段，不单纯以GDP增长多少论英雄，更加注重发展质量效益，寻求以科技创新、管理创新、制度创新为核心的发展驱动力。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大逻辑。

三是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毫不动摇的思想。立足当代中国实际，习近平反复阐明并一再重申：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关于生产关系的基本原理告诉我们，经济制度主要包括所有制和分配这两个方面。实行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经济制度，是中国共产党确立的一项大政方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必然要求；坚持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是实行基本经济制度在分配上的必然反映，也是确保效率与公平相统一的根本要求。习近平强调，在分配问题上，必须坚持初次分配和再分配调节并重；在初次分配过程中，着重保护劳动所得，努力实现劳动报酬增长和劳动生产率提高相匹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非公有制经济经过发展，已经成为社会主义经济的重要部分，而国有经济的相对比重有所下降，已是不争的事实。习近平突出强调，在深化改革过程中，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国有经济的主导地位不能变。针对一段时间少数人中炒作指责“国进民退”，企图用私有化来削弱消解国有企业，习近平多次提出，要通过全面深化改革，包括拓展混合所有制双向参与，进一步做大、做优、做强国有企业。

四是政府和市场“两只手”优势合力互补的思想。习近平鲜明指出，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核心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针对长期以来市场秩序不够规范、生产要素市场发展滞后、市场规则不够统一、市场竞争不够有序等问题，习近平强调，我们既不能因为存在缺陷而放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方向，也不能对此自由放任，关键是要使政府的作用也同时强起来。习近平多次指出，在市场作用和政府作用的问题上，要讲辩证法、两点论，努力用好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和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同时要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正如当年江泽民所说，在市场经济前面加上“社会主义”几个字，这不是画蛇添足，而是画龙点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内在地包涵着政府的宏观调控和导向作用。由于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活动中无数市场主体的主体部分，我国政府调控能力比资本主义国家对市场调控能力具有极大优势。习近平十分注重发挥这一优势，要求政府在市场经济中要做到“不越位、不错位、不缺位”，这就同有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主张的“市场万能”划清了界限。

五是确立“五大发展理念”的思想。习近平坚持以问题为导向，以创新破解难题，创造性地提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进一步明确了我国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发展思路、发展着力点，这是习近平经济思想的行动纲领。把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让创新贯穿党和国家一切工作，让创新在全社会蔚然成风；牢牢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正确处理发展中的重大关系，不断增强协调发展、发展整体性；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努力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现代化建设新格局；顺应我国经济深度融入世界经济的趋势，奉行互利互赢的开放战略，发展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全体人民共享，使全体人民在共建共享发展中，有更多获得感，增进人民团结，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

六是推进新一轮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思想。在统筹运用好国内国外两种资源、两个市场、两个大局的基点上，创造性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进一步实施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使中国人民利益与世界各国人民利益相互交融；开创性实施“一带一路”的开放战略，使中国的发展机遇与世界各国的发展机遇相得益彰；加大实施中国企业“走出去”的开放战略，使发展中国与造福世界相辅相成。要求在开放中增强发展新动能、增添改革新动力、增创竞争新优势，并努力提高外资利用水平。

七是重视科技创新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思想。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告诉我们，生产力发展是最革命的因素，人是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发展经济归根结底是要靠激活和强化人的因素，发挥广大人民的聪明智慧，掌握和不断创新科学技术。邓小平深刻指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发展经济离不开科学和教育。在新的时代条件下，习近平把发展经济与建设创新型国家紧密联系起来，强调要让创新成为驱动经济发展的不竭动能。与此同时，习近平还把提高劳动者素质作为着眼长远振兴经济的战略之举，强调要大力发展全民性现代教育，包括发展专业技能教育，着力提高劳动者的科学文化素质以及专业技术素质，从而把我们这个人口资源大国转化为人才资源大国，不断增创经济发展的优势。

八是军民融合深度发展的思想。习近平提出，要把军民融合发展提升为国家层面的发展战略，要求全军和各级人民政府、广大人民群众同心协力，做好军民融合深度发展这篇大文章，要加快形成全要素、多领域、高效益的军民融合深度发展格局。丰富融合形式，拓展融合范围，提升融合成次。逐步形成军民融合的武器装备科研和生产体系，军民融合的军事人才培育体系，军民融合的后勤和装备保障体系，军民融合的国防动员体系，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走出一条投入较少、军事和经济效益较高的国防与军队发展新路，努力实现强军目标，实现富国强军的统一。

二、习近平政治经济学的重大指导意义

　　习近平政治经济学，是在拥有13亿人口的社会主义大国进行全面深化改革这个伟大时代背景下产生的，其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与当代中国经济发展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时代呼唤应运而生的科学理论，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既敢于正视矛盾又善于化解矛盾的政治智慧，是对中国经济发展实践规律性成果的科学提炼和升华，具有非凡的时代价值和长远的指导作用，是引导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进而实现中国梦的行动指南。

其一，习近平政治经济学，对于全党继续探索社会主义基本经济政治制度与市场经济相结合具有明确的引导作用。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一个前无古人的重大课题，是贯穿整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全过程的时代课题，也是世界社会主义尚未解决的世界性课题。由于历史的原因，东西方几乎所有政治家和学者都曾将计划经济与社会主义国家相联系，将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国家相联系。克林顿等西方政要和经济学者曾经断言，中国搞市场经济，必然导致经济私有化，政治全盘西化。国内一些学者也长期坚持，中国要发展经济，必须全面市场化，而市场化必须经济私有化，公有制特别是国有大中型企业与市场经济不相容，主张国企必须从竞争行业中全部退出。我们党领导全国人民经过几十年艰辛探索，用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就，证明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市场经济是能够成功结合的，前途是光明的！这期间，中国辽阔的国土发生的一切经济和社会进步，几乎都直接或间接与这个“结合”分不开。与此同时，在改革进程中出现的各种新问题，诸如国有资产的流失，社会成员收入分配不公，贫富差距拉大，生态环境严重滑坡，一些行业重复建设造成产能过剩，思想领域里的道德失范、诚信缺失等，也直接间接与这个“结合”还不完善，还有待更好地对接和磨合相关。实事求是地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市场经济体制机制完美结合这个大课题，还未能真正结题。习近平政治经济学为我们党解决好这一“结合”提供了强大的理论武器。这一科学理论，将指导我们在新的实践中，把社会主义制度的巨大政治优势和市场经济的巨大活力优势融为一体，使之愈加充分地发挥出来。

其二，习近平政治经济学，对于排除各种错误思潮的干扰，避免改革犯颠覆性错误，具有鲜明的指导作用。2013年在印尼出席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期间，习近平明确指出：“中国是一个大国，决不能在根本性问题上出现颠覆性错误，一旦出现就无法挽回无法弥补。”2014年习近平接受俄罗斯电视台专访时，又再次强调：“中国改革经过30年，已进入深水区，可以说，容易的、皆大欢喜的改革已经完成了，好吃的肉都吃掉了，剩下的都是难啃的硬骨头，这就要求我们胆子要大，步子要稳。胆子要大，就是改革再难也要向前推进，敢于担当，敢于啃硬骨头，敢于涉险滩。步子要稳，就是方向一定要准，行驶一定要稳，尤其是不能犯颠覆性错误。”可见，防止犯颠覆性错误，是习近平高度警惕的。在改革深水区、攻坚期，存在严峻的挑战与风险。首先是党内外、国内外针对中国全面深化改革众说纷纭，有锦言良策，也有歪理邪说。比如，这些年来，总有一些人出于他们的政治目的，企图影响干扰我国经济改革的正确方向，不怀好意地把国有企业说成“党国大公司”，是发展市场经济的重大障碍，进行妖魔化渲染，急欲连根拔掉而后快，变着法子想把国有企业私有化。国有大中型企业是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力量，动摇了国有大中型企业，也就动摇了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动摇了我们党执政的经济基础。如果这样人的诡计得逞，那就必将是万劫不复的颠覆性错误。在新的形势下，习近平强调，国企改革是要把国有企业做大、做优、做强，在各种会议和视察中，他反复重申“两个毫不动摇”，这对于坚持经济改革的正确方向，具有根本的意义。再如，政府不认真有效地调整收入分配，贫富差距越拉越大；或者脱离劳动生产率的提升，过急过高地实行西方的高福利，也都可能造成重大风险。金融改革创新，金融衍生品层出不穷，金融市场监管缺失，也有可能造成系统性的金融风险。值得庆幸的是，习近平政治经济学，涵盖了我国经济改革的性质、方向、宗旨和原则，对于我们党统一思想，在前进中排除各种干扰，沿着正确轨道把经济改革向纵深推进，防止发生重大颠覆性错误，具有非常重要的指导作用。

其三，习近平政治经济学，对于中国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具有重大指导作用。步入21世纪之后，中国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其中第一个十年处于下中等收入阶段，但仍然保持了高速经济增长；第二个十年进入上中等收入阶段，人均GTP达到8000美元，这是了不起的奇迹。同时，我国发展也来到一个重大关口，就是世人拭目以待的中国能不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对此，习近平政治经济学有一系列重要论述和一整套重大对策，特别是提出了经济结构调整，包括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从全局上看，推进经济结构调整，是适应和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的重大改革，是适应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后，我国综合国力竞争新形势的主动选择，是适应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的必然要求。习近平还强调，不再以简单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论英雄，而是以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为立足点，这些都为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提供了思想引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