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的兴替：对国际金融体制的另起炉灶
2015年是国际金融体制和格局急骤变化的一年。在这一年中，中国对国际金融体制另起炉灶的进程延续前几年的势头，开始取得阶段性成果，从而为后美元时代的国际金融架构准备替代方案或者备份，尽管仍然有大量的工作要做，中国在世界金融体系中的地位和影响力无疑在明显提升，在初见雏形的新金融体制的强大冲击下，以美国主导的旧国际金融体制的内部裂痕扩大和逐步消解。本文对此进行简略的回顾。
2014年10月，各参加国一致同意，以中日韩继新加坡等5个东盟主要经济体的批准为条件，将AMRO升级为像IMF那样灵活性较高的国际机构;负责监督区域内经济的AMRO还将极大地关系到是否启动货币暴跌时互相融通资金的“清迈倡议”货币互换协定。启动后，它将成为“亚洲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强化该地区金融稳定大有裨益。美式金融全球化体制
所谓全球化也就是美国垄断资本主导的市场体系范围向全球扩展的过程。美国经济的金融化过程，也是美国资本推动的全球化过程的必然。二战后美国一直将全球硬通货、控制全球银行体系和控制全球资本市场列为其国家战略中的超级目标。在三大金融战略目标中，以美元霸权控制了全球硬通货，主导世界银行、IMF和国际清算银行等国际金融机构;通过推广美式金融自由化、金融创新到等理论，并以三大评级机构为媒介掌控信用评级的话语权垄断与霸权，推广美式金融金融价值观;并且以美式金融价值观为基础修改和制定全球金融规则或者惯例，实现对全球金融市场的监管控制;形成美国资本主导的全球金融体系，进而操控全球市场资本流动。
美式全球化的实质，不过是美国资本在全球市场范围扩大。而美国经济的金融化，美国资本占据全球资本循环与运动体系的高端——资本配置和分配领域(金融)，则是美国金融资本对全球其他资本势力的狩猎场边界的扩展，使得这个市场中的猎物越来越多，供美国资本绞杀;这也是美国资本推行金融自由化的根本原因。美国金融垄断资本在全球市场居于主导地位，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使得美国资本能够在全球市场的资本博弈中保持优胜。但是新世纪以来，特别是2015年以来，美式金融自由化和全球化的进程，在全球其他资本势力的冲击下，继续逆转。
2015年11月12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候任行长金立群表示，亚投行将遵循国际项目融资的新准则。他说：“所谓国际最佳准则，不是西方准则。”“我们不承认西方准则就是最佳准则。否则，西方国家为什么会出现金融危机和债务危机呢?我们要学西方的长处，同时也要避免他们存在的问题。”金立群表示：“我们正努力筹建亚投行，我们会吸收各个国家和地区的发展经验，特别是中国的发展经验，形成一套新的准则，这才是我们要遵循的东西。”显而易见，亚投行不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世界银行等全球性金融机构的准则奉为最佳准则，打算以自己的金融准则作为出发点。中国建立亚投行的宗旨是促进地区金融合作，落实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推动经济一体化进程;换言之，也就是推动中国资本主导的新的市场全球化进程。
亚投行也是我国推进“一带一路”战略和构建亚洲命运共同体的有力推手。“一带一路”战略的执行，在资本运动层面上实质上就是中国资本对外输出。2015年就是“一带一路”的实施之年，中国加大了“一带一路”的推动力度，加强与沿线国家的经济合作，以期共同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亚投行定位为一个政府间性质的亚洲区域多边开发机构，重点支持基础设施建设。科威特驻华大使祖维赫曾经表示，亚投行倡议是一个伟大的战略构想，不仅有利于亚洲地区基础设施的建设，对其他地区基建也有促进作用;之所以提出亚投行倡议，也是对其他银行基建能力的补充;就科威特而言，科方坚信并以实际行动坚定支持亚投行倡议，“相信亚投行会成为一个巨大的合作平台”。
亚投行也是对现行国际金融秩序另起炉灶的一个重大举措，对世界新金融体制的形成而言是一个里程碑式的事件。
首先，亚投行在国际金融领域具有广泛的代表性。截止2015年4月15日，法国、德国、意大利、韩国、俄罗斯、澳大利亚、挪威、南非、波兰等国先后同意加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已有57个国家正式成为亚投行意向创始成员国，涵盖了除美国之外的主要西方国家以及除日本之外的主要东方国家。2016年元月，金立群行长在亚投行开业仪式上透露，现在还有30个国家在等待加入亚投行。
其次，在推动全球金融合作，特别是政府间金融合作上开创新局面，标志着全球金融体系开始逐步改组。此前，发展中国家的融资一直依赖西方主导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以及日本主导的亚洲开发银行。中国作为主要发起国和主要投资方成立的国际性银行，是近代史上首个发展中国家占主导地位的银行。亚投行的成立和未来的成功，结束了发达国家长期来利用金融杠杆“支配”、“奴役”和“殖民”发展中国家的历史，开创了平等、公平和尊重的合作与稳定的新历史。
再次，亚投行具备新“世界银行”的雏形。如果这些签约国提供资本的对象由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转向亚投行，同时全球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寻求政府贷款的途径由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转向亚投行，亚投行业务逐步从亚洲向全球扩展，逐步接管亚洲开发银行和国际复兴开发银行的的业务，替代它们的金融功能，那么亚投行以其业务广泛性为基础，也就发展成为与国际复兴开发银行、亚洲开发银行并行的政府间多边信贷机构;同时以互利平等合作模式替代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实行的贷款附加政治条件的模式，亚投行也就具备未来新“世界银行”的雏形。
人民币国际结算体系构建稳步推进 货币国际化，不过是资本国际循环和运动的前提。在旧的国际金融秩序内另起炉灶，不仅需要形成主导性的机构和推行新的金融价值观，而且人民币结算体系的形成也就成为中国资本主导的市场全球化进程的基础构件。 1、人民币结算体系的构建 首先，中国开始筹建国际结算中心。10月30日，中国人民银行发布关于境外中央银行类机构在境内银行业金融机构开立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有关事项的通知，允许境内银行业金融机构为境外中央银行类机构在开立专用存款账户，用于办理其与中国央行开展双边本币互换交易、投资中国银行间债券市场、日常资金管理以及依法开展其他业务等相关资金往来。2015年11月25日和2016年1月12日，先后两批境外央行类机构在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完成备案，正式进入中国银行间外汇市场。这些境外央行类机构，涵盖了境外央行(货币当局)和其他官方储备管理机构、国际金融组织、主权财富基金三种机构类别。以上境外央行类机构各自选择了直接成为中国银行间外汇市场境外会员、由中国银行间外汇市场会员代理和由中国人民银行代理中的一种或多种交易方式，并选择即期、远期、掉期、货币掉期和期权中的一个或多个品种进行人民币外汇交易.
其次，启用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2012年4月12日，中国人民银行有关负责人表示，央行决定组织开发独立的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简称CIPS)，进一步整合现有人民币跨境支付结算渠道和资源，提高跨境清算效率，满足各主要时区的人民币业务发展需要。2015年10月8日，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正式启动。标志着人民币国内支付和国际支付统筹兼顾的现代化支付体系取得重要进展。其中跨境银行间支付清算(上海)有限责任公司为运营机构，19家境内外银行获得CIPS第一批直接参与者资格。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CIPS)为境内外金融机构人民币跨境和离岸业务提供资金清算、结算服务，是重要的金融基础设施。受访业界专家称，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的建立是人民币国际化道路上非常重要的一步，具有里程碑式意义;同时随着跨境人民币业务量的增长，人民币在全球支付货币的地位也随之不断提升。
2015年10月26日，阿里巴巴与中国科学院合作推出全球第一款采取量子加密技术的安全通讯产品，未来将提供给对于安全有高需求的行业，如金融业等。负责一手主导量子技术开发的中国科学院院士潘建伟计划优先将在中国主要城市如北京、上海、杭州等地串联一整条可用于量子加密的光纤通道，此外今年上半年也将发射第一颗量子通讯卫星，未来将部署多台量子通讯卫星，来逐步实现更广泛的量子通信应用。量子加密技术的发展，将为人民币国际结算体系的安全提供技术保障。
建立独立于第三方的报文传输体系也是金融安全一部分。俄罗斯总理梅德韦杰夫2015年1月时曾警告说，欧盟以乌克兰冲突为由禁止俄罗斯使用SWIFT的提议将引发俄罗斯“无限制”的反应。2014年，SWIFT在一份很隐晦的新闻稿中表示：“SWIFT及其股东收到了切断与一些国家和组织联系的要求，最近的两次是以色列和俄罗斯……SWIFT对这种压力及媒体的猜测表示遗憾，这可能破坏SWIFT为其全球客户提供服务的形象。SWIFT没有权力作出制裁决定。”SWIFT没有公布是谁提出的要求，但是幕后企图自然引发很多国家对结算安全的强烈担忧;禁止俄罗斯使用SWIFT将会使该国经济瘫痪。利用美元及其金融处理平台作为发动秘密战争的手段使中俄两国别无选择，只能逃离美国控制的金融市场体系和支付系统。
香港《南华早报》网站10月25日报道，CIPS作为一个跨境人民币支付系统，这是北京雄心勃勃的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的重要里程碑。它不仅仅是一个支付交易制度。它为历史性的货币、经济和地缘政治转折点做好了准备。果断地脱离美国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会带来多极金融权力分享，不过这种改变肯定会伴随着风险和冲突。报道称，目前，人民币是全球第四大常用交易货币，CIPS即将取代的交易制度很麻烦，它需要一系列在岸和离岸清算和代理银行。然而CIPS远不止于此，北京用它来取代环球银行间金融通信协会(SWIFT)。
2、人民币国际化方兴未艾
近年来，随着跨境人民币业务各项政策的相继出台，跨境人民币业务规模不断扩大，人民币在金融资本国际循环和产业资本国际循环两个层面建立和扩展流通范围。中国和俄罗斯、中国和伊朗本币结算早就启动。人民币债券也开始在海外发行。12月13日，中国与塔吉克斯坦本币跨境结算启动。11月2日，中国银联负责运营国际业务的子公司银联国际宣布与法国兴业银行合作，新开通马达加斯加、贝宁、科特迪瓦、布基纳法索、喀麦隆、几内亚、塞内加尔和乍得等8个非洲国家的商户受理银联卡业务。由此，银联卡业务拓展至非洲44个国家。人民币已成为中国第二大跨境支付货币和全球第四大支付货币。汇丰预计，2020年中国对外贸易的一半以上将以人民币结算，人民币将跻身全球主要货币之列。 金砖国家的金融战略合作金砖国家的金融战略合作的一个重要机制就是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作为国际金融领域中创设的一种新机制或者架构，同样构成对旧的国际金融秩序另起炉灶的一个组成部分。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是在2012年提出的，目的是为了自美国金融危机以来金砖国家避免在下一轮金融危机中受到金融动荡的影响，构筑一个共同的金融安全网。
2015年7月21日，金砖国家新银行在上海正式开业。印度人卡马特(K。V。 Kamath)出任金砖银行首任行长。中国财政部部长楼继伟在当日举行的“新开发银行：从理念到现实”国际研讨会上表示，相信在卡马特行长的带领下，在成员国的大力支持和大家的共同努力下，金砖银行一定能够成为“专业、高效、透明、绿色的21世纪新型多边开发机构”。
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的成员国，同样是亚投行的成员国。亚投行与金砖银行在章程中都聚焦在基础设施领域，但金砖银行还特别强调了可持续发展，因此涉及的业务领域更加宽泛。在服务范围方面，亚投行主要服务亚洲国家，而金砖国家人口数量占全球的42%，拥有世界三分之一的土地面积，且未来还有扩容的可能性，因此服务的国家范围更广。
任何新机制和体制在对旧体制替代之前，都是在旧体制中成长和逐步壮大自己的。对发达国家来说，金砖银行和亚投行在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国际多边金融组织进行外部合作，在拓展自己的生存空间的同时，也为全球金融体制变革带来强劲的动力。
值得一提的是，中俄在结算领域的合作也在务实推进。2015年12月15日，俄罗斯央行副行长斯科罗博加托娃在发行首批“Mir”卡的会议上表示，俄罗斯央行和国家支付卡系统在与中国国际支付系统银联就创建双系统支付项目进行谈判。她说：“我们在积极讨论与进入我国市场的一个国际系统——银联合作的议题。我方认为，与该支付系统签署双系统支付协议将带来十分广阔的发展前景。预计双方将在2016年达成协议。”中欧金融战略合作
2015年3月12日，英国正式申请加入亚投行，随后法国、德国和意大利等欧洲大国纷纷加入亚投行;中欧金融战略合作开始走向深化。10月25日，中国投桃报李，正式请求加入欧洲复兴开发银行(EBRD)。2016年1月15日，中国宣布加入欧洲复兴开发银行的相关法律程序已经完成，中国正式成为欧洲复兴开发银行第67名成员。欧洲复兴开发银行行长查克拉巴蒂爵士表示，这是欧洲复兴开发银行迈出的重要一步，对中国以及欧洲复兴开发银行投资的国家而言意义重大。双方开启了互利共赢合作的新篇章。欧洲复兴开发银行将支持中国企业在相关地区开展投资，成员国地位也将为中国“一带一路”战略注入新动力。
中欧不仅在政府信贷领域合作，而且在长期资本领域联手。2015年11月18日，中欧国际交易所在法兰克福正式运作;根据协议，上交所、德交所和中金所将按照40%、40%和20%的比例，共同投资2亿元人民币合资成立新公司。当日率先推出欧洲首只以人民币计价的A股交易所买卖基金(ETF)。ETF适用广受欧洲各国法律认可的“欧盟可转让证券集合投资计划”架构，欧洲投资者可通过该产品更便捷地投资中国内地市场。这被视为中国银行集团持续提升全球一体化服务能力的标志，以配合“一带一路”战略的推进。中欧所定位于在欧洲打造离岸人民币资产的交易和定价中心，是境内资本市场在境外的重要延伸和补充。德意志交易所集团首席执行官贾伟德表示：“中欧国际交易所的成立是三所战略合作的重要里程碑。中欧所的成立，推动人民币国际化向前迈出了关键一步，同时也为中欧资本市场共同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我们十分荣幸能够参与其中并作出应有的贡献。”中金所董事长张慎峰表示：“中欧所旨在继续推动中国资本市场对外开放与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三家交易所自此迈入一段崭新的旅程，将携手努力，共同将中欧所打造成一个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交易平台。”
在亚投行开业后，欧洲复兴开发银行行长苏马·查克拉巴蒂接受媒体采访认为，亚投行的成立将为国际体系提供更多健康的国际“火力”。虽然欧洲国家加入亚投行，意味着欧洲国家可能试图在美式金融体制和中国创建国际金融新体制之间左右逢源，但是中欧相互加入对方主导的区域性多边信贷机构，还是具有在金融战略上相互策应的意义。中国对欧战略策应，支持了欧洲大陆国家加快内部的金融体系和体制整合的进程和谋求自身的金融独立性。
欧洲大陆同样是在美国主导的全球金融体制中另起炉灶。2015年2月18日，欧盟委员会宣布启动单一资本市场机制“资本市场联盟”计划，这也是一项扩增欧洲金融体系非银行部分的议程，该部分正处于发展之中。其短期目标便是随着银行业不断发展而解锁信贷条款，更长远的目标则是促成一个更多样化的、更具竞争力的以及更有弹性的金融体系。
作为“资本市场联盟”计划的一个组成部分，征收金融交易税的计划在欧盟范围内推进。2015年9月15日，德国财长沃尔夫冈·朔伊布勒表示，希望在整个欧盟范围内推行针对股票和证券产品的金融交易税。欧盟委员会最初于2011年提出征收金融交易税的想法，部分原因是为了平复公众对在2008年金融危机后、政府花费大量资金救助银行业的不满。以法国为代表的支持者认为，这一计划不仅会促使银行业以及其他金融机构向财政作出更加合理的贡献，而且能够打击与实体经济关联不大的金融市场投机性交易，避免市场剧烈震荡。朔伊布勒12日表示，目前尽管只有包括德国和法国在内的11个欧盟国家愿意参与金融交易税征收计划，但是将努力劝说其他欧盟国家加入这一计划。亚洲版IMF启动和日本的转变 面对国际金融体制的变革浪潮，东亚大国日本虽然跟随美国的政策，拒绝加入亚投行，但是为了避免被美国再度剪羊毛和给自己准备一条金融逃生通道，同样萌发了别样心思。2015年22日，据《日本产经新闻》消息，由中国、日本、韩国和东盟成员国等组成的10+3宏观经济研究办公室(AMRO)年内将作为国际机构启动。AMRO于2011年4月成立。来自13个国家和地区的约40名经济学家负责审查参加过的财务状况。AMRO第一任领导人是来自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的魏本华。
日本同样开始准备自己的日元国际结算新体系。2015年10月13日，日本银行(日本央行)启动一项新型资金结算系统，以确保日元在亚洲的地位。据悉，这个被命名为“新日银网络”的资金结算系统全面替代了此前的“日银网络”，各行利用存于日本银行的活期存款及日本国债，可在线处理金融机构间的资金和国债结算。日本央行希望“新日银网络”能够提高日元在亚洲和欧洲使用的便捷性，扩大日元当日结算规模，提高日元的国际竞争力。
货币互换的国际体系
货币互换是不同货币债务间的调换。最早的货币互换出现于上个世纪80年代的外汇市场，用于防止不同市场主体间的汇率风险。而货币互换成为国家或者政府的金融稳定工具，则是肇始于2000年5月4日的第九届东盟与中日韩“10+3”财长在泰国清迈共同签署建立区域性货币互换网络的《清迈协议》。
2015年5月18日，据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CFR)文章，自2009年以来，中国已经与31个国家签署货币互换协议，而且一些货币互换协议的额度也在扩容。这些货币换协议的一方主体是中国，签订协议的伙伴涵括了除美国外的世界主要经济体。货币互换协议不仅促进国际金融和贸易领域的人民币计价与结算的扩大，而且这种货币机制安排是非美元化的，一方面是为了减少甚至避免在美国不负责任的美元政策背景下被国际金融动荡与危机所伤害，另一方面，也是除美国外的世界主要经济体在为后美元时代的合作提供一种备份或者备胎。
结语
在全球经济低迷、治理效率低下的大背景下，亚投行在短短两年多时间里就从一个概念性倡议，发展成为一个具有全球广泛参与度的多边金融组织，并为全球治理体系的变革注入新动能。亚投行是继金砖银行和基金之后对国际金融体系另起炉灶的又一个里程碑，全球除美国资本以外的各大资本势力集团由此开始抛弃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加快创建适合于自身的新的金融机制和体系的进程，而且在金融战略层面相互策应，不仅对美元本位制产生强大冲击，而且逆转了美式的金融全球化和自由化进程。
当前的国际金融体制正处于美国资本主导的市场全球化倒退、各种其他区域性多边体制和双边体制的茂盛生长的更替之中，新体系还有待慢慢充实，和旧体系并行运行。世界金融中心，开始由大西洋西岸，逐步转向太平洋西岸。这不仅意味着在全球格局中各种资本势力的力量消长和市场版图的重画，而且意味着以旧的金融利益关系的消解和新的金融利益关系的织造为内容的全球金融体制变迁。这种变迁既是以国家为载体的资本势力集团相互争斗的产物，同样是世界经济和政治走向多极化的基本动力之一。
参考文献：
《全球化的兴替：处于变迁之中的国际贸易体制》，清湖渔夫;
《石油美元本位制在风雨中飘摇》，清湖渔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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