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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将不仅因为武力，而且还因为文化而自豪”。这是肯尼迪离世前留给美国文艺家的演讲内容。半个世纪过去，无论人们如何评价，美国文化已经遍地开花。有学者甚至认为，所谓的“全球化”就是美国化。

　　如今，“全球化”已是既成事实，而且它绝对不仅限于经济场域。麦当劳和肯德基，或者还有怪兽和僵尸、哈利·波特和变形金刚正在成为全球孩童的共同记忆;年轻一代的价值观和审美取向正在令人绝望地全球趋同。与此同时，四海为家、全球一村的感觉正在逼近;城市一体化、乡村空心化趋势不可逆转。传统定义上的民族意识、家国道义正在消亡。作为文学表象，那便是充斥的山寨版产品和虚无主义倾向。它们较之有毒食品、伪劣货物更有过之而无不及，因为资本绑架人类、使人变傻的最佳手段无疑是用卡通快餐取代经典。

　　首先必须说明的是，虚无主义的最大表象是无限的多元和相对，其本质则是消费主义。面对来自西欧的经典文化及苏联意识形态，美国所推行的正是大众消费文化。用著名美国学专家马特尔的话说，“美国文化通过娱乐产业和大众文化获得了最显著且数量最多的影响力，主要归功于好莱坞电影、流行音乐、百老汇商业戏剧和文学畅销书”。其次，跨国公司在制造产品时充分注意到了不同民族、群体、个人的需求。这正是美国式大众文化去意识形态化、去中心化的物质基础：跨国资本。

资本逻辑和商业运作之一

　　世纪之交，“奶酪热”袭来，带给我们的思考至少有二。首先是商业运作。它使我想起了《学习的革命》。这显然是一种国际意义上的商业行为、商业炒作，譬如股票或者名目繁多的有价证券。仿佛任何一种商品，比如汽车，又比如家电、服装甚至还有令人眼花缭乱的苗条霜或丰乳膏。只是未必名副其实而已。在文艺领域，好莱坞称得上是开路先锋，麾下“大片”几乎都是高投入、高产出的典范。这符合跨国公司的全球战略。

　　其次，不能否认斯宾塞·约翰逊的“奶酪理念”有着比较突出的现实意义。我们确实处在一个史无前例的信息的时代、变化的时代，而且这种变化同时印证了一统江湖、一日千里的说法。它的一元性指向和变化速度完全是几何级的。人们不但可以一夜暴富，变成比尔·盖茨，也可能一觉醒来一贫如洗。就近而论，下海、下岗以及各色利益调整和地位变易天天都在大呼小叫中发生。莫言的《师傅越活越幽默》说的就是这个。然而，渐渐地，人们也就见怪不怪了。

　　谁也不知道明天会是怎样一种情状。这与前现代社会相对静止、稳定的状态全然不同。日出而作、日入而卧、信而有征、薪尽火传的生活方式迅速成为神话。

　　面对变化，无论情愿与否，恐怕再没有人可以高枕无忧了。而斯宾塞·约翰逊的“奶酪理念”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形成的。

　　当然，这种理念本身并不新鲜。在我们自己的文化传统中，就不乏类似的理念。拿成语而言，我们即可随手拈来“未雨绸缪”、“与时俱进”、“随机应变”等，还有反义而用作批评的“守株待兔”、“听天由命”、“随遇而安”等。而且，其中有些成语还是由寓言演化而来的。

　　“奶酪”其实不过是个寓言故事。而且，从寓言的角度看，它又过于简单、幼稚，缺乏传统寓言的文学价值。拉封丹的《知了和蚂蚁》就比它高明。而我们老祖宗在《守株待兔》一类寓言中则仅用两三行字就超越了这个又长又臭的“奶酪故事”。然而，恰恰是这么一个简单的故事，却被炒作成了“救世良方”。

世界主义的“秘符”

　　2009年岁末，《失落的秘符》以惊人的印数，像一颗彗星划过被金融风暴阴霾笼罩的天空;对于日趋迷糊的图书市场，则犹如一座航标，恰尽其用。各种畅销元素(或“世界性元素”)在小说中几乎悉数登场。该书称得上是一座美轮美奂的符号迷宫。秘密的主要持守者是彼得·所罗门，他的姓名便是一个典型的符号。彼得让人联想到基督的大使徒圣彼得。圣彼得原名西门，彼得是基督对他的指称，在拉丁文中意曰石头，这和小说的秘密之所在——石金字塔相关联。而所罗门则是典型的犹太姓氏，与犹太先知所罗门关涉。小说从彼得之子丧心病狂地寻找秘密开始，并由彼得那充满秘符的断手及其《灌水茶楼》式的神秘指向引出符号学家兰登教授。兰登和彼得的妹妹凯瑟琳与乔装打扮的凶手及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中央情报局一干人等惊险周旋，可谓九死一生，最终找到了谜底，破解了共济会的核心秘密：失落的秘符。

　　这个秘符比《达·芬奇密码》中的“倒金字塔”(这一意象正是中世纪传奇中屡屡提及的探险目标——“圣杯”)更具体，但也更高妙、更富有现实意义，盖因它是一个古老的理念：“赞美上帝。”这个西方犹太—基督教文化核心理念的“重新发现”将一切回溯到《圣经》本身，并与现代物质文明构成了反差。而故事中的凯瑟琳作为现代意念学家，其研究成果似乎恰好与这一发现不谋而合。反之，凶手殚精竭虑、无所不用其极的追寻结果，却是找死，即“怎样死去”。

　　从作品本身看，丹·布朗的演绎具有以下几个特点：其一是继承中世纪基督教玄幻文学、骑士传说及哥特式小说的某些传统，同时将现代侦探推理小说杂糅其间;其二是通过大善大恶的人物将西方主流价值观和盘托出;其三是大起大落、大开大合的情节和细节毕现的描写相得益彰;其四是对犹太—基督教文化核心内容的诠释，尤其是对犹太—基督教文化谱系中的神秘主义传统进行了一次细致入微的梳理;其五是在犹太神秘主义的周围结集了大量可资参照的神秘主义或类神秘主义文化现象，如古印度奥义、中国易学、炼金术、占星术、纹章学、塔罗牌及中世纪以降的各种神秘修会、西法底文化中的某些神秘社团(发轫于12世纪的喀巴拉犹太神秘主义是其中最为重要的一支)等等，却独不提伊斯兰苏菲神秘主义。而这第五点恰似“全球化”背景下NBA招揽世界球员，其文化含义和商业动机不言而喻。

　　由此，读者大可将话题引申至近年世界文坛关乎世界主义的讨论。在这些讨论中，民族性和世界性这个“背时的话题”再次被提到前台。其中的二元对立固然可疑，但完全否定二元论却是放弃起码的坐标。无论从什么角度看，丹·布朗的小说确实色彩驳杂，但其所持守的却是一本正经的西方或美国核心价值。这不由得让人联想到美国中央情报局前局长杜勒斯关于让我国年轻一代变成世界主义者的一席话。他或他的同僚们可没构筑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善意。文化接轨难免被“化”，除非我们有足够的抗体。而技术理性制导的简单量化也许正是杜勒斯们需要的世界主义。

伪多元与同一化

　　即使我们对村上春树们、阿特伍德们的“国际化”写作视而不见，也该想想好莱坞电影的魔力。有电影艺术研究者总结过美国女权主义者对好莱坞模式的批判，谓：一、好莱坞是一个以男性话语为轴心的视听世界。在这个世界中，起决定作用的是男性视角，而虚构的客体是风格化、性感化的女性形象。因此，女性是被观望和展示的对象，她们被塑造成具有强烈视觉冲击力和情绪感染力的“他者”，从而满足男性的感官需求和欲望。二、女性作为影像，始终是男性“英雄”的饰物或附庸，是他们实现价值(产生魅力)的道具。三、主流创作基本排斥女性英雄，她们通常只是故事的佐料，以致沦落为惩戒对象。四、女性是“梦工厂”制造幻景的噱头，好莱坞将她们奇异化、虚拟化，以满足观众(哪怕是潜意识)的欲望和欣赏习惯。这显然是基本事实，其理论依据则来自福柯的“环形凝视”。

　　撇开性别研究，从地缘政治的角度看，东方则无疑是以美国为轴心的西方的“他者”。关于这一点，萨义德已有充分论述，尽管其理论所从出的仍是后现代主义对二元论的解构。需要警觉的是，中国业已成为美国必须同化或解构的主要目标，而好莱坞的影响不可小觑。

　　上世纪40年代，时任美国总统的罗斯福就曾明确指出，若论什么是影响人们思想观念的最佳武器，电影首屈一指。有鉴于此，他曾下令有关方面要以宣传美国的政策和政府的努力为目的。这早在上世纪20年代就已成为美国高层的共识。威尔逊就曾认为，电影在传播公众信息方面当被列为最要媒介，盖它以通俗的话语形成了对美国政治和目的的有效展示。同样，时任商务部长的胡佛认为电影输出的意义不仅在于它作为直接的商品价值，还在于它代表了美国的生活方式和影响力。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以本土未遭战火洗劫的优势进一步大力发展电影业。这也是罗斯福总统对战时宣传部门的要求。首任美国国务院战时新闻局局长戴维斯宣称，电影是世界上最强有力的宣传工具。1947年，美国电影协会负责人麦耶在回顾电影的作用时说，现代美国电影是任何其他出口商品所无法比拟的，它同时兼具重要的经济、文化和政治意义。1953年，随着“冷战”的升级，艾森豪威尔在就任总统期间成立了美国新闻署，下设电影电视和新闻广播等部门，简称USIA。巧合的是它与美国的缩写仅“一字之差”，而多出来的这个字母恰巧指代“Information”。该机构的使命被确定为：一、宣讲美国政府的政策;二、阐明美国政治与各国人民的合理诉求密不可分;三、抵制一切反对和扭曲美国形象的企图;四、通过表现美国文化生活促进人们对美国政治的理解。

　　顺便说一句，中美一建交，在好莱坞电影中受到“外星人”青睐的可口可乐和麦当劳、肯德基等“非意识形态产品”便率先迫不及待地进入了中国;至于美国在华“入世”谈判中强调的以好莱坞“大片”为主要内容的知识产权及信息自由流通，则自然更符合前述政治。但我不会忘记，曾几何时，美国还是麦卡锡主义和“冷战”的急先锋;曾几何时，索尔仁尼琴等苏联“异见者”是它青睐的对象;曾几何时(上世纪80年代)，阿列克谢耶维奇(2015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编者注)就已经为它所关注。而门罗主义则始终没有退出历史舞台，即使形式都少有改变。

跨国资本的全球策略

　　而现代美国政治本质上是跨国资本主义政治。它发扬了资本主义“自由”、“平等”、“博爱”的精神，并在此基础上逐渐形成了两大新基点：一是现代化，二是大众消费文化;二者相辅相成。不消说，除了上述三精神，资本主义制度建立在四大“合理性”上：一是“自由经济”，它承诺以每个人发挥主观能动性为前提，从而最大程度地提高生产效率，进而调动和利用一切有效资源以发展生产力、创造物质文明、满足人的需求;二是“民主政治”，它承诺确保社会公平与公正，并在此基础上赋予民众自我选择、自我实现的权利;三是“道德社会”，它承诺维护人的尊严、人的本质诉求;四是“多元文化”，它以开放的姿态兼容并包，从而保证了人们的创造力和多元的精神诉求。当然，这些相对空洞的政治经济和文化道德理念必须依附于看得见摸得着的实际。于是，现代化成了资本主义的首要追求和现实目标。它一方面以刺激需求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另一方面又以结伴而生的大众消费欲求反过来刺激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这一循环从现代化初级阶段以满足人的实际需求为导向的生产和消费方式，逐步发展至如今以制造和刺激消费、激活和培养欲望为目的的消费和生产方式。因此，现代化和大众消费文化二而一、一而二相辅相成，相得益彰。上世纪50年代中后期艾森豪威尔政府发起的所谓“民众资本主义”便是这一现实的政治体现。这恰恰助推美国登上了霸主的地位，也是战胜苏联和欧洲经典资本主义的法宝。

　　简言之，现代化伴随着资本主义的产生而产生、发展而发展，它见证了奈斯比特、托夫勒们所说的“第二次浪潮”，却并没有就此歇脚，而是以新的面目走向了所谓的“后现代”或“后工业时代”。在这方面，好莱坞提供了不可多得的范本：理论上的相对或多元为好莱坞走向世界打开了实实在在的通道。最初是上世纪30年代华纳兄弟和派拉蒙公司的“走出去”战略：二者相继在德国和西班牙拍摄电影并就近在这些国家及其周边地区发行;然后是起用欧洲演员，譬如派拉蒙公司在法国本土制作了一些法语电影。同时，好莱坞花了三年时间探寻和解决配音问题，从而打破了欧洲非英语国家对好莱坞的有意无意的抵制。这些尝试不仅降低了成本，而且为好莱坞的“国际化”进程展示了更为广阔的前景。从此，境外制作和起用外籍影星、使之为美所用逐渐成为好莱坞的重要模式之一。这后来被NBA等诸多行业或领域所吸收并发扬光大。

大众消费文化：伪多元与狂欢

　　且说好莱坞与资本性质穿一条裤子，它可以招摇过市、风靡全球便是基于大众消费取向：一是伪多元;二是通俗化。

　　1.好莱坞“大片”的所谓“多元化”或“国际化”本质上是地地道道的美国化。理查德·佩尔斯说，早在上世纪30年代，世界因好莱坞电影了解和熟悉美国产品及美国人的生活方式、行为模式和价值观。丰富、诱人的好莱坞电影使欧洲人产生了开美国车、抽美国烟、吃美国食品、穿美国服装的欲望。在一些知识分子看来，更为重要的是，欧洲正在丧失对自身文化、欧洲传统的兴趣。美国电影的强大吸引力使法国作家深感不安。他们由此担心巴黎的时尚和文艺中心位置已不复存在。他们对好莱坞的恐惧有些夸张，但这种恐惧不仅限于法国，它在全欧蔓延，以致不少文化精英认为好莱坞正在瓦解他们的民族认同。

　　2.好莱坞“大片”奉行的是不折不扣的通俗化路径。只消稍稍翻检一下近年好莱坞“大片”的种类，我们当可洞悉其“娱乐化”本质：票房，或谓资本驱动的美国化或跨国资本主义的一元化。单就票房而言，前20年仅占全球电影产量1/10的好莱坞，就赚走了全球票房的70%。娱乐化与美国的现代化理念和大众消费文化一脉相承，其种类之多，可谓不胜枚举，而且重要的是它藉艺术以自立逻辑。这个逻辑便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表象。后者使美国精神和美国生活方式在角度不同、题材各异的动人故事中得到体现。如《肖申克的救赎》、《纽约黑帮》、《真实的谎言》、《拯救大兵瑞恩》等在宣扬美国精神、揭示正义战胜邪恶、人道战胜魔道、人权高于主权等新老话语方面博取同情、赚足票房;《与狼共舞》等在展示“多元文化”与和平主题等方面也颇具匠心;《勇敢的心》等则坚持了一如既往的所谓独立、自由思想;而《泰坦尼克号》等巧妙地延续了“灰姑娘”(“灰小子”)的故事。凡此种种，在提供感官刺激和精神愉悦(消遣)的同时，神不知、鬼不觉地将美国的价值观、审美观和认知方式灌输给了世界观众，同时巧妙地藉“国际明星”的衣食住行将美国产品和生活方式推销到了世界各地。而这正是好莱坞的高明之处。

　　因此，这样的“普世价值”既符合强势文化和跨国资本全球扩张的需要，又指向最大的公约数，因为这种以通俗(消遣)为指向的“多元化”或多样化文化产品恰好契合和顺应了现代化(或后现代)背景下的大众消费精神，用波兹曼的话说便是“娱乐至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