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特钢的破产过程中我们也可以很清楚的看到，无论从资产的处理还是对资产的清算方面，都流露着故意要让其破产的痕迹。

　　(图片拍摄于特钢废弃厂房内)

　　2015年一月，求是学会一行人前往重庆，采访了重庆特殊钢材厂的老工人。老工人们十分热情地接待了我们，给我们讲述了特钢几十年来的变迁史。

　　重庆特殊钢材厂(后简称特钢)坐落在嘉陵江畔，地理位置十分优越。特钢在解放前只是一个小厂，在新中国成立后30年间得到了极大的发展，曾是全国重点特殊钢厂之一。特钢在80年代达到顶峰，在生产和技术研究领域都做出了卓越的贡献。然而，从90年代开始，特钢就一直在走下坡路，直至破产。

　　80年代，国企开始实行厂长负责制。与此同时，国家逐渐放开计划体制，实行利改税、拨改贷等政策。政策刚开始实行时，许多国企拿到了数额较大的贷款，又缺少国家的管控。因此，当时的这些贷款，很多都用于提高员工福利。事实上，80年代末，国企员工的福利整体都做得较好。但是到了90年代，到了生产设备普遍需要更新换代的时候，财务方面就显得捉襟见肘了。这对全国范围内的国企都是一个挑战。

　　特钢也不例外。在90年代时，特钢就出现了厂房较老、设备较为陈旧而无法及时得到更换的问题。另一方面，工厂背的教育、医疗等的包袱较多。与此同时，国家在大力扶植私营企业，在税收方面给了相当的优惠。因此，在与轻装上阵的私营企业、先进的外企的竞争中，特钢有着明显的劣势。

　　1993年，特钢总经理为了自己的提拔，不顾职工的反对，强行花6500万美元购买了美国报废的罗布林生产线，买回后发现整条生产线无法使用，但购买的费用由特钢承担，这为特钢平添了不少债务。这种事情，在全国范围内其实都屡见不鲜。

　　同年，特钢改为职工股份制公司，但上市融资效果不甚明显，1997年负债高达15.2亿。总经理下台后，国家多次换厂领导以扶持，但亏损依旧。后国家采取“五管其下”(债转股，兼并，清产核资，贴息技改，加强班子建设)的方式治厂，起初极大鼓舞了职工，其中“债转股”与“贴息技改”最受职工期待，但恰恰是这两项因国家未批予足够资金而未能实现。

　　1997年，特钢被重钢兼并。被兼并后，厂内实行“一年工龄换算一月工资”的下岗工资买断制，以此代替了对下岗人员的失业安置，从而也断绝了下岗工人与工厂的关系。而随着物价的上涨，买断金很快便消耗殆尽，工人生活难以为继。除了买断之外，厂里还实行了带资分流，即将辅助部门作为资产分给职工作为下岗费用。在实际操作过程中，据老工人透露，实际上流入了中层管理人员的手中，并未惠及普通工人。另外，带资分流实际上减少了特钢的资产，使特钢的负债率进一步提高。

　　2003年，重钢解除与特钢厂的兼并关系，并占有部分特钢厂股份的指标。在被兼并的这段时间中，特钢的情况非但没有得到好转，由于重钢占有了特钢的股份，使得特钢负债率进一步提高。

　　2005年6月，重钢因“资不抵债，资产48亿，负债52亿”而破产，以60万元/亩地的远低于市场收购价(约100万元/亩)的价格被私人单位收购，引起工人不满。同年10月，重庆特钢厂下岗工人为维权而组织了抗议活动，并发生流血事件。事后，工人与政府达成生活改善协议，特钢的历史也至此告一段落。

　　特钢的历史结束了，然而思考却并不能停止。

　　传统国企的衰落是必然的。对于传统国企而言，从各方面讲，都不是为市场体制而设立的。因此，在市场的竞争中，传统国企必然走向衰亡——要么破产，要么转向适应市场的方向。然而，我们不能只看到必然性。整个改制过程，其实很耐人寻味。

　　国企改制的一个重要理论基础，就是所有权和使用权的分离。而这种分离在现实中意味着什么呢?厂长有着对这个企业的处分权，但没有所有权。因此，在没有充分的监督之下，国企就是为个人谋私利的工具——利用自己的处分权，通过一系列操作，将不是自己所有的，转化为自己所有的。这一点，在90年代时大肆低价贱卖国企的过程中体现得非常明显。尽管在名义上党委还能起监督作用，但以特钢为例，董事长和党委书记由总经理兼任，因此这种监督作用实际上是没有的。在改制之前，工厂为全体职工所有。从这个意义上讲，这实际上是对权力的监督和掣肘。

　　从特钢的破产过程中我们也可以很清楚的看到，无论从资产的处理还是对资产的清算方面，都流露着故意要让其破产的痕迹。从某种意义上来讲，破产是由某种意志想要刻意达到的结果，其目的就是建立新的市场体系。然而，如何平滑地进行这个过程而尽可能保留工人权益，这是值得思考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