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践是认识之源，重大经济理论创新都是当时经济现实变革的产物。亚当·斯密面对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取代简单作坊、市场力量勃兴的时代主题，探究分工、市场、竞争、价格与经济增长的内部关系，第一次提出了资本主义经济运行的系统理论；同样，当大萧条摧毁了市场自发调节的神话，凯恩斯提炼出如边际消费倾向递减、流动性偏好陷阱等命题，催生了宏观经济学；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则揭示了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产生、发展与演变的历史趋势，深入解剖了资本主义制度下资源配置的规律，成为对资本主义制度病理分析的思想宝库和探寻未来社会与人的解放之道的指路明灯。

当代中国经济学创新与发展之源只能是生成中的中国经济制度，即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它有四个支柱：一是导入竞争性的发展型地方政府，使中国从西方的政—企二维结构，变成竞争性企业、竞争性地方政府与战略性中央政府互动的三维结构；二是通过国有资本管理取代国有企业管理，形成与市场经济相容的新国有经济；三是通过纳入以资产负债管理，即资本运营为主体的发展型财政，建立中国式的复合型财政体系，超越西方以收支管理为主的公共财政；四是形成以国家长期发展为目标的国家发展管理，超越西方国家周期性宏观干预实践。

尽管这一生成中的中国特色市场经济已显示出许多超越西方常规市场经济的比较制度优势，但许多人囿于对西方市场经济的迷信，先验地认定它只是从计划经济转向西方市场经济的过渡形态。事实上，研究中国特色市场经济的运行和规律，推动自主制度创新，是中国政治经济学的历史责任。打造一个不同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新型市场经济模式，发展出解释中国特色市场经济的政治经济学，将是思想史上的伟大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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