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实际上是制度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改革就是制度创新，一般认为制度创新与技术创新在推动经济增长方面的效用是一样的，而且认为技术创新的动力有赖于制度创新的刺激与推动，因为如果一个社会没有经济增长，那是因为没有为经济创新提供制度刺激。而且进一步又认为最有利于技术创新与经济增长的制度创新是对产权的确认与保障，即谁干的，就属于谁的。美国经济学家道格拉斯·诺斯把西方世界的兴起以及工业革命归于西方国家的制度创新，即先有制度，才有工业革命与西方崛起。但是，诺斯的理论又如何解析目前西方国家的衰退呢？

对此只存在两种可能，一是西方国家的制度发生了蜕变，二是导致经济增长或者衰退另有原因。从历史上看西方国家制度确实发生过变化，在19世纪末以前西方国家的制度主要有利于资本积累，而不利于社会和劳工，之后随着福利国家的发展，制度偏向于中性，但是从制度本质来看没有改变，依然是以产权私有制为核心。那么，既然西方国家制度没有本质变化，导致经济衰退的原因是什么呢？对此回答只能是利润率或者说投资边际效率的变化，也就是说投资预期利润决定投资，投资则决定经济增长，而我们知道投资利润一般具有不断递减的规律，由此必然导致投资刺激的不断弱化，经济增长的下滑与停滞以及衰退。那么，由此是否可以说决定经济增长或者衰退的根本原因在于投资边际效益，而不在于制度。如果是如此，那么我们就能够解析目前西方国家的经济衰退，即衰退源于投资边际效益或者预期利润的下降，由此影响一是投资萎缩和经济增长下滑，二是产业转移和产业空洞化，三是失业率居高不下和中产阶级贫困化，四是政府税收减少，社会福利难以维持。同时我们也能够以此解析中国为什么会崛起，原因显然在于投资边际效益，但是一旦投资利润的下降，经济增长自然将趋于下滑，除非能够阻止或者提升投资边际效益。

现代经济与社会是建立在私人投资基础上的，而私人投资是建立在利润驱动基础上的，没有预期利润就没有私人投资，没有投资就没有发展，没有发展，经济就衰退，经济衰退，社会矛盾就会激化。从目前发展趋势来看成本在不断提高，预期利润在不断下降，由此结果是私人投资的停滞，显然这是现代经济与社会陷入困境的根源。美国历史学家伊曼纽尔·沃勒斯坦在“我们所了解的世界的终结：21世纪的社会科学”中指出现代资本主义体系正在受到一种结构性的制约，人们已经不再能够驾驭，而这种结构性的制约主要来自于三个方面，一是全世界的非农村化的结果，这是非常超前的现象，将可能在今后的25年中大体完成。这是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劳动成本在全部创造价值中的比重将不可避免地增加。二是成本外化的长期后果，这导致了生态的枯竭，这就使投入到全部创造价值中的百分比上升。三是世界民主化的结果，它对公共开支不断提出更大需求，用在教育，卫生保健和终身收入的保障上，这就使税收开支在全部创造价值中的百分比上升。以上三种力量结合在一起创造了一种大规模的长期的对生产利润的结构性压缩，而且使资本家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不能赢利。由于资本的无限积累是定义资本主义作为历史体系的特征，但是以上三种制约使这一体系的最初动力不再起作用，所以资本主义面临结构性的危机。

根据工资铁律，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工人的工资不可能绝对提高，不平等是资本主义的必然产物，但是从资本主义发展来看，实际平均工资水平在整个世界经济中所占生产成本比例是不断提高的，其原因一是由于工人的政治觉醒与不断斗争。二是由于资本主义国家选择了一条改良主义道路以避免革命的爆发，所以马克思与列宁预测的无产阶级革命并没有最终发生。三是资本家认识到如果生产汽车的工人买不起汽车，那么我生产汽车买给谁呢？他们认识到通过提高工资可以增加社会购买力，扩大内需。但是目前问题是工资上涨了，利润下降了，没有利润，资本家也就失去了资本积累的基础与投资的兴趣，或者他们选择将生产转移到工资低的国家去，由此结果自然是不仅高工资难以维持，而且失业率居高不下。

资本主义发展的第二个瓶颈来自于成本外化或者讲环境破坏极限的制约，对于这个制约事实上我们也不陌生，因为中国的快速发展正在导致环境破坏的加剧。不错，发展是一件好事，但是发展总是有代价的，如果代价大于发展的好处，那么这种发展就到了极限，或者说这种发展事实上是一种破坏。遗憾的是到目前为止人类还没有发明出一种无污染的发展方式，那么在现有的情况下，就存在由谁来承担环境污染的成本问题，是成本外化，让政府与社会承担还是应该成本内化，让企业公司承担。如果是前者，就要大幅度增加纳税，如果是后者，那么就会加大公司的利润压力，构成对资本积累的制约，最终结果往往是公司将工厂从城市转移到城市边缘，从城市边缘转移到农村，从农村再转移到欠发达国家。

对资本主义的最后一击来自于资本主义体制内政府功能的扩大与税收的不断增加，小政府，大市场这是资本主义的特征，但是从资本主义发展来看政府的功能不是缩小而是不断扩大，特别是随着福利国家的产生，政府已经俨然成为社会的保姆，之所以产生这种反向发展趋势一自然是西方国家民主化的发展，是阶级斗争的结果，不是自上而下的改良就是自下而上的革命，所以资本主义国家政府功能的扩大与社会福利的发展可以说成是为了驯服危险阶级而付出的费用，这也就是为何马克思预见的无产阶级革命没有发生的原因，因为资本主义自己改良了。二是由于生产过剩，资本主义经常性经济危机迫使或者不得不要求政府出手拯救，事实上资本危机往往通过政府之手，然后将危机转嫁于社会，由社会来承担危机的成本。而政府功能的扩大意味而且必然意味国家税收的提高，因为政府不是生产性机构，它没有钱，要钱就要增加税收，羊毛只能出在羊身上。那么，政府能够向谁征得税收呢？只能是富人，但是政府向富人征税，在达到一定水平时自然会严重影响进行资本积累的能力，税收增加，利润下降，反之亦然，对此富人往往选择如何避税，逃税或者选择一走了之，于是政府不得不把眼光再转向那些留下来的富人与公司，直至最后一个富人。

显然，现代经济与社会危机不是经济发展中的危机，而是资本积累中的危机， 一方面危机源于资本主义导致的社会分配不平等与世界发展的不平衡，以及由此产生的社会矛盾与国际冲突，另一方面更源于由于成本与社会福利的上升，利润的下降，由此导致的资本投资不足。所以与其说危机来自于不平等与不平衡，不如说来自于平等与平衡，因为危机不仅是由于资本主义的剥削，同时也是因为如果没有资本主义剥削，怎么办？这时谁将提供就业，提供税收，由谁来发工资？生产将由谁来组织？现代经济发展的趋势是成本在不断提高，利润空间在不断收窄，由此结果是私人投资的不稳定性。那么，对此如何应对以摆脱经济与社会的困境？其一无非是降低成本，提升预期利润空间，以此吸引私人资本投资的回归，如政府减税，以福利代替工资成本的上升，等等。其二，就是启动公共投资，从长期来看预期利润不可避免地将表现为递减的趋势，由此私人投资将越来越趋于不稳定，唯一的方法只能是以公共投资填补私人投资的不足，转换生产方式，对此别无选择。由此我们也将看到未来经济与社会的基础将不可避免地从私人投资转向公共投资，这是历史发展的趋势。事实上根据马克思主义理论包括自由主义理论以及后来的经济学家凯恩斯和熊彼特的分析，他们早就预见到并指出，资本主义的历史使命就是创造财富，它的驱动力就是不断追求利润，但是一旦利润趋于零，资本主义也就完成了历史使命，私人投资将被代之以公共投资，因为利润如果为零，私人资本就不会再投资，社会发展由此从资本主义进入社会主义，而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和凯恩斯认为人类社会将从竞争时代进入休闲时代，实际上两者是异曲同工，殊途同归。资本主义会消亡吗？ 会的，因为资本主义产生与发展的动力在于利润，所以如果利润不断地递减或者为零，资本主义就会消亡，“这时或多或少会出现静止的状态，本质上属于一个进化过程的资本主义将逐渐萎缩衰退。这时，企业家会无所事事，他们会发现自己处于与完全确保和平社会的将军们一样的地位。靠利润与利息为生的资产者阶层将走向消失，一种非常清醒型的社会主义就可能自动出现。”这是经济学家熊彼特对资本主义后未来社会的一段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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