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市场经济体制是以私有制和雇佣劳动为基础的，受其基本经济制度、政治法律制度以及文化传统的制约和影响，西方市场经济形成了重市场轻政府的特点，存在着难以避免的弊端，特别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西方经济发展滞缓、实体经济萎缩、两极分化不断加剧、国家竞争力衰落。中国应当吸取西方国家市场经济发展中的教训，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健全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一、西方市场经济体制的局限性

　　西方“大市场小政府”市场经济模式建立在私有制和雇佣劳动这一基石之上，过度迷信市场自发调节作用而难以正确认识政府的地位和作用，使其固有的局限性越来越突出，即难以化解生产高度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越来越尖锐的矛盾。正是这一局限性使西方国家普遍面临去工业化、经济虚拟化、财政债务化以及两极分化日益严重的问题。

　　1.去工业化和产业空洞化日趋严重，产业竞争力严重衰竭。众所周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最终战胜封建制度并确立自己的统治地位，是靠着机器大工业生产体系。然而，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在新自由主义泛滥的背景下，西方国家普遍放弃政府对经济发展方向的引导，同时不断强化市场的自发调节作用，私人资本在各个产业部门的投资和经营活动完全以最大利润为目标，而不顾这些产业对增加就业和提升国家竞争力的意义。其结果是产业结构从早期的制造业占据支配地位发展到高度服务业化。在制造业日益萎缩的同时，西方各国一直持续增长的产业是生产性服务业，主要包括国际贸易、国际金融、国际保险、咨询业、广告业、批发业等。目前在西方发达国家的三大产业中，各次产业的产值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是：第一产业约为10%，第二产业约为15%，第三产业约为75%。这样的产业结构意味着加工制造业趋于萎缩，大部分普通消费品、日用品、工业制成品等在西方国家已不生产，消费品需求主要靠进口来满足，外贸赤字迅速扩大，产业竞争力严重衰竭。在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和其后的主权债务危机风暴中，美国、西班牙、意大利、希腊等国均为重灾区。

　　2.金融危机频繁爆发，全球经济遭受沉重打击。 1929—1933年大危机后，为了防止金融业的投机行为引发经济危机，各资本主义国家普遍对金融业实行分业经营与管理，加强了对金融业的政府监管，然而自上世纪70年代起情况发生根本性逆转，西方国家普遍走上放松金融管制和金融自由化的道路。各国金融机构开始突破原有的专业分工界限，综合经营各种金融业务，取消银行和非银行存款机构间的利率限制差距，取消外汇管制，实行浮动汇率制度，金融市场相互开放，金融工具不断创新，传统信贷业务逐年减少，债券业务却迅速增长，融资方式出现证券化趋势。西方国家推动金融自由化，是为了将陷入“滞胀”泥沼的经济拉出来，恢复往昔的繁荣，然而实施金融自由化的后果却是金融风险的不断扩大和金融危机的频繁爆发。20世纪80年代爆发的拉丁美洲国家的债务危机揭开了全球性金融危机的序幕。1992年爆发了涉及10个欧洲国家的欧洲货币危机。1994年3月，墨西哥发生金融危机，外国投资者纷纷抽走其资本，墨西哥外汇储备急剧减少。1997年7月，受美元升值和美国利率上调的影响，泰国市场信心下挫，外资开始大量撤离，股市连续下滑，泰铢急剧贬值，引发亚洲金融危机。俄罗斯于1997年10月和1998年5月先后两次爆发金融危机，在货币市场和证券市场上，占俄罗斯国债总额约1/3的外国资本大规模外逃，引起汇率下跌和股市大幅下挫。2001年3月，阿根廷进入偿债高峰，而国内资本外逃却日益严重，经济陷入严重动荡和危机。2007年4月2日，美国第二大次级抵押贷款企业新世纪金融公司由于逾84亿美元的流动性债务申请破产保护，美国次级抵押贷款危机爆发，引发全球金融危机。

　　3.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相脱节，经济高度金融化和虚拟化。西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来是建立在机器大工业生产体系基础上的，工业资本是经济增长和技术创新的主体性资本形态，但是在市场自发调节下，当工业资本推动的实体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时，主要从事货币借贷和资本运营活动的金融资本借势迅速崛起，因为比起规模庞大、管理复杂的工商业活动来，金融投机更能快速而轻松地谋取暴利，一夜暴富遂成为社会风尚和人们的普遍向往，这使得越来越多的社会资本脱离实体经济而汇集到金融业。最初金融资本凭借对资金供给的控制而支配实体经济成为金融寡头，进而贪婪的金融寡头脱离实体经济，通过形形色色的金融衍生工具在国内外股票市场、债券市场、基金市场以及房地产市场呼风唤雨，巧取豪夺，使财富以惊人的速度膨胀，其结果是虚拟经济的发展与实体经济的发展严重脱节，经济增长丧失动力，最终导致金融危机爆发，经济陷入全面衰退。西方发达经济体经济金融化后迅速陷入衰退和危机，是对“大市场小政府”市场经济模式的莫大讽刺。经济金融化使经济的发展基础被掏空，金融资本的统治地位最终因实体经济的衰败而走向崩溃，从而引发全面的金融和经济危机。

　　4.政府背上越来越沉重的债务包袱，形成债务经济。随着产业结构的去工业化和金融服务业的发展，绝大多数中产阶级人群的收入增长缓慢，而极少数金融精英却获取了巨额收入，造成了社会财富占有的严重两极分化。为了防止社会矛盾激化，西方国家政府不得不加强公共福利支出，但是，在产业空洞化和金融化使财政收入来源不断枯竭的情况下，入不敷出的状况越来越严重，政府不得不靠发行债务维持公共支出，从而背上越来越沉重的债务包袱。当下的一些西方发达经济体政府个个债台高筑。2009年10月，希腊政府宣布其2009年的财政赤字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达到12.7%，公共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达到113%，远远超过欧元区所要求的3%和60%的上限，随后希腊主权债务危机爆发，欧元大幅下跌，欧洲股市暴挫，主权债务危机在欧元区蔓延，西班牙、意大利、葡萄牙和爱尔兰等国也相继陷入信用危机，希腊主权债务危机迅速蔓延为欧洲范围的一场危机。如今虽然经过全力救助，欧债危机有所缓和，但是造成危机的经济和政治条件并未发生根本变化，新一轮危机的爆发只是个时间问题。在过去的20年里，日本国债平均每年以40万亿日元(约合4080亿美元)的速度增长。2013年8月，日本国债达到1000万亿日元(约10.4万亿美元)大关，占GDP的240%，相当于日本国民人均8.2万美元。现在日本政府每年财政支出半数以上依靠发行国债，财政恶化的程度在发达国家名列第一。自2008年美国爆发次贷危机以来,联邦政府一直处于举新债还旧债的状态,这种拆东墙补西墙的手段在美国政府关门事件中得到突出表现。2013年10月16日，美国国会达成协议，结束部分政府部门长达16天关门危机，协议批准联邦政府借债3280亿美元。在这之前规定的上限是16.7万亿，致使美国债务首次突破17万亿美元，达到17.075万亿美元。在经济持续衰退的背景下，巨额债务这把高悬的达摩克利斯之剑随时会掉下来。

　　5.中产阶级没落，两极分化和社会对立加剧。西方国家的中产阶级并不是从来就有的，而是工业化和大公司时代的产物。二战后中产阶级在西方社会成为主体性社会阶层。在美国的职业结构中，以经理人、监督者、专家、技术工人为主的白领阶层占劳动力总数的比例1940年代为31%，1960年代上升到42.02%，到1990年代进一步上升到48.73%。然而，随着制造业的迅速萎缩，中产阶级的主导地位被动摇，收入增长缓慢，生活状况越来越差。2006年10月2日出版的《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指出，现在美国人贫富收入悬殊甚于历史上任何时候。现在，美国最富有的1%家庭拥有近全社会40%的财富，而底层80%的家庭只拥有全国16%的财富。随着中产阶级的没落和在社会政治生活中平衡作用的消失，西方社会形成了1%最富有人群与99%的低收入人群的严重对立，这种状况仿佛回到了财富占有极端不平等的资本主义发展的初级阶段，社会的阶级结构重新表现为穷人和富人两大集团的对立。

　　产业空洞化、经济虚拟化、收入两极化、财政债务化、中产阶级没落等问题是西方国家“大市场小政府”经济发展模式不能承受之重，这些问题交织在一起共同催生了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和其后的主权债务危机，尽管西方国家政府想尽办法试图推动经济复苏，时至今日依然没有走出困境，经济复苏非常缓慢而不确定。西方经济出现的问题都与重市场轻政府的“大市场小政府”市场经济模式所贯穿的政府不干预教条密切相关，是其妖魔化国有经济和政府干预应有地位和作用的结果。美国陶氏化学公司主席兼CEO利伟诚以揶揄的口气说道：“长期以来，太多的聪明人认为纯自由市场法则，将帮助经济(至少健康的经济)找到正确的平衡。但是就像过去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一个经济体本身不能简单地实现平衡。实现平衡需要行动，它需要干预。”他不无忧虑地指出：“是时候认识到，如果我们不迅速采取行动，如果我们在每个场合都让市场法则起统治作用，我们将变成全球经济最大的旁观者、潜在的最大被淘汰者。我们的消费者将发现他们自己有更多的债务和更少的钱。我们的商业将有更少的资源用于研究和开发。我们未来几代人将缺少机会。”美国制造业衰落的亲历者、世界500强大公司主席兼CEO利伟诚对重市场轻政府的“大市场小政府”市场经济模式的批评可谓一针见血，发人深省。

二、健全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综上所述，西方市场经济以资本主义私有制和雇佣劳动为基础，片面强调市场调节的重要性，轻视政府的作用，存在较大的缺陷和弊端，这些弊端和问题的存在意味着西方市场经济已经走入死胡同。然而，在舆论界一些人对这一切视而不见，极力美化和兜售已经危机四伏的西方市场经济模式，特别是美国模式，肆意贬低和歪曲中国道路，公开主张在中国移植西方市场经济模式。他们无视国有企业对提升国家竞争力和保障国家安全的巨大贡献，宣称国有企业占有优质资源却效率低下，缺乏创新精神，要求将国有企业完全私有化;无视中国农业取得的巨大成就和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极端重要性，宣称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走到尽头，大力鼓吹土地私有化;无视政府在推动中国经济发展，创造中国经济奇迹过程中发挥的巨大作用，将企业与政府的关系完全对立起来，片面夸大所谓的企业家精神，宣称企业家赚钱了是企业家有本事，企业家亏本了是政府政策误导所致，主张完全放弃政府对经济的干预;无视市场失灵的严重危害，盲目崇拜市场化和自由化，宣称只有市场才能有效配置资源，政府的任何干预都是乱伸手;为私人资本控制社会资源、绑架公共权力、蚕食公共利益的行为鸣锣开道，要求公有经济退出所有领域，为私人资本腾开生存和发展空间，使社会关系全盘资本化。其实这些主张没有什么新东西，本质上是西方“大市场小政府”市场经济模式的翻版，在中国的改革中推行这些主张是十分有害的。西方市场经济模式已经被实践证明是存在严重弊端且已经过时的模式，中国没有必要照搬西方模式，我们应当从中国国情和经济发展一般规律出发，健全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作用的同时，更好发挥政府作用。

　　首先，要毫不动摇地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健全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通过深化经济改革来实现，而经济改革的首要任务是坚持和巩固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坚持和巩固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就是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如果失去了正确的方向，不但会使改革归于失败，而且会葬送社会主义，断送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千秋大业。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的根本原因是执政党在错综复杂的国际和国内形势面前迷失了方向，在思想上放弃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放弃了对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坚守。我国的经济改革把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同发展市场经济紧密结合起来，取得了巨大成功，经济繁荣、社会稳定、人民安居乐业、综合国力大大提高，为世人所注目。在新一轮改革中，我们必须一如既往地坚持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坚持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不动摇。

　　其次，正确理解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作用。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作用是市场经济的本质特征，是市场经济内在规律的必然要求。让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步骤，推动这一改革，就是要提高市场主体的自主决策水平;完善市场体系，消除市场壁垒，使各种生产要素在各地区、各部门自由有序流动，实现要素的优化配置;健全市场规则，激励经济主体在技术、产品、管理、组织以及制度等方面进行自主创新并获得创新红利，优胜劣汰。但是，市场不是万能的，强调市场的决定性作用不能忽视其固有的缺陷。事实上，市场经济的发展历程已经表明，市场机制在对经济活动进行自发调节时，必然会产生诸多消极的后果，如可能导致垄断的发生，阻碍技术的进步;可能引起商品生产者的两极分化;可能使资源在社会生产各部门的配置出现比例失调的状况，造成社会资源的浪费。此外，市场机制对公共品行业和自然垄断行业的资源配置难以实现公平和高效率，呈现失灵状态。因此，在强调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的同时，还应当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

　　第三，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深化改革，强调更好发挥政府的作用，不是要弱化市场的作用，更不是要用政府替代市场，而是要让政府帮助市场更好地发挥决定作用，让政府做市场做不了的事。在这里，有三项工作是政府必须做的。一是政府要对资源配置发挥导向作用，确保经济高效快速协调稳定地运行。市场调节通常是通过市场价格信号对市场主体决策活动的影响来进行资源配置的，但是，市场价格信息具有短期性、时滞性、不完全性和不确定性等特点，不能对经济的协调发展和可持续发展提供引领。政府通过收集和发布经济信息，制定经济发展战略和规划，对市场主体的决策活动进行引领，有助于市场主体的决策与经济发展的目标和方向保持一致，有助于实现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的统一，有助于宏观经济协调稳定健康地运行。二是政府要直接参与涉及社会公共利益的资源配置过程。如前所述，市场调节对公共品行业和自然垄断行业的资源配置是无效的，而政府是社会利益的代表，具有维护和实现社会利益的责任和能力，只有通过政府的直接投资和发展国有经济，才能确保这些行业健康发展。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就是要对公共品行业和自然垄断行业的国有企业进行严格监督和科学管理，不断改进国有企业的治理结构和管理体制，切实提高政府直接参与上述资源配置的效率。三是政府要为资源配置提供强有力的制度支持。市场配置资源要靠完善的制度来支撑，而制度要靠政府来提供。政府要通过创造和提供制度供给来满足市场主体的制度需要，使市场主体的交易行为具有可预期性，从而降低交易成本，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政府在市场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不是可有可无的，轻视和贬低政府在资源配置中的应有地位和作用是完全错误的，只有坚持市场调节与政府干预的有机统一，才能建立科学有效的市场经济体制。

　　最后，改革成果惠及全体人民。社会主义经济改革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而发展生产力的目的是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深化改革必须做到生产力的发展与民生的改善相统一，必须使改革成果惠及全体人民，要正确处理效率与公平的关系，统筹兼顾全体社会成员的利益。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本质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自我完善，因此必须始终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坚持共同富裕的基本目标。为此，要努力完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分配关系，推动经济民主，维护劳动者权益，建立和谐劳动关系，探索按劳分配的实现形式，规范按要素分配方式，缩小收入差距，制止两极分化趋势，让全体人民真正共享改革成果。只有坚持共同富裕目标，才能体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才能增强全体人民的凝聚力，才能让坚持和发展社会主义成为全体人民的共同理想和追求。

　　(本论文为作者主持的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南开大学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重大项目《中国模式的政治经济学分析》(12jjd790014)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南开大学经济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