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于轼去年写了篇文章《经济学是不是科学》，其中写道：“一般均衡状态就是所有商品的供求都达到均衡，因此钱可以无障碍地购买一切商品，一切商品也能无障碍地换成钱。这个均衡是通过价格的浮动而实现的。在现实生活中是通过自由买卖，自由定价而实现的。我们能够买到粮食是因为有市场，有自由交换。不是因为有18亿亩耕地红线的保护。在一个市场上钱可以买一切东西，不光是粮食。没有那么多红线保障几千种商品的供需平衡。”

这段话告诉我们：粮食是在市场上买到的，有没有土地，生产不生产都无所谓。

记得小时候我看过一个笑话，说是一个财主问他的傻儿子：“馒头是从哪里来的?”他的傻儿子回答：“拿银子买来的。”这个笑话嘲讽的是富贵阶级不知道稼穑的荒唐，没想到，这个傻子倒是子孙繁盛，绵绵不绝。

不过，茅于轼毕竟被称为经济学家，还是有三招两式的，他的话自然是不容易推翻的。

假设18亿亩耕地的红线被突破了，全国只剩100亩地，一年只产10万斤大米，这个时候市场还能买到粮食吗?能。这时候大米要1亿块钱1斤。这就是他说的“均衡是通过价格的浮动而实现的。”1亿块钱1斤的大米谁能吃起?茅于轼能，那些只注重生活品质仍然用着娭菲牴岢寻欢作乐纸醉金迷的权贵能，因为他们有大把的美圆。那些大房产商、大富豪们也能吃起。大量的穷人怎么办?他们来质问茅于轼了：“你把18亿亩的红线破了，现在土地只剩100亩了，你给我们粮食吃啊!”茅于轼就把他们领到市场的粮店里，指着小山似的一堆大米对他们说：“粮食在这里了。你们看，多的是，敞开供应，想买多少就买多少，随便买。”接着又自豪地说：“我们永远都不要发粮票限量供应。”

饥民们无言以对。茅于轼的话错吗?一点不错。你买不起是你的事，与他无关，他只要保证市场里有粮食，拿钱能买到就行。

市场经济学就是这样诡诈，永远都有理，饿死10亿人也与执政者无关，因为市场的粮食是“充足”的。所以，民国时期饿死几亿人茅于轼从来都不提，非洲的一些私有制国家饿死那么多人他也不提，只说计划经济时期饿死了人，只说计划经济时期粮食紧张，靠粮票限量。

市场经济学为什么会这样诡诈，明明无理能变成有理?因为市场经济学就是资本主义经济学，它的研究对象是市场，而不是人，不管人的死活，只关心市场的死活。

经济是对生产、分配、消费这一过程的总称，经济学应该对这一过程都要研究。而资本主义经济学只研究其中的市场，研究买卖。分配有多种形式，例如税收、买卖、按劳分配、按需分配。买卖只是分配的一种形式。资本主义经济学连分配也没研究全面，只研究分配中的一种形式，更不研究生产和消费。怎样生产?怎样能提高产量?怎样消费?穷人能不能得到消费品?这些，资本主义经济学统统不理会。所以，茅于轼才说，粮食是买来的。他是不研究生产的。

市场经济学研究买卖的目的，就是多赚钱。怎样才能赚钱，怎样才能赚更多的钱，这就是市场经济学的研究内容。它不管财富是怎么来的，也不管财富去了哪里，更不管财富够不够全体人民的需要，只关心赚钱。所以，穷人饿死也与它无关。这就是茅于轼所说的科学。

市场尽管也有自动调节作用，当粮食稀缺而价格提高的时候，农民会增加粮食的生产。但是，这样的调节是有限的，而且是滞后的。等农民想到增加粮食生产时，已经饿死人了。靠看不见的手来调节，毕竟不靠谱。

马克思的经济学才能称为科学，它研究的对象是人，而且是全体人，不是市场;它研究的是经济的全面，不仅研究分配，还研究生产和消费。生产这一环节，怎样生产才能提高效率，生产多少才能满足全体人的生活需要;在分配这一环节，怎样分配才最合理，最能促进经济发展;在消费这一环节，怎样消费才最合理、最节省，这些内容都是马克思经济学所研究的。只有把这三个环节都弄通了，理顺了，经济才能健康而快速发展，人民才能幸福。

例如，在生产环节，全国13亿人，将来还可能达到15亿、16亿，这么多人，至少要多少土地才能保证粮食够吃的，还得考虑灾荒的情况，这就是马克思经济学所研究的。而翻遍资本主义经济学，我们找不到这样的内容，只能找到：要粮食到市场里去。好像市场是聚宝盆。所以只有马克思的经济学才能被称为科学。

可惜，茅于轼肚子里已经塞满了稻糠，给他山珍海味他也吃不下去了，他对马克思的经济学是不感兴趣的，也是永远不能明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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