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评论员

　　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在全社会引起了热烈反响，也引发各方的不同解读。《决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正确理解和贯彻各领域的改革任务，首先要准确理解改革的总目标。

　　建设完备成熟的中国社会主义制度体系，是重大的历史任务

　　1992年，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提出了体制改革的战略性构想：“恐怕再有三十年的时间，我们才会在各方面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在这个制度下的方针、政策，也将更加定型化。”

　　2012年中共十八大决议，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五个方面提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制度目标，提出构建完备、科学、有效的制度体系。

　　按照上述战略构想和部署，《决定》提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以此统领各领域深化改革的分目标。习近平同志2月17日在省部级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的讲话，对此进行了全面阐释。

　　纵观世界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过程，怎样治理社会主义这个全新的社会，在以往的实践中没有解决得很好。从更宽的视野看，人类历史每次重大的社会变革之后，国家治理体系的成型稳定，通常也都要经历一个较长的时期。

　　中国自1911年辛亥革命以来，为了寻求适合国情的政治制度和治理体系，经历过多种尝试，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历史证明，中国共产党提出的社会主义道路，是解决中国问题、实现民族独立富强和人民幸福的正途。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学习国外经验、经过自己的长期探索，在建设国家治理体系方面取得了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成果，也曾经犯过严重的全局性错误。

　　1980年邓小平指出：“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这种制度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必须引起全党的高度重视。”[1] 邓小平同志考虑的，不仅是如何克服体制的弊端，而且是要解决好事关党和国家长治久安的制度现代化问题。

　　中国经过百年的革命、建设和改革，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重大历史任务，就是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为人民幸福安康、为社会和谐稳定、为国家长治久安提供一整套更完备、更稳定、更管用的制度体系”[2] 。要通过全面系统的改进，形成总体效应、取得总体效果。

　　我国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总体上是适应国情和发展要求的。我们坚持以现代化建设为中心，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国家的制度优势和市场机制的积极作用，保持了经济社会长期稳定发展，成功应对了重大自然灾害、国际金融危机等多种挑战，这和一些国家的乱局形成了鲜明对照。我们不要低估我国现行制度的优势、韧性、活力和潜能。

　　国际上对“中国模式”的讨论在增多。美国著名学者约翰·奈斯比特认为，中国没有以民主的名义使自己陷入政党争斗的局面，未来几十年，中国不仅将改变全球经济，而且也将以其自身模式来挑战西方民主政治。约瑟夫·奈说，中国独特的发展模式被很多国家视为可效仿的榜样，中国倡导的政治价值观念、社会发展模式、对外政策，会在国际社会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力和共鸣。就连提出“历史终结论”的弗朗西斯·福山也开始承认，中国崛起和中国的政治进程一定有它自己的文化根源。

　　我国的实践说明：治理一个国家、推动现代化建设，各国完全可以走出自己的道路。事实宣告了以西方模式为归宿的单线式历史观的破产。

　　诚然，和我们发展的历史任务、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国家长治久安的要求相比，我们在国家治理方面尚有许多亟待改进的地方。要“提高党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水平，提高国家机构履职能力，提高人民群众依法管理国家事务、经济社会文化事务、自身事务的能力，实现党、国家、社会各项事务治理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不断提高运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有效治理国家的能力”[3]。

　　国家治理现代化绝不是要西方化、资本主义化

　　贯彻《决定》提出的总目标，首先要明确方向和道路问题。这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这是我们国家治理的根本。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绝不是要西方化、资本主义化。一些人对我国的政治制度横竖看不惯，认为国家治理现代化就是照搬西方多党轮流执政、三权鼎立、两院制，这就能“根本”解决中国的复杂问题。但事情绝没有那么简单。

　　西方的政治制度模式并不完美。以“民主教父”自居的美国，其国家治理也存在诸多弊端：贫富差距巨大，社会矛盾重重;两大政党互相掣肘，政治极化愈演愈烈;国内经济问题久治不愈，便不断制造国际安全议题“转嫁危机”。这样的制度，中国为什么要学?冷战结束后，照搬了西方政治模式的国家，有几个是稳定发展的?受到“阿拉伯之春”影响的国家，有哪个政局稳定下来了?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曾说，我们不能让别人拿我们的生活做试验。这是对非西方国家的一个告诫。

　　马克思主义认为，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制度是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资本决定着社会政治机器的运转，不论是君主立宪制还是议会制、总统制，都没有改变资本主义国家政治统治的本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观点在今天并没有过时。

　　国内外各种敌对势力鼓吹在中国搞西方政治制度模式，并不是要“普度众生”，也不是要传授给我们什么“通灵法器”，而是要否定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把中国纳入他们主导的政治轨道，以实现其“西化”、“分化”中国的政治图谋。

　　我们对一些重大政治问题的看法，不能盲目跟从西方的制度标准。

　　在人权问题上，西方国家动不动就拿中国的“人权”说事，一付“悲天悯人”的样子，难道他们真的比中国政府还关心本国人民的权利和福祉吗?他们这样做，其实不过是为国内极少数唯西方马首是瞻的人撑腰打气，作为对中国施压的筹码。

　　就拿美国来说，在诸如人身安全、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经济和社会权利、种族歧视、妇女和儿童权益等方面，究竟做得怎么样?美国对本国和全世界人民大范围监听，连其盟国领导人也在内。在海外军事行动中用无人机滥杀无辜，不经任何法律程序，把别国公民当作“恐怖分子”监禁虐待，那些被伤害的人的权利到哪儿去了?

　　在世界上，人权问题没有最好，只有更好。中国人权事业要发展，但不是以西方的标准为圭臬。要基于自己的国情，以人民的要求为标准，不需要向西方看齐，也用不着西方评判。

　　在选举问题上，西方有人将民主简单归结为“一人一票的选举制”。各国的国情和政治体制并非千篇一律，西方各国的选举制度也不尽相同。不少学者指出这种选举制的弊病：它是富人的游戏，政客的竞选诺言不过是争权夺利的“敲门砖”，普通民众对国家政治的影响力微乎其微，无法对政府日常运作实行监督。

　　我国有自己的选举制度，是区别不同情况，分别采取直接选举或间接选举。这一制度需要不断改革完善，但这不等于要照搬西方的选举制度。我们要不断努力，积极探索符合中国国情的新型民主，扩大人民群众的参政议政权和监督权，而不是仅仅局限于形式。

　　在法治问题上，国家治理的现代化，需要高度重视依法治国。目前，在新中国制定第一部宪法60年后的今天，关于“宪政”的争论忽然升温。有人是从推进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出发，也有人套用西方“宪政”概念，要中国共产党放弃领导地位，声称非如此，中国就没有“真正的宪政”。

　　中国的政体和西方的“宪政”有本质的不同。我们不能盲目以西方政治制度模式作为判断的标准。中国的宪法以根本法的形式，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取得的成果，从而在历史的演进中形成的国家领导地位。党领导人民制定宪法和法律，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依法治国就是“广大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依照宪法和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保证国家各项工作都依法进行，逐步实现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4]。

　　我们对自己的基本政治制度要有坚定的自信。要“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不断推进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5]。

　　中国人民要自主地选择国家发展道路

　　世界上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具体发展模式。历史条件的多样性，决定了各国发展道路的多样性。

　　一个国家的治理体系的形成，是由这个国家的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决定的，是由这个国家的人民决定的。我们今天的国家治理体系，是在中国这片土地上长期发展、渐进改革、内生性演化的结果。它需要改进和完善，改进和完善是为了解决现实问题，要有利于国家的长治久安和繁荣富强。不能不顾国情地照搬照抄他国模式，更不能丢掉我们自己的制度优势。

　　中国是一个大国，人口比发达国家的总和还多。中华民族在五千多年文明历史中，不断学习他人的好东西，兼容并蓄，形成了自己的特色。我们要借鉴人类政治文明的有益成果，为我所用，但绝不会接受任何外国颐指气使的说教。“任何外国不要指望中国做他们的附庸。”[6]

　　我们做一切事情的基本前提，就是要保持国家的统一、人民的团结和经济社会的发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如果全盘西化，搞西方那一套，就会党争不断，内斗不止，社会再次变成一盘散沙，国将不国。

　　中国的事情要由中国人民自己做主。独立自主地选择和坚持自己的道路，是几代共产党领导人的一贯原则，是我们在历史和世界风浪中能够站稳脚跟、固国安邦、民富国强的法宝。要坚定我们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

　　全面深化改革，不是因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不好，而是要使它更好;坚定制度自信，不是要固步自封，而是要不断革除体制机制弊端，让我们的制度成熟而持久。我们不仅要防止落入“中等收入陷阱”，也要防止落入“西化分化陷阱”。

　　“站立在960多万平方公里的广袤土地上，吸吮着中华民族漫长奋斗积累的文化养分，拥有13亿多中国人民聚合的磅礴之力，我们走自己的路，具有无比广阔的舞台，具有无比深厚的历史底蕴，具有无比强大的前进定力。中国人民应该有这个信心，每一个中国人都应该有这个信心”[7]。

　　高度重视社会价值观念的变化

　　普世价值是西方对付非西方国家的意识形态工具。西方国家把他们演绎的自由、民主、人权等说成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世价值”，不符合他们意愿和利益的就被冠以“坏国家、坏政府”。

　　这本不是什么新鲜事，从殖民主义时期开始，西方国家就是这么干的。冷战时期，西方国家也是打着这个旗号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渗透破坏的。冷战结束后，西方国家依然以这个价值观念为由，对他们不喜欢的国家搞“颜色革命”、颠覆他国政权。美国在“NSS 2010”[8]中明确将“普世价值”列为涉及其国家安全的“四大持久的国家利益”之一。

　　普遍性寓于特殊性之中。所有价值观念都是具体的、历史的。自由、民主、人权、公平、正义等观念，有其具体的社会政治内容。今天我们认为，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就要坚持公有制为主体、按劳分配为主体，就要促进共同富裕。西方国家能接受吗?

　　西方运用这套标尺也是“看人下菜碟”的;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对甘当他们仆从的国家，一切都可以不闻不问;对不肯听命于他们的国家，就挥舞价值观念的大棒进行打压、策动“颜色革命”，甚至动用武力推翻其政权。眼前的乌克兰危机，就是最生动鲜活的教材。

　　国内一些人鼓吹“普世价值”，是要借此抹黑我们的党、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我们的意识形态和中华文化传统，掏空社会主义制度合法性的基础;是要我们归顺西方，改变国家制度，当他们的附庸。

　　要高度重视社会价值观念的变化。当前，在西方和国内一些人的鼓噪下，我国媒体以及舆论环境发生了很大变化，出现明显偏差，对社会价值观念带来很大负面影响。一些人盲目跟风，对什么事情都用西方价值观念来评判。比如今年二月东莞警方依法“扫黄”，网上很多人和若干“大V”群起指责政府，连起码的是非观念都丧失了。这种情况值得我们警惕：任凭这种人恣意造势，迷惑和利用善良的大众，后果将不堪设想。

　　坚守民族道德传承和精神独立性。我们要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其中道德价值十分重要。国无德不兴，人无德不立。如果很多人不加区分、盲目地成为西方道德价值的应声虫，那就要高度警惕。中华民族如果失去精神的独立，国家的政治、思想、文化、制度等方面的独立性就会被釜底抽薪，后果可能将是重蹈苏联亡国覆辙。

　　民族文化是一个民族区别于其他民族的独特标识。中华文明博大精深，我们要理直气壮地继承和弘扬民族传统美德。对先人传承下来的文化和道德规范，有鉴别地加以对待，有扬弃地予以继承。同时，对各国人民创造的优秀文明成果，也要以海纳百川的心胸学习借鉴。只要我们一代接一代人追求美好崇高的道德境界，中华民族就永远充满希望，社会主义中国的未来就前程似锦。

　　[1] 邓小平：《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333页。

　　[2] 《习近平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全面深化改革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人民日报2014年2月18日。

　　[3] 同上。

　　[4] 江泽民：《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1997。

　　[5] 胡锦涛：《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07。

　　[6]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页。

　　[7] 习近平：《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新华社2013年12月26日

　　[8] 2010年5月公布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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