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式提出“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绝对领导”这一重大指导方针，得到了参会代表的高度认可，反映了全国八千七百万党员的一致心声。党的第十八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和不久前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再次强调了要“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绝对领导”。由此可见，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对这一关乎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未来命运的重大指导方针的高度重视。

　　这一重大决定，是党中央在对我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历史经验总结的基础上，充分考虑到国际垄断资本主义时代的新的特点、发展趋势以及未来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格局的变化，在对我国当前具体国情、党情深刻认识和把握之下，对新的历史发展时期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所做出的科学而明确地回答。

　　这一重大决定，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对科学社会主义的新的认识，反映了党中央的集体智慧，是改革开放三十多年历史实践的理论结晶。

　　然而，对于这一重大决定，个别同志认识不清，认识不够，认识不全面。一些搞理论的同志甚至存在理论误区，把“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绝对领导”和其他方面对立起来，片面孤立地看待问题，这反映了一小部分同志的形而上学主义思想倾向还很严重。

　　改革总会受到个别利益集团的阻挠和反对。习近平同志在党的第十八次代表大会上说，这次全面深化改革，必然会遇到思想观念的障碍、利益固化的藩篱。我们要进一步解放思想，争做时代弄潮儿，以自我革新的勇气和胸怀，跳出条条框框限制，克服部门利益掣肘，找准改革突破的方向和着力点，确保改革取得成功，最终走向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之路。

　　为了进一步澄清思想，统一认识，加强改革的凝聚共识，现就“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绝对领导”这一重大决定做一点理论阐释，供党内同志参考。

一、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绝对领导，是解决“硬的两手有机统一”的最有效实现形式，反映了习近平经济思想鲜明的党性特色。这是习近平同志对小平同志关于“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重要思想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中如何实现，所做出的理论和实践上的重大探索和创新。

　　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证明，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既不能“一手软一手硬”，不但行不通，个别时期个别情况下，还会给党和国家带来重大损失;更不能把“硬的两手割裂开”，犯形而上学的错误，那样会使整个国家和社会系统运行失衡，甚至会导致党和国家制度和性质变色。这就如同一辆汽车，如果前后驱动失去了动态平衡，即使四个车轮再好，整个车子运行起来也容易翻车，而且车速越快，越容易翻车。只有实现前后驱四轮同步驱动，保证汽车系统的动态平衡，车子才能跑得更稳、更快，才能不畏崎岖山路，也才可以实现超车。

　　目前我国经济总量已经跃居世界第二位，对外货物贸易总量已经跃居世界第一位。国内生产总值一直以来更是以7.5%以上的速度在高速增长。同时，党的十八大提出，到2020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将实现翻一番的宏伟目标。在这种情况下，要保证国家和社会的平稳运行，就必须在加强党的建设的同时，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绝对领导和驾驭能力，以实现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再平衡和有机统一。

　　如何实现“硬的两手的有机统一”?这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中一直面临的重大理论问题。习近平同志审时度势，根据改革开放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新时期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发展变化，立足于党情国情，在小平同志提出“两手都要硬”的基础上，高瞻远瞩，充分考虑到当前乃至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硬的两手”的结合问题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即如何实现“硬的两手的有机统一”问题，适时并突出强调了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绝对领导是解决“硬的两手有机统一”的最有效实现形式，并创造性地提出了建立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从而为解决这一重大问题提供了坚强的组织保障。因此，也可以说，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是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绝对领导的最有效的组织形式。

二、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绝对领导，是当前世界第四次长波危机时期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必然要求，是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辩证统一关系的必然表现，是党指挥经济而不是经济指挥党的必要保证，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尤其是当前新的历史发展时期生产关系变革的根本要求。

　　(一)当前我们正处于资本主义发展史上第四次长波危机的历史时期。在这个历史时期，社会生产方式与政治体制之间的矛盾已发展成为这个历史时期的基本矛盾。资本主义社会生产方式与资本主义政治体制之间的矛盾已经日趋尖锐化，社会危机、经济危机日益加深，矛盾不可调和。相反，我国社会主义政治体制日益显示出其强大的生命力和无比的优越性。这种优越性，既为当前我国社会生产方式的变革提供了政治体制保障，也为当前我国社会生产方式的变革争取了历史空间和时代际遇。社会生产方式的变革方式和形态，取决于党对经济工作的绝对领导。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体学习时所指出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又具有反作用。在二者互动的过程当中，上层建筑并不是被动地、单线式地被经济基础所决定，上层建筑同时能动地反作用于经济基础。其能动作用力的大小取决于上层建筑人格化对资本的驾驭能力。这种驾驭能力的大小决定了社会生产方式的基本形态。因此，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绝对领导，决定了党对社会生产方式的控制和驾驭能力，决定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战胜第四次长周期危机的能力。

　　(二)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绝对领导，是新的社会历史发展时期生产关系变革的必然要求。在当前国际垄断资本主义时代，资本越来越难以驾驭劳动。劳动的不断创新与发展，要求资本的创新与发展日趋同步，以形成劳动与资本相统一的社会生产方式。因此可以说，劳动对资本的变革要求具有革命性，而资本在懒惰的同时却对劳动提出了更高的单向性要求，这在资本主义第四次长波危机时期是不可实现的。因此，必须变革生产关系，以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要学习和掌握社会基本矛盾分析法，深入理解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只有把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同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结合起来观察，把社会基本矛盾作为一个整体来观察，才能全面把握整个社会的基本面貌和发展方向。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不断适应社会生产力发展调整生产关系，不断适应经济基础发展完善上层建筑。我们提出进行全面深化改革，就是要适应我国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变化来推进社会发展。社会基本矛盾总是不断发展的，所以调整生产关系、完善上层建筑需要相应地不断进行下去。他同时指出，我们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方案，是因为要解决我们面临的突出矛盾和问题，仅仅依靠单个领域、单个层次的改革难以奏效，必须加强顶层设计、整体谋划，增强各项改革的关联性、系统性、协同性。只有既解决好生产关系中不适应的问题，又解决好上层建筑中不适应的问题，这样才能产生综合效应。因此，对于生产关系变革的顶层设计，必须遵循下面两个原则：一是必须适应生产力发展的需要，消化并促进生产力;二是必须确保党对生产关系的绝对驾驭。党对生产关系的绝对驾驭，决定了党对剩余价值的所有权和支配权。剩余价值的所有权是政权的基础，是政党进行阶级统治的基础和保证，决定了政权的稳固性;剩余价值的分配权则决定了政权统治的长期性。因此，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绝对领导，必须建立以中央国有资本为主导、以所有制为纽带的混合所有制经济，作为我党长期的经济发展路线和指导方针。因此，党必须指挥经济，而不是经济指挥党。

三、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绝对领导，是加快形成新的经济发展方式的必要保证。

　　长期以来，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一直依赖以投资拉动和粗放型经营为特点的传统经济发展模式，片面追求GDP。究其结果，这种传统经济发展方式导致一系列经济、社会和政治问题的出现，如社会两极分化、经济结构不合理以及环保等问题愈加严重，工人阶级主体地位呈弱化趋势，腐败对党的先进性和坚强性的腐蚀也越来越不容忽视。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党中央高度重视经济发展方式问题，多次、先后提出“积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等，但都没有收到切实效果或实效不明显。究其深层原因，关键在于没有切实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绝对领导。

　　党对经济工作的绝对领导，这是由党的阶级性、先进性和坚强性所决定的。传统的经济发展方式及其所带来的严重后果，使得工人阶级主体地位和党的先进性、坚强性相对弱化，其结果就必然导致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力度不够。江泽民同志和胡锦涛同志站在时代高度适时提出加强党的先进性教育，其意于此。因此，如果党放弃对经济工作的领导，或者党对经济工作的绝对领导力度不够，就极有可能重蹈过去的传统经济发展方式的发生和发展，就会导致两极分化进一步恶化，基尼系数进一步扩大，就会使人民的利益受损。这是广大人民不愿意看到的;就会导致工人阶级和工农联盟基础的弱化，有被沦为被统治阶级的危险;就有可能使党的性质和颜色改变。

　　因此，要保证新的经济发展方式的加快形成，就必须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绝对领导。这是由新的经济增长方式的内涵所决定的。

　　新的经济发展方式的内涵包括三个方面，即自主性，内生性和集约性。自主性，包含两个层面，即制度安全和经济安全，其显性表现在国家经济主权。经济自主性的加强，有利于增强我国外交主动性，有利于增强我国经济主权原则在国际经济事务中的主导作用，有利于增强我国在二十一世纪上半叶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重建中掌握主动权。这是实现“中国梦”的必要保证。内生性，即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源，正如2013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要牢牢把握扩大内需这一战略基点，培育一批拉动力强的消费增长点，增强消费对经济增长的基础作用”。扩大内需的前提，是提高居民人均收入水平。这就需要增强党对剩余价值的支配权。内生性决定了自主性，自主性又促进了内生性的发展。二者之间的互动关系体现在生产关系层面。集约性，是相对于粗放性而言，其核心是注重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其本质是通过生产要素质量和效率的提升，从而提高生产产出转化为市场产出的能力。集约性主要体现在生产力层面。

　　体现在生产关系层面的经济自主性和内生性与体现在生产力层面的集约性，构成了新的经济发展方式的核心形态。这个核心形态决定了新的社会生产方式的存在，从而决定了上层建筑的性质。同样的，上层建筑的性质也反作用于新的社会生产方式，从而决定了新的经济发展方式的形态、内涵和性质。

　　因此，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绝对领导，是加快形成新的经济发展方式的必要保证。

四、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绝对领导，是全面深化改革、强化、落实和执行顶层设计的坚强保证。

　　(一)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绝对领导，是党对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直接领导这一组织体现的决定性和绝对性要求。

　　全面推进深化改革，加强改革的顶层设计，成立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做出的重大决定。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报告指出，全面深化改革，“胆子要大、步子要稳，加强顶层设计和摸着石头过河相结合。必须以强烈的历史使命感，最大限度集中全党全社会智慧，最大限度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敢于啃硬骨头，敢于涉险滩，以更大决心冲破思想观念的束缚、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全面深化改革必须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充分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以及“ 坚决维护中央权威，保证政令畅通，坚定不移实现中央改革决策部署。”

　　在这一方针指引下，中央决定建立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以下简称“深改小组”)这一议事协调组织机构，在中央政治局和中央政治局常委会领导下开展工作，并由习近平总书记任组长。这是党对经济工作绝对领导的组织体现，也是由党的核心领导地位和改革的全面性决定的。

　　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的主要职责是研究确定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生态文明体制和党的建设制度等方面改革的重大原则、方针政策、总体方案。在这个六位一体的改革系统中，如果将每个体制改革作为一个矛盾独立体来看的话，那么经济体制改革则是改革这个大系统中的主要矛盾;如果将六个体制改革作为一个独立矛盾体来看的话，则经济体制改革则是这个独立矛盾体的矛盾主要方面。因此我们说，经济体制改革具有主要矛盾和矛盾主要方面的双重特性，其改革效果的好坏，规定和影响了其它五方面体制改革的成效;其改革效果的好坏，直接关乎全面深化改革的成败;其改革效果的好坏，直接关乎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的历史命运和存在必要性。

　　由此得出，全面深化改革，党必须加强对经济工作的绝对领导。相应地，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绝对领导，就决定了党必须对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的绝对领导。

　　(二)党对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的绝对领导，是提升全面深化改革力度和效率的必然要求。

　　如何规划和协调改革全局?这是组织机构设立的问题。如何全面推进改革并使之高效运行?这是组织机构的运行效率问题。组织机构的结构性设计如何，直接关乎组织的运行效率。前者对后者具有决定性作用。这从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已经得到了充分证明。

　　关于改革的组织机构的设立，从历史上看，先后经历了上世纪八十年代设立的“国务院体制改革办公室”、“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到上世纪九十年代末的“国务院经济体制改革办公室”，直到2003年撤销这一机构并将职能并入当时新成立的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从上述历史沿革上看，以上机构都是作为国务院组成部门而设立的。从历史实践的效果看，一定时期对指导和推进改革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随着改革逐步步入深水区，部门利益、地区利益、集团利益逐步呈固化趋势，相当程度上成为进一步深化改革的阻力，所谓的“顶层设计”变成了部门利益设计;政府部门之间利益纠葛、扯皮现象有越来越严重的趋势，导致价值链条运行效率降低。以上两种情形，导致处于深水区的改革出现顶层设计难、统筹协调难、整体推进难、督促落实难等“四难”现象。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到，当前要继续推进改革，不断全面深化改革，加强顶层设计，提高改革的效率，就必须从我国当前的党情国情出发，从改革的组织设计到运行设计上进行自我改革，如此才能适应处于深水区中的中国改革的需要。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适时提出了建立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这一英明之举，并由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了建立一个由习近平同志担任组长、中央政治局和中央政治局常委会领导下工作、各地区各部门都要指定一个机构负责改革工作并由主要领导同志亲自抓等这样一个组织机构设计和运行机制。

　　上述这种改革组织机构的设计和运行机制的确立，是在总结过去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充分发挥了我党的组织优势，立足于加强中央权威，并考虑到组织运行效率的基础上做出的管理创新。这种创新模式，我们可以称之为“线性管理模式”。这种线性管理模式是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具体体现，是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的政体优越性的体现，是西方宪政制度所无法比拟的。

　　我们知道，决定线性管理模式效率的核心在于命令链的可持续上——党的组织的高度垂直统一性和党作为执政党的党领导政府的政体形式作为充要条件满足了这一要求。其次，决定命令链效率的两个条件，权威和命令统一性更是我党的绝对优势。其中，中央深化改革领导小组是以习近平总书记为组长、在政治局和政治局常委会领导下工作充分满足了“权威”这样一个条件;党的严格组织纪律性则有助于“命令统一性”的加强。

　　党对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的绝对领导，体现在这种线性管理模式上，能够充分发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的领导力度和运行效率，确保顶层设计的全局高度和不折不扣的协调、推进和落实的效率。

五、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绝对领导，是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关键。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是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基础。必须加快形成企业自主经营、公平竞争，消费者自由选择、自主消费，商品和要素自由流动、平等交换的现代市场体系，着力清除市场壁垒，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和公平性。要建立公平开放透明的市场规则，完善主要由市场决定价格的机制。

　　对于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由过去提出的“基础性作用”到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决定性作用”，实现了质的飞跃，为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指明了方向。

　　市场，作为以商品等价交换为准则的资源配置方式或手段，就其主体来看，无论市场体现为哪种形态，其市场主体都是以人为本体的。以人为本，贯穿了市场这个以商品等价交换为准则的全部经济活动的一切形式、方式、方法或手段。可以说，市场在资源配置中是否发挥决定性作用及如何发挥决定性作用，最为关键的因素还是市场主体，即人的因素。

　　坚持以人为本，既是市场主体的要求，也是我们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和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要求。党和市场之间，二者的契合点是人民。人民主体论是二者最大的共同点。

　　人民主体论，是党的价值观念体系中最核心的理念，反映着党把人民作为最高的价值主体和评价主体，把人民的政治、经济和其他一切利益及其社会实践诉求作为最高价值和评价参照坐标的执政价值理念。尤其是在以商品等价交换为准则的资源配置方式的市场经济活动中，党的人民主体论的价值理念更是体现得极为充分而明确。正如毛泽东同志在《论联合政府》一文中所阐明的，“中国一切政党的政策及其实践在中国人民中所表现的作用的好坏、大小，归根到底，看它对于中国人民的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帮助及其帮助之大小，看它是束缚生产力的，还是解放生产力的”。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到，在以人民主体论为核心理念的党的价值观念体系中，主体和客体是高度一致的。即，党的利益价值取向与人民利益价值取向高度一致。

　　因此，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绝对领导，就是为了更好发挥人民作为市场主体的决定性作用，尤其是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

　　(作者系中国延安精神研究会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