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民营企业的快速增长已是不争的事实。据国家统计局数字，截至2012年，全国企业法人单位共8286654个，其中私人控股法人单位6552049个，占总量的79%。对于这样一种前所未有的经济现象，采取回避的态度或者简单化的态度都是不对的。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对这一重大现实问题应当给予彻底唯物主义的回答。这不仅有利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也有利于中国民营企业的发展。

绝大多数民营企业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组成部分

　　民营企业作为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私有经济，肯定具有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分析的基本特征，这是不必为了和气而刻意讳言的事情。但是，在不同的社会条件下，借用广义相对论的话说，就是在不同的“重力场”中，它还要发生“畸变”，即可能生出某些新的性质，因而其历史作用也可能发生变化甚至根本性的变化。

　　这样的事情在历史上是屡见不鲜的。比如近代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恰如毛泽东所说，在俄国十月革命之前，它“属于旧的世界”，而在俄国十月革命胜利之后，它就成了“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67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

　　中国的民营企业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由中国共产党扶植起来的经济成分。它从一出生，就与中国的社会主义存在割不断的血缘关系。没有党和政府的特定政策，就没有民营企业;没有数十年的社会主义建设，民营企业在经济、政治、文化上就没有立足之地;没有全社会的人才、资金、资源和市场的支持，就没有民营企业的发展;没有党和人民的哺育和教育，就没有而今已然成才的民营企业家。民营企业的这种“出身”和成长经历，赋予它以迥然不同于资本主义世界私营企业的新的性质。这一新的性质，就是天然地带有社会主义的因素。有一种现象很能说明问题，就是不少民营企业家拥护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热心于为巩固社会主义制度而兴办的各种公益事业。例如今年的中国企业家文化年会，就是以纪念毛泽东诞辰120周年为主题，这在西方是不可想象的。“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其是之谓也。

　　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是一种辩证的关系。生产关系要适应生产力的发展，就要根据生产力受国内外条件的影响而发生的变化，不断地进行自我调节。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可以说是我们党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条件下对我国生产关系作出的一种选择。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再次强调，必须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只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没有变，中国经济、社会的社会主义基本性质就没有变。只要中国社会主义的基本性质没有变，民营企业的存在与发展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就是为了向更高级的社会主义形态过渡而准备必要的物质存在条件。

　　不管是国有企业还是民营企业，在国际市场中都不免要和国际资本打交道。国际资本的本性是无限扩张。而今日的国际资本，则将这种扩张推到了危及全人类的极致。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威廉·恩道尔在《目标中国》一书中明确指出，目前全球共有4万多家跨国公司，其中1300家构成全球经济的核心，而其核心的核心则是被称为全球卡特尔联盟的150家大公司，例如洛克菲勒家族、乔治·布什家族、杜邦家族、比尔·盖茨家族等等。这些国际资本的寡头视包括美国人民在内的世界人民如草芥或粪土，它们凭借其雄厚的经济、政治、军事、科技、文化实力，不但要控制全球的市场，而且要控制全球的一切，包括粮食、人口和环境。就其专制、独裁的广度、深度来说，恐怕世界历史上的任何一个君主都难以望其项背。在中国，除少数靠出卖国家利益获利的买办企业之外，包括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在内的民族企业，都正在面临它们的严重威胁。只要你有了一点儿自己的核心技术，只要你在国际市场上表现出了几分活力，它们就会伙同其控制的政府，欲置你于死地而后快。在这方面，华为、通领、TCL、尚德、英利、天合、三一重工等优秀民营企业的感受也许会更加深刻。主要矛盾决定事物的性质。既然国际资本是最主要的挑战对手，民营企业要生存要发展，就必须站在国有企业一边，站在社会主义祖国一边。

　　不同于西方民营企业的新质，在社会主义发展历史进程中的特殊功能及其面临的主要矛盾，就是我们肯定绝大多数民营企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组成部分的根本依据。

民营企业必须依靠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

　　有些经济学家好为人师。他们经常“教导”民营企业说，社会主义不好，如果经济上实行彻底的私有化，政治上建立起资产阶级当家的“宪政民主”，你们不就如鱼得水，可以高枕无忧了么?乍听起来，这话似乎美妙得可以令人陶醉，遗憾的是说得太晚。倘若说在1840年以前，可以说是一句实话;倘若说在1840年以后，大抵就是一句空话;倘若说在今天，就是一句包藏祸心的谎话。

　　为什么这样说呢?就是因为1840年的鸦片战争改变了世界历史和中国历史的走向。美国著名历史学家斯塔夫里亚诺斯在其《全球分裂》一书中指出，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有一个局部到整体的形成过程。国际资本首先占领美洲地区和非洲外缘地区，继而征服非洲内陆和亚洲的印度等国。但是，这个时候，资本主义的世界体系还不能算是完整的，因为中国这个东方大国还在其“王土”之外。1840年6月的鸦片战争，则导致国际资本对于中国的征服。而对中国的征服，则表明资本主义已经“合龙”为完整的世界体系。

　　在这个体系中，国际资本居于中心位置，而中国和其他第三世界国家则处于边缘地带。中心与边缘的关系，是主宰与从属的关系、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刀俎与鱼肉的关系。这种关系的形成，标志中国已进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也标志人类历史进入了世界历史的阶段。

　　在这个体系形成之前，假如中国的民族资本能够获得足够的时间和动力，则可能由萌芽而不断发展壮大，直到建立起一个独立完整的资本主义国家。然而，正如俗话所说：“过了这个村，就再也没有这个店。”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形成，使得中国完全失去了这样的历史机遇。

　　毛泽东曾经深刻指出：“要在中国建立资产阶级专政的资本主义社会，首先是国际资本主义即帝国主义不允许。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反对中国独立，反对中国发展资本主义，就是中国的近代史。” (同上，第679页)孙中山是一位伟大的爱国主义者。先生以其毕生精力领导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就是为了在中国建立一个独立富强的资本主义国家。由于道路选择、制度安排的一致性，使得他一度幻想得到国际资本的支持。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以后，当时正在美国筹款的孙中山并未直接回国，而是特意取道欧洲，去寻求资本主义世界的政治支持和经济援助，结果是无一例外地吃了闭门羹。及至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在按照西方的政治模式建立起中华民国以后，又多次致电欧美各国恳请外交承认，但是同样均遭拒绝。相反，国际资本却看中了反对宪政民主、醉心复辟帝制的袁世凯。1912年，袁世凯刚一窃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各国公使便纷纷登门道贺。袁府门前，一时间车骑雍容，煞是热闹!那么，国际资本为什么会在价值取向上抛弃同类而青睐异类呢?就是因为袁世凯的帝制能给他们带来好处，而孙中山的宪政却是为了中国的富强。哪里有什么“普世价值”呢?国际资本的所欲所求，第一是实惠，第二是实惠，第三还是实惠。

　　“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这就是国际资本的逻辑。不惟政治领域如此，经济领域也是如此。张謇是惟一一位由状元“下海”的企业家，中国纺织业的重要奠基者。1953年，毛泽东曾说：“讲到轻工业，不能忘记张謇”。从1896年起，张謇在家乡南通创办了大生纱厂等几十个近代企业，一时间如火如荼，竟使得南通这个偏僻落后的小城一跃而成了“中国近代第一城”。然而，在国际资本和国内封建势力的打压下，不到30年的光景，大生各厂便纷纷倒闭。垂暮之年，回首往事，张謇不禁对天长叹：“呜呼!覆巢之下无完卵，野老洒泪江风前。”穆藕初则是留美硕士，最早翻译了泰勒的《科学管理法》，被今人称为中国第一个经商的“海归派”。他所创办的德大、厚生、豫丰等纱厂，也曾一度兴旺发达。1939年和1940年，毛泽东曾两次提到要发挥穆藕初在抗日统一战线中的作用。1943年，穆藕初逝世，董必武代表中国共产党送去挽联，称其为“才是万人英，在抗战困难中，多所发明，自出机杼;功宜百代祀，于举世混浊中，独留清白，堪作楷模。”尽管穆藕初的个人才质如此优秀，在国际资本支配中国经济的时代，他所兴办的实业也难逃失败的命运。痛定思痛，他曾大声疾呼：“对内急应铲除建设之各种障碍(按：指封建势力和官僚买办势力)，对外则应解除帝国主义对中国之束缚。”有些事情就是如此奇巧。这位曾出任过国民政府工商部次长、明确主张反共的企业家，对于中国国情得出的认识竟然与中国共产党相差无几!

　　让我们再来看一看北洋军阀统治时期3个煤矿的经营情况。一个是山西阳曲保晋公司，系民族资本;一个是山东枣庄中兴公司，系官僚资本;另一个是河北唐山开滦公司，系国际资本。每生产1吨煤，阳曲保晋的成本为2.021元，税捐为1.731元，占成本的86%;枣庄中兴的成本为2.025元，税捐为0.2元，占成本的10%;唐山开滦的成本为1.5元，税捐为0.2675元，占成本的18%。悬殊的税捐，正是国际资本和官僚资本挤压民族资本的重要手段。在这样一种极端不公平的竞争环境中，民族企业哪里还有什么生存的空间!

　　有人或许要问：照你这么说，国际资本是不允许第三世界沾资本主义的边啦?当然允许，不过必须是依附式的资本主义，打工仔式的资本主义，任国际资本呼奴使婢、随意宰割的资本主义。这样的资本主义，其实不能叫资本主义，而应当叫作国际资本的附庸。近年来，有些经济学家之所以不遗余力地兜售新自由主义，并且跨学科地鼓吹“宪政改革”，绝不是要给民营企业的发展铺路架桥、保驾护航，而是要让中国沦为披着资本主义宪政外衣的西方附庸，从而为国际资本挤压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独占中国的资源和市场摇旗呐喊、鸣锣开道。谓予不信，大家可以在互联网上搜索他们的蛛丝马迹，从中不难发现他们与国际资本或明或暗的千丝万缕的联系。如果他们的图谋得逞，民营企业的命运将比当年张謇、穆藕初的企业更加悲惨。

　　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近30多年来民营企业发展的经验，近代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的惨痛记忆和20世纪“拉美陷阱”、“苏东悲剧”的前车之鉴，所有这一切，都在明确指示我们：国际资本的俱乐部进不去，独立的资本主义搞不成，依附式的资本主义要不得，剩下的就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一条路可走。

　　如果我们将新旧中国作一对比，便可以更加清楚地看到社会主义的好处。旧中国的统治者之所以害怕西方列强，抵挡不住国际资本的军事、经济、政治、文化侵略，根本原因在于他们失去了民心，茕茕孑立、形影相吊，处于极端虚弱、极端孤立的地位。国人的大多数已经得罪得几近精光，又哪里再敢去得罪洋人呢?新中国则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是实行民主集中制、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国家，因而获得了最为广泛、最为深厚的社会基础。“篱笆扎得紧，野狗钻不进。”这样一个人民是主、人民做主、人民拥护的政权，是任何外部势力都奈何不得的。如果国际资本胆敢以政府的名义欺负中国的民营企业，我们的政府完全可以对这种欺负实行有效的反欺负，而根本没必要害怕什么。旧中国的经济是一盘散沙。小农生产方式落后，民族工业力羸气弱，官僚买办资本吃里爬外，几种经济成分叠加，不但总体软弱，而且根本形不成任何合力，这就是旧中国经济敌不过国际资本的软肋。目前，中国虽然实行市场经济，但是它不是一般的市场经济，而是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国家在经济运行中的宏观调控能力，都在基本面上消解着市场经济的固有缺陷，从而能够有效调动和聚集经济资源，做到全国上下一盘棋，同心同德办大事。这是国际资本过去没有将来也必然没有的巨大优势。正是凭借这种优势，我们帮助香港在20世纪平安渡过东南亚金融危机;正是凭借这种优势，我们将2008年以来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的消极影响降到了最低程度;正是凭借这种优势，我们创造了汶川、玉树抗震救灾的世界奇迹!完全可以肯定，只要我们头脑清醒、意志坚定、应对得法，完全可以凭借高度的国家动员力和经济凝聚力，在国际市场中帮助民营企业战胜来自各方国际资本的挤压和挑战。归根到底一句话，优越的社会主义制度和自主的社会主义祖国，就是民营企业生存、发展的坚实保障和强大后盾。

民营企业应当自觉维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民营企业与全社会的关系，是小河与大河的关系、毛与皮的关系。大河干涸，小河岂能独满?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自觉维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为祖国、人民所必需，也是民营企业发展的内在要求。

　　一是要在企业内部努力增加社会主义的因素。民营企业尽管是私营企业，尽管要遵从资本发展的一般规律，但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就要多少有些社会主义的表现。比如在企业管理上，应当对工人多一些尊重、多一些关爱、多一些对他们自身发展的长远设计和安排。马克思说,资本从头到脚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社会主义国家的民营企业绝不能做那等粗鄙、野蛮的事情。浙江有一个民营企业，叫中天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曾连续多年被评为全国优秀建筑企业。早在10年前，这家公司对于工人的各种待遇就走在同行业的前头。比如，工人的中、晚自助餐不得少于10种菜(荤菜不得少于5种)，工人家庭有困难给予特别救助，工地的活动板房必须防火且装有空调，工人晾晒衣服的场所必须上有顶棚下有渗水砖，每位工人都要根据工种或特长进行有计划的技术培训……企业尊重、关爱工人，工人也热爱、维护企业。工人一旦进了中天，便绝少“跳槽”，更多的是与公司签订终身合同，也就是将中天当成了自己的家。民营企业都应当像中天那样，尊重工人的主体地位和基本权益。

　　时下有一个流行很广的俗语，叫作“土豪”。意思是有些老板由于素质低下，而以一掷千金、挥霍无度显示自己身份的高贵。这是一种令人失望的现象。举凡为富不仁、为富不诚、为富不端、为富无行之类，都是干扰经济、社会健康发展的负能量。很明显，“土豪”之豪来源于初次分配的悬殊。有一个企业的老板，年薪一直高得惊人，最高纪录曾达6600万元，大约相当于同年北京一个保洁工年薪的7000倍。也就是说，1个保洁工从黄帝时期干起都不行，要从河姆渡氏族公社时期干起，才能与这个老板1年的收入持平!这个案例从反面提醒我们，在初次分配中必须把公平落到实处。老板的薪金当然可以比工人多拿一些，但是多到几百倍甚至几千倍，便远远越过了公平的底线。这样的初次分配，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带来的不是光荣而是耻辱。7年前，我曾问过中天的董事长楼永良：你的企业为什么发展得这么快?他的回答非常简约：“财聚人散，财散人聚。”应当说，这是悟得经营真谛的智者之言。初次分配悬殊，一则直接消解工人的劳动积极性，导致生产效率和生产质量低下;二则导致内需贫乏，直接阻碍企业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总之，初次分配的公平度关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兴衰，无论是民营企业还是国有企业，绝对不可以等闲视之。

　　二是要自觉尊重国有企业的主导地位。公有制为主体是社会主义之为社会主义的根本经济依据，而国有企业则是公有制经济的核心。尊重国有企业，就是尊重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就是尊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能否认，在市场竞争中，民营企业与国有企业之间存在矛盾，有时甚至是很尖锐的矛盾。正是利用这种矛盾，有些经济学家捭阖其间，吵嚷着要“国退民进”。问题在于，国退就能民进么?在西强我弱的国际经济格局中，国退的结果绝不是民进，而是国际资本的跟进。国际资本一旦由“进”而“大”，占据主导、支配的地位，民营企业就失去了保护伞或防火墙。我们怎能上这样的当呢?挖国有企业的墙脚，就是自毁大厦;挤压国有企业的空间，就是自断生机。对此，民营企业的认识一定要清醒。与此同时，还应当看到，如今的国有企业，除少数处于关键领域的以外，大多实现了投资主体多元化，与民营企业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复杂联系，企业在利益上的一致性日趋显著，这是扩大合作、减少内耗的基础性条件。说到底，民营企业与国有企业的矛盾，是自家的矛盾、兄弟之间的矛盾。即使是这样的矛盾，也不值得鼓励，而必须进行有效的化解。民营企业要从维护国家安全、保卫国家经济命脉的高度，尊重国有企业的主导地位，使国有企业更好地发挥主导作用。国有企业则应帮助民营企业实现制度升级、增强创新能力、改善发展环境，特别是在民营企业遇到困难时，更要及时地出以援手。“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这是处理民营企业与国有企业之间矛盾的底线。

　　三是要积极承担社会责任。勇于担当是中国商人的一个好传统。早在公元前627年，就有郑国商人弦高用4张牛皮和12头牛计退秦军，使自己的国家免遭侵略的故事。须知在春秋时期，4张牛皮和12头牛可是一笔相当可观的财富。近代著名侨商陈嘉庚一生追求进步，慷慨赞助旧民主革命、抗日战争和中国人民的解放、建设事业，堪称爱国企业家的光辉典范。在今天，民营企业家更应当以民族大义为重，以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为重，积极用企业的经营成果回报祖国和人民，甚至在国家民族需要的关键时刻勇于奉献和牺牲。只有这样，才能真正表现出社会主义国家民营企业的美德，才能充分彰显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在这方面，中国泛海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就是一个榜样。这个企业的董事长卢志强认为，民营企业既是自负盈亏的经济组织，又是回报人民的社会实体。财富的积累过程，也是社会责任不断加大的过程。从根本意义上看，“民营企业也是天下之公器”。这是一位民营企业家的大觉大悟，这是超越资本束缚而进入的一种高蹈轻扬的境界。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认识高度，在汶川抗震救灾中，他的企业、他的员工以及他个人，共捐出人民币2.285亿元，位居全国民营企业捐献之首。

　　如今，国家、地区、单位和个人都在努力增强文化软实力。可以说，民营企业对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认同程度和践行程度，就是其文化软实力所能达到的高度。企业的内部管理越是以人为本，企业的市场经营越是尊重国有企业，企业承担社会责任越是自觉积极，企业在中国以至世界人民中间的信誉度和美誉度就越高。信誉度和美誉度越高，企业的发展空间就越大。由此看来，自觉维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企业、职工、国家“三赢”的好事。何乐而不为呢?

　　然而，也有人可能会想：坚持、拥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固然很好，但是再来一次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怎么办?这种担心是没有根据的。必须充分肯定，20世纪50年代进行的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是一场伟大的社会变革。没有这种改造，就不可能在旧中国的废墟上建立起崭新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而没有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制度，包括今日民营企业在内的一切发展成就都无从谈起。事实正如邓小平所说：这种改造的成功完成，“是我国和世界社会主义历史上最光辉的胜利之一。”(《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86页，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然而，今日之日已不同于往昔之世。今日的民营企业是在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得到巩固的前提下，我们有能力抵御国际资本控制的前提下，为适应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的发展而培养起来的经济成分。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没有结束之前，中国共产党不可能在某一天早上宣布民营企业收归全民所有。当然，从历史的长河来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毕竟是一个过渡阶段，社会主义毕竟要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实现共同富裕，最终进入无阶级的共产主义社会。也就是说，私有制经济终将转变为全民所有制经济。至于这一历史进程如何演进，因为它属于比较遥远的未来，我们不可能像“先知”那样作出具体的描画。但有一点是可以明确肯定的：即使到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实现之时，以至到了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实现之日，所有进步民营企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重要贡献也绝不会磨灭。你们的一切努力都将像荣氏企业一样，化为一座丰碑，永远矗立于历史的时空。

　　(作者：江南体育竞技中心 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