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 旭 常庆欣：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反思——以劳动力商品概念分析为例

　　后马克思主义理论思潮已经成为马克思主义研究领域最为突出的一种思潮，这种理论思潮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的影响是全面的。它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一些核心概念提出质疑，强调用更能满足对当代资本主义进行分析需要的理论范畴去取代它们。后马克思主义的代表性人物拉克劳和墨菲、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的关键人物鲍尔斯等都对劳动力商品概念进行了深入的批判。为了理解后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到底产生了积极的还是消极的影响，需要对后马克思主义的劳动力商品概念批判进行深入的考察，并在这种考察的基础上，对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取向进行合理的评价和分析。

　　一、拉克劳对劳动力商品概念的批判

　　理解拉克劳和墨菲( Laclau and Mouffe) 对劳动力商品概念的批评，需要首先了解他们的理论目标和对传统马克思主义分析进行的根本质疑。拉克劳和墨菲在《霸权与社会主义战略》一书中认为，在后工业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的巨大变迁面前，资本主义社会反抗的主体、形式和策略都与马克思的时代大不相同，在主体立场高度分散、破碎的条件下，诉诸阶级概念去达成政治统一性已成为不切实际的幻想。他们阐述了一种摆脱经济决定论和阶级还原论的分析范式，提出了以主体立场、权利话语和权利斗争等多元性为基础的激进民主的概念。在批评先于他们研究之前的马克思主义研究时，他们对经济主义( 经济决定论) 和本质主义进行了批判。因此，对拉克劳和墨菲的劳动力商品概念的研究，要放在这种批判的背景中加以理解。

　　拉克劳和墨菲自己的研究方法所具有的根本特征，在他们自己的说明中体现得很清晰，他们说: “通过缩减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矫饰及有效性范围，我们与这一理论中根深蒂固的某些东西( 即用它的范畴来把握历史的本质或根本涵义的强烈的一元论渴望) 发生了决裂”。[1]4在一次访谈中拉克劳再次强调: “我并没有拒绝马克思主义。不是这么一回事，是马克思主义自己解体了，我相信我抓住不放的是它最好的碎片，……，这是一个相当微妙的连续性与非连续性过程，它比由简单的拒绝所引发的问题要复杂得多。”[2]201

　　拉克劳和墨菲把经济称为本质主义“最后的堡垒”。[1]75他们认为，只有满足以下三个条件，经济才能决定社会生活的其他领域: 第一，经济运动规律必须是严格内生的，它排除了一切因政治或其他的外部介入所导致的不确定性，因为如果不是这样的话，构造功能就不能专门归属于经济; 第二，在经济层面上构造的社会主体的统一性和同质性，必然是该层面的运动规律造成的( 任何需要在经济之外对那些分裂、差异的立场进行重新组合的情况被排除了) ; 第三，社会主体在生产关系中所处的位置必定赋予他们历史性的利益，以至于这些社会主体在社会的其他层面的存在必须最终在经济利益的基础上获得解释，也就是说，经济利益并不限于在经济范围内起作用，而是有关社会的整体视角的“抛锚之地”。

　　对于这种解释，拉克劳和墨菲给出了更简洁的说明: 第一，所有政治主体都按照其在阶级斗争中的位置加以界定，每一个阶级都只能在经济结构的层面上被建构起来。由于政治关系的影响，阶级也许会在表面上存在着差异，但是这些影响必须是次要的和偶然的; 第二，在生产关系中，每个阶级必须拥有直接源自这个阶级的结构性位置的“客观利益”; 第三，经济必须是一个优先于政治的领域，政治也许会影响经济，但是这种影响的只能发生在经济决定政治之后。[3]110

　　拉克劳和墨菲证明了前两个条件在政治和理论上不存在可能性。随着当代资本主义积累形式的发展和多种政治对抗的扩大，社会将永远不会极化为两大阶级。政治利益被浓缩为阶级利益的情况将永远不会发生。资本主义的发展，使得在国籍、种族、民族、性别等基础上形成的跨阶级联盟比比皆是。“尤其是，如果考虑工人阶级的分散、分化以及蜕变，那么把一套单一的客观利益强加在所有工人身上的做法就成为一种愈来愈抽象的典礼。”[4]110这就是拉克劳和墨菲为什么主张: “为了在社会对抗的决定方面提高认识，必须分析多样化的又经常矛盾的立场的多元性，坚决抛弃存在一个完全统一的和同质的主体的观念，譬如经典话语中的‘工人阶级’这一观念。”[1]84对于第三点的否定稍微迂回了一些，它涉及对经济、政治、文化之间关系的理解。在后马克思主义主义看来，“‘经济’、‘法律’和‘政治’之类的抽象理论范畴与社会形态中对人们产生意义的实际空间，并不整齐对应。”

　　拉克劳和墨菲认为，任何试图将政治对经济的影响最小化的理论都无法回避经济还原主义这个难题，也就是说，如果政治关系在经济形成的原初因素中必然和经济关系交织在一起，那么经济对政治的决定关系就不可能发生，在这种情况下，政治将成为经济的基本构成部分。因此，拉克劳和墨菲考察了经典经济主义的本质主义的有效前提。

　　拉克劳和墨菲认为，三个关于由经济层面最终构建霸权主体的条件，对应于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三个基本命题: “经济运动规律的内生特征对应于生产力中性命题; 经济层面上社会主体的统一性对应于工人阶级的逐渐同质化与贫困化这一命题; 生产关系应该是超越经济范围的‘历史性利益’的场所，对应于社会主义是工人阶级的根本利益所在的命题。”拉克劳和墨菲的目标是证明“这三个命题是错误的”。[1]77而要证明它们是错误的，毫无疑问，问题的核心在于对“‘生产力’的本质的理解”。[3]112

　　在分析生产力的本质时，拉克劳和墨菲是从以下两个层面展开的: 第一，他们对建立在生产力概念化基础之上的马克思论证的逻辑提出了质疑; 第二，他们对生产力的发展实际上是否遵循一套内生的规律进行了考察。为了完成这两个层面的考察，拉克劳和墨菲把马克思的生产力概念解释为一种“中性生产力”概念。中性生产力指的是对生产力发展一般规律而言，“介入生产过程中的所有要素都受生产力的决定”。而为了保证生产力的“中性”，马克思主义“不得不诉诸于一种虚构: 即把劳动力构想为一种商品”。一旦把劳动力构想为一种商品，“就可以看到经济主义观点中的两个要素( 劳动力作为商品和作为中性过程的生产力的发展) 是彼此强化的。”[1]78

　　但是，这种虚构“使得马克思主义无视作为资本主义生产过程要素的劳动力的完整特征”，因为，“劳动力不同于生产中的其他必须要素，这是因为资本家必须比简单地购买它做得更多，他必须使它从事劳动，然而，这个具有本质意义的方面却没有进入到作为商品的劳动力( 它的使用价值是劳动) 的概念中，因为，如果劳动力像其他商品一样只是商品的话，那么它的使用价值显然会从购买它的那一刻起就自动地发挥作用。”但是，“大部分资本家对劳动的组织只能被理解资本家从购买到的劳动力中榨取劳动的必然性的结果，如果资本家必须在劳动过程的核心部分行使他的支配力量的必然性不被理解的话，那么生产力的演化就变得不可理解了。”[1]78也就是说: “试图从一台机器上榨取使用价值与试图以劳动力单位的形式从具有参与全系列复杂政治实践的工人身上榨取使用价值，两者存在着巨大的本质差异。在组织生产的过程中，资本家不得不事先考虑工人参与政治对抗的潜在可能。”[3]113简单地说，拉克劳和墨菲认为，“并不是纯粹资本的逻辑决定了劳动过程的演进，劳动过程不仅是资本发挥其控制作用的场所，它也是斗争的战场。”[1]79从而，资本主义从劳动中榨取使用价值的努力必然将政治方面引入到生产过程的中心，生产技术的发展总是和社会控制技术的发展交织在一起。从上述意义上看，政治必然会进入经济之中，政治是经济的构成性补充，而不是经济决定的结果。因此，中性生产力概念是错误的，而它又是构成经济主义的根基。也就是说，在拉克劳和墨菲看来，劳动力的价值的实现依赖于各种资本家的控制与工人的抵制与反抗之间的关系，那么就不应当把劳动力视为商品; 而劳动的组织是这种复杂的斗争关系的结果，而这与马克思主义认为的生产力会以一种纯粹非政治的、技术的和自发进步的方式不相容，从而生产力当然就不再是中性的。

　　通过对劳动力商品概念的批判，否定了生产力中性的观点，这样就完成了对本质主义的最后堡垒即经济的批判，因为经济主义能够成立要求生产力中性的概念。而一旦攻克了这个堡垒，就可以证明: “经济的空间本身是作为一种政治空间被构造的，在其中，就像在任何其他社会‘层面’一样，我们描述的具有霸权特征的那些实践完全是有效的。”[1]76，77这样，拉克劳和墨菲通过把经济本身视为本质主义的东西，通过对这种本质主义进行的后马克思主义的批判，实现了从对经济关系的分析转向对基于权力和身份的话语分析。

　　二、鲍尔斯对劳动力商品概念的批判

　　鲍尔斯( Bowles) 对马克思主义的经济主义和阶级分析也存在深深的不满，在他和与吉蒂斯( Gintis) 的合著中指出: “马克思把社会生活中个别的层面当作理论上不可分割的层面来对待的倾向，也表现在他把统治、剥削和阶级这些术语简缩为单一的用法，其结果就导致了大多数形式各异的统治——帝国主义、对妇女的暴力、国家专制主义、种族主义、宗教不宽容、对同性恋的压迫和其他诸如此类的统治——或者落入晦暗，或者落入阶级分析的模型。马克思话语之中术语的这种简缩，使我们或者无视诸如战争掠夺、对于妇女和儿童劳动的家长制控制、国家对于经济活动的控制和强制纳税之类的机制为基础的各种剥削形式看作阶级关系的结果，或者也许视为这些关系的长久存在所必须的条件关系的结果，或者也许视为这些关系的长久存在所必需的条件。因而，官僚和家长制同样得以免遭批判。”[4]19

　　鲍尔斯认为，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深受( 西方马克思主义) 对经济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的影响”。[5]509而二战后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比如多布、曼德尔和斯威齐等则不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对古典马克思主义模型主要进行的哲学批判所动。

　　这种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批判的忽视，成为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发展的前提。因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批判的忽视，“造成了一种令人费解的断裂: 西方马克思主义传统中的文化和政治分析与古典马克思主义传统中的经济理论研究各自孤立地发展。由于西方马克思主义传统中的创新没有扩展到经济理论自身。因此，两种趋势中争论的问题并没有更多地涉及经济理论自身的结构。对经济主义的批判仅限于对经济决定论的批判，古典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传统的缺陷，仅在于过分强调经济基础是作为总体的社会的结构和动力的决定因素。因而，西方马克思主义学派并没有完成对经济理论的再思考，而只是简单地描述了古典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没有改变其结构，而只是降低了它的重要性。”[5]509，510

　　所以在鲍尔斯看来，西方马克思主义对经济主义的批判是不彻底的，而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对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研究又没有意识到经济主义带来的不良后果。因此，彻底的经济主义的批判，实现对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结构性转变的任务，只能交由后马克思主义者完成了。这样，发现经典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中存在的缺陷与不足，并对之进行结构性的改造，成了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一个重要任务。

　　在鲍尔斯看来，古典马克思主义模型的最大问题在于，这种模型中的基本理论“倾向于假定经济结果是结构性地决定的，在这种决定中，个体或集体的人类的能动性发挥的作用很小或不发挥作用。因此，劳动价值论和资本有机构成提高的经济危机理论，是后马克思主义者试图构建一种非经济主义的经济理论时首先被踢出局的东西，在这个非经济主义的经济理论中，受文化、政治以及经济考虑引导的人类行为扮演了重要的角色。”[5]512在这种分析的基础上，鲍尔斯对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赋予作为一个理论范畴的劳动以独特的地位”[5]513的观点提出了挑战。

　　鲍尔斯是通过“批判性地重建”的方式对马克思的劳动力商品概念提出挑战的。他承认对劳动和劳动力进行的区分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结构的支点，但是他指出: “后马克思主义的生产过程模型赞同劳动的特

　　殊性和对劳动与劳动力进行区分的重要意义，只是这种赞同是建立完全与经典劳动价值论完全无关的基础之上的。后马克思主义生产过程模型中的核心的分析性概念是可以被称为劳动和劳动力之间的实质性区分( 而不是形式上的区分) ，这种区分建立在把劳动视为是实践的发起者而不是一种客体的基础之上。”[5]513

　　在鲍尔斯看来，劳动力商品概念把劳动视为是一种客体，致使经典马克思主义分析出现了重大的缺陷。所以应当放弃劳动力商品概念，而支持一种劳动实践的概念。鲍尔斯指出，在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形式表述中，工人是由工资商品束表示的，这种商品束保证了在通常的生活标准下工人的再生产。在这种表述中，“劳动不是被表示为一种实践，而是被表示为一种产出，或至多是对资本家而言的一种使用价值。矛盾的是，作为行动者的工人在对劳动价值论的形式表述中消失了。从这种表述到斯拉法的《用商品生产商品》中的理论只差一小步”。[5]514虽然使用了迂回和复杂的描述，鲍尔斯的真正含义是，因为工人的价值是用商品束来表达的，所以劳动力商品概念并没有把劳动视为一种实践，而只是视为一种客体。因此，劳动力商品的概念和斯拉法的“用商品生产商品”并无多大区别。

　　在鲍尔斯看来，上述表述的理论后果表现为弱化了对生产政治学的马克思主义分析。因为，如果劳动被视为客体，那么除了可能的道德理由，劳动和其他投入就没有任何区别。劳动与劳动力的区分，除将一种度量标准( 小时) 转化为另一种度量标准( 工作) 以外，不会令人产生理论上的兴趣。尤其是，如将劳动作为客体，在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中所描述的竞争性模型的分析中将会得到“不幸的理论结论”。[5]514

　　首先，资本家会因为竞争的压力而使用高效的技术，会采用有效的生产组织方式。那么，这种推理的结论是，无论是技术还是生产的组织都不会因公司的决策结构的改变而发生变化，除非这种改变影响了投入或产出的相对价格。这里含义是，民主制的工人控制了公司的收入分配，但是只能以低生产率为代价改变对生产的进行的社会组织; 其次，正如资本家试图给任何一种要素支付最低的价格一样，那些出于种族、性别或任何其他原因坚持支付更高要素价格的资本家将会被竞争所淘汰; 最后，如果劳动“只是另一种投入”，那么任何未出售的劳动单位必然被视为是自愿从市场中退出。也就是说，因为不接受更低工资而造成的失业是自愿失业。

　　把劳动作为客体分析导致的三个经济后果的政治含义是十分清晰的。鲍尔斯正是基于这种政治含义，完成了对劳动力商品概念的批判。首先，第一个构成了对工作生活中支配和分割的批判的全面否定，因为如果工人管理的公司与资本主义企业在组织生产上没有什么不同，那么生产组织问题就变成了一个无关紧要的经理人的选择问题，工人和资本家在技术和工作生活结构的决定上都没有什么实质性的选择权; 把劳动作为客体的第二层政治含义是，种族主义、性别主义和其他形式的歧视( 作为寻求更大利润的资本竞争的自然结果) 将消失。种族主义和性别主义可能会存在，但只是作为一种文化( 或上层建筑) 的属性而存在和自动地再生产，这些不同形式的歧视变得和资本主义经济的积累过程无关了。第三层含义意味着，失业是因为工人的选择而不是资本主义的结构引起的。此外，失业既不是社会浪费的根源，也不是社会问题的根源。

　　因此，“把劳动当作一个客体来分析导致了经济思想中一个根本性的分裂: 把政治和文化从生产中排除了出去。因为生产既是有效率也是非政治性的，对资本主义生产的社会主义批判( 它是不民主的、不公正的和浪费的) 被狭隘化为一个财产分配问题。从而，社会主义也被简化为财产再分配问题，只不过是增加了‘新价值观’的扩散这一文化的附加条件而已。”[5]515

　　而一旦把劳动当成一种实践，而不是当作一个客体时，以上矛盾就迅速地消失了。为了证明这种观点，鲍尔斯提出了一种从劳动力中榨取劳动的简单模型。他用两种关系表示生产过程: 劳动和非劳动投入相结合生产出给定产出的投入产出关系，和通过劳动力与所有者配置的其他投入相结合，从劳动力中榨取劳动导致了一个特定的工作强度水平，资本家围绕这个工作强度展开博弈。很容易明白，鲍尔斯通过把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对抗形式、以及资本家可以采用的提高劳动强度的方式( 包括最极端的让工人失业) ，与工人抵制劳动强度提高的对策之间的互动，强调生产过程中的政治，的确能够从理论上说明把劳动单纯作为一种客体时造成的不良的政治涵义的消失。因此，鲍尔斯指出: “简单的劳动榨取模型阐明了这样的事实: 利润最大化和劳动力市场均衡——甚至在最严格的原子式竞争的假定下——也不会导致市场出清。在资本主义生产的背景下，失业是非自愿的和浪费的。失业‘后备军’的微观经济基础及其功能，劳动对资本的隶属，通过一个模型被证明了，在该模型中，劳动被表述为一种实践而不是一种商品。”[5]517，518

　　鲍尔斯进一步指出，“古典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它的新古典主义对手，以及剑桥经济学和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一样，持有一种相同的资本主义经济的概念，即认为经济是一个以所有权为基础的契约交换体系，或者像曼德尔提出的，是一种‘普遍的商品生产’体系。这样，经济的政治的一面被限定在对财产权的保护和合同执行上。这些政治因素存在于国家而不是经济的领域，因此经济本质上是非政治的。”[5]518

　　事实上，鲍尔斯的观点和他在 1981 年与吉蒂斯合作发表的一篇论劳动价值论的论文中的观点保持了连续性。在早先的研究中，鲍尔斯和吉蒂斯指出，“按照经典的表述，劳动价值论是经济主义的”，[6]1“经济主义，在于主张把所有社会结构的非经济的事例完全简化为经济基础的反映、变换或现象。”[7]306经典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的经济主义的根源在于，“第一，经典理论把劳动作为劳动力对资本家而言的使用价值，因此，它就抽象掉了工人阶级的政治和文化实践，并把资本主义生产的动力简化为所有权和商品交换关系的结构性强制; 第二，它把劳动力说成是商品。这样，它就抽象掉了根本上不同的结构—家庭和国家—同资本主义生产结构在理论上存在的必然的接合。”[6]1他们提出的消除这种经济主义的方法是，“把劳动表示为由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关系所构造的实践的集合。在这一构想中，劳动价值论就成为一种在资本主义生产中占有的、分配的、政治的和文化的实践的接合理论。”[6]3

　　而且正是由于把劳动力作为商品，把劳动作为劳动力在生产中的使用价值，新古典学派证明了劳动没有任何独特的特征。鲍尔斯和吉蒂斯认为，“马克思对劳动与劳动力在形式上进行的区分不会证明劳动价值论的正确性。相反劳动力并不是商品，而且从理论的必要性与充分性上来看，劳动力的非商品的方面必须被确定在它的生产过程中的独特的非商品结构范围内，这些结构范围是不同于资本主义生产场所的场所——家庭和国家。把劳动说成是劳动力对资本的使用价值，这就掩盖了下列两种投入的根本区别: 其一是体现人的社会实践能力的生产性投入，另一个是资本的所有权足以保证对它们的生产性‘消费’的所有其他投入。‘劳动力的特殊本质’和劳动价值论能被建立所依据的基础正在于此。”[6]8

　　鲍尔斯以经典马克思主义中的经济主义作为批判对象，强调把劳动作为一种实践，因为只有这样，才能避免把劳动力和其他投入要素等同起来。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完成对经济理论的真正构建，或者说，只有把政治因素引入到生产过程自身，才能真正克服经济主义造成的不良影响。

　　三、对后马克思主义劳动力商品概念批判的反批判

　　以拉克劳和墨菲与鲍尔斯为典型代表的后马克思主义者，对一直被视为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支柱的劳动力商品的概念和劳动与劳动力的区分进行的批评，都是从对经济主义的批判开始的，都认为劳动力商品概念在经济主义的确立中发挥了关键的作用，都提出劳动力不是一种商品的概念。只不过在拉克劳和墨菲那里，对劳动力商品概念的批判是通过把经济空间转换为政治空间实现的; 在鲍尔斯那里，是通过把劳动视为是一种实践实现的。另外，不论是拉克劳和墨菲还是鲍尔斯和吉蒂斯对劳动力商品概念的批判，都是通过强调劳动过程分析和劳动过程中的对抗( 或者说非经济基础的因素) 来实现的，也就是说他们都突出了生产过程和生产政治的分析。

　　从表面上看，后马克思主义者对劳动力商品概念的批判，似乎是试图在消除经济主义的基础上，真正建立起能够满足对变化了资本主义进行深入分析的政治经济模型。事实上，他们追求的目标无疑是正确的，但是他们所批判的劳动力商品概念是否是马克思的概念，是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另外，无论是在拉克劳和墨菲的“中性生产力”中，还是在鲍尔斯的“劳动实践”中，他们都认为马克思忽视了一些重要的内容，而一旦补充进来这些内容，就能“重建马克思主义的分析”。这里存在的问题是，他们指责的马克思的“忽视”也许并不存在，他们只是在以一种迂回的方式、通过晦涩的预言、精心设计的逻辑链条重新发现了马克思的价值而已。对后马克思主义对劳动力商品概念的批判，很多马克思主义者提出了批评。

　　首先，后马克思主义对经济空间的分析，很大程度上表现为对马克思的误读。比如，伍德( Wood) 在评价拉克劳和墨菲对劳动力商品概念，对中性生产力概念的分析时就指出，“这些对于马克思的无知指控实在令人惊讶，事实上，马克思对以下一些方面已经有足够的研究: 资本主义劳动过程中的对抗性; 商品拜物教; 劳动力这种包含在活生生的、斗争着的人之中的‘特殊’商品的特性; 资本主义生产的‘双重性’——在这种生产中使用价值的生产与剩余价值的生产密不可分; 这种双重性是如何歪曲了生产的组织，使其同时作为对于对抗性的剥削关系的组织而存在; 出于资本控制阶级对抗及工人反抗的状况的需要而形成生产组织的种种方式; 工人阶级的斗争史以及他们如何影响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 劳动工具和现代‘科学与技术’本身并非‘中性的’，而是渗透着阶级剥削、统治和斗争的关系，等等。”[8]58

　　其次，虽然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一定程度上试图消除经济决定论的影响，并把经济、政治、文化分析整合在一个“接合的”体系中，这一定程度上是为了恢复更为纯粹的政治经济学分析。但是，这种后马克思主义的取向完全忽视了马克思自己的分析的价值。比如，阿马格里格力欧和卡拉里( Amariglio and Callari) 通过对马克思商品拜物教的分析，指出商品拜物教的概念“是马克思颠覆经济的话语特权的方式”，[9]44是政治经济范畴与人的主体性的接合点。他们认为，商品拜物教是商品交换和人的主体性相交汇的理论空间。他们指出: “商品拜物教是马克思用以表明经济关系如何影响主体性、意识形态、话语、政治等等的一种设计，最重要的，它也是用以显示经济关系本身如何是这些‘上层建筑’和其他过程的联合作用的‘接合的’和‘多元决定’的结果的一种策略。马克思的价值理论和他对主体性的分析——在商品拜物教的概念中被联结在一起——使得我们能够提出关于经济、政治和主体性被多元决定式地构成这一类的问题，对于这类问题，拉克劳和墨菲认为不能在马克思主义之内被讨论。”[9]35

　　最后，后马克思主义只是对古典马克思主义的经济空间的基本理论进行了批判，但是并未对发展经济空间的分析提供什么有价值的见解。用迪斯金和桑德勒( DisRin and Sandler) 的话说，“后马克思主义对‘作为商品的劳动力’概念和‘商品概念’的理论探究方式，大体上暴露了后马克思主义经济话语的薄弱之处: 经济话语倾向于受到‘要素的本质主义’的损害。拉克劳和墨菲不是承认经济概念受到现实存在的话语条件的多元决定，而是把经济概念本身视为本质主义的东西。”[10]32在拉克劳和墨菲那里，一方面是对霸权和其他政治概念的强有力的解构和重建，一方面却未能以同样的方式对基本的经济范畴进行分析，以至于“经济的范畴，其中最重要的是‘作为商品的劳动力’和‘阶级’被认为是马克思主义的本质主义的根源所在，并被当作无法挽救的东西加以摒弃。”在清除经济空间中的本质主义的同时，…，把经济空间的理论内容全部革除掉了，…，政治与文化是社会空间的构成因素，它们是本体论的范畴，而经济则不是这样，它们决没有从理论上被加以重构，而只是被归结为政治和文化。”[10]41

　　四、结 论

　　通过对后马克思主义劳动力商品概念的研究，我们认为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对马克思经济学批判，在很大程度上，犯了两种类型的错误:

　　第一，以自我构筑的对象作为批判对象，把建立在对这个对象之上的批判指向马克思本人，比如拉克劳对经济领域必须满足的条件的设定，对中性劳动力的解释; 再比如，鲍尔斯对劳动力价值的定义，对经典马克思主义和新古典主义所做的类比。他们的批判对象，很多时候是建立在对马克思的经济学误解之上的，为了便利自己的批判，他们简化甚至是歪曲了马克思自己的分析。

　　第二，把需要发展的地方解释为错误之处，并作为“解构”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这主要体现在对马克思的理论全面性的苛求和对马克思的理论抽象层次的误解上。比如，在马克思纯粹的资本主义模型中，的确是在资本家和工人的冲突框架下考察资本主义经济的动态发展的，但是这只是一种纯粹的资本主义模型，当应用于发展变化的资本主义分析时，需要做的是以唯物辩证法为基础，去构筑更具体的资本主义分析模型，而不是简单地放弃马克思的阶级分析或用韦伯式的市场导向的，或斯拉法主义式的收入分配为核心的阶级分析取代它。马克思主义任何时候都不是打开所有锁头的万能钥匙，用对全面性的苛求去批判它，总是成立的，但是这种批判同样适合于任何一种理论。用不同程度的抽象分析中存在的因素的缺乏来指责马克思主义，则是对马克思的科学抽象法的误解，这种取向会使得把需要解释实际加以发展的马克思的见解，解释为马克思那里的不足或错误，从而急于去提出各种各样“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观点。

　　我们的观点是，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不算是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发展。即使现实的变化要求“后”马克思主义“超越”经典马克思主义，也应当认真地分析和客观地评价经典马克思主义，在这方面，我们赞同沃尔夫和库伦博格( Wolff and Cullenberg) 的观点，“真正的‘后马克思主义者’应当在对传统马克思主义丰富的、复杂的理论进行深入钻研的基础上，创造出新的、重要的分析社会变迁的理论。”[11]133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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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