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马克思主义科学和革命实践视角批判新自由主义

　　若埃尔•阿里奥拉 魏文编译

　　引言

　　最近由大学经济系学生开始的大学间的经济辩论显然与关于本国的和世界的经济问题理论上的辩论相对立。在讨论有关新自由主义的一次会议上，与会者理论上的分歧(只不过是参与辩论的人之间结构性的矛盾在学术上的表达)很大，发生在大学之间的辩论突然发展成为书面媒体在知识界的争论。不论是统治阶级传统的媒体，如《新闻画报》发表了参加辩论的右派有名评论员(罗伯托•鲁比奥)的文章《思想或经济的教义要理》，还是可选择的媒体都参加了争论。

　　“批评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评，物质的力量只能用物质的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卡尔•马克思：《黑格尔哲学批判》导言)。

　　鲁比奥的不妥协的理论学派受到了致命的批评，一是参加辩论的学生的批评，另外是参加辩论的学者的批评。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对关于新自由主义的讨论想提出一些想法，目的是在国内推动必要的经济的和政治的辩论，我们说过不仅是在学术领域而且也在社会领域由于资本主义的危机将打破24年来新自由主义强加给我们的瓶颈。当然我们的立场只能是对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如鲁比奥的意识形态)严厉的批判，但是只能在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的严谨之下展开，我们认为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是唯一能够对国家、地区和世界的经济、政治和社会现实提供一个完整的理论和政治工具。

　　最后我们不能不提出一项任务，在本质上是政治的任务，这既然是为了一般的参会者，也是为了需要从科学的实践走向革命的社会政治的实践，也就是社会主义的实践。

　　新自由主义的一些理论的和历史的背景

　　新自由主义的某些理论的背景我们从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古典著作中可以找到，亚当•斯密和戴维•里卡多要求自由贸易，让竞争的自发的规律的行动在每个国家内部和在国际范围内提供最好的结果。这种立场与大英帝国统治者的行动是协调的;美国的经济学家们支持某种程度的保护主义原则，但是在18世纪的末期和主要是在19世纪的初期，当美国美国取代英国人对世界经济的统治的时候，美国的经济学家们从无条件为保护主义辩解转向颂扬所谓“交流”的功能。

　　关于标志在上个世纪70和80年代新自由主义在世界范围内出现的历史背景，有1929年以美国和欧洲为中心的资本主义大危机。在世界资本主义经济的中心出现的严重危机，加上苏联阵营日益增加的影响，在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反对殖民主义的斗争，使世界的形势非常有利于社会革命，不仅是在帝国主义链条最薄弱的环节，而且在先进的资本主义经济的中心也是如此。

　　面对这种形势，主要经济体的统治阶级选择了所谓的凯恩斯主义的道路，对欧洲的工业化国家和美国来说，这成为一种避免甚至可能埋葬资本主义制度本身的反叛的方式。如戴维•哈维所说，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国家形式和国际力量的重组被看作是为了避免回到30年代大萧条时期空前威胁资本主义秩序的灾难的形势。所有这些世界秩序新的重组的基础是接受国家应当集中它的注意力在全面就业、经济的增长和公民的福利，国家的权力应当与市场的进程自由地行使-或如果必要的话，干涉市场或甚至取代市场—以便实现上述目标。

　　这种新的世界秩序重组的实现为了一个预防社会反叛的阵线，这意味着在实行凯恩斯主义时，主要的标志是在一个市场里企业家和公司的活动集中被一个社会和政治上强迫的网络所包围，被一个有时控制环境所包围，但是在其他的情况下这指的是经济和工业的战略。

　　在资本主义的历史上从来不存在一个和谐和没有暴力的时期。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头几十年被称为所谓的“光荣的三十年”，这似乎是在回顾“失去的天堂”。但是，难道那不是殖民主义和独立战争的年代，即所谓冷战的年代吗?不是如同在朝鲜或越南引起尖锐对立的年代吗?对在世界所有的地方特别是在拉丁美洲，每当外围国家对美国有利的阶级或集团的政府的控制受到威胁而进行的的颠覆说什么呢?正如我们说过的，在凯恩斯主义的时期，经济的增长确保统治阶级获得巨额利润，尽管利润率呈下降的趋势。

　　乍看起来，这项政策似乎在世界范围内对统治精英们的利益是仇视的，它带来了所谓的世界经济和国际贸易的“黄金期”，主要是避免了西方资本主义制度的垮台，尽管实行一种保护主义，在全球范围内在每个国家进行了大量投资，这意味着世界性质的生产性资本的扩大再生产，因而推动了普遍的经济增长。这一切减轻了统治的精英们对凯恩斯主义可能敌视的特性，因为大量可能装进他们的口袋的资本将留在“福利国家”的国库，他们的利润是惊人的，此外他们看到他们的社会秩序是持久的。

　　到这里一切进行顺利，那是(资本主义)制度“光荣的年代”，但是70年代开始因通货膨胀飙升和经济停滞(被称为滞胀的时期)危机机将再次爆发。失业和经济增长率-在世界范围内统治阶级的支柱-下降，统治阶级的关注点变得明显;需要一条出路，一方面确保资本家阶级恢复他们的巨额利润，另一方面维持他们的社会秩序。这条出路就是新自由主义。

　　新自由主义政策的实施和它对统治阶级的结果

　　新自由主义政策的实施在世界范围内不是均等的。一般来说，新自由主义的转向以两种不同的方式得以巩固：在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以民主的方式中等程度地实施时，在被恶称为欠发达国家是在军事独裁的基础上实施的，比如智利和阿根廷。

　　不能确定只有一种将新自由主义作为新的共同的经济意义强加于人的方式。在某些国家如智利、阿根廷和英国，以“休克”的方式强制实施，在其他国家如哥斯达黎加、玻利维亚和秘鲁通过有名的“结构性调整计划”达到强迫有问题的政府支付外债，进行一定的经济改革，以换取稳定支付结算的资金和公共财政。在其他的情况下，如萨尔瓦多则通过部分企业的精英知识界选举的胜利以民主的方式强制实施，这些精英在为了能够进入资本主义制度全球化的阶段的框架内，在世界的生产、贸易和金融链条跨国化的进程中承认新自由主义。

　　现在在政治经济学内部关于利润率的现实意义和新自由主义的转向存在争论。由统治阶级造成的新自由主义的转向带来的结果是在世界范围内资本家阶级经济权力的恢复。数据表明在实施新自由主义的政策以后，主要是在美国和英国实施以后，在世界范围内国家吸收的利润和和最富有的阶层所拥有的资产的比例增加了。这种国家吸收的利润和统治阶级拥有的资产的比例增加只不过是利润率下降的趋势(使过程更慢)的“慢镜头化”的表现。

　　利润率下降的趋势是马克思发现的一个规律，并在《资本论》中做了系统的解释。利润率下降趋势的规律是一个经济规律，根据这一规律利润的平均额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而下降。引起利润率下降的原因是资本的有机构成的增加和资本周围的滞后。获取高额利润的努力迫使资本家提高劳动生产率，引入更高的技术和新的技术设备。这样会提高资本的技术的和有机的构成，这导致利润普遍的份额下降。

　　总之，新自由主义的转向带来的结果是资本家阶级过分致富，这是在在凯恩斯主义的时期从未见过的，其不可避免的结果正如我们在后来所看到的是工人阶级的情况更坏了。

　　执行新自由主义政策的基本机制

　　新自由主义实用的改革，也就是说它下赌注的实践就是所谓的“华盛顿共识”，但是，正如胡利亚•马丁内斯指出，这些确实的改革不可能成为严格做到的处方，可是这不是说在这个处方中不存在一系列重要的因素;这些因素正如席尔瓦•马丁内斯在《新自由主义的调整和社会斗争》所所指出的那样：

　　1，削减社会政策和投资的开支，目的是平衡国家的预算;

　　2，在公共开支中优先支付外债和内债的利息;

　　3，具有严格倒退性质的财政改革;

　　4，为了外国银行的存在使金融市场灵活;

　　5，取消对国际投机资本流动的限制;

　　6，将国际货币与美元对比;

　　7，取消对外国投资的限制;

　　8，深化私有化计划;

　　9，解除对战略性经济活动的调控;

　　10，解除对劳工市场的调控。

　　席尔瓦指出，如何将“华盛顿共识”的内容具体化。塞尔希奥•卡马拉指出使利润率下降的趋势“慢镜头化”成为可能采用了四个基本的机制，同时在世界范围内使统治阶层的超级致富成为可能，增加对工人阶级的剥削程度。我们可以以下述方式进行归纳：一是增加对劳动的剥削(增加相对的和绝对的剩余价值)。增加对劳动的剥削和工人阶级的状况贫困化是新自由主义旋转的机制之一，它有助于使利润率下降的趋势“慢镜头化”。增加相对剩余价值的榨取(通过生产过程的技术化增加劳动日的强度)和增加绝对剩余价值(延长劳动日)的同时，采取了其他的灵活措施在劳工领域打击工人阶级，如降低工资或在通货膨胀之下增加其他人的工资，将公共服务如医疗、教育等私有化，这意味着对人的生命再生产条件破坏的深渊，也就是说工人阶级状况的严重恶化。二是一项深刻倒退的财政政策。

　　另外一个使资本家的利润可能增加的机制是杜梅尼尔和莱维所说的上层阶级对税收的反叛。莱维说，对企业的税收以奇特的方式减少，对具体的人最高税收类型从70%减少到28%，被称为历史上最大的税收缩减，或者如同卡马拉所说的，对资本家的利润税收负担的减少在70年代使得利润率下降的趋势减缓，有助于税后的利润率在新自由主义的时期恢复到它过去的水平。三是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在地理上扩大资本的范围)。第三个机制曾经是所谓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对此需要强调一点，我们说的不仅仅是一般的全球化，如同滥用资产阶级天性的人试图说的那样，而是准确地谈论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

　　反对自称为建立世界性的关系的持有者的新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需要清楚地说明全球化是一个新自由主义之前的过程。如同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说，美洲的发现，环绕非洲的航行开辟了新的地平线，引起了资产阶级新的推动。东方的中国和印度的市场，美洲的殖民化，与殖民地的交换，交换手段的增加和一般商品交换的增加，出现了贸易、航海、工业、一种众未见过的推进……大工业创造了世界市场。

　　要补充的是，虽然在历史的进程中资产阶级起到了一种真正的革命的作用。无论什么地方，资产阶级站起来了，推翻了所有的封建机构，比简单的利益有更多的联系，即响当当的资金的利益。当资产阶级必须作为统治阶级确立以后，它起的这种作用只能消失。

　　在这个意义上，辛克拉梅特说，新自由主义的思想从最初的自由的思想明显地灭亡。当自由的思想宣告资产阶级社会的合法性时，是为了反对走向社会主义社会的趋势，反对已经存在的社会主义社会。资产阶级社会的合法性认为社会主义社会不合法。相反，最初的自由的思想-虽然也是一种认为资产阶级社会合法的思想-旨在反对资本主义之前的社会。因此资产阶级社会使资本主义之前的社会非法，特别是从15世纪到18世纪的封建社会。最初的自由的思想超越了以前的社会。20世纪新自由主义的思想是一种寻求避免资产阶级社会被社会主义社会超越的思想。这使新自由主义的思想具有保守的色彩。

　　因此，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与它的辩护士们如鲁比奥对我们所说的相反，是一个保守的因素，而不是进步的因素，是世界经济的帝国主义阶段的因素。此外，我们已经说过第三个因素是利润率下降的趋势变缓，因为资本的生产升值，新的经济的和地理的空间的开放，资本家丰厚的利润已经做到它意味着面对传统的空间转慢的减少这是一个排气阀。一般来说，将凯恩斯主义时期掌握在公共部门手中的企业私有化和通过镇压非资本主义所有制的形式破坏非资本主义的生产形式为资本的升值开辟了新的经济空间。但是，主要的机制在于对生产性的资本，对资本在国际范围的商品活动解除调控对跨国公司有利，有助于创造新的资本升值的地理空间，特别是在外围国家。四是经济的金融化(资本升值的非生产性的空间的自由化)。帝国主义的经济的金融化是对在凯恩斯主义时期受到严格限制的金融资本解除调控的产物。经济的金融化或者说资本评价的非生产性空间的自由化已经成为一种使利润率下降趋势变缓的机制，主要是从实施金融化的国家榨取剩余价值。金融化阶段的特点之一是它独立于实体的经济，同时通过输出来自实体经济的金融资本榨取这些国家的剩余价值。这使帝国主义国家对所谓欠发达国家的剥削只会加深和增加。这项机制特别使一些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家有效地确定当代资本主义的基本特点之一在于金融化或者说资本投机活动的普遍化。

　　在非生产性的领域评价范围的扩大应当特别提到的是主权债务或国家债务。如同萨尔瓦多•阿里亚斯说的，有名的外债只不过是一种资本主义重新发挥职能的基本机制而已。

　　我们已经指出过，负债的过程只不过是经济金融化进程的一个特别机制。资本主义重新发挥职能的第二个机制，或者说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到现在曾经寻求的机制是要扭转资本主义制度利润率下降的过程，其标志是金融商品从创造价值时起进行的投机没有来自实体经济的任何支持。

　　在美国的资本市场上发行的证券和选择的价值，也就是说由25家最大的控股公司跨国银行发行的所谓金融衍生品的价值到2011年6月30日达到333万亿美元。这些控股公司作为支持发行的这些债券的发行只有23.6万亿美元的资产，以便支持以衍生品形式存在的304万亿美元的债务，或者说它们创造的资金相当于它们的资产的24倍，这就是说实际上不存在对上述就有关的支持。此外，这只是世界金融寡头制造的世界巨额诈骗的一部分，因为到2011年12月31日金融衍生品的总债务达到648.7万亿美元，相当于世界国内生产总值(69.7万亿美元)的9.3倍。

　　我们只提及其中的一个例子：萨尔瓦多的情况：萨尔瓦多的债务是政治性的，在技术上是支付不了的。据萨尔瓦多•阿里亚斯统计，从2000年到2011年萨尔瓦多支付了174.234亿美元的外债;但是债务远没有减少，而是增加了97亿美元。到2016年我们的债务将达到183.02亿美元，而我们可能支付了252.643亿美元，这将是我们在2000年的债务的5.3倍，增加了3.8倍。对此还要加上临时的债务，到2016年我们的债务将是国内生产总值的112%。此外，在世界范围内债务成为剩余价值再分配的一种方式，债务的支付有助于使世界金融资产阶级的口袋膨胀，在利润率下降趋势变得缓慢时“净化”资本积累的进程，可以重新分配所创造的剩余价值，以便减少没有实现的商品的潜力。也就是说，债务的支付本身是一个协助保持资本主义作为世界的制度的机制。

　　大学之间的辩论：从科学的实践到社会政治革命的实践

　　如同我们已经看到的，新自由主义的转变是统治阶级对70年代的危机的回答，以此作为对严酷的利润下降趋势的回答，这种趋势自然表现为他们的巨额利润已不如从前了。为此，前面所说的基本的机制使新自由主义的转变对世界范围内的资本家来说可能成为一个真正的节日，同时工人阶级、农民和一般民众的状况的恶化加剧。一方面是财富的增加和资本的集中，另一方面是贫困和剥削的增加，这比任何时候都更清楚地表明必须为社会主义而开始进行斗争，反对所有形式的压迫与剥削，反对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

　　在这个意义上，罗哈斯•索里亚诺说，“为了使变革的实践能够作为一种理论模式接受而实现，因而只是赞同历史唯物主义的前景是不够的”。在一种具体的现实中社会实践在情况下，将决定可能实施的变革实践的可能性和类型。因此，决定利用辩证的模式思考的只是我们能够改造现实(这是纯粹的唯心主义)这件事是不够的。对工人和民众阶级的孩子们和学生们需要成为大学之间的辩论的参与者或出席人，总之对于整个学生运动来说，为了工人阶级和民众阶级要从科学的实践走向革命的社会政治的实践;也就是说，从根据社会的历史实践对现实的研究、检验走向一种决定性的、直接的参与和认识现实;从研究现实和通过具体的实践进行检验，走向参与社会斗争、阶级斗争的实践，也就是社会主义的、革命的社会政治的实践。

　　这里提出的任务是从大学之间科学实践的辩论走向政治的辩论，走向讨论和革命政治行动的范围，走向组织和社会主义的斗争。在这个框架内，此外我们必须考虑到萨尔瓦多左派的政治地位：法拉本蒂民族解放运动的资产阶级化和变种，富内斯政府双重作用的性质，新自由主义亲帝国主义和民粹阵线的性质，以及达戈贝托•古铁雷斯和菲德尔•涅托的新国家运动在理论上和政治上的堕落。也就是说，这样任务提出来了，这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建设一个工人阶级的政治工具，我们相信在民主集中制的制度下的革命的道德、社会主义的计划和一项国际主义的坚定的政策。

　　(《环球视野globalview.cn》第586期，摘译自2013年9月2日西班牙《起义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