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10月31日财新-新世纪《刘鹤：改革必须有顶层设计 不能走民粹主义道路》一文披露了刘鹤教授、博导新发展方式的基本逻辑：

　　“新发展方式的基本逻辑，三点格外重要：创造世界前列的大市场，稳步推进城镇化，高度关注民生。”

　　“第一，中国经济在世界经济中的定位。中国经济要把握好在全球经济分工中的新定位，创造参与国际经济竞争和合作的新优势。我们既要保持制造大国的地位，这是我们的比较优势，又要成为居全球前列的大规模的市场。《建议》提出，要逐步使我国国内市场总体规模位居世界前列。这是核心、关键的一句话。对国内来说，是扩大内需，特别是扩大消费需求，扩大中等收入人群，实现共同富裕。”

　　“第二，扩大内需必须稳步推进城镇化。城镇化意味着更多的就业和服务业比重的提高，意味着更大规模的中等收入阶层，意味着规模效益提高，意味着现代公民理念的形成，其深层的意义非常丰富。……推进城镇化的重要任务是把符合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逐步转为城镇居民……”

　　“第三，高度关注民生，特别要处理好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的关系，既能创造社会财富，又能公平分配社会财富。……拉美国家发展战略一度出现失误。首先是坚持内向型经济和重化工业的发展战略，使得普通劳动者失去了就业机会，没有收入，大企业高度垄断。此外，在处理增长和分配的问题上，走上了民粹主义道路，对穷人承诺不切实际的高水平福利、教育，但政府实际上没有足够财力支持。……对于其起因，国内外一个共识是美国采用宽松货币政策，但我们要看到，盲目提高没有支付能力阶层的住房产权率是金融危机的重要起因。……强调初次分配和再次分配都要处理好公平与效率的关系，强调机会公平，同时要调节高收入，保护合法收入，规范灰色收入，打击违法收入。”

　　刘鹤教授的“新发展方式基本逻辑”与先前的主流经济学家厉以宁、张曙光、龙永图、林毅夫等的基本逻辑一脉相承，同样是美国华尔街利益诉求的中国版本，只是表白的方式比较温和隐蔽，而没有什么实质性的改变。以美国垄断资本利益和官僚资本利益的共同诉求来做为中国13亿人的新发展方式的基本逻辑，其荒谬性不言自明——这个“理论”不以中国绝大大多数人的利益诉求为出发点，反而将其扣以“民粹主义”的大帽子来加以虐杀，其违背人本与中道基本精神的“特色”十分荒谬。

　　何以断言刘鹤、厉以宁、张曙光、龙永图、林毅夫等主流经济学家是以美国垄断资本的利益诉求来做为中国13亿人的“新发展方式基本逻辑”呢?请看事实。

　　其一，扎卡里·卡贝尔在他所著的《中美国》一书中描述了美国垄断资本的利益诉求：如果中国的优势只是生产低成本商品，那么中国只能是另外一个墨西哥，只不过人口数量更多而已。在过去几十年里，包括20世纪60年代的日本，70年代的中国台湾，80年代的韩国和90年代的东欧国家在内，许多国家依靠较低的劳动力成本削弱了发达国家的制造业基础。在一个贸易壁垒日益减少的世界当中，比较优势理论是适用的，该理论认为，哪里的生产效率最高，产品就会在哪里生产。”

　　2007年04月06日中国网《龙永图：丰富的低成本劳动力是中国最大优势》：“龙永图认为，在国际贸易分工中，中国是有自己的相对优势，这就是中国有着丰富的低成本的劳动力队伍，这是中国最大的相对优势。中国应当充分地利用这个优势，以从世界经济全球化中获取最大的收益。”

　　2012年07月06日《林毅夫的新结构经济学：超越凯恩斯主义》指出：在林毅夫提出“新结构经济学”之前，全球经济学界已经有两版发展经济学，分别是二战后流行的“结构主义”和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盛行的“华盛顿共识”。前者强调政府作用，要求发展中国家发展重工业等“进口替代”产业;后者则强调市场作用，要求发展中国家实行私有化和市场化。但是，这两者都没能帮助发展中国家实现国家富强的目标。“新结构经济学”采纳了“旧结构主义”关于经济发展的本质是产业机构不断调整和升级的过程这一观点，提出了国家应该在发现、培育和扶持具有比较优势产业上扮演积极的角色。

　　早在2007年03月《林毅夫理论对中美经济的影响》就指出：林毅夫先生的比较优势理论是根据自由主义思想提出一个理论，在他所构想的自由世界里，每个人、每个国家只要信守各自的等级秩序地位，强国和弱国、大国和小国、资本家和劳动者、富人和穷人各安其位，就能够自由地在按照这种等级格局中发展构造出一个和谐自由的理想世界。按照比较优势理论的设想，每个国家每个地方每个群体只需认清自己的优势所在，并由此形成世界范围内的社会分工，每个部分按照自己的优势做好自己的那份事情，则天下就完美无缺，天下太平美好了。将比较优势理论运用于观察中美经济关系就能发现，中国的优势在于人口众多，且由于教育文化的相对普及，具备大量一定素质技能的劳动者，所以中国要大力发展劳动力密集型产业。但是，中国与美国相比，中国在科学技术经济实力方面相对美国较弱，所以中国的密集型产业在国际分工中就必然居于世界经济产业链的下游地位，而美国等西方强国则居于上游地位。即相当于中国居于食物链的下端，而美国等西方强国则居于食物链的上端。所以才有九亿条裤子换一架大型客机的故事发生着流传着嘛。于是乎，美国等西方强国就心安理得地凭借其高端地位不断地瓜分占有更多的利润份额，吸食占有包括中国在内的广大第三世界国家的经济果实。对于中国来说，随着私有化程度的深入，社会贫富分化的加剧，社会内需能力必然日益萎缩，而生产的各种商品则出现严重的相对过剩现象。于是，中国的这些商品必须到更广阔的世界市场上去开阔市场，并且大量价廉物美的商品必然流向美国等这些富裕的西方国家。

　　可见，世界分工论，比较优势论保证了美国处于利益链的顶端，而中国等不发达国家则处于最低端，美国垄断资本借此掠夺不发达国家而暴富，这只不过是美国垄断资本基本利益的宣示，而只不过包装着“经济学理论”的外皮罢了。中国的林毅夫、厉以宁、刘鹤等经济学家的任务也只不过是在进行中式包装之后加以推销而已，其角色似乎也就是美国垄断资本的买办而已。这一点是明摆着的。

　　而刘鹤教授的“新”逻辑也只不过是遵照比较优势理论来进行中国经济在世界经济中的定位——“创造”一个屈居于被掠食者地位的美国垄断资本的以低端制造业为主的大市场。定位于低端制造业大国地位的经济体，注定要被顶端掠食者所鱼肉，剩下的残羹剩饭充其量也只能理性地让中国的官僚土豪们实现“共同富裕”的美梦，而没有全民共同富裕的现实基础(正因为如此，免费教育和医疗等全民福利才必须被扣以民粹主义的罪名而判处死刑)。这就是美国垄断资本与中国官僚资本利益的交集，共同诉求。因此，中国的精英集团心才心甘情愿地接受世界霸主的掠夺格局。当然其间也会有某些纷争，但基本和谐。因而，全民“共同富裕”也只不过是一种名不副实的迷你装饰而已。

　　在如此比较优势理论指导下的定位，所导致的现实版的“共同富裕”就是官僚土豪们的共同富裕。2013年09月12日中国江西网《17名赣商闯入胡润千人富豪榜》披露：“胡润研究院发布2013中国富豪榜，上榜人数共1000名，最低财富门槛20亿元。……今年胡润千人富豪榜中，平均财富64亿元，相比去年上涨了18.5%。前5名的平均财富比去年翻了一番，前1000名的上榜门槛从去年的18亿元提高到20亿元。今年新上榜的115名富豪中，从事IT行业的人数最多，其次为制造业，第三是地产……”2013年08月16日发展论坛《震撼!见识煤老板奢侈生活》称：“买豪车，买豪宅，团购飞机……煤老板的奢侈生活无处不在。在中国豪华车消费领域，有种怪现象总在上演——只买贵的，不买对的。汽车本应该是代步工具，但当被贴上‘地位’、‘身份’、‘品位’的标签之后，奢靡风、攀比风接踵而至。‘路虎的炒作成功和中国煤老板崛起的轨迹是一致的。’著名车评人钟师说，煤老板是暴富群体，很容易盲目地攀比跟风。一个人买了揽胜其他人不管多少钱也要买，不能丢面子。’”于是乎在中国出现了官僚土豪奢侈糜烂成风的“土豪金”千古奇观!伤不起的中国啊!好个比较优势下的“共同富裕”!

　　其二，2012年04月04日经济导报《世界银行行长佐利克 更加重视结构性改革》公开给中国当局发布实行“城镇化”改革的指示，下达“2030年中国城镇化率将达到70%”的定量指标。据新华社电 城镇化给中国经济带来巨大发展潜力，能否正确处理城镇化对中国发展有重要影响。世界银行行长佐利克3日上午在博鳌亚洲论坛上称，2030年中国城镇化率将达到70%，在此过程中，中国还需要不断推进结构性调整才能推动经济增长。佐利克认为，城镇化会在基础设施建设、水资源、卫生体系等多方面带来更高要求。如果处理得当，这一过程中新增城镇人口的需求将会进一步推进经济发展，为未来经济快速升级打下坚实基础。世界银行行长佐利克何许人也?2012年06月27日《佐利克宣布将加入哈佛和华盛顿两家智库》报道称：腾讯财经讯 北京时间6月27日晚间消息，即将在本月底结束任期的世界银行行长罗伯特佐利克(Robert Zoellick)周三宣布，他将在本周结束之后离开世界银行，并加入位于哈佛大学和华盛顿的两家智库机构。……作为共和党人的罗伯特佐利克之前曾担任美国贸易代表和副国务卿，并被普遍视作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米特罗姆尼在11月6日的总统选举中胜利之后的财政部长热门人选。——显然佐利克是美国垄断资本的利益代表。

　　为什么美国垄断资本认为城镇化如此重要呢?道理十分简单：其一，依附于美国的中国低端大市场需要新的廉价劳动力才能继续为他们创造财富;其二，需要新的土地矿产等资源才能继续为他们创造财富。当年英国用圈地运动达到了这两个目的，掠夺了大量的耕地作为牧羊场，为纺织业增长提供了资源;同时把破产农民赶进了城市(这就是人口城市化)形成了廉价劳动力的集中营——贫民窟。有了土地等资源和廉价劳动力这两个财富的源泉，于是实现了英国贵族的共同富裕。而当年的北美则用贩卖黑奴的海盗活动和印第安种族灭绝行动达到了这两个目的，掠夺了北美印第安人大量的土地资源，用黑人来充当最廉价的劳动力——北美具有特色的城市化。有了土地等资源和廉价劳动力这两个财富的源泉，于是实现了新暴发户的共同富裕。把这些资本发迹的老经验用到中国，那就是掠夺农民土地，并把他们赶进城市的所谓城镇化运动。没有进一步扩张的资源与劳动力，那么进入中国大市场的美国垄断资本就没有了进一步进行财富掠夺的机会，中国的官僚资本也就没有残羹剩饭可吃。

　　而中国的经济学家厉以宁说：“展望今后十年，第一个问题，发展优势的创造。现在经常流行这么一句话，中国发展到现在，红利已经用完了，人口红利，廉价劳动力没有了，资源红利，土地越来越少了，第三改革红利，原有的改革措施，作用已经发挥完了。这就产生了一种悲观的情绪，……”(2012年12月18日中国企业家《厉以宁：中国发展到现在改革红利还没有用完》)厉以宁还说：“我认为，新人口红利、新资源红利和新改革红利正在替代旧的红利。”(2012年12月17日北京日报《厉以宁：新三大红利正替代旧红利》)又说：“中国城镇化率太低了，必须加快城镇化。假定今后每年提高一个百分点，那么，从2009年的46%城镇化算起，10年后，到2019年，我们的城镇化率将达到56%;20年后，到2029年，我们的城镇化率将达到66%;30年后，到2039年，我们的城镇化率将达到76%时，如果中国人口总数为15-16亿人，76%为城镇人口，大约是11.4亿人-12.2亿人;农村人口大约是3.6-3.8亿人。”(2010年12月03日经济观察报《厉以宁：中国需加快城镇化》)一语道破重点：城镇化就是要把11.4亿人-12.2亿农民赶进城，丢下他们的大量耕地林地则是不言而喻的，于是廉价劳动力和土地资源都会有的!

　　刘鹤教授的理论则换汤不换药，他说“城镇化……意味着规模效益提高”，“推进城镇化的重要任务是把符合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逐步转为城镇居民”，转为城镇居民干嘛来着?充当廉价劳动力，“创造”所需要的“比较优势”。所以说这是一脉相承，本质一个样。

　　其三，2013年02月05日红旗文稿《没有公平就没有持续发展》：“美国学者罗尔斯就在他的《正义论》中提出了正义两原则：第一，每个人对与其他人所拥有的最广泛的基本自由体系相容的类似自由体系都应有一种平等的权利;第二，社会的和经济的不平等应这样安排，使它们在与正义的储存原则一致的情况下，适合于最少受惠者的最大利益;并且，依系于在机会公平平等的条件下职务和地位向所有人开放。([美]约翰·罗尔斯：《正义论》，何怀宏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67页)罗尔斯这一思想对我们认识公平、自由与发展关系是有帮助的，但总体上他和新自由主义者一样，仍然坚持认为自由与机会公平对提高效率至关重要。”

　　而中国经济学家张曙光的中国版则宣称：“因为市场经济不能解决公平的问题，市场经济效率充分发挥后往往会形成经济结果的不公平，形成贫富分化。但如果政府从经济结果角度强行再分配，一是会增加经济成本，二是可能使更能创造财富的人(富人)失去创造财富的积极性，三是可能会让一些本应努力工作的人(穷人)产生依赖而不再努力工作，从而产生公平对效率的损害。西方经济学在分析公平与效率问题时，一般将公平问题分为三个层面：一是社会政治权力的公平;二是经济机会的公平;三是经济结果的公平。中国社会现状确实有经济结果的不公平，但社会矛盾的焦点更多的是集中在前两种，即经济机会的不公平(即所谓的“机会公平”论)上。”(2009年06月16日凤凰网财经《张曙光：如何改变我国收入分配模式》)

　　“在2006年发表的《拉美经济的主要挑战和经验教训》一文中，刘鹤率先对中国是否会陷入拉美陷阱进行系统性研究。当时他就认为，收入分配差距扩大和两极分化是拉美经济面临的严峻挑战。在拉美经济增长过程中，广大劳动者并没有被吸纳到现代部门中去，二元结构现象始终被强化。而要扭转这种格局，本质上就是要稳步推进城市化，发展服务业和非国有经济。”“华盛顿布鲁金斯学会的中国学者李成曾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指出，世界银行在2012年公布的一份主张加速市场化改革的报告中，将刘鹤列为‘主要合作者’，而他也被普遍视作金融自由化的支持者。”(2013-10-10每日经济新闻《刘鹤被称中国经济发展操盘手 正起草改革蓝图》)刘鹤的理论换汤不换药，他说“高度关注民生……强调机会公平……”把关注民生当为机会公平理论的豪华包装。但强调的依然是自由与机会公平。所以说这是一脉相承，本质一个样。

　　美国的经济学家和中国的买办为什么要强调“自由与机会公平”呢?

　　这首先要看什么叫做自由与机会公平。哈佛大学哲学教授罗尔斯(John Rawls)的《正义论》认为：作为公平的正义包括两个基本的正义原则：第一个原则：每个人对与其他人所拥有的最广泛的基本自由体系相容的类似自由体系都应有一种平等的权利。第二个原则：社会的和经济的不平等应这样安排，使它们⑴被合理地期望适合于每一个人的利益;并且⑵依系于地位和职务向所有人开放。”上述两个正义原则，第一个可称为“平等自由原则”，第二个中的第一方面可称为“差别原则”，第二方面可称为“公平机会原则”。

　　对此类自由与平等的理论，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早就指出：杜林认为，平等都是绝对的好事，不平等都是绝对的坏事;不平等起源于暴力，是两个人之间一方对另一方施行暴力的结果。恩格斯指出，暴力不是产生不平等的根源，不平等是社会生产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只要存在经济上的不平等，就会产生意识上的从属观念，而不一定通过暴力。无产阶级要求的不是少数人的平等，而是要实现人类的真正平等。只有消灭了阶级才会出现人人平等，而到了那时，也就没有平等不平等的问题了。“在经济关系要求自由和平等权利的地方，政治制度却每一步都以行会束缚和各种特权同它对抗。”“无产阶级平等要求的实际内容都是消灭阶级的要求。任何超出这个范围的平等要求，都必然要流于荒谬。”在如今两极分化的中国社会现实里各种各样机会均等的宣示都是虚伪的。诸如，在市场里先富起来的机会均等就是一句假话。掌握权力的高官及其亲朋豪友，可以在国企私有化的公平机会中“白手起家”成为亿万富翁，可以任意享用凤凰古城、庐山景区、矿产、森林和土地等资源的公平机会，而手中没有权力与资本的普通平民则很难享用这样的公平机会。在自由投资价格不断高涨的楼房以先富起来的机会中，似乎也机会公平，人人都可以借此发财致富，然而连吃饭穿衣都很拮据的贫民来说机会根本就不存在享用这种公平机会，而只有手握权力和资本的官僚土豪才能自由享用这样的机会公平的制度安排。即使在公考、高考的“机会公平”的制度安排下，官僚土豪的子女可以自由享用这样的机会(甚至不必参加公考或高考)而成为公务员或享受北京大学等优质教育资源，从而出人头地，进入精英阶层的圈子里。普通平民就少有公平享用这种机会的可能性。公考第一而落选不是新闻;高考高分而不能进入名校也不是新闻;至于农村的贫困儿童甚至连享受义务教育权利都被贫穷和艰难的上学路途所扼杀，一个因此而辍学的儿童能在机会公平的高考制度下享受公平的教育机会吗?只要有阶级或等级差别存在，自由与机会公平就只能是骗人的空话。显然，刘鹤新发展方式基本逻辑的直接后果就是两极进一步分化的结果不平等，也就根本不可能达到公平分配社会财富的结果。其所要达到的结果不仅仅是国民收入一次分配向官僚土豪倾斜，而且用反对“民粹主义”的手段进一步扼杀二次分配向平民倾斜的可能性，这样的经济发展逻辑就是维护两极继续分化的逻辑，是维护官僚资本利益的逻辑。

　　总之，在“比较优势”和“城镇化”的发展逻辑之下，以“自由与机会公平”来“关注民生”的宣示只不过是社会两极分化极度不公平现实的遮羞布。它的作用只不过是制造一种幻想以缓解平民的不满情绪。如此理论的荒谬性一清二楚。依照这样荒谬的理论来指导中国今后的经济发展，后果将是灾难性的;在这样的理论指导下所实施的4万亿刺激经济政策和20亿的地方债务安排所造成的贫富更加悬殊，社会风气更加败坏，环境污染更加严重的后果就是沉痛的教训。但愿现今当政的无产阶级政治家不会盲目以此来作为经济决策的理论依据。似此，中华民族之幸。

　　另外，如果以利民利国为基本诉求，从绝大多数人的利益出发，尊重经济发展的原本规律性，那么刘鹤教授关于新发展方式的基本逻辑至少应当修正如下，以便消除谬误，使理论具有现实合理性：

　　“第一，中国经济在世界经济中的定位。中国经济要把握好在全球经济分工中的新定位，加强科技创新和人的科技劳动素养的教育培训，竭尽一切可能引进和消化先进科技和科技教育，并形成自己有实效的创新体制和职业教育体制，有重点地突破高新产业，提高中国经济在世界产业链中的地位，使经济结构合理化，注重保护生态环境，保持中国经济的独立性、可持续发展特性与国际竞争力。创造参与国际经济竞争和合作的新优势。我们既要保持制造大国的地位，又要成为居全球前列的高水平的市场。对国内来说，是扩大内需，特别是扩大消费需求，扩大绝大多数居民的消费能力，特别是农民，以实现共同富裕。形成以内需拉动为主，兼顾外需拉动的良性循环。

　　“第二，扩大内需必须稳步推进城城乡一体化。城城乡一体化意味着一二三产业的平衡发展，意味着更大规模的中等收入阶层，意味着国民经济效益提高，意味着现代经济结构的形成，其深层的意义非常丰富。……推进城城乡一体化的重要任务是城市农村化，农村城市化，逐步消灭城乡差别，以现代信息系统和高速交通体系紧密联系城乡，合理地利用资源，努力提高全部人口的健康、文化与劳动力素质，形成强大的生产力。”

　　“第三，高度关注民生，特别要处理好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的关系，既能创造社会财富，又能公平分配社会财富。强调一次分配和二次分配都要处理好公平与效率的关系，强化公有资本与资源的全民的控制力度，发挥其主导作用，改革公有资本与资源的管理体制，摆脱行政官员的直接控制，竞争选择名副其实的职业经理来经营管理，严格区隔官员与商人，不得互换位置和互相勾结。必须形成民众能够监督的国有企业的市场经营体制，使公有资本与资源的管理健康化，充分发挥其社会主义经济的主导作用。同时扶持真正的民营经济(非官僚土豪经济)，特别是小微企业，使之与国有企业形成有机的企业群体，使国民经济的发展充满活力。合理化劳动力、资源、资本在一次分配中的比例，从源头上引导分配的公平合理性;同时合理化二次分配的调节作用，在经济发展水平允许的范围内扩大全民福利，尤其是逐步强化全民教育、卫生保健、养老保障、食品安全、环境维护和住房保障的合理体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