钢城的背影：起于赶英超美的城堡

　　本刊记者 刘青山

　　作为大工业的代表行业，钢铁企业通常坐拥大块土地及上万人口。

　　现在，中国境内有很多这样的十里钢城，它们多兴建于1949年之后。

　　新中国在很短的时间里播撒了大批钢铁的种子，行走60多年，从“一穷二白”已经跃升为全世界的龙头。2012年，中国钢铁产能为7.16亿吨，占全球产量半数以上。仅河北一省的产量，就相当于欧盟27国的总和。

　　中国钢铁产业生于忧患，几十个钢城在过去64年中也走过不少坎坷。每到历史的转折点，总有一些钢城自我淬炼，在新进程中找到跻身地，而另一些则逐渐退后乃至消逝。

　　“三皇五帝十八罗汉”

　　1949年，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宣布中国人民站起来了，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精神崛起的宣言。物质层面的支撑则乏善可陈。

　　以钢铁工业为例，1949年年底，全国的粗钢产量仅有15.8万吨，占世界总量0.1%，远远无法满足国民经济需求。但一个问题是，钢铁生产在经济建设不可或缺。

　　东北解放后，新政权第一时间派出马宾等干部接管鞍钢，开始着手恢复生产。

　　华北解放后，唐钢被接管。

　　面对钢铁产量低微且主要集中在东北、华北的现状， 1949年年底出访莫斯科时，毛泽东提出了“钢铁要过江”。与苏联签订的援助项目中，就包括在南方建设钢铁工业基地。经过七年选址建设，1958年，新中国第一家大型钢铁企业武钢投产。

　　一个细节颇能表露国家领导层对钢铁行业的殷切。

　　在听取武钢首任总经理李一清汇报建设进度时，正在吃西瓜的毛泽东递给他一枚芒果：“我吃西瓜吐瓜子。你吃芒果要吐钢铁。”

　　武汉市青山镇蒋家墩，一片被当地人称作荒五里的僻处。数年间，出现了一片片红色小楼。18个省市的5万名建设者，“吐出了钢铁”，更有超过10万名家属先后聚集，令此地繁华异常，武汉青山区即由此而来。

　　1957年，脱胎于重工业部的冶金部提出，应重点建设鞍钢、包钢、武钢3个大型钢企和太原、重庆、石景山、马鞍山、湘潭5个中型钢铁厂，以及涟钢、通钢等18个小型钢铁厂，陈云形象地概括为“三皇五帝十八罗汉”。这种大、中、小搭配的形式，成为国初钢铁产业的基本布局，其影响深远。

　　基于政治和军事因素，无论是“三皇五帝”等，还是上世纪60年代建设的攀钢，钢企选址均以远离边海防为重要原则，即大三线建设。这样的地理选择，加快了中西部地区的发展，同时多数钢企由于交通、资源等限制而后续乏力，这成为先天的瓶颈。

　　一个个钢企渐次崛起，同时催生和派生出中国内地的很多城市，从无到有从小到大。

　　“先有鞍钢，后有鞍山”已是耳熟能详。涟源县，是湖南腹地的一座县城，由于涟钢的驻扎而成钢铁的“十八罗汉”之一，随后地级市娄底应运而生。

　　此后席卷中国的“大炼钢铁”和“文化大革命”，严重影响了所有钢城的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1968年，鞍钢爆发武斗，生产陷入停滞。周恩来总理出面调停，局面缓解生产逐步恢复，但产量一直上不去;1972年，武钢从日本、西德引进了一套价值40亿元的一米七轧机，生产秩序才逐步恢复。这是计划经济时代中国引进最大的工业项目。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钢铁建设进入新高潮。其间，举全国之力创建了宝钢。引进了日本技术后来居上，一直是我国钢企的龙头企业。

　　新世纪以来最为瞩目的钢铁项目，当属宝钢、武钢在广东、广西投建的湛江、防城港工程。由于产能过剩等原因，这两个被搁置多年的项目，尚未开工就引发了广泛的质疑。

　　并轨阵痛怎堪叹

　　2011年，国产小成本电影《钢的琴》得到了不少人的称赞与共鸣。这部“口碑第一片”拍摄于辽宁鞍山，某些片段几乎是当年情景的再现：产业工人一夜褪去身上的荣光，承受着改革的阵痛，为了生计四处奔波。

　　影片的背景，是全国钢企由计划向市场过渡的震荡期。

　　计划经济时期，几乎所有的钢城都修建了大量宿舍楼、电影院、菜市场，还有医院、学校。包括医生、教师在内的这些人，都属于钢厂职工。武汉作家池莉在冶金医专毕业之后，就被分配到武钢卫生处，做过一阵流行病医生。

　　流水线上的工人不用走出钢城，就可以满足几乎所有的日常需求，且只需很少的花费。这样的模式到处可见，在当时的每一家国企都能轻而易举地发现这样的拷贝。

　　1994年，武钢第一副总经理刘玠调任鞍钢董事长的时候，鞍钢有50万人，其中离退休的就有12万，将近四分之一。大量辅业公司几乎都不盈利，仅为安置职工子女家属。50万人吃800万吨钢铁饭，人均产钢仅为世界先进水平50%。

　　在武钢，刘玠参与了武钢搞的全国国有大型企业第一次“主辅分离”，陆续剥离和减员达十万人之多。社会职能被移交地方，辅业公司改制为自负盈亏的市场主体。这一做法，被刘玠带进了鞍钢。

　　这轮改革中，新疆和静钢铁、沈阳铸造厂等国有钢企破产。大批习惯了子承父业的钢城人发现自己捧的并不是什么铁饭碗。作为2818万的下岗职工中的一部分，他们承担起时代变迁带来的后果。

　　部分钢企则迎来了有着民资背景的新主人。天南地北的钢城一片反对之声。建龙钢铁接管吉林通钢后，管理方法得不到原有职工认同，国有情结很深的钢企人以最粗暴的方式进行了表达。一个刚刚被任命一天的职业经理人，在充满对立气氛的时间和地点，为国企重组付出了生命代价，成为无从释放的群体性情绪的牺牲品。

　　类似的抵触在林钢等企业也反复上演，引起了人们对国企私有化的讨论。

　　此后，钢城普遍开始了轰轰烈烈的技术改造，多渠道引进资金，上大高炉，上新设备。中国钢铁赶英超美的梦想在这一阶段实现：1996年，中国钢铁产能超过一亿吨，跃居世界第一。此后每年钢铁产能的增幅都在600万吨以上。

　　1998年，冶金部取消。缺乏统一规划的钢企进入白热化竞争时代。伴随着产能的扩张，此前供不应求的钢企不得不面对现实：产能过剩，钢铁行业进入买方市场。

　　沉重的后果随即涌现。为在竞争中占据先机，钢企一窝蜂地淘汰小型设备进入大高炉时代，并陷入恶性循环难以自拔;对进口铁矿石依赖逐步攀升，但各有算盘未能一致对外，以至于铁矿石议价权旁落，诸多钢企不得不远赴海外寻找矿山。

　　钢铁厂如何融入所在城市的现代化进程也成为严峻挑战。首钢搬迁到了河北境内的曹妃甸，唐钢进行了就地治理，得到了中国最高决策层对这一模式的肯定。

　　不废江河万古流

　　独立而接近封闭的钢城中，似乎格外能孕育出人文精神的花蕾，这些记忆往往比钢城带给人们的具体物质，更为久远。

　　解放初期，为了尽快让鞍钢恢复生产，老工人孟泰从废墟中用手刨出了一个“孟泰仓库”。其后与工友王崇伦等人自力更生组织攻关。苏联撤回技术援助后，这个团队解决了一系列技术难题，“孟泰精神”被奉为自力更生的圭皋。

　　1960年，时任鞍钢总经理马宾执笔完成了鞍钢经验报告。“两参一改三结合”的管理模式得到毛泽东的充分认可，称之为“鞍钢宪法”。如今，中国钢都的这一管理理念在国内影响式微，却在美国福特、日本丰田等企业得到了延续，被认为是“经济民主”、“团队合作”在中国的最早实践和理论探索。

　　另一个在中国有着巨大影响的人物也与鞍钢有着不浅的缘分。“我要到鞍钢去打个冲锋!”1958年，这个原名雷正兴的湖南小伙，报考鞍钢工人时，第一次在姓名栏里写下“雷锋”二字，并在鞍钢工作了两年。

　　上世纪80年代至今，最为知名的评书名家当属单田芳。这个嗓音独特的说书者正是在鞍山开始了自己的艺术生涯，观众主要就是鞍钢工人。无独有偶，另一位评书名家刘兰芳也是从鞍山走向全国。武钢医生池莉则在文学界闯出了自己的天地。

　　上世纪90年代，钢企普遍亏损。时任邯钢厂长刘汉章在内部核算经验基础上，添加了“模拟市场”和“成本否决”的内容，当年扭亏脱困。1996年，国务院3号文件要求全国国企学习邯钢。这是上世纪钢城在管理方法上呈现出的最后一抹亮光。

　　进入新世纪，前身为新兴铸管集团的新兴际华，基于邯钢经验，提出了225管理体系，被国务院国资委认为是管理提升的优秀经验，并以此成功进军世界五百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