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并非自然生成，具有极端的人为性。综观社会发展史，市场只是一类手段，根本不是目的，不是信仰，不是意识形态。早期，市场的逻辑是交换的逻辑。市场作为经济的附属长期内嵌于社会。近代以来，市场的逻辑是资本的逻辑，独立的市场成为“撒旦的磨坊”。所谓“市场化”就是任由市场调节，任由资本主导，任由磨坊碾碎一切美好。19世纪30年代后方才形成的市场经济到20世纪30年代随着金本位制的崩溃而崩溃，市场经济先于计划经济失败。当今所谓市场经济都是“伪市场经济”，实际是“混合经济”。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市场的逻辑是国际垄断资本的逻辑。所谓“市场化改革”实际就是让后进国家放弃经济调控主权，任由跨国垄断资本在本国扩张与嚣张。

　　金融资本是市场经济崩溃的主要推手

　　市场经济的发展与资本主义的变迁高度契合。资本主义经历了商业资本、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三个历史阶段。在产业资本主导的经济体制下，劳资双方处于一个“共同体”——生产企业之中，有着共同创造与分享价值的牵连，因此尚有对话和解（如何创造与分享价值）的余地。“福特主义”就是劳资和解、俱荣俱损的杰作。“福特主义”盛行时期也是美国资本主义最富有活力、生命力与吸引力时期。

　　但是，当资本主义发展到金融资本主导阶段，“福特主义”为“摩根主义”所取代，由于经济结构出现显著变化，金融资本成为万能的垄断者，垄断者为无尽的贪婪所驱使，积极谋求利润而不是创造价值，而且总是尽可能多地获取甚或独占利润，哪怕“于乞丐钵中取食”，打劫那些贫弱穷困的国家。

　　更为重要的是，产业资本谋求的是相对稳定与秩序，因为组织、生产、销售商品需要相对稳定的市场。金融资本却越来越厌恶稳定与秩序，就像细菌厌恶真空一样，金融资本越来越习惯利用甚或制造市场动荡，在“做多”或“做空”中赚取利润。“金融市场是通过制造恐慌来进行统治的”。 金融投机造成风险不断累积，后果必然是金融危机，经济动荡。产业资本成就的中产阶层，随着金融资本的持续掠夺而不断萎缩，导致两极分化、阶级对立。经济危机与社会危机相互激荡，如此市场经济必然走向崩溃与毁灭。

　　金本位制崩溃是市场经济崩溃的主要标志

　　我们可以从方方面面来论证或描述市场经济的崩溃与毁灭，但是市场经济的崩溃与毁灭是以金本位制崩溃为标志。

　　“金银天生不是货币，但是货币天生是金银”。世界经济的演绎与国际贸易的发展最终选择了黄金作为世界货币，而且有且只有黄金真正充当世界货币。以黄金为本位的国际货币汇率，才能排除国家干预与操纵。如此，只有建立在金本位制上的经济体制才能称得上是合格的、真正的市场经济。“金本位制是自发调节市场体系的卫士”。金本位以及由“黄金输送点”确立汇率的自动调节机制是市场体系的核心、市场经济的关键。

　　金本位制是一种自动导向机制，是经济自由主义“不可动摇的信念的开端。没有它的话，市场体系就不可能运转”。 然而，金本位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遭遇重挫，在1929年大危机的打击下最终解体。在1929年大危机冲击之下，当时世界两个最重要的国家——英国（于1931年9月）与美国（于1933年6月）先后放弃金本位制，标志金本位制在一国乃至国际的崩溃。1944年由“布雷顿森林体系”所建立的国际货币体系，名义上称“金汇兑本位制”，实际已经不再是金本位制，至多只是金本位的残余。然而，就是这么一丁点残余，到1971年也无法维系，“尼克松冲击”结束了“双挂钩”（美元与黄金挂钩，其他国家货币与美元挂钩），彻底埋葬了金本位制 。著名经济学家，《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一书的作者卡尔·波兰尼坚定地认为：“金本位制的最终失败代表了市场经济的最终失败。”

　　靠信用货币只能建立“伪市场经济”

　　金本位崩溃后，取而代之的是信用货币。由于信用货币每时每刻都处在管理当局（中央银行）的监管（操纵）之中，因此用信用货币润滑的世界经济本质上已经不再是自由的市场经济。市场体系的“三个信条——竞争性的劳动力市场、自动调节的金本位制和国际自由贸易——合为一个整体。……三个要素，要么全有，要么全无”。继签证制度限制人员跨国流动（竞争性的劳动力市场丧失）之后，各国普遍成立中央银行以强化货币管理（自动调节的货币体制彻底消失），以及在主要经济体成立商务部或外贸部管理对外贸易（国际自由贸易名存实亡），如此市场体系的“三个信条”逐一告破。因此，依照卡尔·波兰尼的逻辑，那么今天的所谓“市场经济”都不是货真价实的市场经济，抑或都是“伪市场经济”。

　　波兰尼有关“市场经济失败”的论述，得到了当今西方权威经济学家的充分佐证。依照西方规范的学术观点，当今主要西方发达国家，名义上实行市场经济，实际上搞的是“混合经济”，即同时发挥市场调节、政府干预的混合作用。

　　保罗·萨缪尔森在其《经济学》教科书（当今世界最畅销的经济学教科书，以四十多种语言在全球销售超过400万册）中反复宣扬：现代国家的经济应该是两个部分组成的“混合经济”，即一个是自由市场中的私人经济部门，另一个是国家管理的公共经济部门，一个健康的现代国家经济应该是市场价格机制和国家经济干预的有机结合。经济自由主义者执迷自由市场调节，上世纪70年代趁世界经济之乱与国际秩序之危，展开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市场经济复辟运动”——新自由主义运动，试图在英美以及一些发展中国家恢复所谓真正的市场经济，结果无不以金融或经济大危机的失败而告终。

　　指令性计划的失败不等于计划的失败

　　中国新自由主义者所执着的“市场化改革”，最主要理由是计划经济已经失败。自由主义者的逻辑是：苏联的失败是苏联经济的失败，苏联经济的失败是指令性计划的失败，指令性计划的失败是计划的失败，而计划的失败是市场的胜利，由此结论，苏联的失败是市场的胜利。

　　其实，指令性计划只是苏联模式中一种因子，多重复杂的因素导致苏联的失败，因此苏联的失败显然不能等同于指令性计划的失败，因为计划包括指令性计划、指导性计划、战略性计划、策略性计划，即便在当今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如日本、法国等都在频繁使用计划，因此指令性计划的失败不能等同于计划的失败；经济调节手段并非只有政府干预与市场调节，还有重要的社会参与，政府干预的也不仅仅只有计划，还有税收、奖惩等多种措施。

　　一个国家在市场调节、政府干预、社会参与当中依照程度的不同，可以制定出多种多样的经济政策，因此即便有“计划的失败”也不能等同于“市场的胜利”。市场经济先于计划经济失败，准确地说，“自由市场经济”先于“指令性计划经济”失败，正是在市场经济失败后，才有国家选择计划经济或调整经济组织方式。苏联的计划经济恰恰是在美欧的市场经济失败的前提下孕育而生的。

　　世人由于受舆论、学术甚或政治的误导，错误地认为1991年东欧剧变、苏联解体是计划经济的失败，其实那至多只是指令性计划经济的失败。即便如此，市场经济或严谨地讲，自由市场经济先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失败。因此，以“市场化改革”建立一个真正的市场经济，本质上是不能成立的。举国动员，费尽周折，成本高昂，建立的是一个早就失败了的、抑或虚幻不存在的“市场经济”体制。

　　计划和市场都是手段

　　中国经济自由主义的拥趸们，至今仍顽固坚持对市场的迷信与崇拜，积极推进“市场化改革”。照搬西方早就过了气的自由主义陈词滥调，在中国大肆兜售。好像国际根本就没有发生什么金融经济危机，好像西方根本没有发生风起云涌的阶级抗争运动，好像整个世界对自由主义的反思与他们无关。中国的自由主义者执迷于“市场化改革”，要么是以己昏昏岂可使人昭昭，岂可使国家走向繁荣光明？要么明知根本就不存在所谓市场经济，依然搞所谓“市场化改革”，如此岂不是别有用心？

　　所谓不断推进市场化改革，将市场化改革进行到底，实际是将市场当成目的，当成信仰，当成意识形态。其实，关于计划和市场的问题，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早就做了清晰表述：“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显然，小平同志只是将市场作为一种经济手段，而且决不是唯一的手段。市场经济不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唯一形式。过分强调哪一种手段。甚至把市场调节当作一种意识形态，如美国的新自由主义，最终都会难逃失败的命运。自由主义者个人身败名裂是小，国家民族损失则难以估量。因此，在美国自由资本主义日薄西山之际，中国的新自由主义者试图借助美国的昏黄路灯，来找寻中国民族崛起的出路，只会使寻找者双眼昏花、国家与民族误入歧途或落入窖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