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涌：世界“去全球化” 中国经济如何突围？

2010年12月24日 来源：第一财经日报 作者：江涌

　　江涌

　　美国经济去虚拟化、国际金融去杠杆化、世界经济去全球化，这是当前后危机时期全球经济和金融体系的三大特点。认清这三个方向，有助于我们厘清对未来的展望。

　　美国经济去虚拟化

　　经济虚拟化主要是指金融化。所谓经济金融化，是指包括银行、证券、保险、房地产信贷等所构成的广义金融业在一个经济体中的比重不断上升，并对该经济体的经济、政治等产生深刻影响。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世界经济金融化日益明显，集中体现社会资产日益金融化，尤其是融资非中介化、证券化，以债权与债务关系为主导的金融关系在各类经济关系中日益突出。20世纪80年代初，发达国家的股市市值与其GDP基本相当，而如今其股市市值已普遍是GDP的3倍以上。最近20年来，全球GDP增长速度平均不到4%，全球贸易的增速平均为6%，但是全球资本的增速是14%。另有数据显示，在最近20年内，贸易增速（物流）是生产的2倍，而资金流又是物流的2倍，是生产增速的4倍。

　　在日趋虚拟化的世界经济中，美国的虚拟情形更加严重。20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制造业创造的产值占美国GDP的27%以上，到次贷危机爆发前的2007年，这一比例已经下降至不到12%，而金融、房地产服务业的利润总额占美国企业利润总额的40%以上。次贷危机使过度依赖虚拟经济的美国受到沉重打击。金融大危机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纷纷回归实体经济。

　　为增加国内就业，重振本土工业，美国将“再工业化”作为重塑竞争优势的重要战略，推出了大力发展新兴产业、鼓励科技创新、支持中小企业发展等政策和措施。奥巴马政府2010年9月公布《国家出口计划》，计划在5年内实现出口翻番战略，以凸显政府对促进经济复苏和增加就业所作的努力。为此，美国以“量化宽松”为名，全速开动印钞机，为美国的“去虚拟化”或“再工业化”提供近乎无穷的资金支持。

　　国际金融去杠杆化

　　所谓金融杠杆，是指经济主体通过负债实现以较小的资本金控制较大的资产规模，从而扩大盈利能力或购买力。次贷危机爆发前，不受监管的金融创新使美英等国的金融杠杆化愈演愈烈，直至登峰造极，平均杠杆率在30倍左右。金融杠杆促进了经济繁荣，助长了金融泡沫，同时在危机到来后，也放大了投资（投机）损失，加剧了金融动荡。

　　金融危机爆发后，在市场的调解下，金融产品、金融机构、投资机构、消费者的“去杠杆化”成为趋势。与此同时，美欧等国都纷纷通过金融监管改革法案，强化金融监管，约束金融机构肆意投机与扩张。2010年9月，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通过了加强银行体系资本要求的改革方案，即“巴塞尔协议Ⅲ”，要求全球各商业银行进一步提高一级资本充足率（其下限将从现行的4%上调至6%），建立新的普通股“资本留存缓冲”与“逆周期资本缓冲”。可以预见，随着美欧监管改革法案与“巴塞尔协议Ⅲ”的落实，国际金融“去杠杆化”进程有望加快。

　　尽管疾风暴雨的危机渐行渐远，但是未来（起码在2011年）金融产品、金融机构、投资机构、消费者的“去杠杆化”依然在不同程度地延续。如此，导致金融活动不断萎缩，投资、生产与消费等正常经济活动持续受到消极影响。

　　世界经济去全球化

　　全球化一定意义上似乎令经济疆界日趋模糊，人流、物流、资金流与信息流使资源要素在全球范围内配置，市场越做越大，政府越来越小。在跨国资本与发达国家政府积极推进全球化、新兴市场热烈拥抱全球化的过程中，世界反全球化的声浪也一浪高过一浪。

　　世纪金融海啸生成后，为应对经济恶化，多国政府纷纷出台经济刺激方案。然而，全球化使刺激效应会通过进口或资本跨国流动而“漏出”到本国经济系统之外，不能使本国经济受益最大化。这就为贸易或市场保护提供了堂而皇之的理由。一贯高举经济自由主义大旗的美国，率先祭出贸易保护主义旗帜，要求购买本国制造的产品。美国的“首因效应”，加速发达国家由“释放市场”向“保护社会”转变，民族主义普遍抬头，如此世界经济摩擦与国际合作龃龉，成为2010年低迷的世界经济的基本色调。然而，这种“去全球化”现象历史并不陌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及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后，就发生过“去全球化”，相较今天的端倪，有过之无不及。

　　在2010年10月18日于中国上海召开的IMF高级研讨会上，IMF总裁卡恩一反昔日的自由主义教旨，搁置金融自由化主张，反而建议亚洲在必要时实行资本控制，以预防金融危机的发生。尽管今日世界不太可能再次进入“闭关锁国”时代，但是全球化速度放缓、经济壁垒增加，人流、物流、资金流与信息流变慢似乎势在必行。

　　对中国有什么影响？

　　目前，中国仍处于工业化鼎盛期，制造业是中国经济高速成长的动力引擎。作为中国重要出口市场，美国实施经济“去虚拟化”与“再工业化”战略，这势必对中国的工业化产生重要影响。因为美国要逆转其庞大的经济身躯，与重载而急速行驶的中国会迎面相撞。

　　一方面，两国将产生更多的竞争，在国际金融危机的背景下，美国将从制造业的现代化、高级化和清洁化中寻找“再工业化”的出路，这意味着美国会在“竞争规则”和“贸易规则”上大做文章，如此势必加剧中美之间的贸易摩擦。另一方面，美国目前仍拥有世界高技能劳动力和先进装备，是当今世界制造业最发达和先进制造业发展最快的国家，中国发展先进制造业容易受到美国的技术遏制、规则钳制与市场限制。因此，展望2011年，中美之间的摩擦恐怕只会增多，不会减少。

　　发达国家将利率降到历史最低位，美国一而再实施“量化宽松”，导致国际流动性泛滥。美欧强化金融监管无形中筑就新兴市场“金融监管洼地”，国际金融持续“去杠杆化”使国际游资投机资本提高，于国际市场尤其是新兴市场狼奔豕突。

　　如此，一方面会使国际金融资本（通过政府或经由市场）变本加厉向中国施压，中国将面临越来越大的金融开放压力；另一方面，作为“金融监管洼地”的中国，正在成为国际热钱，尤其是美元套利资金的乐土，更多的游资会流入中国。

　　中国处于城镇化鼎盛时期，由于指导思想存在偏差，导致城镇化不断异化成为房地产化。美欧金融“去杠杆化”，将加剧中国房地产等经济泡沫。如此必将对中国金融市场与宏观调控产生更大的冲击。

　　因此，展望2011年，不断高危的中国经济调控将十分艰难。

　　如果说改革开放使中国取得了巨大成就，那么“中国是全球化的重要受益者”命题就应成立，如此“去全球化”在某种意义上也将使中国（起码是主要利益集团）成为重要受害者，从而对中国社会经济产生深远影响。因此，“去全球化”将从根本上颠覆中国经济的增长方式，迫使中国不得不依赖消费内需来拉动经济增长。由此，中国必须全方位构建、创新社会经济发展模式、国家与居民的生活样式以及对外交往方式。辩证看待“危机”，就是“危”中有“机”，中国经济增长方式被迫转变，往好处看，由此将走向自主、可持续增长，但这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2011年依然是这个万里长征的头几步。

　　在后危机时代，国际体系越发呈现“无主义、无信任、无秩序”的鲜明特征，国际社会失去方向，国际合作失去基础，国际政治失去领袖，整个世界正进入“无明晰航海图”、“无经验舵手”、“无强力引擎”的时代。中国既然没有“达者兼济天下”的能力与意愿，就只有努力独善其身了。（作者为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经济安全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