贫富分化:中国不能承受之重

江涌

　　要坚决防止“沉默的大多数”成为“愤怒的大多数”,防止强势集团欺压弱势群体、弱势群体滑向边缘群体、边缘群体沦为暴力群体。

　　既患寡又患不均,虽患贫更患不安。改革开放令中国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国力大增,但同时也由一个严重平均主义的国家变成了一个严重贫富分化的国家。中国在国际形象日益亮丽、“利益攸关者”各取所需而满意度日益增加之际,“萧墙之内”潜藏的社会矛盾和治理危机愈发突出,成为国家的根本之忧。

　　全球化令世界更加崎岖

　　贫民窟,在诸多发展中国家已成为现代都市的脓疮。为“成功主办”2014年世界杯足球赛与2016年奥运会,巴西第二大城市里约热内卢计划兴建长达11公里的混凝土隔离墙,遮掩都市脓疮,凸显如画风景。如果说著名的柏林墙隔离的是意识形态、以巴之间的隔离墙隔离的是恐惧,那么里约热内卢的隔离墙隔离的就是贫困。
　　其实,当今世界,贫富差距导致物理与心理的隔离比比皆是。发达国家通过严厉的签证制度来隔离发展中国家,隔离贫困。全球化,其实就是世界市场一体化,不仅使世界范围内富国与穷国差距日益拉大,而且也使发达国家内部富人与穷人的差距拉大,从而令发达国家内部贫富分化问题日益突出。很显然,世界不是变平了,而是更加崎岖了。
　　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经济保持了年均近10%的高速增长,一举成为仅次于美国和日本的世界第三大经济体,实现了“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愿景。但是,在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同时,还有更为众多的人相对穷了起来,如此形成了“富裕一极”与“贫困一极”的“两极分化”。权威人士披露,中国收入最高10%人群和收入最低10%人群的收入差距,已从1988年的7.3倍上升到2007年的23倍。由官方编写的《中国居民收入分配年度报告(2004)》中指出,最高收入10%的富裕家庭,其财产总额占全部居民财产的45%;而最低收入10%的家庭相应比例仅为1.4%。不过,民间与国外的统计数据则更为惊人。比如,美国波士顿咨询公司发布的《2006全球财富报告》指出,中国的150万个家庭(约占全国家庭总数的0.4%)占有中国财富总量的70%。
　　中国在以全球“第一高速”批量创造“富裕一极”的同时,也以全球“第一高速”批量创造“贫困一极”。据说依照国际标准,凡是房贷按揭数额超过月收入1/3的人即可被称作“房奴”。而很多国人根本拿不出首付,连成为“房奴”的资格都没有。在房价呼啸升腾的岁月,众多昔日无比骄傲的工薪阶层,也沦落为“白领族”——今天领了工资,交了月供或房租水电,买了油米泡面,摸摸口袋,感慨一声:“这个月工资又白领了!”
　　据世界银行的数据,中国基尼系数在改革开放前为0.16,2003年为0.458,超过国际公认0.4的警戒线;2005年逼近0.47。“理性人士”可以怀疑或不理会这些冰冷的数字,但是无法闭目塞听中国日益激化的矛盾,群体性事件、恶性暴力事件迅速上升。除了“房奴”外,还有一批接一批的“卡奴”(被银行滥发信用卡而虏获的消费者)、 “孩奴”(被教育产业化所“要挟”的学生家长),等等。社会低下阶层“上流化”机制愈发淤塞不畅,重点名牌高校来自低下阶层的生源所占比例越来越低,低下阶层“出人头地”的机会缺乏,贫穷固化,更加危险的是中产阶层也出现“下流化”趋势。

　　“库兹涅茨曲线”的虚幻

　　1955年3月,美国经济学家库兹涅茨在《美国经济评论》上发表了《经济增长与收入不平等》一文,文章认为:“在从前工业文明向工业文明极为快速转变的经济增长早期,不平等扩大,一个时期变得稳定,后期不平等缩小。”如此表现为一条先向上弯曲后向下弯曲的“倒U”曲线,称为“库兹涅茨曲线”。
　　中国众多的自由经济学者认为,在中国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居民收入差距初始恶化,然后通过“涓滴效应”等途径而不断改善,这是一种客观规律。收入分配如此,生态环境亦然。和谐社会的发展之路不是线性的,而是遵从一个“倒U”路径,即“曲线和谐论”。他们对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然后才能实现共同富裕”的论断狗尾续貂,称“先富”带“后富”可以被看成是库兹涅茨“倒U”曲线的通俗说法。
　　但是,就逻辑而言,“倒U”曲线是不周延的,归纳方法得出的结论在验证上总是存在问题;实践更表明,在一些发达国家曾经出现的“倒U”趋势,在众多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并不存在。例如,亚洲“四小龙”经济发展过程中,收入不平等非但没有恶化,反而都有改善;而拉美诸多国家,在经济实现中等发达后,收入不平等非但没有出现预期的稳定,反而继续恶化。1970年前后,拉美国家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人口占40%,经过30多年的发展,到2003年人均GDP达到3800美元——大约是70年代初期的四倍,而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人口上升到44.4%,成为“世界上收入分配最不公平的地区”,工业化和现代化所增长的财富主要被极少数上层社会占有,最终落入增长而不发展、经济迟滞、社会动荡、政局频繁更迭的“拉美化”陷阱,被社会学家描述为“发展是遇难者多于航行者的航行”。
　　著有《中国乡村,社会主义国家》一书的美国政治学教授爱德华兹•弗里德曼认为,“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社会财富分配极不公平的国家之一,贫富差距之大达到拉美发展中国家——如巴西的水平”。中国的贫富分化在改革开放后迅速拉大,20世纪90年代之后一直在不断扩大,迄今没有丝毫放缓的迹象。贫富差距太大已经成了中国社会发展不能承受之重,以至于新华社的报道直接以《我国贫富差距正在逼近社会容忍“红线”》为标题。

　　社会经济走上畸形发展之路

　　中国的贫富分化且不断扩大,是过分追求效率的市场化结果。当今世界,中国市场化的广度与深度大概没有几国能出其右。不仅是经济领域,众多社会领域——如教育、医疗、卫生等,甚至国防军工也在不断推进市场化。不可思议的是,连政治也越来越多地参与市场化——权钱交易盛行。
　　绑架政府。贫富分化使资本力量膨胀,富人们依照行业、地区等组织起来,形成日益强大的利益集团,对国家决策乃至立法产生越来越多、越来越大的影响。权力与资本交媾,商人与官员联姻,政府诸多经济政策制定被利益集团所左右,使决策倾向富人;即便是照顾弱势群体、穷人的政策,也会被不断侵蚀。如此,使社会出现“贫者恒贫,富者恒富”的趋势,贫富差距便会趋向稳定化和制度化,吴敬琏先生为此大声疾呼:警惕“权贵资本主义”。
　　在利益集团的鼓动下,百年大计的教育被当作经济政策来使用。古今中外,任何社会,教育都是需要政府和社会大量投入的社会事业。但在当今中国,教育则成为一个暴利领域,成为一些人争相谋取财富的产业。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爆发,而后演化为国际金融海啸。金融危机爆发前,中国的房地产业由于强力调控而陷入低迷,全行业内有1/3濒临倒闭。然而,利益集团利用国际金融海啸,向相关政府及部门大力游说,促使政府在极短的时间内“重拳出击”数万亿资金。国际金融海啸,欧美经济飘摇,中国只是患上感冒,但却拼命吃猛药。大规模的经济刺激政策最终导致房屋价格飙升,地产商与投机商起死回生,利益集团强化勾结,掀起了更大的资产掠夺狂潮。
　　畸形消费。越是富裕的人,其一般消费倾向会越低,因此贫富分化不利于以扩大内需来调整经济结构。富人在一般消费倾向降低的同时,对奢侈品消费会显著增加。长期以来,日本是世界第一奢侈品消费大国,日本富人的奢侈消费使该国通过“工作动物”而辛苦赚取的财富,轻易转手给法国,一个LV皮包的利润远高于一辆丰田汽车的利润。近年来,中国奢侈品消费一直以20%以上的速度增长。据世界奢侈品协会统计,截至2009年12月,中国奢侈品消费总额达94亿美元,全球占有率27.5%,超美赶日成为全球第二大奢侈品消费国。世界奢侈品协会预言五年后,中国奢侈品市场将达到全球之冠。奢侈消费败坏社会风气,消耗国家财富,对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有百害而无一利。

　　新富陈贵一掷千金,比阔斗富,弱势一族终日劳苦忙碌,仍有三餐不继,付出超强的劳动,收获低廉的薪水,而成就一个又一个亿万富翁,自己却始终难以摆脱贫困恶魔。2009年12月美国《时代》杂志把“中国工人”评为年度人物。《时代》评价称,中国经济顺利实现“保八”并带领全球走向经济复苏,功劳首归中国千千万万勤劳坚韧的普通工人。《时代》是另类注脚,给予中国的是褒奖,更是讽刺。
　　资源错配。根据官方2008年度统计,中国平均工资最高的三个行业是证券业(17.2万元)、其他金融业(8.8万元)与航空运输业(7.6万元),分别是全国平均水平的5.9倍、3.0倍与2.6倍;平均工资最低的三个行业是木材加工及木竹藤棕草制品业(1.6万元)、纺织业(1.6万元)与农副食品加工业(1.8万元),分别只有全国平均水平的53.6%、55.5%与60.1%。最高与最低行业平均工资之比为11∶1。据2009年福布斯中国财富排行榜统计,前400名富豪中,房地产商占154名;前40名巨富中,房地产商占19名;前10名超级富豪中,房地产商占5名。房地产行业已经成为中国财富的主要集中地。
　　经济专家都清楚,服务业尤其是金融业更多的是分配而不能直接创造财富,中国的资本与房地产市场业已成为金融资本掠夺产业资本、大资本掠夺小投资者的赌博场与屠宰场。金融利益集团在利益驱使下,一方面不断强化内部凝聚力,另一方面也在不断增强对国家经济与金融政策的影响力,不断推动有利于集团利益的经济与金融政策,使社会资源日益集中到金融领域。如此,带来的直接后果是,实体经济被弃之如弊履,虚拟经济因资本充斥而快速膨胀,股市房地产市场泡沫泛滥。长此以往,会严重侵蚀国家经济基础,使经济结构虚实倒挂,头重脚轻,最终出现危机,刚刚稍息的美国金融危机已经给了最好的佐证。

　　防止“沉默的大多数”成为“愤怒的大多数”

　　德国经济历史学家弗兰克说:“资本主义式的经济发展,既发展先进与财富,也发展贫穷与落后。而发展贫穷落后比不发展更坏。”日本《选择》月刊2009年6月号刊登一篇题为《中国能否坚持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文章认为,“市场主义的巨大成果就是把社会主义进一步逼入了死角,共同富裕、社会福利、保护弱势群体等社会主义社会的目标被统统抛到脑后”。“中国已经成为了可以与美国比肩的世界上贫富差距最大的国家”。
　　两极分化,富人不断强化在财富分配中的优势,提高财富分配份额,不仅在挤压贫穷大多数的空间,而且也在挤压中产阶层的空间。近年来,各级政府陆续出台了一些“提低、扩中、调高”的调节贫富差距的政策措施,但是在实践中,富人群体因为收入高度非规范化以及偷税逃税,使中产群体成为税收调节的主要对象,如此强化工薪阶层成了实际的纳税主体。在中国,工薪阶层税收占个税总额65%左右;在美国,占全部纳税人10%的高收入群体缴纳的个税占联邦个税总额超过70%。更为重要的是,出入股市、房市等资产市场的主要是中产群体,但是在股市上大资本与境外资本联手、房市上开发商与地方政府勾结,从而使中产群体的资产不断缩水,中产阶层的数量难以稳定与成长。
　　有专家认为,中产群体占到一个国家人口60%以上,即“橄榄型社会”,社会才可能稳定。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周孝正教授指出,“中国的穷人有10亿,中等的人有2.5亿,高收入者大约6000万”。而在10亿穷人中,“国企改制”一下子“改”出6000万失业工人;城镇化与工业化“圈地运动”一下子“圈”出5000余万“三无农民”。若以一家三口计算,至少有三个多亿“弱势群体”。中国的社会结构因此而形成了“洋葱型”或“金字塔型”,这是中国社会稳定缺失一个最重要的结构因素。
　　由于资本与权力交媾,一些政策向富人倾斜,当前中国的贫富矛盾不断转化为官民矛盾,两种矛盾又互相交织,互为深化。中产群体严重缺失,社会分裂加速。如此,使执政党的依靠力量不断流失,执政的社会基础变得越来越狭窄。邓小平同志一再强调:“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他曾经严正告诫党和政府:“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如果产生了什么新的资产阶级,那我们就算是走了邪路了。”
　　贫富差距问题是影响社会秩序稳定的经济根源。现代犯罪社会学分析:一个社会只是贫穷或者只是富裕均不产生犯罪,但一个社会贫富差别悬殊就会产生大量犯罪。犯罪率是反映社会变迁各种社会问题的“晴雨表”。近年来,中国的群体性事件、犯罪率尤其是极端暴力犯罪迅速上升。对于幼儿园、小学发生的多起惨案,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坦承,中国社会存在深层次的矛盾,且日趋尖锐化。在2010年3月5日做人大政府工作报告时,温家宝总理特别强调要“坚决扭转收入差距扩大的趋势”。
　　要坚决防止“沉默的大多数”成为“愤怒的大多数”,防止强势集团欺压弱势群体、弱势群体滑向边缘群体、边缘群体沦为暴力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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