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松民专栏

　　5月8日，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教授在《联合早报》上发表《国有企业会导致中国国家权力危机吗?》一文，洋洋洒洒数千言。其核心的观点，概括起来就是一句话：中国国有企业照目前的势头发展下去，“简单地说，它会酿成一场国家权力危机”。

　　为什么会酿成一场国家权力危机呢?郑教授的逻辑是：国有企业的扩张，会导致民营企业的萎缩，从而导致社会资源枯竭，而“社会资源一旦枯竭，政府就会失去经济基础，进而是政治基础”。显然，郑教授把国企与民企之间的关系视为一种“零和”的关系，此长彼消是唯一可能的前景。

　　把国企的发展说成是对国家权力的威胁，这在反国企的阵营中，是一个比较新鲜也比较具有惊悚效果的说法。但这种说法很不靠谱。一个简单的事实是：强大的国有企业，正是党执政兴国的重要基础，没有国企，很难想象政府能够游刃有余地调动如此之多的资源来解决民生、社会和经济问题。而就国企和民企的关系而言，在今天的中国，也绝非是“零和”的关系，而是互为合作伙伴、携手共进的关系。

　　何以见得呢?回顾国企改革的历史，我们会发现，在经历了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的破产、改制浪潮后，国企已经从大部分竞争性行业中退出了——在第一产业中基本消失，在第二产业中，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企业完成的增加值，目前仅占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增加值的30%左右，而且主要集中在烟草、电力、石油开采和加工、供水以及交通设备制造等领域。在第三产业的经营性行业中，国企基本集中在金融领域(上市后外资也占很大部分)。在批零商业、餐饮业、宾馆业、公路客货运输等行业中，已经看不到国企的影子了。概括来说，国企几乎退出了所有非资本密集型行业，与主要存在于劳动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行业中的私营企业“隔行如隔山”，双方基本处在不同的资源要素组织和不同的市场中。而所谓竞争，所谓对资源和市场的挤占，都是指同行业中不同主体之间发生的事情，大部分民企与国企并不处在同一个行业中，怎么会出现国企挤压民企发展空间，导致“社会资源”枯竭的事情呢?

　　郑教授在文章中，把民企的融资难归咎于国企，这就更是信口雌黄了。的确，很多中小民企难以在发展中获取足够的贷款，但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字，2011年底，我国各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余额为80.9万亿元，贷款余额为54.8万亿，两者相差近26万亿。也就是说，目前我国处于流动性过剩局面，并不存在银行惜贷情况，也不存在国企吸收贷款挤压了民企贷款空间的事实。民企的融资难，从直接原因上看，主要是因为民企可用以抵押的资产不足，而且担保公司不够发达。要知道，中国的银行已经商业化、市场化了，发放贷款要考虑风险收益，民企自己无法满足银行的贷款要求，不关国企什么事。

　　郑教授在文章中，还把2008年中央推出4万亿元救市资金视为国企急剧扩张的主要原因，这只能说明他完全不了解国企资金的来源渠道。这4万亿元资金主要是出自国家财政，因此只能拨付给国有部门而不可能直接拨付给非公有制部门，否则就等于化公为私。况且，这部分资金多半是原来国家规划项目中就已经安排的，只不过提前拨付了而已。何况，这部分主要用于基本建设的资金中相当一部分会间接流向民企，因为项目中无论原材料、设备的提供还是施工都会需要民企的参与，因此民企也是这4万亿元救市资金的受益者，没有这4万亿元的投入，很多民企可能早就破产了。

　　如果国企的发展不是民企萎缩的主要原因，反而为民企的增长提供了市场机会的话，那么究竟是谁挤压了民企的生长空间了呢?

　　统计数据表明，在多数竞争性行业中国企所占份额往往不足10%，行业内的竞争主要发生在外资和民企之间。即使在所谓国企占优势的行业中，剩余部分中的大部分还是外企比民企份额大。这也就意味着即使国企退出，占领这些行业的也很可能并非民企，而是外企。

　　更何况，在大多数竞争性行业中，即使民企增加值份额大于外企，但龙头企业也往往是外企，而市场竞争的大趋势是逐渐趋于龙头企业的垄断，龙头企业的市场份额往往越来越大。国家发改委研究员高粱就曾指出：到2005年，全国四大年产8万吨以上的洗衣粉企业中，有三家是外资，国内十大民用洗涤剂品牌基本消失。美国宝洁系品牌占有60%以上的国内市场。在化妆品领域，130多家外企占有40%销售额和80%以上的利润。13家最大的医药企业大多被外商控股。国内原有九大碳酸型饮料公司已有7 家被可口可乐、百事可乐收编，外资饮料已经占领我国饮料市场70%以上的份额。

　　尤为严重的是，目前中国大型超市的80%是外资企业，如家乐福、沃尔玛，甚至泰国的易初莲花等。零售行业是商品的最终出口，大型超市由外商控制，对外国品牌的商品往往不收所谓“站位费”，并摆在明显位置，但对中国品牌就加收各类名目，给予歧视性待遇，这导致中国民族品牌逐步被挤出市场，很多民族品牌生产商都在抱怨这些问题。而从商业发展的历史看，一个大型超市开门，周边半径2公里内的小商店就很难存活。80%大型超市是外资，对中国民营小商业冲击是致命的。

　　总之，中国如果要为民企打开生存空间，最重要的是要限制外资，而不是限制已经和民企形成互补关系的国企。限制了外企，民企才能获得基本的发展空间。

　　郑教授把国企发展可能带来的后果看得如此严重，那么究竟应该怎么办才能避免“国家权力危机”呢?虽然郑教授说的很绕弯子，但归根结底还是主张国企要“把应当让民营企业做的让渡给民营企业，把那些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都能做的领域也让渡给民营企业”，总之不脱“国退民进”的窠臼，实在是太没有新意了。

　　在笔者看来，就中国目前的情况而言，为避免“国家权力危机”，还真应该是“国进民也进”——国企民企携手共进，共同建立属于中华民族的强大的民族经济。那么，谁应该退出呢?外资!跨国资本的逐步退出，才能为中国民企让渡出足够的发展空间，使中国实现国强民富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