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金融危机的本质及我国的应对策略

卢麒元

二零零八年下半年，美国金融危机全面爆发。我国面临外部需求萎缩带来的经济下滑的风险。世界各国开始受到经济衰退的严重威胁。

当前，首要的问题，是正确评估形势，及时采取应对策略。

一、美国金融危机的本质。

此次的美国金融危机，是结构性金融支付危机。不同于1929年整体性金融支付危机。结构性的含义：问题产生于与虚拟商品交易相关的金融范畴。实体经济本身并不存在严重问题，而是被动遭受严重冲击。同时，极其吊诡的是，美国大量的通货被特殊机构和一些个人冻结，出现形式上的通货紧缩，并迫使各国政府联手采取减息行动。目前，除黄金以外，各类资产和商品价格均开始大幅度下跌。

美国金融危机产生的原因。

美国金融危机，源于美国政府冷战思维下，长达六十余年的扩张性财政政策。特别是从六十年代开始，美国生产力发展水平开始回落。而与此同时，冷战和热战（越战）正进入高峰期，正规税收无法支持财政的扩张，美国开始依赖依托于美元的铸币税。七十年代，美元脱离金本位后，美国变本加厉地增加铸币收入。截至2008年6月，美国全部债务总和达到53。2万亿美元，超过了全世界GDP总和。世界已经没有能力继续承担美国政府的财政扩张政策。

依托于美元的铸币税，是美国向全球征收的通货膨胀税。这是经典的"世界税"。巧妙的是，他并不是以普通税费的方式出现。这是一种卖权的贴现。它主要地通过各种债券回笼美元，实现卖权套现，形成真实的现金收入。

这一经典的卖空行为之所以可以成立，有三个必要条件：

1、美国政府直接或间接提供国家信用；

2、经济学家和金融家系统的理论创新（主要是金融创新）。

3、联邦储备局提供足够的通货。

至于金融机构，不过是将卖权进行具体的产品设计、生产和销售，分取其中部分的利益而已。

布什总统很聪明，他说金融机构“喝醉”了。真是笑话！如此庞大的金融体系，能全部“喝醉”吗？能“一醉”三十年吗？布什总统是在推卸美国政府的信托责任。对于美国的金融风暴，美国政府应当承担主要责任，金融机构只是协从而已。格林斯潘先生背上了一口并不属于联邦储备局的“黑锅”。

美国人征收“世界税”，谁是纳税人呢？当然有很多国家。不过，第一纳税大户的名字很响亮：中国！

请注意，笔者认为，当前的通货紧缩是一种真实的假象。大量的通货在囤积和累聚。真正的威胁仍将是剧烈的通货膨胀。有些人，正端坐在“山顶上”，等待着金融海啸的退去。

二、美国金融危机的影响。

美国7000亿美元的“救市”计划可以解决问题吗？面对数以百万亿美元计的金融衍生品，这不过是杯水车薪而已。保尔森先生当然明白这一点。他不会去救市的。7000亿美元是用来修建“防火墙”的。

笔者反复强调，与虚拟商品交易相关的金融创新，可能历史性的完结了。任何与之相关的资产和商品均属于危险品。不存在救市的问题。当然，更不存在对此类金融资产抄底的可能性。需要思考的问题只有一个：那就是如何善后，将损失降低到最低。

美国两位候选总统有能力解决危机吗？笔者深表怀疑。这两位候选人的救市方案，与布什总统并无本质区别。他们依然着眼于扩张性的财政政策。笔者认为，这差不多是火上浇油！

美国唯一的出路在于实现制度变革，改变扩张性财政政策，并迅速提高美国创造价值的能力。然而，这可能吗？

因此，笔者认为，短期之内，美国金融危机将会深化，转变成为全面的经济危机。并且，会迅速升级为全球性经济危机。

由于，美国扩张性财政政策，制造了天量的通货，这些通货最终会回流实体经济，严重的通货膨胀将不可避免。

这意味着，美元的贬值将不可避免。

这意味着，剧烈的通货膨胀即将到来。

这同时意味着，全球所有资产和商品的价格将被迫开始重置。

这当然也意味着，国际贸易将陷入一定程度的混乱。

结论是，全球经济的剧烈波动不可避免。全球性经济衰退将不可避免。

三、我国的应对策略。

1、关于外汇的部分，应积极善后，坚决持有现金。

关于中国是否救美国的问题，是一个没有意义的问题。因为，中国根本没有这种能力。仅余的外汇存底，必须用于应对可能发生的外汇挤提。同时，中国也必须考虑，战略性资源的储备问题。

中国首先应该考虑建立国家储备局。

笔者反复强调，中美经济关系短期具有正相关性，而长期是负相关的。美国将在危机中，部分地释放出战略资源的控制权和市场控制权，那才是中国需要的东西。政府持有现金，意味着持有机会，持有选择权。机构和个人，可以投机性抄底。但是，政府的着眼点不在于此，应该放眼长远和未来。

当然，此时应该是中投最紧张和最兴奋的时刻。

对于那些迫不及待，以各种方式逼迫中国参与美国救援计划的人，我们应该报以和蔼的微笑。

我们当然应该，也必须，积极参与国际合作。我们当然需要争取双赢。不过，合作的内容是多元的。合作不等于出钱。我们应该更多地关注未来国际经济秩序的建立和完善。其中，核心问题就是国际贸易的公平与效率问题。

2、建立人民币汇率防线。

笔者已经多次建议，在汇率剧烈波动时期，对于汇兑行为预提汇兑保证金，进行严格的风险对冲。再一次强调，要高筑堤，防大浪。

严厉打击地下钱庄的黑市汇兑行为。

在适当时机，调整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弱化美元对人民币的直接影响。

3、稳定人民币购买力。

加速要素价格市场化进程。时机一旦成熟，在特殊时期及适当范围内，锁定人民币购买力，稳定通货膨胀预期，保持人民币币值相对稳定。

稳定人民的购买力，也是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重要措施。我们必须赋予人民币坚实的信用基础。

4、实施国民经济保全计划。

在2009年、2010年两个财政年度，启动5万亿国民经济保全计划。

第一、以外汇资产为依据，动用准备金冻结的4万亿元人民币，建立国家平准基金。在适当时机，依照清晰的准则进入资本市场，持有优质中国企业股权。

其意义在于，解放中产阶级权益性资产，让宝贵的流动性回到中产阶级手中，刺激中国最核心的消费需求。使经济活动因需求增长而转动起来。

此举的意义远远不止于平准的含义。它是直接向市场注入流动性，并将流动性间接转化为需求。避免投资冲动和投资扩张。同时，延迟注入流动性引起的通货膨胀的影响。

第二、以国有企业分红和行政费用节约为依据，动用1万亿元人民币，实施实物性社会保障补贴。以实物方式补贴，实际是一种强制性消费，切实拉动底层国民的消费需求。同时，有效对冲通货膨胀对他们的影响。

笔者再次强调，防范经济下滑，不要轻易使用货币政策。任何通过金融机构释放流动性的行为，都极有可能转化为投资行为，加剧供给过剩，继续扭曲国民经济结构。并且，会迅速转化为通货膨胀。

中国处于非常时期，一定要从大局和长远出发，不能因为少数人利益（特别是地产开发商的利益），轻易开启货币政策之门。否则，短痛将变成长痛；危险将转化成危机。

5、大规模启动廉租房建设，保护基础产业和保障充分就业。

6、再次大规模精兵简政。推进行政体制改革，提高行政效率，降低全社会的制度成本。争取压缩20%的行政费用。

7、启动特别财政收入计划

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特别会议立法批准，在2008年12月31日前，全国公务员申报财产。对来源不明财产一次性征收50%财产认定费。全部收入转入社会保障基金。

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特别会议立法批准，在2009年12月31日前，全国城市居民申报财产。对来源不明财产一次性征收30%财产认定费。全部收入转入社会保障基金。

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立法批准，自2010年1月1日起，开征城市居民遗产税和财产赠予税。对于未认定资产和未完税资产将强制性没收并追究法律责任。

上述建议，意义不亚于一次和平的“土改”。是中国经济必须跨越的一道门槛。

人民银行应该制订《中国国民信用管理原则》。没有财产认定、或没有税务记录、或没有农用土地使用权的中国公民，信用等级为零，将没有资格参与任何金融业务，并不能享有任何形式的金融服务。

公安部对信用等级为零的公民，应当限制出境。

财政特别收入计划，将为社会保障基金提供数额可观的一次性来源。对于强化公共财政能力意义重大。同时，也有利于规范国民财富管理。为《物权法》等制度提供前提条件。更为重要的是，这将极大地促进资本的周转，提高资金使用效率，提高生产力发展水平。

8、有针对性地，对特殊行业实施减税和免税。调整个别不合理税种和税率。

笔者认为，中国在此次全球性经济危机中处于有利地位。我们毕竟是创造价值的大国。我们的生产力水平仍然具有不断提高的空间。我们拥有充裕的金融储备（外汇储备和人民币准备金）以应对通货紧缩；同时，我们拥有强大的财政资源以应对通货膨胀。只要方法得当，中国应该可以维持经济增长，并为世界经济稳定作出贡献。

四、美国金融危机留给我们的教训。

1、经济学的贫困。

当代西方经济学在金融风暴中终于陷入了困境。事实上，很多中国人信奉、接受、模仿、复制的当代西方经济学，有相当大的部分，就是美国征收“世界税”的理论解释。这也是中国大量缴纳“世界税”的重要理论依据。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幌子下，弱化中国经济的自主性，强化中国经济的依附性，始终是西方意识形态的重要内容。在现行国际经济秩序中，西方意识形态发挥了主导性作用。中国当代主流经济学家们，主动与西方意识形态相结合，在经济管理中与西方自觉或不自觉地合作，对于中国经济制度和经济政策进行了有选择地变革，使得中国经济制度和经济政策出现严重扭曲，达到了令人费解的程度。我们对此应该进行深刻的反思。一个13亿人口的独立主权国家，一旦丧失经济管理主权，后果将是十分严重的。

历史再一次要求我们实事求是。我们需要清理盲目的西方经济学崇拜，清理与之相关联的思想路线和组织路线。回到群众中去，回到实践中去，学会独立自主地思考、归纳、总结和提高。经济学更需要走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我们需要中国自己的经济学家和属于中国的经济学。我们应该请走那些征收世界税的“专业专管员”和“义务专管员”们。我们应该改变意识形态领域的西方教条主义，我们应该清理中国教育和学术系统中的机械“唯美”主义，我们应当改变媒体在经济问题上低俗的崇美风尚。

中国应该、也可以、而且必须走出经济学贫困。中国不能建立经济学的自信，中国就无法建立经济管理的自信。没有经济管理的自信，我们的制度和政策就会被误导和操纵。我们永远不应该放弃实事求是这个法宝。中国从来就不缺乏能够独立思考并且善于解决问题的学者。

德国经济学家西梅尔先生，在《货币哲学》中说过：金融学更接近美学。笔者非常认同。一般而言，经济学也更接近美学。经济学就是追求动态平衡的学问。在复杂的各种经济变量中，寻找平衡点，维持平衡过程，保持经济稳定持续地发展，这的确是一种高超的艺术。中国一定可以产生对此“艺术”有深刻理解的大师。中国已经不太需要，能够背诵些许西方经济学概念、逻辑和公式的，各类型财经演员；中国绝不欢迎，含有“三氯氰胺”的金融产品，以及那些道貌岸然的金融产品推销员（金融机构经济学家和分析师）。难道不是吗？

笔者再次建议，建立国家主导的独立的、高效率的经济信息处理系统和强大的思想库。

历史证明，只要能够坚持实事求是，中国是战无不胜的。当然，历史也一再证明，只要搞教条主义，一定会摔跟头的。

2、创造价值是国家强盛和人民富裕的根本保障。

美国再一次向我们证明，创造价值是国家强盛和人民富裕的根本保障。任何投机取巧的行为，都不应该成为国家行为。任何投机取巧的思想，都不应该成为制度和政策安排的依据。历史是公正的，上帝是公平的，投机取巧的结果反而会付出更为惨重的代价。《红楼梦》里有一句话：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卿卿性命。美国次级按揭贷款的故事，算是一个新的证明。

在市场经济体系建立的过程中，要有意识地保护创造价值者的劳动，并赋予劳动者应有的社会地位。一方面，要通过规范市场，给予他们充分发展的机会；另一方面，要通过制度和政策措施，给予他们必要的保护。

作为一个超过13亿人口的大国，是不可能依赖所谓的金融服务业强国富民的。

中国政府，中国人民，永远要尊重劳动、尊重劳动者、尊重劳动者创造的价值。

3、约束政府的规模，降低制度性成本，控制财政扩张的边界。

美国人的帝国主义心态过度膨胀了。美国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赋予了美国政府不恰当的角色，这一角色超越了美国固有的国力。正是美国政府角色定位出了问题，美国国家机器的成本（制度性成本），超越了美国自身经济的承受能力，成为美国经济体系的负担，并导致美国经济效率下降，也就是使产力发展水平的相对下降。美国长达六十年扩张性的财政政策，是美国金融危机，乃至于全球经济危机的根本原因所在。

前苏联曾为此付出惨重代价。今天，美国也将为此在此付出沉重代价。

中国人，中国政府，要从中汲取深刻教训。

我们必须立足于把自己的事情办好。我们并不需要成为一个对外负责任的大国。我们仅仅需要一个认真为本国人民服务的有限责任政府。

我国政府的有限责任，决定了政府财政扩张的边界。

中国政府应该严格限制法外财政收入的扩张：

第一、我们严格限制以铸币税方式形成的财政收入。

第二、我们严格限制各种权力租金形成的对财政收入的法外补偿。

笔者反复强调，一部《资治通鉴》，就是一部最好的中国《政治经济学》。而其核心内容，无不关乎财政。财政状况，是国家兴亡的晴雨表。中国要高度重视财政的建设和管理问题。

4、必须严格限制和严厉监管金融机构和金融寡头的发展。

美国的政府机会主义者与金融寡头结合，以所谓的金融创新方式，对全世界进行剥夺。他们联手创造了长期低通胀高增长的“经济奇迹”。但是，与此同时，他们也长期弱化了美国创造价值的能力，推动了美国制造业的外移，导致了美国的产业空心化，并形成了庞大的食利者阶层。这最终极大地弱化美国未来的国家竞争能力。中国人要深刻理解产业升级的内涵和外延。

金融服务业对于经济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但是，当金融服务业超越实体经济边界，金融资本必然成为嗜血的怪兽，反噬实体经济。美国经济不仅出现了空心化，而且已经具有了强烈的赌场化特征。

深刻的教训在于，不能赋予金融业和金融从业人员过高的地位和权力，并必须对他们的商业行为进行严厉的监管。

现在来总结美国金融风暴，当然为时过早。但是，考虑到中国所面临的，改革开放路径选择问题，这些思考是必要的和有意义的。

总之，笔者十分认同胡锦涛主席的看法：机遇与挑战并存，机遇大于挑战。

是的，我们首先要迎接挑战。必须战而胜之。因为，机遇永远是留给胜利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