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新育

　　数月来，不少学者都在围绕利比亚战事进行海外中国资产安危的议论。有一种声音认为，利比亚战乱充分暴露了在所谓“非民主国家”、“穷国”经营的风险，主张中国大幅度压缩与发展中国家的经贸往来，集中与西方“民主国家”发展经贸往来，以求避免政治性风险。实际上，即使不考虑中国商品和资本在西方国家屡屡遭遇狙击，足以表明西方“民主国家”潜藏的暴力风险，上述主张也是完全无视中国对外经贸的实际需求、比较优势和升级方向。

　　首先，我们必须看到，作为世界市场的后来者，由于先行者(主要是西方企业)已经占据分割了和平国家的优质市场，而且西方国家在其他东道国社会政治生活中通常占有积累数百年的先发优势，备受排挤的中国企业常常不得不走向动荡国家和地区的市场。即使是在同一东道国之内，中国投资者也常常不得不退而求其次选择比较缺乏吸引力的项目。在谋生压力下，“危邦不入，乱邦不居”的古训只能退居第二位；相应地，中国企业和员工不能不承受较大的暴力风险。

　　同时，基于国内产业优势和国内市场需求，中国海外直接投资和跨国经营相当多地集中于廉价日用消费品生产销售和自然资源开发领域，而正是这种产业结构特点提高了中国企业遇险的概率。“中国制造”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廉价日用消费品，相当一部分中国企业的竞争优势也主要体现在这些商品上，而这些商品相当大一部分市场在治安状况较差的国家和地区，相应使得在海外销售、生产这些商品的中国企业和公民天然要面对较高的刑事犯罪暴力风险。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大量集中于资源开发领域，但包括战争风险在内的政治暴力风险恰恰是在资源开发行业最为突出。就传统战争风险而言，自然资源丰富的发展中国家战乱频仍是一种普遍现象，因为代表财富的自然资源本身就是引发暴力争端的根源，用自然资源换取的金钱又能支持武装冲突各方向外界采购武器、给养，从而将战争持久进行下去。而且，无论是在哪个国家，上述局面一旦形成，就将不断自我强化而长期持续，难以根治。由于发达国家工业化较早而先行耗尽国内矿产资源，主要矿产输出国均属发展中国家，而亟须矿产资源的我们不可能跑到没有这些资源的西方国家去开发资源。

　　从全球经济份额变动来看，我们必须对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给予足够重视。近年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经济增长表现优良，增速明显超过发达国家，在世界经济中所占份额显著提升。根据国际货币经济组织2011年4月的数据，在2010年全球实际GDP中，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所占份额已达47.7%，仅中国一国就占13.6%，接近整个欧元区所占份额(14.6%)，其他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占全球实际GDP的34.1%，占中国之外的世界实际GDP总量的 39.5%。倘若将这样大的一块高增长市场拱手让人，无异于商业弱智，甚至是商业自杀。

　　不仅如此，发展中国家和地区还是中国推动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推行更合理国际经贸规则的突破口。与发达国家相比，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更能接受新兴力量树立的经济、政治、文化规则，这是数千年来全球历史已无数次证明的客观规律。

　　不能不道破的是，中国社会关于利比亚投资损失的舆论喧嚣在相当程度上已经政治化。有些人过分夸大中国在利比亚的资产损失，真实目的并不是关心中国海外国民和海外资产安全，而是要求中国全面充当西方小跟班，放弃独立自主与非西方国家开展经贸往来。还有一部分人虽难说动机不纯，但对中国遇险实际上没有做到冷静分析判断，理智讨论解决之道。▲(作者是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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