８月１日，中钢协常务副会长罗冰生表示，中外铁矿石谈判仍在进行，希望得到合理结果，建立双赢的定价机制。当被国内媒体记者问及是否坚持约４０％的降幅时，他表示：“我没有这么说，我说的是合理的结果。”这意味着，随着日韩欧２００９年铁矿石价格陆续达成，以及钢铁企业盈利状况的改善，中国可能不再坚持原定的谈判底线。而就在此前，三大矿山巨头——澳大利亚必和必拓、力拓和巴西淡水河谷与亚洲、欧洲等主要产钢国家达成长期协议价格后，只有中国仍在坚持谈判，要求比日本新日铁（新日本制铁株式会社）价格更低的降幅。

　　７月２９日，澳大利亚必和必拓公司公布了其２００９年铁矿石价格谈判的进展情况公告。公告称，其铁矿石销量的２３％已确定年度合同价格，和２００８年的合同价相比，此前与亚洲和欧洲钢厂达成的粉矿售价降价近３３％，块矿降价近４４％。另外，还有３０％将按季度谈判、现货和指数定价的混合定价方式来出售，而余下的４７％仍在进行谈判。　　

　　而在此前，三大矿山巨头——澳大利亚必和必拓、力拓和巴西淡水河谷与亚洲、欧洲等主要产钢国家达成长期协议价格后，只有中国仍在坚持谈判，要求比日本新日铁（新日本制铁株式会社）价格更低的降幅。　　

　　在近几年中国钢铁企业与国际铁矿石供应商的谈判中，日本钢铁企业在其中扮演了某种特殊角色。今年５月２６日，力拓发布公告，称与日本最大钢铁企业新日铁公司，已达成新财年铁矿石合同价格降价３３％的协议，而此时中国企业正谈判要求降价４０％。日本企业为何愿意接受高价格，而不和中国一起联手争取一个低价格呢？这里边有什么“深意”吗？　　

当日本财团３０年前就开始在全球布局上游资源时，国人还陶醉在“地大物博”的自我宣传中　　

　 如果有人对你说“日本不是资源匮乏国，中国才是”，你会不会大吃一惊呢？说这句话的人，是中国社科院日本经济学会理事白益民。　　

　　白益民先生于１９９３年底进入日本三井财团的综合商社三井物产（株）北京事务所工作，一干就是１２年，著有畅销书《三井帝国在行动——揭开日本财团的中国布局》。白益民非常了解日本的资源状况，他对《青年参考》报记者说，３０年前日本的确资源匮乏，然而日本大型财团中的综合商社与钢铁公司互相持股，结成利益联盟，早早着手海外资源布局，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就抓住良机，低价大举投资海外矿山。３０年后的日本，已在全球拥有了大量资源，在上游产业链建立了稳固基础，而中国钢铁企业海外资源开发力度已大大落后于人，“中国反而成为了缺资源的国家”。　　

　　在２００２年之前，中国国内自产的铁矿石基本能满足钢铁行业的需求，每年只需从国外进口少量铁矿石。“那时候卖资源的澳大利亚和巴西求着中国买，当时的澳大利亚总理霍华德访华时都带着铁矿石厂商。”白益民说。情况自２００２年以后改变，加入ＷＴＯ的中国开足马力，开始成为全世界的生产制造商，对铁矿石需求大幅飙升。　　

　　白益民认为，供需关系变化固然是铁矿石价格连续５年飙升３９７．８％的重要原因，但日本大财团对铁矿石国际游戏规则的娴熟操控，也在相当大程度上起了助推作用。当日本财团３０年前就开始在全球布局上游资源时，国人还陶醉在“地大物博”的自我宣传中。　　

　　随着日本对全球矿产资源长达３０年的“布局”，今天日本拥有的铁矿石资源不但能完全满足本国钢铁企业的需要，而且还出口韩国和中国。据白益民介绍，韩国最大的钢铁企业浦项制铁，可以说已被日本企业“绑架”——从铁矿石的供应、运输到定价，都由新日铁说了算。事实上，韩国浦项钢铁的全套设备都是从日本新日铁引进，而且它们之间有相互持股的关系，同时浦项制铁还与日本三菱财团在能源领域有密切关系。　　

　　提到“新日铁”，就不得不提到它的一个“利益共同体”——白益民的“老东家”三井物产，它和新日铁之间存在相互持股和共同投资的关系。在铁矿石上游的资源布局，使整个三井财团获得了更大利益。三井物产的官方网站上显示：“从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开始，三井物产株式会社就积极参与投资开发铁矿石资源，长期以来稳定供应铁矿石。２００３年收购了世界最大铁矿石生产销售商巴西淡水河谷公司的母公司Ｖａｌｅｐａｒ公司１５％的股份，并且还持续扩大了与澳大利亚力拓公司和必和必拓公司之间共同合作的铁矿石事业。基于三井物产拥有权益比例的铁矿石控股产量已跃居世界第四位，年开采权益已超过４０００万吨。”　　

中国劳动力成本明显低于日本，为何中国在压价日本却率先同意涨价？　　

　　２００５年２月２２日，日本新日铁与巴西淡水河谷公司单方面达成协议，将铁矿石价格涨幅定为７１．５％。随后新日铁与另一铁矿石巨头澳大利亚必和必拓公司也达成类似协议，之后中国钢铁企业被迫接受了这一价格。至２００８年２月１８日，新日铁又与淡水河谷率先达成了涨价６５％的协议，再次逼迫中国企业接受了如此巨大的价格升幅。　　

　　中国劳动力成本明显低于日本，可在铁矿石谈判中，为何中方要一再压低价格，但日本却总是率先同意将价格上涨呢？白益民告诉《青年参考》报，在资源领域要获得竞争优势，不是靠低廉的劳动力成本，主要是靠先进的技术和充足的资金，“在这两点上，中国没有多少竞争优势”。　　

　　另外，日本企业情愿高价买入的更关键原因，是日本企业与三大矿山巨头存在千丝万缕的“裙带关系”。“日本企业同时拥有巴西淡水河谷、必和必拓和力拓的股份，表面上看日本接受了比中国钢铁企业要价更高的价格，但它却可以通过持有的股份对冲这一损失，甚至获取更大利益。这也就意味着铁矿石价格上涨，日本“失之东隅，收之桑榆”，拥有巴西淡水河谷股份的三井物产会多赚一些，然后在铁矿石贸易时让利给新日铁。另外，日本和韩国钢企的很大一部分产品，也都是卖到中国市场，涨价的部分自然也都被转嫁给中国用户了。”白益民解释，这正是铁矿石谈判中为什么新日铁总是率先达成涨价协议的原因所在。值得一提的是，日本另外两家财团住友财团和三菱财团，也和力拓、必和必拓有密切合作关系。　　

　　根据１９８１年确定的全球铁矿石定价机制，每年第四季度开始，由世界主流铁矿石供应商与其主要客户进行谈判，决定下一财政年度铁矿石价格。只要其中任何一家矿山与钢厂达成买卖合同，谈判即宣告结束，其他各家谈判均要接受。结果不难想见，一旦作为主要谈判参与方之一的新日铁率先接受涨价，中国钢铁业只能被迫接受。　　

　　除了以上这些因素，白益民还认为“日本企业更善于谈判”也是原因之一。和中国企业更多体现的是“政府身份”不同，日本企业的谈判人员对整个市场非常了解，是一群“职业商人”。为了提高谈判取胜的机会，日本企业甚至会聘请专业“谈判专家”搜集情报、制定谈判战略，并参与核心谈判。　　

“财团模式”是日本制胜关键。中国这方面应从“学习美国好榜样”，转到“学习日韩好榜样”

　　在向《青年参考》报记者讲述日本如何“布局”控制全球铁矿石贸易的过程中，白益民反复提到了“财团”一词，并表示这是日本屡屡得胜的最关键因素。日本是从“二战”后的废墟上经过集体意志的努力而获得新生的国家，这种集体主义观念成就了日本独一无二的财团体制，而财团体制也成为日本贸易和产业立国基本国策的物质基础。同样，和日本在矿产贸易中关系紧密的韩国，奉行的也是这种“财团模式”。　　

　　日本财团的核心企业——综合商社又在其中扮演最重要的角色，在贸易、投资、金融、人才、情报和物流发挥着综合机能的特殊作用，实质上成为财团内部乃至日本社会实质上的经济总参谋部。在日本企业海外扩张过程中，其综合商社一定是最先进入某一市场的，它的重要职能就在于打通当地“商路”，进而控制“商权”，为制造业企业的进入开路。“日韩式”的综合商社牢牢控制了金融企业、商业和产业，将三者紧密结合；而“美国式”的经济制度将金融和产业分离，讲究的是“钱生钱”，导致大量产业流向别国，因此容易产生“产业空心化”和失业问题。　　

　　据白益民介绍，“日韩模式”其实源自中国古代的晋商和徽商，那时候的“钱庄”就是如今的银行，而“商会”就是综合商社，因此他认为“财团”与其被称为“日本模式”，不如被称之为“东亚模式”。　　

白益民建议，在现在的形势下，中国在这方面应从“学习美国好榜样”转而“学习日韩好榜样”。在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的市场一片空白，很多产业还未发展起来，当时学习“美国模式”是必要的，而现在则应学习“日韩模式”，从“做大”（万马奔腾）转向“做强”（综合集成），通过增强全产业链的综合效益，而达到提升企业竞争力的目的，这样才能应对外国垄断资本的盘剥，而“不会沦落为外国企业的提款机”。(青年参考 2009-08-04 本报记者 邵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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