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亚共同体”能否实现关键在于中国 　　

——专访《环球财经》编委、中国社科院日本经济学会理事白益民先生 　　

出处：环球财经　　

　　《易经》有云：君子豹变，大人虎变。10月10日，日本新任首相鸠山由纪夫在北京举行的中日韩领导人会议上，一语“东亚共同体”之倡议，激起千番讨论。 　　

　　事实上，东亚共同体并非日本首创。这一概念最早由马来西亚前总理马哈蒂尔在1990年提出，但当时遭到美国严重抗议。2003年12月，日本在与东盟举行的首脑会议上公布的《东京宣言》中倡议建设东亚共同体，前首相小泉纯一郎随后亦多次在公众场合重申这一主张。但据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研究员刘军红介绍，由于小泉执政期间中日关系出现倒退，这一构想后来不了了之。 　　

　　在中日韩领导人会议上，鸠山自言“日本过去过于依赖美国”，“东亚共同体”的愿景到底是鸠山用来抗衡前政权“追随美国”外交政策的表演，还是日本从“亲美入亚”到“脱美入亚”的实质性豹变？主打“东亚整合”政治方向的鸠山能借此摆脱“人气高、底气不足”的局面吗？其背后的战略架构又是怎样？而“东亚共同体”从愿景变为现实的关键在哪？10月15日，《环球财经》记者带着这些问题，采访了本刊编委、中国社科院日本经济学会理事白益民先生。这位以《三井帝国启示录——探寻微观经济的王者》和《三井帝国在行动：日本财团的中国布局》两本著作，揭示日本财团（特别是三井财团）近年来在中国乃至全球的强力扩张活动的日本问题研究专家，以其独特视角，为我们一一解读。　　

　　　日本为“入亚”布局由来已久 　　

　　　《环球财经》：鸠山以“东亚共同体”之倡导，抢得此次中日韩领导人会议风头，您认为他的提议突然吗？ 　　

　　白益民：不突然。早在2004年5月18日，日本就成立了“东亚共同体评议会”，由官产学各界和各大智库综合组成。并在那年8月，推出了《东亚共同体构想的现状、背景和日本的国家战略》的政策建议报告。如今被称为“民主党智囊”的三井物产战略研究所会长寺岛实郎在2005年曾提出“亲美入亚”论，即所谓日本的“身体在亚洲，大脑在美国”，高端技术要跟美国合作，产业要布局在东亚，以此为“入亚”做舆论准备。 　　

　　日本为“入亚”所作的战略准备由来已久。其日程表是：先跟东南亚国家、韩国以及中国台湾地区合作，搞自由贸易区，最后再跟中国大陆合作建立东亚共同体。回顾历史，日本实际上是在区域布局已经成熟之后，再趁着这次金融危机，在中国等各方面对成立共同体、加强经济区域合作的必要性有所共识时，才因势而动。 　　

　　在东南亚金融危机后，日本一直在进行其全球性产业布局。所谓“失去的十年”，其实只是在其本土，而在全球，“日本株式会社”产业布局的步伐从未停歇。这个战略布局需要一个大后方，那就是东亚地区。日本因其国内市场狭小、资源稀缺、人口老龄化引起的劳动力匮乏，需要把产业从本岛扩张到全球。布局越广，产业越大，风险就越高，需要战略后方的支援，需要有人接管其一部分产业，需要有人分担风险。早在70、80年代，日本已经开始把中低端产业向韩国、东南亚转移。因而日本最初提出东亚共同体的概念，主要目的并不是金融合作，而是希望把东亚各国整合起来进行产业分工。实际上不仅是东亚国家，日本在印度、澳大利亚、新西兰也已经营多年。日本在倡导建立东亚共同体时，坚持要把印、澳、新拉进来搞10+6，一方面固然是因为东南亚金融危机殷鉴不远，避免形成对抗，免遭美国的打击；另一方面也是为了扩大了其整合资源和产业的范围，而历史上印澳就包括在日本“大东亚共荣圈”的战略构想之内。这实际上还是当年“大东亚共荣圈”的战略思路，只不过其时用的是刺刀，如今用的则是日本综合商社的经济组织能力。 　　

　　可惜人算不如天算，中国强势崛起，在某些产业上与亚洲“四小龙”形成竞争关系，这在一定程度上打乱了日本原构想的东亚秩序。而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加上过去10年中国经济遵循美国模式并与美国经济捆绑在一起，再加上中日关系恶化，打乱了日本实施其战略的进程。但这次金融海啸又给日本提供了实现东亚共同体的契机。10年来日本一直在中国进行产业布局，在金融危机过程中又收购一部分欧美投行，实际上是在为其全球战略做准备。所谓东亚共同体就是一个经济利益共同体，大家抱成团分享利益。　　

　　日本欲做利益共同体的主导 　　

　　《环球财经》：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分享利益谁都愿意，但利益分配由谁主导？ 　　

　　白益民：这个共同体如果即刻实现，那么利益的主导者一定是日本。为什么？因为日本独特的发展模式。“二战”后的日本，百业凋敝，极端缺乏资本，但日本并没有开放市场，吸引投资，指望外国投资者来解决本国问题，而是于1946年成立了经济安定本部，也就是后来的经济企画厅。 　　

　　战后日本的变革并不导向一个产权清晰、自由竞争的市场化经济体系，相反，产权集中程度比战前更甚，财阀垄断转向了政府垄断。改革手段也不是采取宏观调控政策，基本以直接行政干预为主。日本战后经济重组结束后，日本的大企业有国家股、个人股，各企业间也相互高比例持股，纠缠不清，同集团的经营者结成社长会。这使得企业性质既非国有，也非私有，而有些类似我国的集体所有制。 　　

　　日本这种模式既是资本主义又是社会主义，又两者皆不是，可以称为会社主义或企业主义。日本整体上就是一个企业，叫“日本株式会社”。日本财团本身又是产业、金融、商业的结合体，是个海、陆、空三位一体的结构，海军是商业，空军是金融，陆军是产业。日本财团一有动作，三军用命，进行立体化商战。日本整个产业采用护送船团方式，即协调统一发展，不是某个行业超常发展，也不让另一些行业掉队。总之，日本的经济政治体制是以计划为主导的体制。在这种体制之下，日本财团具备极强的产业组织能力和战略能力，而这也是我个人认为日本欲占据“东亚共同体”主导地位的底气所在。　　

要形成共同体 首先得有共同的文化价值观 　　

　　《环球财经》：很多人对“东亚共同体”构想前景持怀疑态度，您认为其实现的可能性有多大？ 　　

　　白益民：这取决于中国的态度。我认为，要形成共同体必须有共同的文化价值观，在我看来，东亚三国企业的共同价值观是集体主义。日韩的价值观原本是发端、传承于中国传统文化，但中国却在近现代百年中，慢慢丢失了传统。中国的企业只有像日韩那样，发扬集体主义精神，才能形成东亚共同体的坚实基础。但是，以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为转折点，中国在企业方面，开始全面学习美国模式，一定要搞产权明晰；而日本模式下的产权关系是模糊的，这种区别是与东西方文化的区别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东方思维更注重系统，西方思维更注重分析。好比中医西医之分，西医是典型的头疼医头，脚疼医脚，中医则可能认为头疼的问题出在脚上，讲究全面调理。比如这次美国金融危机，实质是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不平衡的问题，而非一个单纯的金融问题。日本模式则更讲究东方式的均衡、协调、共生，比如日本曾提出“护送船团”体制，产业、金融、商业平衡发展。如果中国继续沿着美国模式发展，思维还是美国式的，与日韩两国在企业文化价值观上相去甚远，那么“东亚共同体”就永远只是一个愿景。中国只有回到“集体主义”的核心价值观上来，才能与日韩两国一起，形成东亚共同体的坚实基础。　　

　　中国只有建立自己的产业军团 才能与日韩平等合作 　　

　　《环球财经》：我们关心的是，中国在所谓的东亚共同体中利益何在？ 　　

　　白益民：中国所需考量的问题有四：一为市场，二为投资，三为资源，四为技术。 　　

　　论市场，日韩市场基本对外封闭，中国市场对欧美的开放程度较高，如若东亚共同体形成，那么开放的中国市场如何应对封闭的日韩市场？ 　　

　　论投资，美国以金融资本为主导，多愿自由流动以逐利，中国正可利诱巨额资本流入；而日本以产业资本为主导，吸纳日本投资还有多少潜力可挖？ 　　

　　最关键的是资源问题，因为未来中国发展最大瓶颈是资源。目前全球资源已经瓜分殆尽，中国企业海外敛矿四处碰壁，而日韩还在与中国抢资源。日韩经过数十年产业布局，实则不缺资源，其与中国叫板者，目的在于在占领产业链上游，以掌控未来东亚共同体的主导权。 　　

　　论技术，其实中国没有技术，买别人的技术没意义。应用型技术日新月异，且今日之技术实际上是一个“专利池”的概念，也就是一个技术组合。哪怕买来一两项技术，彼方也可用“专利池”里其他配套技术来限制你。以往中国采取所谓的“用市场换技术”策略，后来证明基本失败。市场丢了，技术并没能换进来。最典型的例子是中国的彩电企业。打的是民族品牌，在关键技术上，却仰赖日本鼻息。中国在制造业上获得的是最低端的利润，最核心的技术利润，被掌握核心技术的日本企业拿走了。 　　

　　而且日本通过整合韩国、台湾产业，多方位从中国大量“吸血”。中国对日韩的贸易逆差以及对欧美顺差，恰恰说明了这个问题，实际上是中国替日本背了造成美国贸易赤字的黑锅。中国从西方得来的贸易顺差，通过对东南亚各国的贸易逆差（而日本对这些国家为贸易顺差），最终源源不断流向日本。 　　

　　因此，如果东亚共同体即日实现，日本将成为其最大的受益者。日本的寄生式产业战略，就像“吸星大法”一样源源不断地从其产业布局整合进来的每一个角落吸取能量和资源。而中国则不行。 　　

　　《环球财经》：果真如此的话，没有中国的参与，东亚共同体的构建前途黯淡。 　　

　　白益民：中国当然有从东亚共同体获利的可能。只是在共同体最终形成之前一定要建立起自己的“产业军团”，这样与日韩财团形成平等、平衡的关系。目前我国企业单兵作战，大多数出去一个被拍死一个，比如中国在高铁项目上的谈判，是铁道部下属一家企业与日本的财团谈判合作，犹如以游击队去应对对方的军团，这样怎么可能在谈判、合作中占据主动？如果能把我们的“游击队”整编成“军团”，与日本财团形成平等合作的关系，我们就不会成为利益共同体中的最底层，也就可以从共同体中获利，比如分享日本从全球获得的资源，也可以与日本合作获得新的资源；在技术上也可以消化日本技术，甚至合作开发新技术、新产业，去欧美市场拿项目。 　　

　　东亚共同体最终能否建成，在于中国的态度以及经济组织能力。目前日本的综合商社已经具备在全球的组织能力，成为全球的产业组织者。中国要奋起直追，重执东亚牛耳，我们应该在产业资本上向日本学习，在金融资本上向上世纪90年代前的美国学习，而不是一边倒地学美国，这样才可能真正做到大国崛起。 　　

　　“亚元”前景取决于 中国国民心理承受力 　　

　　《环球财经》：伴随着东亚共同体的提出，“亚元”这一概念也同时抛出，您如何看待其前景？ 　　

　　白益民：坦率地说，在人民币未强势前，日元就是亚元。如今中国有着庞大的外汇储备，也有自己较为雄厚的产业基础，应该说，已经具备了世界货币的价值基础，只是未全面流通而已。随着中国的崛起，日元已不能在亚洲货币中占据主导地位，同时出于避险的考虑，鸠山抛出“亚元”的概念也算适逢其时。 　　

　　不过，我个人认为，在中国很难形成“亚元”的形态，在民众意识中，人民币是一个大国符号。欧元之所以成型，前提是法德两国大国意识下降。“亚元”概念的提出，对中国国民的大国意识是一个很大的冲击，我个人认为其前景取决于中国国民的心理承受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