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杨斌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研究员

　　2011年美国通过输出误导经济政策和通货膨胀，诱发许多中东国家发生了政治动荡和政权更迭，沉寂多年的海外民运分子突然变得异常兴奋，在美国怂恿、支持下蠢蠢欲动企图在中国制造政治动荡。2011年3月美国大使亲赴北京王府井大街“散步”，公然为民运分子企图制造突发政治事件造势、打气，改变了以前颜色革命中美国官员避免公开露面的传统，似乎丝毫不怕干涉中国内政嫌疑并公开挑战中国核心利益，显示出美国高度重视并迫不及待通过颜色革命搞乱中国。2011年5月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在接受《大西洋月刊》采访时，声称中国惧怕发生类似中东的政权更迭并感到非常紧张，中国试图阻止发生政治动荡是“阻挡历史”和“做蠢事”。希拉里的言论激起了中国民众的愤怒，据《环球时报》网站进行的民意测验，3万多网民中有86%认为希拉里言论是对中国的外交失礼。其实，希拉里不顾主管外交事务官员的身份和礼节，以罕见的尖刻语言攻击、侮辱中国，绝不仅仅是外交失礼而是公然以输出政治动荡来威胁中国，自认为抓住了中国的软肋就可以肆无忌惮公开挑战中国。

　　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如此无礼攻击中国并非出于对美国模式的自信，而恰恰是因为金融危机致使美国模式正面临着空前危机。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恰好就在数个月之前，美国的另一位前高级政要也曾接受过《大西洋月刊》的专访，他就是美国联邦储备银行的前主席格林斯潘，他坦率承认今天人们看到的美国社会正日益变得“非常扭曲”，“已经不再是一个整体而是两个基本上分裂的部分，两者之间的差距日趋扩大而且渐行渐远，大银行和高收入的富人们已享受到‘经济复苏’，而实体经济的众多中小企业和相当大一部分劳动力，却无法摆脱经济困境并且仍然在艰难挣扎”。美国《大西洋月刊》的记者费利曼写道，“格林斯潘身为自由主义的坚定信徒，自由市场的显赫捍卫者，资本主义的高级传教士，居然也承认美国不平等的日益严重已成为国家危机，这表明美国社会确实出了非常、非常严重的问题”，“金融危机爆发前，人们或许能够忽视社会财富高度集中的现实，但是，现在人们越来越清晰地感觉到寄生的银行家和精英们正在暗中设局操纵，人们对财阀寡头统治下的经济和政治生活深感恐惧，富豪为了谋求狭隘私利施加了压倒性的政治影响，而对他们圈子外的任何人却都漠不关心”，“过去强调社会贫富差距属于典型的左派观点，现在竟然成为了格林斯潘也亲口承认的惊人之语”。

　　2011年5月美国获诺贝尔奖的著名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撰文深刻分析了当前美国社会弊端产生的制度根源，他以“1%的人所有、1%的人治理、1%的人享用”为标题，撰文揭露了财富分配不公平是当前美国社会不平等的深层原因，近十年来最富有的1%的人的收入增长了18%，而中产阶级的实际收入却持续下降；今天最富有的1%的人每年获得国民收入的四分之一，占有国民财富的百分之四十，社会不平等程度比较二十五年前急剧扩大。斯蒂格利茨还指出，当前美国不平等很大程度上是私人企业垄断的结果，从上世纪的洛克菲勒家族到今天的比尔·盖茨都追求垄断利润，企业财团还游说司法部门不去严格执行反垄断法，金融大财团游说政府对资本投机收入少征税或不征税，金融大财团还通过行贿买通政客改变游戏规则获得了巨大收益，联邦政府和美联储不惜耗费巨额纳税人金钱并滥发美元，提供零利率贷款和慷慨的救市巨资挽救失败的大金融财团，对保持政治透明性和规避利益牵连的规则置若罔闻；最高法院解除了政治献金的限制，促使大公司收买政客的行为合法化，通过政界与商界的人事融合和旋转门制度，大多数参议员和众议员都效命于最富有阶层，美国民主模式的行政、立法、司法机构，表面上是三权分立和相互制衡，实质上却都主要是为美国最富有阶层的利益服务，大财团则为政客从竞选到卸任后提供大量金钱、好处，如美国银行家查尔斯·基廷在接受涉嫌金融丑闻调查时，对他花费巨资收买议员、官员是否有效作出了肯定回答。斯蒂格利茨所阐述的美国私人垄断资本造成社会危害的事实，生动说明了列宁关于垄断资本主义具有寄生性和腐朽性，以及金融寡头操纵国家机器谋取私利的理论依然是正确的。

　　2008年美国爆发金融危机之后，笔者同一位美国著名学者交流时，坦率地提出美国滥发美元挽救金融垄断财团，不仅威胁到美国民众财产还威胁到世界各国的外汇储备，美国迫切需要进行深入的政治民主改革，因为金钱操纵政治的局面正威胁到全世界人民的利益。这位美国著名学者对笔者的意见深表赞同，他说金融危机给美国民众养老金造成了数万亿美元损失，由于石油垄断财团操纵美国某些州选举，许多环境保护法案迟迟得不到通过和实施，给当地民众的生活和健康造成了严重危害。2010年美国高盛公司遭到美国证券委员会起诉，揭露出大量高盛公司在金融创新过程中的欺诈行为。尽管早有大量证据表明金融衍生品存在巨大危害，美国国会和政府却难以抵挡华尔街数十亿美元游说贿赂，在明知危害的情况下仍然通过一系列金融自由化法案，特别是爆发危机后美国民主模式明显缺乏自我调整、纠错能力，奥巴马表面上抨击金融财团而实际上任命其代理人掌管经济。美国金融垄断财团还花费大量金钱资助经济研究，证明不受政府监管的自由金融市场效率最高，高盛公司还将金钱操纵政治的游戏延伸到中国，能够公然从事一系列违反中国有关法规的业务，致使中国很多企业和个人蒙受了巨大损失。

　　美国民众将自己的存款、养老金以及购买的各种保险，委托给银行机构、各种基金和保险公司进行管理，但是，这些金融机构以规避风险的名义从事了大量高杠杆投机赌博，结果因赌博失利造成了规模庞大的金融衍生品坏债和有毒资产，进而挟持民众的存款、养老金等财产为人质逼迫政府注资救市。倘若美欧银行机构、基金和保险公司直接到拉斯维加斯赌场下注，由此产生了数百万亿美元彼此相互拖欠的赌债，人们就会清楚地看出这些金融机构从事的是违法行为，就会要求政府将这些沦为赌徒的金融高管撤职并绳之以法，进而将这些赌徒之间的对赌协议视为废纸并冻结、废除，绝不会同意政府动用纳税人的金钱来挽救巨额赌债。但是，由于投机赌注被精巧地伪装成非常复杂的金融衍生产品，金融资本就以维护民众利益为借口堂而皇之地挟持政府救市，从而轻而易举地获得了成千上万亿美元的巨大收益，随着美国政府和央行开动印钞机挽救规模庞大的银行有毒资产，泛滥的货币洪水最终就会造成逐步升级的通货膨胀压力，无情地吞没民众拥有的存款、债券、养老金等各种资产，以及中国和世界各国拥有的巨额外汇储备和美元资产。

　　中国应联合包括美国民众在内的世界各国人民，要求美国实行经济金融和政治民主领域的深入改革，制止超级富豪通过通过政治献金和游说团体操纵政治，在美元发行量等重大决策方面广泛听取美国和各国民众的意见，因为，美国金钱操纵政治和金融财阀控制美元发行的弊端，已诱发了1929年“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金融危机，直接威胁到世界经济稳定和各国民众的财富与生存。中国必须反守为攻才能有力回击希拉里的放肆、无礼攻击，揭露美国通过输出误导政策、通货膨胀和政治动荡，企图将金钱操纵政治的虚伪民主模式扩大到全球范围，这样有利于极少数金融富豪干涉别国内政并操纵政府决策，廉价控制别国经济金融命脉并掠夺各国民众财富。

　　中国应联合世界各国民众共同向美国施加压力，要求美国政府救市应严格区分两种性质完全不同的债权，一种债权是花费真金白银形成的债权，像美国人民的拥有的存款、养老金等资产，中国金融机构购买的美国两房等金融机构的3A级债券，世界各国拥有的巨额外汇储备和美国政府债券，这些才是美国政府必须优先保障的实实在在的债权；还有一种债权是金融机构投机产生的赌债，如具有高杠杆投机性质的金融衍生品，已高达天文数字的庞大规模根本无法挽救，挽救这类投机坏债必将导致恶性通货膨胀。美欧政府应该立即停止依靠发行货币来挽救银行有毒资产，纠正被克鲁格曼批评为“现金换废纸”的错误救市办法，将实为一堆废纸的金融衍生品赌债彻底冻结、废止，主动拆除高达六百多万亿美元规模的金融衍生品定时炸弹，将节省下来的紧缺资金用于维护民众的存款、养老金，用于确保世界各国拥有的外汇储备和美元资产的价值，用于推动全球贸易复苏和实体经济摆脱严重的衰退。否则将不断引发一轮轮金融海啸和全球经济衰退，并且最终导致经济崩溃与恶性通货膨胀并存的“崩溃膨胀”灾难，致使美国人民的存款、养老金和持有的基金、债券等资产，以及世界各国的外汇储备和持有的各种美元资产，在类似德国魏玛时期的恶性通货膨胀中蒙受惨重损失或化为乌有。

　　美国包括中产阶级、实业家在内的社会各阶层的利益，在这一问题上同华尔街金融资本的利益存在着尖锐的对立，同中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的利益则存在着广泛的一致，甚至也符合世界各国实体经济领域企业家和财团的利益。奥巴马竞选时尖锐批评华尔街金融财团曾赢得了美国民众的拥护，但是，他上台后继续任命华尔街精英担任政府要职也令美国民众深感失望，中国向全世界发出这样的维护世界各国利益的倡议，将会赢得包括美国人民在内的全世界人民的广泛支持。

　　中国在同美国进行高层会谈和人权问题交流时，应该明确告诉美国其民主模式存在着金钱操纵政治等诸多弊端，可能诱发国家分裂、社会动荡威胁广大民众的基本生存权，美国企图向中国输出颜色革命严重威胁到中国核心利益，违反了奥巴马访华时作出的不将其政治制度强加中国的承诺。中美双方可以进行民主、人权等领域的积极交流，有利于了解彼此政治制度的优缺点并进行改革，但是，不允许以政治体制改革为借口输出颜色革命并干涉中国内政。中国将依据马克思理论而非西方的普世价值理念，努力建立远远超越美国模式的真正民主制度。中国依据马克思的生产社会化产权理论进行改革，以“民有、民治、民享”的全民所有制企业作为经济基础，能够避免出现美国大财团通过垄断经济进而操纵政府、议会的局面，实现“100%的人所有、100%的人治理、100%的人享用”，为实现真正的人民当家作主奠定坚实的经济民主基础。美国大银行、评级机构、监管部门和国会相互勾结，致使欺诈性次贷有毒债券泛滥酿成严重金融危机，台湾的塑化剂丑闻历经三十多年才被揭露，违法大企业的管理层、技术人员显然早就知晓此事，这说明从外部监管私营企业难以制止其危害社会行为。中国的公有制企业具备进行维护社会利益的无限制度创新潜力，可以让热心公益的普通民众作为全民股代表参与企业监督经营，如让孩子母亲直接参与监督奶粉生产企业的质量管理，让普通民众代表直接进入一切关键的决策领域，直接参与制订并监督一切关系民众利益的关键决策，这样才能排除金钱操纵政治和强势利益集团狭隘私利的干扰，从根本上杜绝毒资产、毒添加剂、毒奶粉、毒玩具泛滥。

　　美国所竭力宣扬的“普世价值”和民主模式，正如斯蒂格利茨所抨击的那样是为极少数富人服务的，源自“1%的人所有、1%的人治理、1%的人享用”的经济基础，表面上三权分立的政治架构实际上受极少数超级富豪操纵，涉嫌制造金融危机和巨额有毒资产的金融寡头几乎无人受到法律制裁，相比之下，中国违法的高级官员和富豪被判处严厉徒刑则屡见不鲜，美国如果希望倡导政治廉洁并反对腐败，就应将出逃美国的中国许多腐败分子遣返中国。中国腐败分子将美国视为逃避制裁的天堂，本身就说明那里有纵容、滋生更为严重腐败的土壤。美国民主仿佛是“点厨子不点菜”的不实惠民主，可供民众选择的 “厨子”是靠金钱“包装炒作”出来的，尽管政客选举时能吹得天花乱坠，一旦选举结束后却可以自行其是，并不承担具体的社会责任义务，仿佛是老百姓仅仅“点了厨子”，“真正点菜”的却是幕后游说金融垄断财团。当前金融危机促使美国民主模式受金钱操纵的弱点暴露得淋漓尽致，美国民主模式的弱点绝非无伤大雅而是极为致命的，金融寡头通过操纵美联储滥发美元并输出严重通货膨胀，甚至已经威胁到了包括美国在内的全世界人民的财富和生存权利，从这种意义上来说，美国政治模式弊端造成的危害甚至大于沙特阿拉伯的封建君主制，后者虽然限制了本国人民的权力却并未危害别国利益。中国封建时代清朝康乾盛世的人口曾大幅度增长，而英国大资本操纵的议会、政府发动鸦片战争后，掠夺数十亿两白银导致中国封建政府赈灾能力下降，结果经常爆发惨绝人寰的灾民“易子而食”严重饥荒，导致人口增长比较正常时期减少了一、两亿人。倘若不明确指出西方民主模式的局限和弊端，就难以剥夺美国输出虚伪的民主模式的道义优势，美国就会更加理直气壮地输出政治动荡并干涉别国内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