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构凯恩斯主义对国际金融危机解释的局限性

约翰•B，福斯特、罗伯特•W_迈克切斯尼

王静 许健康 译

美刊《每月评论》2010年第4期刊登了约翰•B，福斯特、罗伯特•W_迈克切斯尼题为《听着，凯恩斯主义者，这是制度问题!——回应帕利》的文章，回应结构凯恩斯主义者托马斯•I，帕利在该刊同期发表的《明斯基金融不稳定假说对危机解释的局限性》一文(该文译文本刊已发表于今年第9期)，认为虽然结构凯恩斯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一样都承认资本主义积累过程中存在裂缝，但前者认为通过国家干预可以修复，后者认为在资本主义的垄断阶段，资本主义虽然不会立即全面崩溃，但是却会陷入长期停滞。资本主义走向金融化、投机化并日益不稳定化正是这一基本趋势的反映，因此不可能通过对金融加强监管等技术性办法克服当前国际金融危机。而且结构凯恩斯主义提出的大规模收入再分配、“投资社会化”、“食和者安乐死”等在资本主义框架内根本无实施的可能性。作者同时指出，斯威齐和马格多夫早在1982年题为《听着，凯恩斯主义者!》的文章中就指出：当时资本主义已开始高度依赖负债和金融，其最有可能的结局是：“发生严重的经济调蔽，以至于在一场痛苦且可能漫长的收缩过程中，任何调控的努力都将无济于事。”因此作者将该文收为附录。现将福斯特等的文章和附录一并译介如下。

　　一，问题

　　在发表于1983年1月号《每月评论》的一篇题为《听着，凯恩斯主义者!》的文章中，作者哈里•马格多夫(Harry Magdoff)和保罗•斯威齐(Paul Sweezy)认为，以约翰•梅纳德•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的通论》(1936年)为代表作的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与正统经济学地位的决裂，是基于“首次坦率面对这样的可能性。更确切地说，是将其置于分析的中心——积累过程的破坏，这一经济增长的核心问题可能是内在于市场体制本身的，无法自我纠正”。

　　斯威齐将《听着，凯恩斯主义者!》作为他为同年稍后时期在霍夫斯特拉大学召开的凯恩斯诞辰一百周年经济学家大会撰稿的基础。这次会议出席人包括詹姆斯•托宾、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思、达德利•迪拉德和约翰•伊特威尔等杰出人物。对于斯威齐来说，20世纪80年代早期目击了重新开始的经济停滞、供给学派经济学地位的上升(与凯恩斯观点完全对立)以及新的矛盾如金融化的暴露。正是在这个关键时候，现存的凯恩斯主义者回到了凯恩斯自己提出的核心问题即资本积累过程的根本矛盾，它正在导致一种强烈的停滞趋势。
　　战后，当被罗宾逊称为“赝品的凯恩斯主义”成了主流经济学以及从哈里•杜鲁门政府到理查德•尼克松政府政策制定者的选择时，斯威齐和《每月评论》对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批评增加了。该“消毒”版的凯恩斯主义放弃了政府对社会不平等和社会开支的关注，将凯恩斯当成一个调控短期商业周期以避免经济衰退和通货膨胀的政府决策工具包。在美国，这意味着实践中的“军事凯恩斯主义”。赝品凯恩斯主义声称，只要政府决策聪明，制度的运行将是美好的。20世纪70年代的滞胀消除了这种信念，占主导地位的凯恩斯主义失去了信誉。在主流话语中，凯恩斯主义越来越被看成是资本主义增长出现问题的原因，而非治愈问题的良方。
　　马格多夫和斯威齐在《听着，凯恩斯主义者!》中呼吁那些可能还在坚守凯恩斯思维方式的凯恩斯主义者们回到凯恩斯的中心问题，即承认作为资本主义经济核心的资本积累或储蓄一投资过程是有裂缝的。不仅如此，他们更认为，必须最终超越凯恩斯，认识到今天成熟的、停滞的、日益靠债务杠杆加剧的投机活动来支撑的经济，是一种无法修复的制度。
　　1982年11月，在《听着，凯恩斯主义者!》发表前两个月，马格多夫和斯威齐在《金融不稳定性：一切将在哪里终结?》一文中提出，是否会出现一次如同1929年那样大规模的金融危机，把经济推人一场接近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水平的大衰退，这还是个未知数。他们在此回应海曼•明斯基，一个骄傲的凯恩斯主义者(尽管有社会主义倾向)。马格多夫和斯威齐认为，明斯基的观点之所以特别值得关注，正是因为过去几年在美国所有经济学家中，他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金融体系至关重要的不稳定作用做了最为深入的研究。马格多夫和斯威齐认为，明斯基1982年发表在《挑战》杂志的文章《“它”会再次发生吗?》的观点是很有影响的。明斯基提出，由于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最终贷款人的救援行动和高额的政府财政赤字，不可能出现一场金融危机，最终导致像30年代那样的大萧条。但是他们指出，明斯基倾向于“将美国国内经济……从庞大的、极为复杂的国际经济(和国际金融领域)中抽象出来，而事实上国内经济只是其一体化的国际经济的组成部分”。明斯基只考虑了美国的情况，而没有考虑世界银行间市场的性质。因此，他无法认识到这样的事实，任何特定国家和地区的金融出了问题都会发生传染性的影响，迅速蔓延至全球体系。这就使美联储(或者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中央银行的协同行动)很可能不能以必要的速度和规模采取及时的救援行动。因此，马格多夫和斯威齐主张，关于资本主义经济遭遇一场严重的“债务通缩型大萧条”的可能性，仍需严肃对待。
　　“我们是否可以假设，就像以前多次发生过的那样，在一场席卷世界资本主义的债务型通缩萧条后的恐慌中，经济中金融脆弱性的积累将会达到顶点，就像20世纪30年代早期发生的那样?或者战后时期的制度变化已使资本主义制度免于这样一场大灾难的再次发生?当然，历史将会对这些问题作出明确回答。但现在还是有可能对上述乐观或悲观的看法提出哪种情况更会发生的判断。根据过去绝不能掉以轻心的经验，其发展趋势的确指向这样的可能性，尽管并不是很确定，那就是发生严重的经济凋蔽，以至于在一场痛苦且可能漫长的收缩过程中任何调控的努力都无济于事。我们一直倾向于这样的观点：这是我们正在见证的经济根深蒂固的金融脆弱性将导致的最有可能的结局。”
　　但是，这些警告犹如钻进了聋子的耳朵。那些大体上仍然因循凯恩斯传统的经济学家如托宾、加尔布雷思和明斯基，他们知道资本主义并不自然地趋于充分就业，而积极的政府干预能稳定体系并消除其最不理性的因素。但绝大多数经济学家在遗弃凯恩斯的同时，也放弃了对积极干预型政府的需要，在这样或那样的包装下返回到前凯恩斯主义的主张，真以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自我调节能自动实现均衡。凯恩斯式危机被降格为一个相关时期即大萧条的“特殊情况”(如熊彼特宣称)，这在如今看来已经不可能再重演。对于马格多夫和斯威齐曾给出明确的肯定回答的明斯基提问——“‘它’会再次发生吗?”已被普遍摒弃甚至不值得再提及。
　　然而，在经历了超过四分之一个世纪之后的今天，马格多夫和斯威齐在《听着，凯恩斯主义者!》中指出的资本主义经济和资产阶级经济学的失败仍然与我们同在。经济伴随着大萧条的自由落体式下降以及普遍的停滞，揭示出主流经济学的贫困，它不仅不能预见这样的一场危机，其所依赖的模型甚至将这种可能性完全排除在外。举个例子说明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期经济学堕落到何种程度。20世纪90年代末，公认的凯恩斯主义带头人保罗•克鲁格曼在对所谓“庸俗凯恩斯主义”的抨击中声称，“如果你需要一个简单的模型预测美国未来几年的失业率，那么，它就是：格林斯潘想让它是多少，再加上或者减去一个随机误差，因为他也不是上帝……很明显，未来十年的平均失业率取决于美联储的意志”。克鲁格曼如此自信地预测的十年(1998—2007)却被事实证明是经济停滞和双重泡沫的十年(也依靠无休止的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的支撑)，并以大金融危机和大萧条而告终。
　　克鲁格曼在不合时宜的2007年为凯恩斯《通论》新版所作的序言中坚持认为，凯恩斯在把握现代经济的方向上犯了错，错把“一个阶段当成一种趋势”。造成这种错误的原因在于：有效需求的匮乏、极低的利息率和工业成熟条件下资本边际效率的递减，以及一场卷入严重债务型通货紧缩大萧条的金融危机(除了日本)，在迄今为止的后大萧条时代尚未发生，甚至在美国或欧洲连这样的征兆也看不到。在克鲁格曼看来，凯恩斯在他那个世界经济陷入严重麻烦的时代才是正确的。但是经济学家后来已经认识到，“要让经济再次运行所需要的只是一个相当小范围的技术修复”，因此，发达经济体的大危机和大萧条都只属于过去。

　　二、对马克思和凯恩斯的回归

　　对于帕利来说，与凯恩斯和明斯基一样，他认为资本积累过程是有裂缝的，但此缺陷并非不可修复。他主张政府应当实施干预，并建构一个真正凯恩斯主义的方法，被称之为“结构凯恩斯主义”。于是按照帕利的观点，金融不稳定和经济停滞的主要原因并非在于资本主义制度本身，而是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不幸具有的反凯恩斯主义的性质。
　　我们的观点有所不同。如我们所见，问题的根源并非在于新自由主义，而是资本主义制度本身。以哈耶克和弗里德曼等经济学家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并非是一种拖累资本主义高增长率和活力的黑暗阴谋。20世纪70年代，当体系遭到毁坏，赝品凯恩斯主义受到诘难时，新自由主义跻身正统。危机十年，当时摆在各国面前的选择，或是急剧左转，超越现有的垄断资本主义，走向多种类型的社会主义，或者急剧右转。
　　对于一个具有斯堪的纳维亚民主风格的真诚凯恩斯主义者来说，那时可能存在选择空间，甚至在更大的世界经济中心一边缘结构确实存在过，但在我们看来，现在这一切都已消失。成熟的垄断经济日益加深的停滞，试图改善制度而推行的金融化的扩大，代表了资本积累过程在其日益腐败的中心地区的失败。如果要满足人类(和地球)的真正需要，那么，已经接近历史极限的资本主义制度作为一个整体，亟需被超越。

　　三、明斯基和马格多夫一斯威齐

　　帕利将明斯基的著作看成是解开自大萧条以来最大的金融和经济危机之谜的钥匙。明斯基的金融不稳定假设认为，发达资本主义经济的金融结构有一个致命缺陷，它出现在每一个商业周期中，必然驱使资本主义经济从强壮走向虚弱，导致周期性的金融危机和信贷紧缩。明斯基提出，有两个机制能保护资本主义避免发生像大萧条时期那样大规模的债务和货币的紧缩。一是联邦储备委员会(与其他主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中央银行协同)作为最终贷款人的功能；二是政府财政的高赤字，由于危机时期政府收入下降，扩大的财政赤字可支撑经济和金融体系。于是，连续的金融不稳定周期性地要求强有力的政府干预，以“稳定不稳定的经济”。正是金融危机及需要政府干预的时期，被称为“明斯基时刻”。
　　明斯基分析的难题之一在于，虽然他在对金融危机周期性性质的描述上超过了他人，但这种描述与长期经济趋势的关系毕竟并不清晰。尽管明斯基清楚地意识到，金融的反复无常日益成为现实，但他却没有考察金融的长期增长问题，实际的经验研究在他的著作中很少，因此，他未能发展可称为经济“金融化”的理论，即经济重心从生产向金融的转移。他也没有考察经济停滞问题，即居于体系中心地区的资本主义经济的缓慢增长，而马格多夫和斯威齐正是把经济停滞作为经济重心从生产转向金融的原因。1987年股市崩盘后，明斯基确实提到过，“资本主义再次发生了变化”，演进到一个非常容易发生金融危机的“货币管理资本主义”的新阶段。然而，这一论断从未扩展为一个连贯的分析。
　　研究长期发展趋势的金融化理论的匮乏，连同明斯基反复主张的，类似20世纪30年代那样的债务型通货紧缩不会再次发生(借助于大政府和中央银行最终贷款人功能)的观点一起，成为试图将他的模型应用于这几年金融大崩溃和大萧条的各种努力的主要绊脚石。同时，明斯基的金融不稳定假设涉及的几乎完全是短期的周期性现象，只是一个“明斯基时刻”，而不是作为一种发展趋势。这个事实使他的分析更易被主流理论家们所接受——他们最关心的是证明经济会在政府的轻推下迅速反弹。
　　帕利试图填补明斯基在展开的经济趋势分析上的空白，提出了或许已运行几十年的所谓“超明斯基周期”。在帕利看来，“超明斯基周期”与金融监管的机构长期遭受结构性破坏有关，这是金融化过程的一个组成部分。银行监管以及对金融机构的一般监管越来越松懈，其发展的最新形态就是大危机。放松监管使金融构造日益弱化，于是金融风险得以穿越每个连续的“基础”周期而扩大。这最终引致了这样一个关节点的到来：中央银行最后贷款人的救援行动再也无法继续掌控形势，因而发生了债务型通货紧缩。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重建金融监管，作为凯恩斯主义在总体上用通货再膨胀刺激经济的组成部分。
　　我们从未在明斯基的著作中找到帕利称为“超明斯基周期”的任何证据。事实上，这样一个“周期”在经验上的存在是有疑问的，因为过去几十年我们看到金融利润的长期增长。这在资本主义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帕利所引用的派罗•法瑞(Piero Ferfi)和明斯基1991年的文章，并没有提到存在这样一个“超周期”，实际上，是要解释为什么由内生性产生的金融危机通常并不导致“爆炸性”的结果。即由于“自我平衡机制”作为“阻断系统”的存在。帕利的分析超越了明斯基的逻辑。他认为，近几年“超明斯基周期”逐渐腐蚀了保护系统的阻断机构，纵容房地产泡沫发展(包括次贷、CDO、CDS等)，以致其最终崩溃。然而，就超周期论点而言，重要的是要意识到，自从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金融利润份额持续和稳定的上升在美国乃至世界各地是前所未有的。而且，只有一个阶段的周期不能称其为周期。
　　尽管帕利牵强地把明斯基变成一个金融长波的理论家，他也不能不承认，明斯基的分析仅仅集中在“排他性的金融市场”，并没有很好地解释生产(实体经济)和金融之间的关系。帕利试图通过“结构凯恩斯主义”的观点填补这个空白，主要关注新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如何在以下方面改变了生产和金融的关系——以阶级为基础的对收入和财富的再分配使上层获益(包括工资停滞和巨额利润)，有效需求的相对短缺，以及新自由主义通过债务积累和资产膨胀为经济提供增长动力。在帕利看来，这些连同对金融投机去除了阻断机制的“超明斯基周期”一起，导致了2008年灾难性的崩溃。按照这种观点，新自由主义被视为金融化和经济停滞的主要原因。他认为，随着金融危机的爆发，“经济停滞”就是“目前条件下，新自由主义模式在逻辑上的结果”。实际上，金融化解释了“为什么新自由主义增长模式有能力如此长时间地避免停滞”。对帕利来说，所有问题的答案都很清楚：“逆转新自由主义和恢复工资率与生产率增长之间的联系”。他在这个问题上的一般方法，可被视为以进步为导向的经济学家的主要观点。这也是一个在进步人士中普遍具有很大影响的观点。
　　与明斯基相反，马格多夫和斯威齐对金融不稳定的分析从来都不是主要与商业周期波动(虽然他们紧密追踪这类波动)联系起来的，而是与日益膨胀的“金融上层建筑”的长期过程有关，即在停滞的生产基础的顶部，被斯威齐称之为“资本积累过程金融化”的过程。尽管他们讨论了已经出现的金融危机，讨论了去除金融监管及允许其遭受更大风险的趋势，包括在沉淀资本过度积累情况下对各种奇特的金融产品无止境的需求所引起的衍生品的发展，但他们真正的论述指向的却是其他地方——尽管金融扩张促进了经济增长，但未能从根本上解决资本主义制度的经济停滞问题。
　　今天，经济在这方面的矛盾远远超出了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或者“超明斯基周期”所涉及的范围。如《每月评论》无数次解释过的那样，今日发达经济体资本积累的根本问题源自高程度的垄断和工业的成熟所导致的深度停滞趋势。实际的和潜在的经济剩余日益增长的生产，大于赢利性的投资和消费所能够吸收的量，这就把经济推人了缓慢增长的状态。结果，积累越来越依赖特殊的刺激因素。历史地看，整个战后时期，最持久的刺激因素是军事开支、销售努力和债务杠杆投机的增长(也就是金融化)，而且最后那个刺激因素的权重越来越大。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几十年，实体经济的增长率下降，经济的金融化却突飞猛进，以振兴被产能过剩压制的积累过程，其代价却是不断加重的金融危机。而经济停滞则依然有其顽强的不断表现，最近的一次便是本轮金融崩溃后的大萧条。因为在这时重新开始积累过程唯一可行的办法是恢复金融化，目前政府正在积极实行这一战略(得到日益通过投机使资产增殖的资产阶级的支持)，甚至在20世纪30年代以来最严重的金融一经济危机爆发之后也是如此。因此，政府正在炮制更大的金融泡沫，它的最终破裂将再次把经济推人谷底。这可以称之为“停滞一金融化陷阱”。
　　我们的观点派生自马格多夫和斯威齐(以及马克思)，我们认为，资本积累过程出现断层源自资本主义制度本身，而非新自由主义。新自由主义仅仅代表了最有利于今天垄断一金融资本利益(或金融化的垄断资本时代)的经济政策。资本积累过程的金融化是对根植于资本主义垄断阶段的经济深度停滞趋势的回应。面临有利可图的投资机会的缺乏，资本日益把大政府和大银行时代造成的金融投机当成避难所(如明斯基反复强调的)。结果，如果停滞是垄断资本本身的主要矛盾，这将演化成垄断一金融资本阶段的经济停滞一金融化的双重矛盾。就此而言，体系的经济政策没有变革的可能。因此，只要经济停滞问题一直持续，新自由主义就几乎会持久地与其同在，因为它自身就是“停滞一金融化陷阱”的反映，而这个陷阱是垄断一金融资本时代的特征。不存在“超明斯基周期”及其超明斯基的复苏，也不存在有真正意义的“结构凯恩斯主义者”对危机的回应，已失去的凯恩斯主义“黄金时代”一去不复返了。资本积累的断层源自资本主义制度。

　　四、马克思与凯恩斯

　　当然，马克思的经济学理论，在视野上有时会被人们与“崩溃理论”联系起来，尽管我们从不认为这是马克思在方法论上的主要突破。凯恩斯有时也被认为指向经济崩溃，如熊彼特所概括的那样。“对于马克思来说，资本主义的发展造成崩溃；对于约翰•穆勒来说，资本主义的发展导致无故障运行的静止状态；对于凯恩斯来说，资本主义的发展造成其处在被崩溃持续威胁着的静止状态。虽然凯恩斯的‘崩溃理论’与马克思的很不同，但它与后者有着一个重要的共通之处：这两种理论都认为，崩溃内在于资本主义经济动力的运转中，而非外在于它的行为因素。这自然地赋予凯恩斯理论以反资本主义意志的‘合理化改革者’的角色。”
　　在我们看来，一些原教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家在变化的条件下仍错误地坚持马克思理论关于有机构成提高导致利润率下降趋势的规律，该规律适用于19世纪，而非20世纪。坚持这样观点的部分原因(直到20世纪70年代，这个观点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并不突出)，无疑与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普遍解释为一种绝对的经济“崩溃理论”的看法有关。这种“崩溃理论”似乎是为了替革命政治辩护，而对资本主义制度演变作出的一种机械的，甚至自动的回应。在很多人看来，经典的利润率下降理论似乎可以免除改良主义政治学的影响，并因此而应推进这一理论。瑞克•库恩(Rick Kuhn)最近因为其新书《亨利•格罗斯曼和马克思主义的复兴》(Henryk Gross-man and the Recovery of Marxism)获得了艾萨克和塔玛拉的德意志纪念大奖，他着重强调经典马克思主义关于利润率下降趋势的规律对于资本主义“崩溃理论”的重要性；并使用该概念把它与马克思主义分析中那些受到凯恩斯革命影响从而更具有所谓“改良主义”观点的学派区分开来。如库恩自己所言，“对于那些致力于通往社会主义的改良道路的人们，格罗斯曼崩溃理论的逻辑仍是不言自明的诅咒，更不用说对于稳定的和人道的资本主义的那些拥护者了”。
　　但是，今天在垄断资本主义和工业成熟条件下，尽管谈论资本积累过程的局部崩溃有其合理性，但对绝对的经济制度崩溃的预期却是不合理的。最有可能的前景(排除全球环境崩溃和核浩劫)是，伴随着连续的金融不稳定、沉重的军事开支(以及战争)、增加的销售努力等，发达资本主义经济将长期停滞。资本主义制度“造成其处在被崩溃持续威胁着的静止状态”，但是崩溃从未真正发生，因为经济停滞几乎会无限期地延续下去，尽管社会底层的生活日益艰辛。这样的情况可能持续，而实际上还恶化了，因为缺乏高效的政治组织，一个目的在于将经济和社会建立在新的、更平等和可持续发展的社会主义基础上的政治组织。

　　我们的看法并不反映帕利所持“消费不足”论的观点，而是“过度积累”论的观点。实际上，我们强调的事实是，积累或储蓄一投资过程才是问题。简单地提高工资或者促进收入再分配，这样的救济无疑会受到社会一部分人的欢迎，但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这只能在非常有限的程度上进行，这种方法不可能解决根本问题，需要更多的革命性社会变革。帕利激进的“结构凯恩斯主义”立场，基于正统的凯恩斯主义传统并将实施类似“罗斯福新政”作为最终的解决办法，这是我们不能全部接受的，仅仅因为它将问题的根源——资本积累自身排除在外。

　　五、现实主义和革命

　　一旦故事就此停止，这将成为一个长久辩题的小重奏。但我们却相信，在《每月评论》和帕利之间、马克思主义者和结构凯恩斯主义者之间的对话，具有过去几十年以来从未赋予的重要意义。它不仅有助于双方将各自的分析变得严谨，加深了对危机的理解，而且是人民对危机的政治觉醒，其意义对我们的未来至关重要。在这些政治斗争的历史此刻，社会主义者和结构凯恩斯主义者如帕利，在每一个现实问题上都毫无疑问地会结成紧密的同盟去共同战斗。
　　朝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最近的地平线望去，政治的可能性不是过渡到社会主义，而是类似“罗斯福新政”，甚至设想更激进方式的变革。回想凯恩斯为资本积累过程的失败开出的各种药方，如提高政府在民用商品上的开支，对收入进行激进的再分配，“对投资进行某种广泛的社会化”，“对食利者施行‘安乐死”’，以及一定程度的国家计划，不可否认，对于美国被称为“左翼”的绝大多数人士来说，这是迫切的经济议程。凯恩斯(就像今天的帕利)明确地认为，这些措施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具有可行性。然而在这个方面，我们同意斯威齐的观点——凯恩斯是“完全错误”的。不要说对收入和财富激进的再分配，就是“对投资进行某种广泛的社会化”和“对食利者施行‘安乐死”’的措施，也是与“社会的政治和意识形态结构完全对立的，在社会性质未发生根本变革之前，绝无施行的可能”。
　　我们相信，随着政治斗争的深入，时间将会使这些问题变得越来越清楚。如果人类要拥有光明的未来，解决资本积累危机问题(以及一系列更广泛的根源于资本主义制度的社会破坏和环境破坏问题、军国主义和帝国主义)，就要求以公平的、可持续发展的制度最终取代资本主义为前提。这个过程将如何进行尚不清楚，也不能从过去的经验中得到预期；我们必须保有谦虚和开放的思维。我们怀疑，帕利已被说服，认为资本主义制度将证明自己具有可塑性，将证明它可与一种人道的、平等的社会秩序相兼容。我们尊重这种意见，但不同意。这是一场必须进行下去的辩论，在接下来的数月和数年间，它将不断再现。与此同时，真正的进步需要双方合作，共同推进重要的工作。

　　附录
　　金融不稳定何时终结?
　　[美]哈里•马格多夫、保罗•M，斯威齐
　　这本论文集辑录了20世纪70年代最后几年至80年代初期，对动荡的资本主义历程主要方面的追踪评论。重点是美国，一个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高居首位的庞然大物，但其背景则是全球资本主义秩序，包括发达、欠发达和不发达的部分。辑录的第一篇论文发表于1977年11月，最后一篇发表于1981年3月，概述性的导言写于1981年夏末。
　　自1981年完成导言后，一年来发生了什么新变化呢?答案是基本没有。衰退始于1981年第二个季度(两年中的第二次)，延续至1982年。虽然大多数观察家看好下半年的复苏，但他们中几乎没有人期待复苏将是强健的。同时，所有与经济停滞有关的典型症状仍在持续。官方统计的失业率从1981年的7.6％上升到1982年中期的9.5％，同期的制造业产能利用率从79.9％降至69.9％。与生产和就业领域的停滞相对应的，是经济中的金融上层建筑持续的急剧膨胀，正如本论文集尽力所强调的那样，这是战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中最蔚为奇观的一幕。
　　如下数据表可清晰地表明1950—1980年间美国公共及私人债务增长的长期趋势。值得注意的是，过去三十年，政府债务正如大多数经济观察者关注的，增长了4.5倍；与此同时，通常被轻描淡写或忽视的私人债务增长超过17倍，其增长速度几乎是公共债务的4倍。
　　在1980年和1981—1982年间的萧条中，就像通常发生的那样，债务增长率多少有些减缓，但这并未促进经济的金融状况在总体上的健康发展。尽管上升的债务有时以较低的速度增长，但它与不佳的利润以及持续高利率的共同作用，对越来越多实业公司的收支平衡造成了严重破坏。破产公司的数量达到战后的高点，流动性比率继续长期下降。整个经济部门(如建筑业、农业的大部分、储蓄银行、储蓄贷款协会)命悬一线，每周都有机构倒闭或将会倒闭的新闻。这一切何时终结?人们日渐频繁和紧迫地提出这样的问题。
　　我们是否可以假设，就像以前多次发生过的那样，在一场席卷世界资本主义的债务型通货紧缩萧条后的恐慌中，经济中金融脆弱性的积累将会达到顶点，就像20世纪30年代早期发生的那样?或者设想战后时期的制度变化已使资本主义制度免于这样一场大灾难的再次发生?当然，历史将会对这些问题作出明确回答。但现在还是有可能对上述乐观或悲观的看法提出哪种情况更会发生的判断。根据过去绝不能掉以轻心的经验，其发展趋势的确指向这样的可能性，尽管并不是很确定，那就是发生严重的经济凋蔽，以至于在一场痛苦且可能漫长的收缩过程中任何调控的努力都将无济于事。我们一直倾向于这样的观点——这是我们正在见证的经济根深蒂固的金融脆弱性将导致的最有可能的结局。
　　与此同时，我们对一些经济学家的相反观点印象深刻，他们虽然已经完全意识到目前美国(以及其他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脆弱的金融结构易于导致危机的特征。却低估再次发生大萧条的可能性。这种忽视可以在圣路易斯安娜州华盛顿大学的海曼•明斯基教授那里得到最有说服力的证据。他的观点之所以特别值得关注，因为在过去几年的所有美国经济学家中，他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金融体系至关重要的不稳定性做了最为深入的研究。在关于这个话题的最新表态中(《“它”还会再次发生吗?》，《挑战》1982年7—8月)，明斯基重申了他过去在各个场合表达过的观点，尽管金融态势在总体上恶化，但经济不会滑人一场堪比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他的这一观点基于两个假设：(1)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与其他政府机构协同，例如存款保险公司)将发挥最终贷款人的救援功能，以足够的规模阻止像1929—1933年那样极端严重的债务型通货紧缩所产生的连锁反应；(2)美国联邦政府将继续巨额赤字的运营，以便为私营经济的流动性紧缺提供至关重要的缓冲。这两个假设基于过去20年的

经验。在20世纪60年代和20世纪70年代，在这样的连锁反应威胁美国经济而需要作出重要决策的困难时刻，联邦政府机构总是有准备也有能力对经济进行这样的干预。1960年以来，美国联邦政府实现财政收支平衡的年份只有一年。在自诩重视经济的里根政府看来，20世纪80年代总的财政状况态势将更是联邦财政赤字的巨额膨胀。
　　明斯基关于“它”(大萧条)不会再发生的观点是很有影响的。但是，这里有一个被省略的因素，如果加以考虑，可能会令事物呈现不同的面貌。明斯基的关注点完全在美国国内经济，将其从庞大的、极为复杂的国际经济(和国际金融领域)中抽象出来。而事实上国内经济只是其一体化的国际经济的组成部分。1974年，一个相对较小的西德银行赫斯特(Herstatt)，因深度卷入外汇投机而倒闭，对巨大的、未被管制的欧洲货币市场产生了强烈的冲击波。各国中央银行宣布了后来众所周知的巴塞尔协定，规定国际货币市场面临潜在不稳定威胁时各自的监管职责，缓解了连锁反应引发大灾难的危险。但是，该协议的措辞并不严密，协议自身仅是没有法律效力的表述。而且，没有人追究银行控股公司的责任，例如意大利的安勃西亚诺银行(the Banco AmbrosianoHoldings，BAH)，该银行1982年的倒闭扰乱了曾经借钱给它的200家银行。
　　卡伦•利萨克斯(Karen Lissakers)是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高级助理，他最近在《纽约时报》(1982年7月2日)的专栏撰文，澄清了国际银行界潜在风险的性质。以大笔西方贷款输入东欧国家为例，利萨克斯写道：“虽然东欧从美国银行直接贷款的敞口是有限的70亿美元，但东欧间接地从银行间市场获得的贷款数额敞口巨大。美利坚银行不仅贷款给波兰和其他东欧国家，也贷款给西方银行，这些银行再把钱借给东欧。欧洲银行向东欧国家出借了400亿美元的贷款。欧洲银行当局已向美国保证，它们中不会有哪家银行会通过注销波兰的贷款来帮助无偿还能力者。但是如果债务国波兰、罗马尼亚和匈牙利同时违约或延期支付，将是另外一种情景……”如果一些欧洲银行因为共产主义国家没有及时付款而面临流动性问题，美国银行也会由银行间贷款、循环信贷和隔夜安排等联结全球资本市场的错综复杂的网络而卷入。或许在此还应插上一句，对东欧国家贷款的情况，在一定程度上，也适用于对第三世界国家的贷款，其总量更大。利萨克斯继续写道：“通过把地球一侧过多的存款迅速出贷给地球另一侧的借款人，银行间市场增强了世界经济的效率。而在存款人和最终借款人之间运行的银行链的中介作用分散了国际贷款的风险。银行间的大批量贷款实际上占欧洲货币市场的70％。”但是许多银行专家认为，银行间市场是国际金融体系脆弱的致命要害。因为，如果银行间市场可以迅速把资金从系统的一部分传送到另一部分，那么通过系统而蔓延，它也能同样迅速传导任何一家银行的问题。一旦获知某家银行损失大量贷款，市场就会对其失去信心。该银行很快会发现，应当例行续存的到期存款被撤回，其他银行则取消了其所需的信贷额度。突然间，这家银行不再能履行对储户和其借贷银行的责任；原本指望这些付款的贷款银行现在必须紧急行动，争夺资金以抵补未曾料到的资金短缺。同样的过程会在银行国际链条的各个环节发生。其结果是货币市场的突然收缩。例如，赫斯特的破产使欧洲货币市场萎缩了50％。
　　一国中央银行的迅速干预能够弥补一家破产商业银行的职能，从而把问题孤立起来，防止波及整个系统。但是没有哪家中央银行能够在事先未达成一致的情况下，明确谁应当对此负责。花旗银行的沃尔特•里斯顿(WalterWfiston)在1979年曾说过：“不论我们喜欢与否，人类现在拥有一个完全融合的国际金融和信息的市场，能够于数分钟之内把金钱和想法传往这个星球的任何角落。”不论他们喜欢与否，这台网络机器同样有能力阻止里斯顿和他的同僚们所需要的政府规制和支持。他们需要政府干预，以便在大家高兴的时候，阻止对体制的滥用，而在大家悲哀的时候，使体制能够正常运行。
　　二者能两全其美吗?一些人可能以为，这是件挺简单的事，但是实际上远不能无忧无虑地抵达——也许，永难抵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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