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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这是社科院马研院院长程恩富10月21日在“2011中国国有经济发展论坛”发表的演讲实录）

“2011中国国有经济发展论坛”现场直播：

http://www.chinasoe.com.cn/2011_gq_forum/

社科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程恩富：

10:30

社科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程恩富：首先我代表中国社科院对论坛的顺利召开表示热烈的祝贺，吉林大学我也很熟，去过好几次。这次会议我觉得和前两次不一样，注意了一下报道，前两次我也注意了一下，这次会议可以听到好几位坚决主张做强做优的经济学界的专家的演讲，这是一个转折，这个转折和国资委领导，和张德江同志发挥更大的作用有关，因为去年我们也参加了一些国企杂志社的会议，跟国资委的局长有所交流，前年我还请研究局的副局长到我们马研院来做报告，听了以后，才知道原来国资委有很多自己的想法。原来我在各地作报告，实事求是说我是批评国资委的，听到以后，我知道有些想法不是国资委能决定的，所以我从去年开始就一直主张国资委不能低调，因为人家是高调国企，主张私有化，所以仅靠我们少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在那维护，那肯定舆论几乎是不利于贯彻中央文件的精神。所以从去年开始，国资委把那些编委大部分都换了，原来属于消灭国有企业的人都是反对国资委的编委，现在换的都是支持国资委的编委。今天开的这个论坛是个重要的转折，这个转折将来在中国的国有企业、国有经济发展史上会留下痕迹。

国有企业是我长期跟踪研究的十几个问题之一，从92年、93年开始，我当时在上海财经大学工作，我是上海国资委的咨询专家，他们主要的会议我都参加了。我记得国资局第一次在财政部下面成立一个副部级的国资局，第一任局长当时到上海财大去开座谈会，我就向他提出我的改革模式，他听了很感兴趣，也邀请我出席第一次国资局成立大会，半年以后，他向江泽民同志汇报的时候，把我这个模式称之为是三大模式之一，还有一个模式是（李义林）教授的模式。我在93年提的国资管理模式简单来说是（一副两相），国资委应该成为一个政府级单位，不应该是财政部下面的，国资委应该是一个独立的决策系统，不应该以财政部、发改委、工信部，其他政府部门都是没有最后的决策权，都属于政策调整，最后的决策权应该是国资委独立的管理系统，国资管理系统应该是三个层次，一个是国有企业，第二是控股公司这些集团，第三就是国资委。当时90年代我提出的总经理、董事长都应该市场招聘，不应该在组织部门里面设一个专门来招聘国有企业或者控股公司的负责人，应该由国资委独立自主地招聘。像上海这些都是组织部门的管理国资的人变到了国资委党委里面去了，这个也是一个主张。但是三年前，因为我作为人大代表，当时要制定国资法，当时我提了五六条意见，按照他们现在的程序，他们一般是不接受的，所以五六条没有一条接受的。他们跟我沟通，我说你们这个民主决策的办法有问题，你都是请的是一派意见，然后制定法，最后就两句话，谁看得懂。有的同志老是强调政治体制改革，首先你民主决策要请不同意见的人参加，你都是一派意见，召开专家座谈会都是一派意见，这是中国最大的不民主，智库很多，实际真正的智库很少。有些是智库单位，我说我们报的东西好象是不符合社科院身份，他们政府方面说，只要跟领导讲的不一样，他们会打招呼，所以编辑部不敢发，首先政府的决策要民主，这里我不细讲了。

我在当时97年，在上海召开国际论坛就讨论国有企业的问题，据我观察，很快就会出现国有企业大规模萎缩的过程，有进有退这些方针是对的，但是如果是大规模的退出，要退出一切竞争性领域，我说这个没有理论上的依据，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只有坏处，没有好处，也不符合国际惯例。所以当时我们就开过好多会，讨论国资法的时候，比如我随便举两个例子，第一我说国企改制，有的非要改制的时候，应该明确经过（责带会）会批准，但是国资法是征求（责带会）意见，征求意见他爱听就听，不爱听就不听，这样有时候经常会侵犯工人的利益。昨天我还收到鞍钢几十位工人按手印，给我寄来的书面材料，反映鞍钢两万工人下岗，待遇很差，因为各地的工人也看到过我的一些文章，我每年都会收到好多信，但是按照人大代表的规定，我们是不做处理的。这种事情非常普遍，我们也管不过来，我们只能从理论上，从政策上提出我们的建议。

上个月我在中国社科院召开了大型智库论坛，第五届智库论坛，提出了我们对国企应当如何发展，如何改革，如何做强做优，甚至应该做大，我写了一篇文章，我现在不读了，我主要是回应学术界包括有些政府部门，我们也听过一些省委书记讲话，这些观点我把它概括为十个观点来加以评论，比如说我现在讲一个总的，我们这次讨论叫经济发展模式，有没有中国经济模式呢？邓小平认为有。两三次讲话明确指出，我们有自己的模式。但是我们社会上不少人认为，不再谈中国模式，说中国模式有两大缺点，第一国家宏观调控太多，应该像美国像香港，第二国有企业太多，观点鲜明的人很多，我这里举一个例子，去年还是前年退职的香港招商集团的董事长（秦晓）先生说，我们要用西方的普世价值观替代中国模式论，就把这个观点挑明了，又一次思想交锋，大家可以在网上看他的文章，是不是符合党中央的精神，西方的普世价值观要替代中国模式。国有企业你要坚持宪法、党章、党中央文件所说的全国人大委员长历次报告，三月份报告都提出过，要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国有制经济为主导。
俄罗斯经过二十年的改革，目前国有企业什么样呢？它的国有企业数量占企业总数的8.2%，它的国企就业总数占整个社会就业总数的31.5%。它的固定资产投资占全社会的40%，它的GDP占一半，50%。他们把这个叫做社会市场经济，实际上就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如果你看了这四个数字，企业数少这个不是主要的，因为他大，就可以少，主要是前三个数字，就业总数占31.5%。我们国有企业就业总数有没有31.5%，因为89年以后国家统计局不再统计国有企业某些指标，尤其是资产的指标。两会委员不少人提过意见，提过建议书，希望国家统计局能够继续统计，可是国家统计局不愿意统计，不愿意统计的动机是什么？我想这个很明确，大家可以想像的。所以我们中国改革在世界里面，主张改革的第一人也就是（刘国邦）教授，这两年分别发表意见，既然宪法这样规定，党中央文件这样规定，国家的各个部门，各个省市都有权围绕这点，要维护宪法，维护党章严肃性，不能各搞一套。现在很多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手上没有资料，来证明国有企业资产所占的比重等等，而是靠全国工商联说民营经济占65%，倒推国有经济还有多少，这也是不负责任的一个表现。如果要改那就先改宪法，改完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没有意见，如果宪法党章没有改，这样做是不是政令统一？是不是真正的依法治国，是不是一个民主的国家应该做的？这个意见不是我一个人的意见，是所有主张国有企业做大做强的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包括在座的张全景同志。
我在那篇文章里回应了十个观点，我在这里提其中的几个，比如说认为国有企业只是拾遗补缺的，这个是西方资产阶级执政党以及他的理论家提出的观点。他们是私有制为主体，国有经济是为私有经济服务的，平时如果这个行业是亏损的，或者投资收益比较低，私人不能干，国家去干。干了盈利了，再卖给私人，什么叫资产阶级政府？什么叫人民政府？在国企上面就是最典型的表现。一个是我们办国企是私企是作为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按照邓小平讲话是为了巩固公有制，所以才发展私有制，他们是为了巩固私有制才发展一点公有制，这个性质不一样的，特点功能不一样的。十年前我就听到，当时某一个省的省委书记说，国企不要与民竞争，这就是资产阶级典型的口号，他那个民不是人民，是资本家，尤其是大的垄断资本家。
第二个观点，包括人民日报两个退休的副总编都写过文章，国有企业不是共产党执政的基础，大年前我在中央领导中南海开会讨论国企的时候，我就直接批评了这个观点。我说你可以看，不要说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了，我们就看江泽民文选第三卷，一有篇巩固社会主义基础，34页就说了一个观点，公有企业主要是指国企，是共产党执政等上层建筑的经济基础。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基础是包括非公经济的，但是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基础就是单指公有制。你去看美国出的经济学大辞典，当讲到什么是社会主义的时候，运行机制、调节方式主要是市场机制，但是公有制是主要的，所以西方有一些学者也看到这一点，如果都是一样的话，还搞什么非公有化、私有化，民营化，没有必要了。我们知道国内外学术界有两种观点，第一种观点是认为只有私有化才有效率，第二种观点就是超效率，私有化和公有化跟效率没有关系，郎咸平是这样主张的，他是在台湾读过本科，受三民主义的影响，认为国家应该办企业，国有银行、工业、商业，大的不能控制在私人手上，这是三民主义之所以叫做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原因之一。02年江泽民同志在上海开座谈会，当时我在常规汇报之外，我当时提了两条，十六大要搞清一个理论问题，就是邓小平理论和三民主义有何异同，我去台湾也收集过资料，我说他是认为国民党是抑制资本，抑制资本就是抑制私人大资本。所以现在有些人认为，很多大的企业也都可以私有的，可以国家不掌管的，这个跟三民主义是不同的。经济制度特别是所有制制度和谐是分配和谐和其他政治、意识形态、文化方面发展的一个基础，这是一个争论。共产党执政的经济基础是什么，当然我在那次会议上提出，我说在撒切尔夫人、日本、叶利钦包括中国人有些人的讲话，三个概念是一个概念，私有化，非公有化，民营化是一个概念。叶利钦搞资本主义颠覆共产党的时候，他用的是私有化，民营化是日本的资产阶级爱用，所以很多报刊，你讲私有化不行，你讲民营化就可以。有一位工商联的副主席提出要以民营经济为主体，人民大学的教授还专门写了文章，说这样的做法是背离了宪法。
我最后讲一个问题，就是说国有企业和民生有没有关，和经济危机有没有关，你看西方的观点都可以看到，私有制为主体，肯定美国若干年会出现经济衰退的，这个自马克思以来都是这样的，当代也是这样，无非是大小。包括瑞典在内，他仍然是一个贫富分化的社会，只是他最低水平比我们中国高，瑞典不是一个共同富裕的典型，也是一个两极分化，只不过他分化的程度比美国高一些。贫富分化主要看财富占有，美国一位学者说1%的美国人控制了40%的财富，他用的指标是整个社会财富指标，包括生产资料在内的，而且他断定，如果这样的话，1%和99%将形成对抗，美国可能会发生问题，他是新凯恩斯奖的获得者。
去年我在会议上，国资委应该自己办报刊，应该只是低调，应该来回应一些误解也好，偏见也好，攻击也好。现在国资委领导已经接受这个意见，准备办了。第二条，我说利润，财政部或者国资委只允许交5%的利润，后来又说5%到15%，我说这个定得太死，应该根据每一个集团的情况，国家需要你这个集团继续大规模发展，那么你就是一分钱不交也是可以的，如果不太需要你发展，那他就应该交超过15%的利润，应该是个灵活的情况，而不是一个死规定。因为我在安徽团，黄山的管理局局长，他说你们每年赚多少？他说好几千万，我说你们交多少？他说我们交，黄山不需要大规模投资，像这样的就应该让他交50%甚至80%。现在做的比较好的就是重庆模式，总的来说，重庆模式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科学发展观落实得最好的一个模式。其中包括国企，他是国进民也进，不是国退民进，而且他是大规模走出去的，他的利润明确30%交财政，然后财政里面50%用于民生。所以现在从自由派，从有些糊涂的人他批评国企，主要是两个理由，第一个理由就是说你国企跟民生没有关，你的利润都是自我循环，所以这个批评我认为应当要注意，注意的办法就是灵活交，很多企业可以超过10%。第二就是批评国企，你利润不交，但是你老总的工资那么高，你工人的福利那么好，所以你是私分或者国家允许你自己留下来了，这样就激起了广大群众对国企强烈的不满。有些人利用这点，为消灭国企奠定了舆论基础。这两条谁规定的，谁规定不能多上缴利润，谁规定国企的管理层拿那么多的薪水，根本不符合国际惯例，国际惯例最低的，北欧的一个国家他的国企的负责人的平均收入只相当于公务员的1.5倍，只增加了50%，当然也有略高一点的，但是没有高出十几倍的，所以根本不符合国际惯例。你经常讲国际接轨，该接轨的却没有接轨。现在部长也就十万左右，我们没有听过哪个部长跳槽，国企员工的福利普遍高于私有企业，这就是国企的特征，共同富裕。三年前制定国资法，我就主张要加的，当然我说加不是只说国企，还有私有企业，企业一般的职工收入包括福利，应该和高管层的收入和福利挂钩，他涨他也涨，绝对不能像美国，管理层增加了300多倍，工人只增加了百分之几十。第二挂钩就是和企业的劳动生产力挂钩，和企业三五年内的利润挂钩，还有就是和当地的物价挂钩，应该四挂钩，但是人大都没有接受，都是抽象地维护工人利益，劳动者的利益应该靠国家来维护的，是国家主导型。国家如果不主导，事实上就是私人垄断，资本家垄断，他里主导。像帝王就是这样，帝王是供求关系决定的，也不是国企退出了，地价就降下来了，没有这个关系。
还有一些内容，时间关系，我不再讲了，我讲的比较激烈，我想把我们这块的主要意见，我们创新马克思主义学派，在国资问题上我们做一个比较透彻的介绍。谢谢各位！

附：

“2011中国国有经济发展论坛”在北京开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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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1日，由吉大中国国有经济研究中心、中国恒天集团有限公司、《国企》杂志社联合主办，吉林大学经济学院协办的“2011中国国有经济发展论坛”在北京开幕。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侯云春，中央政策研究室党建局副局长、中央党建领导小组秘书组副组长唐方裕，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左大培，联合国助理秘书长乔莫•桑德拉姆（Jomo Sundaram），中央民族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张宏良，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管理学院教授韩德强，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周新城，社科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院长程恩富，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经济安全研究中心主任江涌，中国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杨斌，吉林大学中国国有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汤吉军等专家学者将发表演讲。

另外，论坛邀请了美国、日本、韩国等国的学者和企业家，他们将就国有企业与市场经济、国有企业与中国模式、国有企业与世界未来发展等核心议题与中国的学者和企业家进行面对面的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