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形势下深刻认识和主动发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优势

——专访著名经济学家、中国社科院特邀顾问刘国光

《环球视野globalview.cn》第430期

摘自2011年第12期《国外理论动态》

近期本刊围绕杂志创刊20周年大型笔谈主题采访了中国著名经济学家、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中国社会科学院特邀顾问刘国光教授，采访的主要内容如下。
《国外理论动态》（以下简称《动态》）：当前世界经济危机愈演愈烈，我国经济也已经和将受到巨大的挑战，很多学者对于这次危机的原因以及中国该如何应对它提出了种种看法，我们想请您谈谈您对这些问题的主要看法。
刘国光：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这次世界经济危机，是上世纪30年代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这次危机的直接原因在于新自由主义的自由放任政策－－少数人借金融发大财，还利用美元剥削全世界；而其深层次原因还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激化，即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与生产社会化的矛盾，这是马克思早已阐明了的真理。这场危机告诉人们：没落阶段的资本主义（新自由主义）不是什么福音。
中国在这次世界经济危机中所受的冲击相对较小，复苏的速度相对较快。这与中国没有照抄欧美自由市场经济模式，没有遵循新自由主义的“华盛顿共识”，而实行的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模式有关。当前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仍在深化，正向社会危机、政治危机发展，世界将很可能迎来一个严重的动荡时期。如何应对这一重大挑战？这需要我们自觉地坚持和发挥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的优势，依靠这一优势我们才能办好自己的事，立稳自己的脚跟，从而可以从容应对国际政治经济大风暴。但是国内很多人认识不到资本主义危机以及它可能对我们国家的冲击的严重性，因此对于新自由主义仍痴迷不舍，而不能深刻认识，也不能自觉主动地发挥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的巨大优势。
《动态》：您认为中国应对世界资本主义危机的挑战需要主动自觉地发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的优势，您可否展开阐释一下这一重大问题？
刘国光：首先需要坚持和发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所有制制度的优势。
坚持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所有制制度，是维系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前提条件，既不搞私有化，也不能搞单一公有制。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不但要求公有制经济占主体地位，而且要求国有经济起主导作用。国家应控制国民经济命脉，国有经济的控制力、影响力和竞争力要得到增强。在社会主义经济中，国有经济的作用不是像资本主义制度那样，只能从事私有企业不愿意经营的部门，补充私人企业和市场机制的不足，而是为了实现国民经济的持续、稳定、协调发展，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国有经济应主要集中于能源、交通、通讯、金融、基础设施和支柱产业等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在这些行业和领域有“绝对的控制力”、“较强的控制力”，“保持独资或绝对控股”或“有条件的相对控股”。
国有经济还有另一项任务，即保障社会正义和公平的经济基础。对那些对于政府调控经济不重要，但对于保障正义和公平非常重要的竞争性领域的国有资产，也应该视同“重要”和“关键”领域，力争搞好。所以，不但要保持国有经济在具有自然垄断性的关系经济命脉的部门和领域的控制力，而且同时要保障国有经济在竞争性领域的发展，发挥它们在稳定和增加就业、保障社会福利和提供公共服务方面的作用，增强国家转移支付和实行公平再分配的经济能力和实力。其实，中央对竞争性领域的国有经济一向坚持“有进有退”、发挥其竞争力的政策，而绝不是像一些新自由主义学者所喋喋不休地说教的那样主张“完全退出”竞争性领域。当然，竞争性领域应当对私营企业完全开放，尽量让它们相互竞争并与国企平等竞争。这些都要斩钉截铁地讲清楚。
私有化的主张者不仅要求国有经济完全退出竞争领域，还要求国有经济退出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有人主张垄断行业的改革措施之一就是创造条件鼓励私有企业进入这些“垄断行业”，这正是私有化主张者梦寐以求的，因为这些垄断行业一般都是高额利润行业。应当明确，在有关国家安全和经济命脉的战略性部门及自然垄断产业，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有没有控制和垄断，而是在于谁来控制和垄断。一般说来，这些特殊部门和行业，由公有制企业经营要比私有制企业能更好地体现国家的战略利益和社会公众利益。
私有经济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中有其地位，应当充分肯定包括私有经济在内的非公经济对促进我国生产力发展的积极作用，应创造条件使其得到发展。但是私有经济还具有剥削和追逐私利的消极的一面，后者将带来一系列社会后果如劳资纠纷、两极分化等，对此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不可不察，不可不研究。对私营经济和私营企业，除了引导它们在适当的行业合法经营、健康发展外，还要对其不合法、不健康经营的行为进行限制，对其经营的领域进行限制，如不允许控制经济命脉、不允许进入垄断部门，这些部门天然是高利润部门，而且关系国家和公众利益，应当由公有制经济来经营，不能让私人资本来发财，扩大贫富差距。民主革命的伟大先驱者孙中山还有节制资本的口号呢，何况社会主义。
当然，国有垄断企业也应该进行改革。应恢复企业利润上缴国库制度，调整高管薪酬待遇，杜绝市场化改革以来国企利益部门化、私利化的弊端。另外，还要完善职工代表大会制度，使之成为真正代表劳动者权益的机构。
农村所有制要实现“否定之否定”，这集中体现在小平同志所讲的“两个飞跃”上。第一个飞跃是废除了人民公社，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促进了农村经济的大发展。现在应当着手实现第二个飞跃，即发展新的集体经济。集体经济也是公有制的实现方式。小平同志讲“两个飞跃”时就说：“公有制为主体，农村不能例外。”这是又一个否定。但是，这是新阶段的新综合，不是回到过去吃“大锅饭”的人民公社制度和生产队体制，而是要充分考虑保障农民和农户的财产权益，在此基础上建立新的集体合作经济，包括专业合作和社区合作。
新型集体合作经济已在我国大地上萌生起步，茁壮成长。如江苏的华西村、河南的南街村、山西的皇城村、山东的南山村等等，还有苏南、浙江、广东一些农村最近兴起的社区股份合作企业。这些集体合作组织带动农民走共同富裕道路，为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做出了贡献。现在社会舆论、宣传部门对这些星星点点的火花重视程度还不够，某些媒体还在找碴挑剔，冷嘲热讽。如果社会舆论和政府决策能给予更多关心和支持，它们是可以为我国农村走社会主义道路开辟宽广前程的。
其次，要加强国家的宏观调控能力。
我国经济改革转变了政府的经济职能，减少政府对微观经济的干预，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同时，政府对经济的宏观调控仍然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组成部分，国家计划又是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这些都写在党的十四大文件之中。而我们有些人力倡把政府职能压缩到只是保障市场环境和维护市场秩序，要政府从一切经营性领域退出，从全部竞争性乃至垄断部门退出，并且竭力贬低和削弱国家计划在宏观调控中的作用，使之跟不上市场化的进程，这是造成近年来我国社会经济许多失衡问题的重要原因之一。党的十七大强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也要加强国家计划在宏观调控中的导向作用，是十分必要的。
在这次世界经济大动荡中，我国政府对稳定经济所采取的种种重大措施，证明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不能离开国家宏观协调的。国民经济的许多重要领域都不能完全交给市场这一“看不见的手”去管。教育、卫生、住宅、社会保障、收入分配等民生领域，交通运输、资源开发、环境保护、农村设施等基本建设领域，以及扩大内需和调整结构，乃至宏观总量平衡等问题，都不能完全交给自由市场去调节，而需要国家的协调和安排。计划与市场都是手段，都可以用，这是邓小平讲过的。没有国家的干预，没有国家计划导向下的宏观调控，社会公平问题、贫富两极分化问题、环境污染问题和经济失衡问题将愈演愈烈。所有立场没有问题的人，面对日益严重的问题，都不会再相信那种唯市场是崇、见计划就损、迷信市场自由放任万能的新自由主义神话了。
《动态》：据您的理解，依靠这一制度的优势，中国经济和社会中当前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
刘国光：有了这两个前提，我们就可以很好地贯彻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分配制度，从而解决我国经济和社会中迫切需要解决的扩大内需和缩小贫富差距两大难题和任务。
当前形势逼迫我们要尽快将外需型经济转变为内需型经济。一个像我国这样多人口的大国，2／3左右的外贸依存度和36％的出口依存度是十分不安全的，是不能持续的，这次危机已充分地证明了这一点。转向内需为主，是唯一的出路，也是大家一致的共识。
但是国内需求，包括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又应该以哪个为主？这些年，事实上投资一直上升得快，消费上升得慢，固定资产投资率已从2000年的35.3％上升为2010年的48.6％，最终消费从62.3％下降到47.4％，其中居民消费从46.4％下降为2007年的35.4％。这种趋势也是不能长久持续的。
我们近几年扩大内需的资金的投向主要是铁路、公路、机场、电站、电网等基础设施，而与民生消费有关的项目虽然名目不少，但不占主要比例。这样就会不可避免地延续投资与消费比例失衡，从而带来进一步供给与需求的失衡。在扩大内需中，投资需求的扩大是比较容易的，许多地区都在追求“大干快上”。但是更需要我们操心的是消费需求的比例上不去。如果消费比例上不去，那内需问题的解决仍是困难的。
扩大最终消费需求，有许多角度、侧面、途径，如扩大就业和社保、减免税收、加强营销等都很重要。但是其中最重要的一个方面是改善国民收入的分配。
若干年来，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中，劳动收入的比重在下降，资本收入的比重在上升。国家的财政收入中，有一部分转化为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的消费支出。但这部分服务的支出在GDP中的比重，这几年也是下降。在居民收入部分，贫富差距又扩大得很快，富人得到的部分太大。表现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已从改革开放前的0.25上升到2009年的0.47，大大超过国际警戒线。这尤其不利于居民最终消费需求的实现。因为富者的边际消费倾向低，贫者的消费倾向虽然高，但没有钱不能多消费，而低收入的贫者在居民中又占多数，这样就会把总的社会平均消费倾向拉下来，把最终的有效消费需求拉低。
造成贫富差距扩大的原因很多，许多学者指出，有城乡差距、地区不平衡、行业垄断、公共产品供应不均、财税再分配调节落后以及腐败等等。所以在调整收入分配差距时，人们往往从财政税收、转移支付等再分配领域人手，如完善社会保障、改善低收入者的民生状况等，这些措施都是完全必要的。但是仅仅依靠财税再分配不能从根本上扭转贫富差距扩大的趋势。
决定收入差距扩大的最重要的影响要素，是人们财产占有上的差别，即所有制的差别。连西方经济学家萨缪尔逊也承认：“收入差别最主要是拥有财富多寡造成的，和财产差别相比，个人能力差别是微不足道的。”他还说：“财产所有权是收入差别的第一位原因，往下依次是个人能力、教育、培训、机会和健康。”30年来我国贫富差距的扩大，除了上面所言的一系列原因外，跟所有制结构的变化，跟公降私升和化公为私的过程，跟私人资本财富积累暴富演进的过程，是不是有关？应当说，有很大的关系。如果不看到这一点，就忽略了造成贫富差距扩大的最主要原因。在调整收入分配关系、缩小贫富差距时，人们往往从分配领域本身着手，特别是从财政税收、转移支付等再分配领域着手，完善社会保障公共福利，改善低收入者的民生状况。这些措施是完全必要的，需要加大力度继续做好。但是，仅仅从分配和再分配领域着手，还是远远不够的，不能从根本上扭转贫富收入差距扩大的问题。还需要从所有制结构上直面这一问题，需要从基本生产关系，从基本经济制度来解决这个问题，需要从强化公有制为主体、国有制经济为主导着手来解决这一问题。小平同志强调，“只要我国经济中公有制占主体地位，就可以避免两极分化”，他又说，“基本生产资料归国家所有，归集体所有，就是坚持归公有”，就“不会产生新资产阶级”。这是非常深刻的论断。它表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容许私人产权的发展，容许按要素（主要是资本）分配，但这一切都要以公有制为主体和按劳分配为主体。只要保持公有制和按劳分配为主体，贫富差距就不会恶性发展到两极分化的程度，可以控制在合理的限度以内，最终向共同富裕的目标前进。否则，两极分化、社会分裂是不可避免的。
《动态》：围绕贫富差距问题，当前国内关于先富和后富的关系问题，以及当前是否需要强调共同富裕有很多争论，请问您对这些争论的看法？
刘国光：在我国，从有大锅饭和平均主义倾向的分配制度，转向效率优先拉开差距的改革，现在明显早已取得成功。“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早已超期超额完成。按邓小平的预期，“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改革阶段，应在上世纪末本世纪初结束，转向“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的方向。由于客观原因和主观原因，已将此项转变推迟。看来要抓紧研究这个问题，从根本上端正分配问题的改革方向，以解决邓小平临终遗言的谆谆教嘱：“分配不公，会导致两极分化，到一定时候问题就会出来。”“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已实行长达30年了，现在应该是强调共同富裕的时候了。实践证明，只讲“先富”，不讲“共富”，走的不是社会主义道路。在向共同富裕的目标迈进的问题上，重庆带了个好头，中央要总结重庆的经验，并采取措施推向全国。
《动态》：针对我国分配问题，有些新自由主义者将攻击点转向国企和国家财政收入上，认为中国的分配不公不是资本剥削的结果，而是国企和政府财政收入过高造成的，是“国富”阻碍了“民富”，请问您如何评价这样的看法？
刘国光：这样的宣传其实是为进一步私有化和掩盖贫富两极分化制造舆论。
应该说，把“国富”与“民富”对立和并提，是缺乏科学依据的。“国富”和“民富”之间并非完全互相排斥，而是矛盾统一的关系。什么叫“国富”？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一书第五篇讲君主或国家的收入时，讨论了名目繁多的税负的利弊，说明君主（政府）的收入和国民的收入并非一直是矛盾的。交给国家的收入多了，并不意味着国民的收入就减少了。因为君主和国家需要必要的费用，以保护和增加国民财富。《国富论》用大量篇幅论证了国家的三项基本职能，即保护社会、保护社会里的每一个人、建设公共事业和公共福利设施。如果我们把国家和政府所代表的统治阶级利益和官员的挥霍浪费暂时存而不论，可以说，这大体上也是现代国家与国民之间财富与收入关系的写照。
目前我国宏观税负水平是不是过高，肯定的意见和否定的意见都有。现在以既包括纳入一般预算管理的公共财政收入，又包括政府基金收入、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社会保险基金收入等宽口径或全口径的政府收入来说，中国社会科学院财贸所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标准，计算了中国全口径政府收入占GDP之比，2007－2009年间约为31％，按IMF2007年的计算，24个工业化国家实际宏观税负平均为45.3％，29个发展中国家实际平均税负为35.5％。同这些实际数字比较，我国平均宏观税负大大低于工业化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与发展中国家相比也不过高。根据国际经验，随着生产力向发达水平发展，以及政府承担的社会民生、公共福利和收入再分配等任务越来越重，我国政府收入占GDP之比或所谓宏观税负水平，还有继续提升的必要和空间。
目前我国的宏观税负问题，主要并不在于政府收入占比的高低，而在于财政收支结构是否合理，是否能够通过政府财政收支的运作，一方面实现“国富”与“民富”的良性交融，一方面推动“民富”中的“先富”向“共富”的转化。目前我国国家财政收支结构上的主要问题之一，在于财政收入的负担偏向由中低收入者或劳动阶层来承担，而在财政支出的使用上，则用于社会民生和公共福利方面的开支偏低。
如果像一些人士所说，我国宏观税负过高，那也只是对中低收入的劳动阶层负担偏重，而他们应当得到的补偿或该分享的社会福利却显不足；以资本和财产所得为主的富裕阶层的财富收入，则大都游离于国家财政税收调节的国民收入再分配过程之外。这种逆向调节的机制，只能助长贫富差距的扩大，迫切需要扭转。在财政收入方面，要提高直接税收的比重，降低间接税收的比重；在直接税方面，要提高资本财产与非劳动所得的税负，考虑家庭负担，降低中低收入者的所得税负；要开征遗产税、赠与税等财产税种。在财政支出方面，要厉行节约，大力减少行政费用占比，增大社会民生、公共福利、再分配转移支付占比，等等。这些主张集中起来就是要国家财政重新担负起“调节收入分配、促进社会公平”这一方面的职责，问题在于决策决心和实施步骤，需要抓紧进行。
中国经济发展的实际进程表明，由于中国资本原始积累过程中财富来源路径的特殊性，中国富豪积累财富时间超短，而完成先富带后富、实现共同富裕的任务却遥遥无期。一些为财富、资本辩护的精英们常常以分配问题复杂为借口，预言需要等待很长很长的时间才能解决分配不公的问题，要大家忍耐再忍耐，这真是奇怪的逻辑！要知道，邓小平早就多次要求适时解决贫富差距扩大的问题，并警告说，两极分化趋势将导致改革失败的危险后果。
《动态》：面对世界经济危机的挑战，除了像您上面所阐述的那样搞好我国国内经济之外，在对外开放工作中需要注意哪些基本问题？
刘国光：社会主义经济受到为满足人民需要而生产的目的和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等规律的支配，本质上没有资本主义经济那样的矛盾，所以理论上不会发生周期性的生产过剩危机。上世纪30年代世界经济危机发生的时候，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就是一个例子。那时候苏联与美国等资本主义国家的贸易交往不少，主要是以资源换取装备和技术，利用这个来进行五年计划的建设，蓬蓬勃勃地发展经济，并没有受到当时世界经济危机很大的影响。这次世界经济危机一个不同于上次的景观，是社会主义的中国被卷进去了，受到危机的严重冲击。这种情况与前苏联在上次世界经济危机中遇到的情况全然不同。这又是什么原因呢？直接原因是，中国多年来实行出口导向型的经济发展战略，对外贸易依存度达到了GDP的70％以上，出口依存度接近CDP的40％，这导致我国经济的相当大部分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发达国家发生了周期性危机，需求下降，中国经济就会受到极大的冲击和损害。但这只是造成我国经济困难的外部因素，我国多年来自己的内部因素才是根本原因。内部的因素，除了在经济发展方面受投资消费比例的扭曲、房市股市的周期波动等影响外，主要是在经济体制方面，生产资料私人占有比重的迅速上升和公有制的相对下降，市场化改革的突进和国家计划调控的相对削弱，等等，使得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规律在中国经济中起作用的范围越来越大。这样，在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主导的经济全球化过程中，．中国就很自然地被资本主义世界的周期经济危机卷进去了。因此，只要我们坚持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搞好宏观调控，把资本主义社会经济规律的作用限制在一定范围内，就可以避免世界经济危机对我国产生重大影响，就能在资本主义周期性经济危机的浊流中高举社会主义的红旗不断前进。如果搞私有化、完全市场化，就不可能避免危机。继续搞好我国对外开放工作离不开我国国内巩固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这一前提条件。
有了这一前提，具体来说，对外开放工作中还必须注意如下问题。
1．防范国际经济风险。在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过程的同时，仍然要对与国际市场接轨保持比较谨慎的态度。这次危机中，我国资本账户没有完全放开、银行运作尚未完全与外国接轨等因素，大大缓解了危机的冲击。今后，我国还是要审慎地推进对外开放，及时调整对外开放的领域和范围。调控手段上，经济手段可以用，行政手段也可以用，坚持走独立自主、合作共享的道路。
2．要树立对外经济发展的国家利益观。对外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前提，就是要按邓小平的“三个有利于”标准来衡量，而不能不顾国内和地区条件，单纯强调招商引资和出口的规模，鼓吹越开放越好。对外开放不能只看眼前利益，也要看长远利益；不能只看局部利益，也要看整体利益；不能只看资本利益，更要看劳动者的利益，不能损害劳动者的利益。当前现实中的确存在一些不好的现象，如：各地区竞相招商引资、低价出让土地，在出口产品和进口资源上国内企业间盲目竞争；不重视重要资源的国际定价权，低价出口资源；还有一些地区将招商引资作为政绩考核标准，不顾环境和人民群众身体健康，不重视保护职工权益，近来还出现了富士康“十三连跳”的惨剧；存在着“重外轻内”的倾向，主张将国有资产卖给外资，甚至在关系到国计民生的重要领域也放弃控股权，等等。这些思维方式和工作方法，不利于我国从根本上增强综合国力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
3．要制定正确的对外发展战略。单纯地实行封闭式的进口替代战略固然不可取，但完全的出口导向战略也是不可行的。我们这样一个人口众多、资源紧缺的大国，不能将经济发展的主动权完全交付国际市场，国际市场也没有能力解决我国的需求问题。最好的办法，还是坚持开放条件下的进口替代和出口导向相结合，立足于扩大内需，增强内部发展动力。
4．要增强我国对外经济可持续发展的能力。增强对外经济可持续发展的能力，关键是要坚持独立自主的开放政策，改变在国际分工中的不利地位，发展自主品牌和自主知识产权，提高国际竞争力，提高国际贸易规则制定的参与能力。在贸易规模增加的同时努力改善贸易结构，提高贸易层次。
5．关注和研究世界经济新格局、新变化，及时作出调整和改变。对外经济发展不仅涉及国际贸易、国际投资，也涉及全球产业转移和国际生产要素流动，还涉及金融安全、资源环境、各国专利保护制度和科技体制等一系列我们不是很熟悉的问题。特别是在货币金融争端和科技体制方面，我国现有的研究还不够，应对国际挑战的经验还不足。这些都要根据形势的发展，在推进开放过程中研究新的对策。另外，金融危机后，发达国家肯定会做出重要调整。现在发达国家有一种说法，叫“重新工业化”，实质上是重新重视实体经济。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显然不能再走承接全球产业和投资转移的老路了。鉴于外资、外贸在我国经济中的重大影响，这方面的战略研究刻不容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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