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晏智杰教授《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指导地位的再思考》一文

奚兆永

刘国光教授在关于我国经济学教学与研究问题的谈话中谈到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指导地位问题。毫无疑问，这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也是一个在现实生活中急需解决的具有极大重要性和迫切性的问题。但是，晏智杰教授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指导地位的再思考》一文1里却对此表示了不同的意见。这件事情，理所当然地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在这篇文章里，我想谈谈自己对晏智杰教授《再思考》一文的一些看法。

一、关于所谓“两家并重”或“两个基础并存”的问题

晏文说，“从一统天下到两家并重，在中国的具体条件下是一个历史的进步，因为这是实践所要求的，并且已经对实践发挥了很好的作用。”

晏文所说的“一统天下”，即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作为指导思想的局面，而晏文所说的“两家并重”，即西方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并重的局面。人们要问：从“一统天下”到“两家并重”的局面是怎么形成的？我们从中央领导人的讲话和有关部门的政策文件里看不到有这样的精神。在邓小平著作里，我们看到，他曾不止一次地号召人们“要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1985年，他在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说，“我们现在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时代和任务不同了。要学习的新知识确实很多，这就更要求我们努力针对新的实际，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提高我们运用它的基本原则基本方法，来积极探素解决新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基本问题的本领，既把我们的事业和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推向前进，也防止一些同志，特别是一些新上来的中青年同志在日益复杂的斗争中迷失方向。因此，我希望党中央能作出切实可行的决定，使全党的各级干部，首先是领导干部，在繁忙的工作中，仍然有一定的时间学习，熟悉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从而加强我们工作中的原则性、系统性、预见性和创造性。只有这样，我们党才能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建设和发展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一直达到我们的最后的目的，实现共产主义。”2实际上，早在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就提出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方针,直到他的晚年，也从未放弃过“四个坚持”的立场。1993年9月，他在与其弟邓垦的谈话里说，“我们在改革开放初期就提出‘四个坚持’。没有这‘四个坚持’，特别是党的领导，什么事情也搞不好，会出问题。出问题就不是小问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优越性在哪里？就在四个坚持。”3当然，四个坚持不只是一个坚持马克思主义的问题。人们讲四个坚持往往强调其中的坚持党的领导和坚持社会主义道路两条，其实，正如邓小平所说，“四个坚持是‘成套设备’”，是缺一不可的。特别是坚持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更处于灵魂和统帅的地位，尤其不可或缺。离开了马克思主义这个理论基础，共产党就会退化为修正主义的党，社会主义社会就会蜕变为资本主义社会，无产阶级专政就会异化为资产阶级专政。苏联解体，东欧剧变，有人将其仅仅归之于经济问题，其实，指导思想的变化才是更为根本的问题。江泽民同志说，“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以及最近南斯拉夫政局的演变等事件，除了政治、经济等方面的原因外，执政党内和群众中发生思想变化、思想混乱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历史和现实都表明，一个社会，没有共同的精神支柱及其以此为基础的思想上的稳定，是很难保持社会政治稳定的。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如果动摇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这个精神支柱，动摇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就会导致思想混乱，那将是国家和民族的灾难。”4

当然，我们也看到，在改革开放的复杂形势下，西方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蜂拥而入，要始终坚持“四个原则”，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邓小平在总结1989 年出现的那场政治动乱时说，“四个坚持本身没有错，如果说有错误的话，就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还不够一贯，没有把它作为基本思想来教育人民，教育学生，教育全体干部和共产党员。这次事件的性质，就是资产阶级自由化和四个坚持的对立。”5他还说。“过去两个总书记都没有站住，并不是选的时候不合格，选的时候没有选错，但后来他们在根本问题上，就是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问题上犯了错误，栽了跟头。……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这些年来每年我都讲多次，但是他们没有执行。”6看来，在“讲”和“执行”之间还有很大距离。在这里，干部问题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毛泽东曾说，“我们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修养，现在已较过去有了一些进步，但是还很不普遍，很不深入。我们的任务，是领导一个有几万万人口的大民族，进行空前伟大的斗争。所以普遍地深入地研究马克思留念主义的理论的任务，对于我们，是一个亟待解决并须着重地致力才能解决的大问题。……在担负主要领导责任的观点上说，如果我们党有一百个至二百个系统地而不是零碎地、实际地而不是空洞地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同志，就会大大地提高我们党的战斗力量”。7但是，从“过去两个总书记都没有站住”的情况看，从我国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出版和学习的情况看，从一些省部级干部和培养高级干部的中央党校教员的背离马克思主义观点的言论看，毛泽东当年所提出的这一问题在今天仍然具有很现实的意义。所幸的是，以胡锦涛为总书记为首的新的中央领导集体，已经注意到这个问题的极端重要性，提出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建设工程。这是非常令人鼓舞的。

虽然中央从来没有说过要变“一统天下”为“两家并重”这样的话，而且江泽民同志还明确批评过“在思想文化上提出取消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主张指导首先的多元化”等错误倾向，强调：“马列主义、毛泽东想、邓小平理论，是我们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是我们一切工作的行动指南，是激励全国各族人民为振兴中华团结奋斗的思想基础和精神动力，也是我们认识世界、改造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的强大的思想武器。”8但是，联系经济学界的情况看，在一些高校，特别是重点高校，用晏文的话说，“事实上形成了西方经济学与以《资本论》为经典的经济学并重的局面”；而他在几年前写的一篇文章则更加坦率，说“目前的基本状况，从我们的指导思想和教学安排来说，是马克思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这两个基础并存。”不过他没有告诉我们，为什么会出现“事实上形成”两种经济学“并重”的情况，更没有告诉我们“两个基础并存”怎么会成为“我们的指导思想”的？在我看来，形成的原因不外两个：一个是外因，即西方意识形态或西方经济学的渗透；一个是内因，即我们的一些经济院校领导缺乏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本功，没有免疫力。这些年来，我们不断派人出国访问留学，又不断请外国学者到我国来讲学交流，西方经济学的书籍更是大量被翻译出版，一些人，特别是一些担任经济院校领导工作的人，被西风刮得头晕目眩，完全迷失了方向。在他们看来，一切都是西方好，而西方经济学才是科学的经济学。当然，就具体的人来说，原因可能是各不一样的。有的人背叛“老祖宗”改换门庭是出于利益的考虑，被人收买的结果；而有的人则是怕搞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或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研究西方经济学要读大量原著，而且发表成果较难，而贩卖西方经济学的“代价”则低得多，“划得来”；等等等等。据晏智杰教授本人介绍，他曾任北京大学党委常委、宣传部长（1986-1989年）和经济学院院长（1993-2002年），作为学校的领导成员之一和经济学院的一把手，本应对此有清醒的认识，但是，我们从他的书里看到，情况远非如此。早在1989年，他就反对马克思关于“古典经济学”和“庸俗经济学”的划分；在他后来撰写的《古典经济学》一书里，甚至把马克思的经济学说也作为“古典经济学”的一部分放在该书之中加以论述。在晏智杰教授看来，被马克思肯定的古典经济学和被马克思批判的庸俗经济学是没有区别的，而代表无产阶级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代表资产阶级的古典经济学也是没有区别的，它们都可以叫做“古典经济学”。还值得注意的是，在晏智杰教授写的《古典经济学》、《边际革命和新古典经济学》里，对各种庸俗的资产阶级经济学说批评很少，更遑论用马克思主义进行严肃的批判了。更有甚者，在论述“庞巴维克的理论”一章时，还专门设了“对马克思学说的批评”一节，不仅大量引述庞巴维克批评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观点和论据，而且在自己写的评论里一再肯定庞巴维克的批评，说它是有道理的,“至少在逻辑上是无懈可击的”。而在论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部分，一章是介绍，一章是批判，批判的篇幅远远超过介绍。在这里，晏智杰教授大讲所谓“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历史局限性”，大讲所谓“劳动价值论的偏颇及其后果”，还大兴问罪之师，责问“劳动价值论能作为价格决定论的唯一基础吗？”在他写的《劳动价值学说新探》、《灯火集——劳动价值学说研究论文集》里，也充斥了否定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宣扬要素价值论、均衡价格论的内容，其对马克思经济学的否定和对西方经济学的褒扬在经济学界是极为罕见的。这个事实也清楚地说明；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不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处于指导地位，就是西方经济学处于指导地位，根本就不存在什么“两家并重”或“两个基础并存”的问题。晏智杰教授之所以提出“从一统天下到两家并重”或“两个基础并存”“是一个历史的进步”，其真正的目的，就是要削弱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指导地位，不断提升西方经济学的地位，并最后取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指导地位。

马克思和恩格斯早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就指出；“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这就是说，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9后来他们在《共产党宣言》里又重申了这一思想，认为：“任何一个时代的统治思想始终不过是统治阶级的思想。”10这一思想已经为人类历史和当今各国的现实所证明。我国《宪法》“总纲”第一条庄严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工人阶级在社会上是物质的领导力量，当然要求它的思想——马克思主义在社会上是精神的领导力量。江泽民同志说，“问题的实质，就是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并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11他还明确提出，“必须坚定不移地巩固和加强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绝不允许搞指导思想的多元化；……。我们坚持马克思主义，关键首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并坚持运用它来来分析和研究今天的实践。”12显然，晏智杰教授所说的“两家并重”或“两个基础并存”论是和这些论述背道而驰的。

当然，晏智杰教授也知道，“两家并重”或“两个基础并存”论的科学性和合理性必然要受到挑战和质疑，但是他还是认为“这是实践所要求的，并且已经对实践起了很好的作用”，“是一个历史的进步”，这就很令人费解了。但是从上面提到的他的对待西方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态度看，这又是不难理解的。说穿了，搞“两家并重”或“两个基础并存”正是为了适应用西方经济学取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需要。晏教授断然否认这样做是“抬高这个，压制那个”，但是无情的事实是，无论是他的书和文章，还是北大经济学院教学和科研的状况，西方经济学早已成了“主流”，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地位则大大地被边缘化了。这究竟是“很好的作用”还是很坏的作用？究竟是“历史的进步”，还是历史的倒退？人们是不难作出自己的判断的。

我们批评指导思想的多元论，批评经济学领域的“两家并重”或“两个基础并存”论，当然不是要取消西方经济学的教学与研究，而是要改变目前存在的在教学与研究中削弱、否定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片面提升西方经济学的地位以及在西方经济学的教学和研究中不加批判地照搬照抄的现象。关于如何对待西方经济学，列宁在1900年和1909年先后讲的如下两段话，是很值得我们反复学习和深入体会的：

“不是闭起眼睛不看资产阶级科学，而是注意它，利用它，批判地对待它，不放弃自己完整的明确的世界观，这是一回事；匍匐在资产阶级科学面前，重复马克思‘有片面性’等等这类具有十分明确意思和意义的词句，这是另一回事。其次，如果说到‘重复和转述’，那么重复和专署柏姆-巴维克和维泽尔、桑巴特和施塔姆勒本身，难道先天地比重复和转述马克思更值得注意吗？”13

“正如政治经济学教授虽然在实际材料的专门研究方面能够写出极有价值的著作，可是一旦说到政治经济学的一般理论时，他们中间任何一个人所说的任何一句话都不可相信一样。因为在现代经济生活中，政治经济学正像认识论一样，是一门有党性的科学。总的说来，经济学教授们不过是资产阶级手下的有学问的帮办；而哲学教授们不过是神学家手下有学问的帮办。”14

我们需要注意、学习、利用、借鉴西方经济学的某些成果，但是从根本上来说，西方经济学是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应该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批判地对待它，认识到它的资产阶级性质，而决不能对其盲目崇拜、盲目照搬，更不能将其提升到指导思想的地位取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

二、关于所谓“传统马克思主义”能不能成为指导思想问题

晏文说，“中国应该建设和探索自己的经济学，虽然距离成熟的经济学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从已经取得的成果来看，可以肯定地说，在指导思想上应当是，立足中国需要，符合中国国情，借鉴国外理论政策，解决中国问题，而中国经济学的理论基础和指导思想，正是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这是当代马克思主义。如果不是这样看问题，而是一味坚持传统难看上主义经济学的指导地位，势必不能客观地看待这些年在我们的经济学理论中已经或者正在确立的一系列的基本原理，甚至还会产生怀疑和抵触。”

在这里，晏文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区分为“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和“当代的马克思主义”，认为只有“当代的马克思主义”能够成为指导思想，而所谓“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是不能成为指导思想的。显然，这种把“当代的马克思主义”和所谓“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割裂开来并且对立起来，只肯定“当代的马克思主义”而否定“传统马克思主义”是指导思想的观点，是经不起检验的，是完全错误的。

按照晏智杰教授的说法，“当代马克思主义”是指“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那么所谓“传统马克思主义”就是指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了。这种把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割裂开朗并且对立起来的做法，是完全违背事物发展的逻辑的。按照事物发展的逻辑，马克思主义是源，而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都是流。所谓“源”是指上游，而所谓“流”是指下游。照道理说，没有上游就没有下游，没有马克思主义这个“源”，也就不会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这样一些“流”。事实也正是这样。从某种意义上说，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都是马克思主义与一定历史时代和一定国家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列宁说，“我们完全以马克思的理论为依据，因为它第一次把社会主义从空想变为科学，给这个科学奠定了巩固的基础，指出了继续发展和详细研究这个科学所应遵循的道路。” 同时他又指出，“对于俄国社会党人来说，尤其需要独立地探讨马克思的理论，因为它所提供的只是总的指导原理，而这些原理的应用具体地说，在英国不同于法国，在法国不同于德国，在德国又不同龉额国。”15正是由于列宁独立地探讨了马克思的理论，他运用马克思的理论和方法，分析了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新的经济现象—— 生产集中和垄断，提出了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最高阶段的理论，他还分析了帝国主义发展不平衡的规律和俄国的特点，得出了社会主义有可能首先在一国取得胜利的理论。由于列宁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斯大林称“列宁主义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专政时代的马克思主义”。显然，列宁主义的出现并没有否定马克思主义，而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丰富和发展。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应用中国的革命实践，提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和用赎买的办法改造民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改造的思想，从而产生了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也不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否定，而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丰富和发展。在毛泽东以后，邓小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运用于我国改革开放的具体实践，产生了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或邓小平理论。在这里，邓小平理论也不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否定，而是对它们的发展。同样，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提出的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也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邓小平理论和我国当前改革开放、经济发展、社会稳定的实践相结合的产物，当然也不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的否定，而是对它们的丰富和发展。还需要指出的是，对于整个马克思主义的源头即狭义的马克思主义来说，后来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包括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都只是在某些方面或某些具体问题上的应用和发展，而不是在所有方面、所有问题上的全面发展。过去林彪说毛泽东“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那是说的过头话。相比之下，后来十一届六中全会的评价就比较客观了。那里说：“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16请注意，这里强调的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而不是对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和基本方法的发展，更不是什么“全面地”发展。应该说，在基本理论和基本方法上是很难有什么全面的发展的。恩格斯曾说，“即使只是在一个单独的历史事例上发展唯物主义的观点，也是一项要求多年冷静钻研的科学工作，……只有靠大量的、批判地审查过的、充分地掌握了的历史资料，才能解决这样的任务。”17这种情况也适用于毛泽东思想之前的列宁主义和它以后的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因此，无论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及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在历史上和现实生活中起过多么重要的作用，它们都是马克思主义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在具体国家和具体问题上的运用和发展，而不是对马克思主义在所有方面和所有问题上的全面发展，它们都不可能取代作为源头的马克思主义。晏智杰教授企图以“当代马克思主义”取代“传统马克思主义”的说法和做法显然是错误的。

当然，晏智接教授也提出了“传统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不能成为指导思想的“根据”。对于他的这些“根据”显然有加以剖析的必要。

晏文提出的第一个“根据”说：“社会主义是否可以搞市场经济? 传统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回答是否定的：商品生产与市场经济是私有制和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资本主义是其最高和最后阶段；未来社会必须以计划经济取而代之。”晏文的这些说法其实是似是而非的。实际上，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与私有制并无必然的联系。马克思说，“商品交换过程最初不是在原始公社内部出现的，而是在它的尽头，在它的边界上，在它和其它公社接触的少数地点出现的。这里开始了物物交换，由此侵入公社内部，对它起着瓦解作用。”18实际上，商品交换之所以必要，真正的条件是社会分工，而不是私有制。当然，恩格斯曾经说过，“一旦社会占有了生产资料，商品生产就将被消除，而产品对生产者的统治也将随之消除。社会生产内部的无政府状态将为有计划的自觉的组织所代替。”19这也许就是晏教授认为“传统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否定商品经济、主张用计划经济取而代之的根据。但是，马克思主义是发展的，后来斯大林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中对恩格斯的话作了很好的说明：“恩格斯所指的是这样的国家，在那里，不仅在工业中，而且也在农业中，资本主义和生产集中都充分发达，以致可以剥夺全国的一切生产资料，并把它们转归全民所有。因而，恩格斯认为，在这样的国家中，在把一切生产资料公有化的同时，还应该消除商品生产。这当然是正确的。”“如果可以公有化的不是一切生产资料，而仅仅是一部分生产资料，而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有利条件已经具备，那该怎么办呢，——无产阶级是否应该夺取政权，在夺取政权以后是否必须立即消灭商品生产呢？”20答案当然就是否定的了。在这里，斯大林实际上肯定了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也需要商品生产的问题。不过，斯大林认为生产资料不是商品，后来毛泽东纠正了斯大林的说法，肯定了生产资料也是商品。怎么能说“传统马克思主义”是否定商品生产的呢？至于社会主义实行计划经济，也有一个条件问题。只有在全社会利益完全一致、收集和处理信息的能力极大地提高的情况下，才能够真正实行计划经济。现在我国还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还是一个不够格的社会主义，上述条件显然还不具备。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当然不否定实行商品-市场经济，但是，从长远看，在条件成熟时，社会主义总还是要实行计划经济的，这恐怕也是不能否定的。

晏文提出的第二个“根据”说，“经济学是否应当是多元要素的供求均衡价值论呢？回答也是否定的。传统理论认为商品价值源泉只有劳动，而且是抽象劳动，其它要素要么只是劳动的条件，要么只是劳动的对象，不可能是价值源泉。”晏文的这一说法就更没有道理了。我们知道，主张多要素价值论和均衡价格论而否定劳动价值论的，是西方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而决不是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实际上，晏智杰教授本人在上世纪90 年代初为《现代西方经济学辞典》写的“劳动价值论”词条里对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也是完全肯定并且大加赞扬的。他写道：“马克思在创立无产阶级经济学的过程中，批判地继承了古典经济学劳动价值论的科学成就，克服了其中的缺陷和矛盾，创立了科学的劳动价值论，并以此为基础建立了剩余价值论，深刻地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运动规律。” 而在为同一辞典写的“萨伊，J．B．”词条里，对萨伊则进行了批判性的阐述。他写道：“萨伊自称为亚当·斯密（A．Smith）经济学说的注释者和宣传者，实际上把亚当·斯密学说庸俗化了。其著作的主要意义在于拒绝劳动价值论而以效用论、供求论等取而代之；随之而来的就是拒绝亚当·斯密基于劳动价值论的产品分配论，而以‘生产三要素论’和‘三位一体’故事抹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剥削关系。他认为商品价值是由劳动、资本和土地这三个‘要素’提供的‘生产服务’共同创造的，……。”21但是，上述文字墨迹还未干，载有他撰写的词条的《辞典》还在出版的过程中，晏教授的观点就完全变了。.1995.年8月，他在《学术月刊》上发表了一篇题为《价格决定和劳动价值论——对一种传统观念的质疑》的文章，开始了他对原来认为是科学的劳动价值论的批判。与此同时，对于他原来认为是庸俗的理论的东西包括效用论、供求论、要素价值论以及这些理论的大杂烩的均衡价格论，则大加赞赏，推崇备至。他不仅将他曾经认为是“把亚当·斯密学说庸俗化了”的萨伊和亚当·斯密一道堂而皇之地放进了他的《古典经济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一书，而且还在一篇文章里说萨伊的“三要素论”“是对第一次产业革命新现象的科学总结。”22本来，一个人要转变观点，改换门庭，那是他自己的选择，似乎他人也不必多加干涉，但是，晏教授通过词典这样的媒体向读者表达自己的观点的，观点变了，应该通过一定的形式对读者作出交代才是负责任的态度；而实际上，晏教授不仅没有任何自我批评，对读者没有任何交代，反而运用各种媒体（主要是书籍和报刊）一再宣传他的“新”观点，这是对读者极不负责的。他的这些“新”观点理所当然地受到了学术界的批评，许多同志都写了批评的文章，笔者也写了四篇文章与之论战。23面对学术界的批评，晏教授只是一再重复自己的观点，却没有用应有的严肃认真态度对待这些批评，现在居然把自己所主张的“新”观点说成是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思想为指导的“在我们经济学中已经或正在确立的一系列基本原理”之一，并且用它来否定所谓“传统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证明”它不能成为指导思想，这岂非咄咄怪事？！难道晏教授不感到自己这样做是太过分也太可笑了吗？

晏文的第三个“根据”说，“社会主义是否应当构建和谐社会为目标？回答同样是否定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认为，社会主义作为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时期，始终存在阶级斗争，必须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只有共产主义才是和谐社会；所以，共产党的哲学是斗争哲学；才有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才有‘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纲领。晏教授的这些说法显然是错误的。实际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并不认为社会主义是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时期；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里所说的共产主义是包括社会主义（作为低级阶段）在内的，过渡时期其实是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过渡的时期。当然，后来的实践表明，由于意识形态的滞后和世界资本主义的包围，即使在社会主义社会也还存在阶级和阶级斗争，还需要有无产阶级专政，但是，这和构建和谐社会并不矛盾。我们今天提出构建和谐社会，难道今天已经没有阶级和阶级斗争、不需要无产阶级专政了吗？显然不是这样。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说，“由于国内因素和国际的影响，阶级斗争还将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在某种条件下还有可能激化。既要反对把阶级斗争扩大化的观点，又要反对认为阶级斗争已经熄灭的观点。对敌视社会主义的分子在政治上、经济上、思想文化上、社会生活上的各种破坏活动，必须保持高度警惕和进行有效的斗争。”24《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在“序言”里也写得很清楚：“在我国，剥削阶级作为阶级已经消灭，但是阶级斗争还将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中国人民对敌视和破坏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内外敌对势力和敌对分子，必须进行斗争。”至于无产阶级专政，也以“人民民主专政”的名义写进了《宪法》第一条。其实，提出“构建和谐社会”并不是说社会已经和谐了，恰恰是因为社会还不够和谐，所以才需要“构建”。阶级斗争，社会矛盾以及人和自然的矛盾，都是客观存在，提出构建和谐社会，正是为了解决这些矛盾和问题。当然，矛盾的性质不同，解决的方法也不同，并不是都要用斗争的方法来解决，但是，也不能把斗争二字从共产党的字典里取消。实际上，无论在经济上、政治上和思想文化上，还是在军事上、外交上和民族问题上，有些事情不斗争是不行的。晏教授把毛泽东关于阶级斗争的论述都当成反面的东西，其实，许多论述都是有理论根据的，是很宝贵的经验总结，是不应该弃置不用的。就拿“以阶级斗争为纲”来说，由于阶级斗争是阶级社会一切社会现象的总根源，所以一切马克思主义者都非常重视阶级斗争，都非常重视运用阶级分析的方法来分析社会现象。列宁在《卡尔·马克思》一文中说，“某一社会中一些成员的意向同另一些成员的意向相抵触；社会生活充满着矛盾；我们在历史上看到各民族之间，各社会之间，以及各民族、各社会内部的斗争，还看到革命和反动、和平和战争、停滞和迅速发展或衰落等不同时期的更迭，——这些都深入所共知的事实。马克思主义提供了一条指导性的线索，使我们能在扑朔迷离、一团混乱的状态中发现规律性。这条线索就是阶级斗争理论。”25列宁说的这个“指导性线索”不就是毛泽东说的“纲”么？既然党的文件和国家《宪法》都承认有阶级斗争存在，说“以阶级斗争为纲”又有什么错误呢？当然，我们不能将其泛化或“扩大化”，用到与阶级斗争无关的一些领域；过去在这方面的教训还是应该汲取的。

晏文还有一个“根据”说，“我们正在探索和实行的经济运行方式，分配制度和私有制结构（原文如此，可能是“所有制结构”之误——引者），等等，我们同样不能从他们那里得到肯定的回答，可是实践证明这些东西是必需肯定的。这是国情不同，时代不同，制度差异所致。”这样说显然也是经不起推敲的。实际上，我国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之所以不能实行完全的公有制，而要实行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实行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之所以要由原来的计划经济转而实行市场经济，这些，完全可以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关于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的性质的原理来加以说明。列宁在1921年为什么要退却，搞“新经济政策”？就是因为考虑到生产关系要适合生产力的性质，生产关系跑得太快，对生产力的发展反而不利。1956年底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毛泽东听说上海又出现了地下工厂，还听说合作工厂做衣服要三个月才能拿，曾说，“最好开私营工厂，同地上的作对，还可以开夫妻店，请工也可以。这叫新经济政策。……只要社会需要，地下工厂还可以增加。可以开私营大厂，订条约，十年、二十年不没收。华侨投资的，二十年、一百年不要没收。可以开投资公司，还本付息。可以搞国营，也可以搞私营。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当然要看条件，只要有原料，有销路，就可以搞。”26这些都说明，无论是按照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本原理，还是按照列宁、毛泽东在实践中的一些做法和思路，所谓“传统的马克思主义”都不会否定在走得太快了以后所采取的一些退却的行动；晏文断言“不能从他们那里得到肯定的回答”，显然是太武断了。当然，只有完全的公有制，消灭人剥削人的制度，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那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制度，但是由于我国生产力落后，还处在一个“不够格”（邓小平语）的社会主义阶段，还不能实行那样的所有制和分配制度；为了发展生产力，还需要发展一些非社会主义的所有制经济，还要实行一些非社会主义的分配方式，还要允许人剥削人的现象存在。但是，毫无疑问，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这种状况也是要改变的，在将来条件成熟时，还是要实行完全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这只要看一看《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六条有关“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的规定，就很清楚了。关于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问题，也是一个条件问题。目前实行真正的计划经济的条件还不具备，实行市场经济无疑更有利于经济的发展，但是，当实行计划经济的条件完全具备时，也会由市场经济由转为计划经济的。那种孤立地看待所有制结构、分配制度和经济运行方式的观点，是一种形而上学的观点，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方法——唯物辩证法的。

实际上，关于所谓“传统马克思主义”能不能成为我国经济学的指导思想的问题，是一个非常清楚的问题，它已经写进《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宪法》序言明确地讲到“中国各族人民将继续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指引下，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改革开放，……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在这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没有什么传统马克思主义和当代马克思主义之分，都是指引各族人民在各个领域胜利前进的指导思想；经济学作为意识形态的一个重要领域更没有理由例外，更应该接受这一指导思想的指引。晏教授提出“传统马克思主义”不能成为经济学的指导思想，说明他缺乏一个公民起码应有的“宪法意识”。他提出这个问题，实际上是在制造混乱。作为一个学者，他这样做，真不知道他意欲何为？

在这里需要指出的是，我们坚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指导地位，并不是要从经典著作里寻求当今一切问题的现成答案，而是在教学和研究中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坚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并且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本原理来观察和解决现实经济生活中的各种问题。早在马克思的巨著《资本论》出版时，有人认为“书里毕竟应该揭示出真正社会主义的秘密学说和万应药方”，而另一些读者以为“从这本书里会知道共产主义的千年王国看来到底是什么样子”，但是，恩格斯批评说：“谁期望得到这种愉快，谁就大错特错了。”他指出，“马克思现在是，而且将来仍然是始终如一的革命家，并且在科学著作中没有人像他那样掩盖自己的这些观点。可是关于社会变革后将怎样，他只是一般地谈到。”27所谓“一般地谈到”，是说马克思所提供的是基本原理和基本方法，而不是解决未来社会一切问题的现成答案。马克思没有也不可能穷尽或终极真理，但是他的基本原理和基本方法却开辟了进一步认识真理的道路。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列宁说，“我们的学说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他还说，“我们并不苛求马克思或马克思主义者知道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上的一切具体情况。这是痴想。我们只知道这条道路的方向，我们只知道引导走这条道路的是什么样的阶级力量；至于在实践中具体如何走，那只能在千百万人开始行动以后由千百万人的经验来表明。”28毛泽东也说，“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理论，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论。不应当把他们的理论当作教条看待，而应当看作行动的指南。……不但应当了解马克思 、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他们研究广泛的真实生活和革命经验所得出的关于一般规律的结论，而且应当学习他们观察问题和解决问题的立场和方法。”29恩格斯、列宁、毛泽东的这些论述告诉我们，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方法从来就不是作为现成答案而是作为行动指南提出来的；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的地位得到了恩格斯、列宁、毛泽东的明确的肯定。同样，我们从本文第一部分邓小平关于四个坚持的论述里也能清楚地看到，他对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也是非常重视、明确肯定的。他在晚年还语重心长地说 ：“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还是要讲。我们搞改革开放，把工作重心放在经济建设上，没有丢马克思，没有丢列宁，也没有丢毛泽东。老祖宗不能丢啊！”30）晏智杰教授怎么可以置革命导师这些明确的论述于不顾，把邓小平以前所有伟大马克思主义者的理论都作为“传统马克思主义”而否定其指导思想的地位呢？

（本文观点2006年4月6日《社会科学报》曾以《与晏智杰教授商榷》为题摘要刊登，此为全文）

微信扫一扫，进入读者交流群

献一朵花： 鲜花数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