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民一题——中国到底该怎么办?

　　前按：周小川先生终于开口说了一句迟到十年的实话：经济转型必须牺牲短期增长。这句话本身绝对正确，也不是他最先提出来。今天说这句话实际上已经晚了很多年，十年前，你若讲了，我会承认你是国家英雄和经济奇才，五年前，你若讲了，我还认为你是合格称职的行长，现在，你讲出来，我认为你有接受人民群众批评的必要。

　　把经济转型不成功完全归责于周先生显然不妥，因为他也不是经济决策的总舵手，即便货币政策他有相当大的职责成分，但也并非全权负责。纵然这样，周行长想逃脱批评自然不易，毕竟你没有讲出你该讲的话，你没有做出你应该做的决断。

　　中国人总喜欢说“危机也是机遇”，好象自己把握了世界局势一样。然而，也就说说而已，危机发生后，恰恰就是中国爱打肿脸充胖子，错过了一次次极好的机遇，总寄望充当“一枝独秀”的世界鲜花，结果不但没被欣赏，反惹得一身闷骚(美国人反倒把危机根源归罪于中国)。就连我这样的俗人都看出来2008年中国该做什么，当事者为何陷入迷局?真是不小心陷入迷局?真是不得已陷入迷局?

　　有人会骂：你孙某人事后诸葛亮，不知天高地厚。我想说：不是这样，比我看得准的人还多得是，当然，我写于2008年、2009年的文章都还在网上，除了三篇批评刺激政策过激的文章被网络管理者删除以外，留存的文章至少还有十篇以上。最令人不解的是：犯了错不要紧，居然到现在还没有任何人承认错误，还强硬表示所有的决定全绝对正确。

　　那我就要问了：既然绝对正确，中国经济为什么陷入被动?既然完全正确，周先生为什么还说须减速转型?难道今天转型比五年前更合理?五年前，搞了“十大产业振兴规划”，后来又加了七个，国家投了大量的钱，现在呢?谁能告诉我振兴了哪半个行业?有关这个问题甚至差点闹得我被开除(因文章中提到“重政绩”这几个字，被某单位认定为“GJ国家领导人”)，有关决策者请回答我的问题?明明是全世界主要经济体都陷入经济危机，却要求中国独立振兴“十七大产业”，这难道还算不上世界笑话吗?这难道还算是科学决策吗?如果类似的决策不绝止，任何努力都实现不了中国经济的转型升级。

　　现在的问题来了——中国到底该怎么办?

　　靠“世行报告”是否靠得住?“世行报告”的核心思想就是私有化(中英文版都读过)。这个报告被很多官方人士和知识界精英所接受，并且有些人把它当着中国的治国之道。然而，我还是要下个绝对化的结论：任凭你怎么私有化，也实现不了经济转型，分家的过程顶多只是一个财富再分配的过程，顶多只会有昙花一现的景象，绝无可能实现产业升级，“世行报告”是靠不住的报告，是不适合中国的报告。

　　主流经济学家是否靠得住?近几十年来，中国的改革方案设计始终都离不开厉以宁、吴敬琏、林毅夫、张维迎等主流专家的参与，好象中国离开他们就转不动。然而，他们的“理论”又是什么呢?还是两个词：私有化和市场经济。本质上还是一个词——私有化。跟“世行报告”没有本质区别。他们同样靠不住，如果靠得住，中国经济结构就不会沦落至今天。

　　“洋中国人”是否靠得住?最近十年，中国又涌现了一批特火的“洋中国人”，基因是中国的，国籍不一定是中国的，象陈志武和胡祖六等人就是美国人，象茅于轼等人则是中国籍美国心。这些人的“理论”又是什么呢?有两个：一个是私有化理论;另一个是多党制。胡祖六在今年的博鳌亚洲论坛上甚至公开提出中国要搞“联邦制”。这些人都是中国各级政府和各种实体的“大红人”，可以说是红得发紫，有些人在中国国内身兼N职，分身都乏术。大家想想：他们这两招是灵丹妙药吗?第一个理论就不说了。多党制呢?它真的可以解决中国的腐败问题?真的可以实现经济转型?

　　我这个人不反对民主，甚至很喜欢民主，如果有广泛真实的民主，我就不会反复被折腾。但是，我很理性，我不认为搞个多党制，中国就万事大吉。即便民主需要这种选择，本人也认为不是现实选择。有关政治体制改革的问题，我在三年前就写了一篇文章《政治体制改革之前必须回答的十个问题》。肯定要改，但怎么改不能由少数人说了算，要由全国人民说了算。

　　这几个主流阵营都熄火了，中国又该怎么办呢?中国经济就真的转不了型吗?我看也未必，只要意识转过来了，就有希望，只要路线走对了，任何困难都能过去，在我的脑子里，绝没有时间越不过的障碍。

　　今天我也不谈微观看法，谈了也是废话，国家层面上未提出新思维，不管是主流还是非主流，现在讲微观看法都是大笨蛋。但是，不讲微观看法，可以提几个宏观看法：

　　其一、中国必须放开禁区，必须给各类思想者公平的表达平台，封杀只会恶化中国未来的前景。现在的主流媒体只允许姓资的说话，不允许姓社的说话;只允许姓右的说话，不允许姓左的说话;只允许姓官的说话，不允许姓民的说话;只允许姓洋的说话，不允许姓中的说话;只允许姓热的说话，不允许姓冷的说话;只允许姓快的说话，不允许姓慢的说话;只允许姓黄的说话，不允许姓红的说话。这样的极端政策怎么可能营造出一个和谐的社会环境?怎么可能调动各方面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其二、中国必须给非主流人士相对平等的表达平台。主流精英多以亲西方和亲资本为主，他们有足够的资金保证进入各类演说平台，也能得到绝大部分官方平台，其他人士往往因为持不同观点被拒之门外。更有甚者，不少中间人士和偏左人士遭遇到极其不公的无情打击，严重的权力失衡导致国民思想的极端化分裂，这样的情形必须尽快结束，否则将会酿成大祸。

　　其三、改革的顶层设计必须与群众路线完美结合。如果只有顶层设计没有群众路线，改革方案很有可能就是海市蜃楼，如果只有群众路线没有顶层设计，改革方案可能就是工匠守则。只有把顶层设计与群众路线有效结合，才能规划出一套赢取最大多数人支持的改革方案。我个人认为：目前的改革方案，顶层设计的权重过高，群众意志体现过少，因而问题较多。更为可怕的是：吴敬琏先生居然要求只搞“顶层设计”和“顶顶层设计”，这是完全错误的观点。制度、体制、法律、政策等所有的维新都必须走“两结合”的路子，缺一不可，低估人民智慧的所有想法都是幼稚可怕的。

　　“周钱管家”已经把这个本该是老问题的“新问题”提出来了，是件好事，迟面对不如早面对，早面对不如立即面对。中国失去了最佳机遇，但没有失去最后机遇，往前走，有希望。

　　宏观上做好以上几点，不管多大的改革，不管多大的运动，我相信中国人都能有足够的智慧取得成功，如果有失败，那也是民主选择的失败，也是全民共担的失败。如果任由无休止的“滥改革”一直困扰人民群众，没有任何力量能够撑得住情绪洪流的压力。

　　中国到底怎么办?欢迎大家开启自己的智慧大门，国家在等待所有人的方案!

　　附言：在我的思考中，中国手上仍然握有相当多的好牌，中国不靠哪个国家，不靠卖地、卖国企、卖政府资产，中国有相当多的经济增长点，只是当局者迷。在宏观问题上，我这个俗人敢于挑战吴敬琏、厉以宁、张维迎、陈志武、茅于轼等诸位先生，敢于跟他们公开对决，如果有人怕我借名人炒作，也可以在绝密状态下进行。微观操作由各专业人员去做。希望中国所有的非主流人士都拿出挑战主流的信心，世界上没有天定的主流，也没有自然的非主流，挑战的结果就是新秩序，最底层的人还有什么可怕的，下面就已经是坟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