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应当建立与时俱进的宏观调控体系

中国宏观调控怎么不吃乱药

张庭宾

这一轮强硬的宏观调控，会达成令人满意的结果？还是会重蹈2008年的覆辙？

2011年新年伊始，中国人民银行（以下简称央行）再次提高存款准备金0.5%，从而使大型银行的存款准备金率创下19%的新高。如此强硬的态度，如此密集的操作，在中国宏观调控史上很罕见。

如此调控目标也比较清晰——遏制过去半年来快速上涨的CPI——从2010年7月的2.9%上涨到11月的5.1%。但能够得偿所愿吗？

此次CPI的快速上涨，主要是食品价格上涨推动的，食品在中国CPI指数中的权重为33%，是第一权重。而从8月初开始，国际农产品价格开始快速上涨，到11月的阶段高点，国际玉米、豆油和棉花分别上涨了51.7%、39.96%、99.5%，直接推动了国内农产品价格全面上涨，并拉动了CPI快速上涨。相当次要的原因是，4万亿投资造成的经济过热问题。

对此，中国10月份开始了此轮强硬的宏观调控，迄今加息2次，提高存款准备金率4次。11月中旬，因中国调控，加上国际农产品猛涨后有回调需求，一度大幅下挫。然又很快重拾涨势，截止上周五收盘，除棉花外，玉米和豆油分别比11月高点上涨了3.7%和3.6%。

可见，中国试图通过货币紧缩来调控国际农产品价格，属于“隔山打牛”。如对症下药，最直接打击农产品价格的方法，是在限制农产品出口同时，国内抛出储备粮油平抑物价。可多年来随着中国人口增长和吃肉增长，加之农业投入不足，水利失修，靠天吃饭，中国大豆和玉米先后出现了刚性缺口，国际炒家借此大肆炒作，而美国是第一农产品大国，又是期货市场的主导国，它们当然愿意看到农产品大涨。

简言之，此轮试图以货币紧缩控制CPI很难奏效，但如继续下去其副作用将越来越严重。在农产品、矿产资源价格大涨、房地产价格居高不下、人民币加速升值、货币连续紧缩等效应累加，中国企业将很快面临生存困境，不排除在不久后重现2008年世界工厂“休克”的危难局面。

此轮强硬的宏观调控对于抑制4万亿投资泡沫，会有一定效应，但是鉴于在货币紧缩局面中，政府和国有企业将创造条件优先获得贷款，受损伤最大的将是民营中小企业。

不容回避的是，自2005年7月人民币升值以来，中国宏观调控效率日减，“两难”困局不断增多，甚至有时与调控初衷南辕北辙，需要深刻反思——根源何在？怎样重新认识当下经济金融的复杂性？如何建立一套认识通透、层次清晰，针对性强的新调控体系，才能正确应对中国与国际经济金融日益一体化的新挑战。

与时俱进的中国宏观调控体系至少可分为三个层面，分别是：一、调控经济增减速度、通胀通紧和就业；二、调控资产价格；三，调控财富再分配。前两者是表象，后者是本质。

一是教科书上的标准答案，通过货币政策调控GDP、CPI，即如果经济增速过快，通胀过快，就收缩货币；反之则释放货币。然此种调控即使在市场传导机制相对有效的美国都走入死胡同——零利率，直接印刷钞票，货币宽松达到极致，仍有着通缩压力，失业率高达近10%。

二是非正统的宏观调控——在某种资产价格疯狂时调控它。中国在现在的楼市调控中采取了这种方法。中国的房价不仅已经高到了世界之巅，而且已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采取行政性手段抑制需求和甚至直接限价，只能是权宜之计，解决不了根本问题——住宅供给过少，而土地价格过高。

笔者想指出的是，真正本质和有效的宏观调控是——财富再分配。即财富分配在外国和中国、政府和民间、金融和实业、富人和穷人间更合理了，还是更失衡了——如果严重地向前者倾斜，则任何调控都会越来越难；反之，则立竿见影。

真实的经济发展源于真实的需求增长，而不能靠“吸食海洛因”的投资刺激；良性的社会发展依靠于国民的幸福指数上升，而不是越来越高的生活成本和越来越低的薪酬收入。即一国国民，社会公众能可持续分享发展成果；而不是作为成果被别人享受。

遗憾的是，自2005年7月人民币升值以来，中国财富再分配失衡更加严重了，主要表现在国际上向外国倾斜；国内向政府倾斜。

在国际上，中国牺牲环境，牺牲社会保障，以廉价的资源和劳动力生产大量价廉物美的物质商品，换回来的是不断贬值的美元，积累为外汇储备又购买了大量的美国债券，实际形成了一种几乎是单向财富输送的机制，中国只得到了名义GDP增长和廉价的就业岗位。

与此同时，人民币升值不仅导致中国外储中美元资产贬值，升值加息更吸引国际热钱大量投机中国，炒作股市楼市。它们资金雄厚、经验丰富、一致行动力强，即“人为刀俎”；而刚刚启蒙“财产性收入”意识的大部分国人只能是“我为鱼肉”。5年以来，中国人改革开放来积累的巨量财富已被转移到了国际热钱手中。

在国人内部，财富分配加速向政府倾斜，政府财政收入增长多年大幅超过GDP的增长，GDP增长大幅超过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这一情况在2010年仍在继续，财政收入再创8.1万亿元新高，同比增长22%，超过了GDP同比增长的两倍。

在国际上财富再分配持续恶化，在国内财富再分配继续失衡的情况下，不仅内需增长，产业升级，结构调整都是"望梅止渴"。宏观调控也必然越来越捉襟见肘——这就像一家人盖一床被子，人口越来越多了，而被子却一会被东家剪去一块，一会送给西家一块，一会被北家勒索一块……这时，家长再怎么盖被子（宏观调控），也必然有更多的人露在外面被冻着；或被子被摊薄了人人都更冷。

所以，宏观调控必须抓调控财富再分配这个根本。为此，中国需要建立新的指标体系，重新确定调控标准。

作为一个国家，中国应将中国公民财富在国际上真实物质购买力——比如购买石油或黄金作为主要指标。遗憾的是，过去10年，若以石油为标准，中国财富实际购买力比名义贬值了75%，以黄金为标准，贬去了80%。

在国内，应该有三组指标：一是中国公民财富占国内总财富的比例；二是中国公民所拥有的流动性在国内M1、M2、M3中的占比。三是内需占GDP的比例、劳动收入占GDP的比例，以及基尼系数。

现在的中国经济指标中，没有第一和第二项，偌大国家无人知道“中国这床被子”到底有多大，能让多少人温饱。至于第三项，郎咸平曾指中国薪酬收入占GDP比例仅为8%，世界倒数第一，这存在争论；但不存异议的是，中国内需占GDP的比例约为35%，是世界倒数第一。至于真实的基尼系数，我们还有没有勇气去面对吗？

只要财富再分配的指标变得好了，中国人实际财富购买力，中国人的幸福指数一定会变好，中国人一定更富裕，而GDP、CPI、资产价格怎样，并不重要。否则只做GDP、CPI表面文章，这几项本质指标更糟糕了，结果将是饮鸩止渴，宏观调控未来更更加捉襟见肘。（作者为本报主笔，仅代表个人观点，投资者决策风险自负，联系邮箱ztb6006@sin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