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世纪，来到中国的欧洲人马可·波罗，发现了一个令其惊异不已的现象——纸币：

“大汗国中商人所至之处，用此纸币以给费用，以购商物，以取其售物之售价，竟与纯金无别!”

“这种纸币大量铸造后，便流通于大汗所属领域的各个地方。没有人敢冒生命的危险，拒绝支付使用。他的所有臣民，都毫不犹豫地接受采用这种纸币，因为无论他们到任何地方营业，都可用它购买他们所需的商品，如珍珠、宝石、金银等等。总之，用这种纸币，可以买卖任何物品。”（陈开俊等译《马可波罗游记》）

马可·波罗无法理解，一张小小的纸片居然就变成了财富，只好归之为中国皇帝专有的“方士点金术”。事实上，马可·波罗看到的，是已经走向通胀的金融系统。而且在此两百多年前，纸币就出现了，在马可·波罗看到的大元“中统元宝交钞”之前，已有多个纸币系统走完了其兴亡周期。

“交子”：纸币的起源

北宋没有统一的币制，当时地方行政单位分为13“路”，有4路专用铁钱，如四川就以铁钱为主。铁钱重而值低，如1匹罗要两万个钱，重130斤，这严重阻碍着商旅。宋初，成都出现了“交子铺户”，专门经营现钱保管业务。存款人把现钱交付给铺户，铺户则给存款人以纸质凭证。当存款人持证提现时，每贯付给铺户30文钱的利息，即付3%的保管费。这个凭证被称为“交子”。

作为“金融证券”，自然要使用高级的纸张。当时四川的高级纸张由构树皮层纤维制造，称为楮纸，“凡公私簿书、契券、图籍、文牒，皆取给于是”（费著《笺纸谱》），所以“交子”用楮纸印制，称为“楮券”。

用可以随时变现的“楮券”从事大宗交易，显然比用笨重的铁钱方便。于是发行和兑换交子渐成一个行业，许多商人联合成立专营发行和兑换交子的交子铺，并在各地设分铺。这个行业必须随时、随地无条件兑换，于是信用成了行业的立身之本。

交子的面额，原来是存钱时填写，随着业务量的扩张，变为印刷有统一面额和格式的“楮券”。为保障无条件兑换，理论上需要有与发行总额相等的现钱，但随着交子的信用建立，商人间的相互支付越来越多地直接用交子。于是交子铺户在经营中发现，一部分被保管的现金几乎永远也无需动用。这意味着交子的发行量可以大于铺户拥有的现钱。于是铺户拥有的现钱成了“准备金”，而交子成了纸币——“楮币”。准备金与发行总额的比率则成了“准备金率”。

这种由民间发行的纸币，被称为“私交子”。纸币承担着全社会的交易中介职能，需要有最高的信用保障。而民间业者，或者因为道德风险，或者因为经营风险，难免信用破产，导致大范围的危机。北宋景德年间(1004～1007年)，益州知州张泳对交子铺户进行整顿，剔除不法之徒，专由16户富商经营。至此，交子的发行正式取得了政府认可。

经过十余年的运行与观察，宋仁宗天圣元年(1023年)，政府设益州交子务，以本钱36万贯为准备金，首届发行“官交子”126万贯，准备金率为28%。其流通范围基本上限于四川境内。益州交子务由京官一二人担任监官，并“置抄纸院，以革伪造之弊”，建立了“央企”——造币厂。这是世界上最早发行官方的纸币，比美国（1692年）、法国（1716年）等西方国家发行纸币要早六七百年。

可见，纸币发源于一种特殊的债务关系——现金汇兑。现金汇兑在我国的起源可追溯到唐代的“飞钱”，“交子之法盖有取于唐之飞钱”（《宋史·食货志》下三会子条）。债务关系建立在信用的基础上，从“私交子”到“官交子”，政府信用取代了民间信用。

“无信不立”

然而，政府信用并非天然可靠，自“官交子”发行以来，官方币制屡改。徽宗时期，改交子名为“钱引”，“钱引”以“缗”为单位（“缗”为丝的单位）。“钱引”的纸张、印刷、图画和印鉴都很精良。但“钱引”不置“准备金”，不许兑换，随意增发，因此纸币价值大跌，到南宋嘉定时期，每缗只值现钱一百文。

南宋于1160年(高宗绍兴三十年)改为官办“会子”，当时的叶适、戴埴等人就反对发行会子，认为“楮币久远必败”，他们其实是意识到，官家不可能为了信用而严格约束自己的发行冲动。在南宋152年的历史中，使用纸币的时间长达100多年，共发行会子近14亿贯，如果按照南宋当时1两黄金兑换35贯铜钱的换算方法，相当于发行了1600多吨黄金。与之对比，2008年国家黄金储备为1929万盎司，按1盎司=28.3495231克计算，仅546.86吨。可见“会子”发行之滥。

另一方面，政府向民间支付时用会子，而征取于民时却只要现钱。

“官之予民者必以楮，而其取于民者则必曰见钱焉。朝廷散于郡邑者则以楮，而其索于郡邑者则必曰见钱焉。”（《古今合璧事类备要》外集卷六六《财用·楮币》）

“天下之输税不责以楮而必责以钱，官务之支取既无其钱，而徒易以楮，至则发纳上供，官则以微价收民之楮以充其数。”（《客亭类稿》卷九《重楮币说》）

结果，发行者自己都不要的会子，只能不断贬值。会子的崩溃导致了币制改革，南宋在景定五年（公元1265年）发行“铜钱关子”，铜钱关子虽然号称以铜钱为本，但是缺乏相应的准备金，依然不过是一种无本虚钞，结果是“物价益踊，楮益贱”。不数年，元兵南下，会子、关子便与宋偕亡。

纸币无疑是金融领域的重大创新，它很快被宋的敌手金、元效仿,然而无论金、元，纸币的稳定运行时间都不长。

以元为例，自元世祖忽必烈改国号为元，至元灭，97年内几改币制。其中最稳定的“中统元宝交钞”发行于元世祖中统元年（公元1260年），到至元二十四年（公元1287年）世祖忽必烈承认“钞法之行二十余载，官吏奉法不虔，以至物重钞轻，公私俱弊”。（《元典章》卷1 诏令）可见中统钞稳定运行也就“二十余载”。元政府以改革币制，发行新钞来应对“钞法大坏”的局面，但越改越乱，其结局是：

“每日印造，不可数计。舟车装运，轴轳相接，交料之散满人间者，无处无之。昏软者不复行用。京师料钞十锭，易斗粟不可得。既而所在郡县，皆以物货相贸易，公私所积之钞，遂俱不行，人视之若弊楮，而国用由是遂乏矣。”（《元史》食货志·钞法）

滥发钞票导致通货膨胀，民间转而以物易物，结果是财政崩溃，政府就此垮台。

明洪武八年（1375年），政府立钞法，发行“大明通行宝钞”。大明通行宝钞也只稳定了约20年，到了洪武二十六年（公元1393年）前后，宝钞在一些地方开始贬值。特别是南方两浙、江西、闽、广一带，民间重钱轻钞，钞一贯（面值千文），只能换铜钱160文，若按铜钱购买力不变计，用纸币计算的物价已经上涨了6倍。此后，米价显示了恶性通胀，从各种资料查到明代的米价中，其“折俸价”为官员俸禄折米的价格。市价涨幅远高于折俸价，显示官方竭力掩盖宝钞贬值的事实。

到成化年间（1465～1487年）一贯钞只值一文钱。到弘治（1488～1505年）、正德（1506～1521年）年间，钞法已实际上废止不行了。此后明政府放弃了纸币发行。

从1023年北宋政府发行“官交子”到1500年后明政府放弃纸币发行，中国政府用近500年的时间实践纸币系统。这期间中国是全球无可置疑的超级大国，纸币的发行对当时“不发达国家”的人们造成令人目眩的幻象，《马可波罗游记》使欧洲人将中国看成是遍地黄金的人间天堂，希望到东方去实现黄金梦的人比比皆是，恰如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国人之视美国与美钞。

美国开始发行纸币，是在中国放弃纸币将近200年后（1692年）。两个半世纪后，随着布雷顿森林体制的确立，美元被称为“美金”，成为国际贸易的结算货币，成为各国的储备货币。

信用的基础

布雷顿森林体制规定了美元与黄金的固定比价，这就是“美金”之称的来由。其原理与当年的“交子”相似：纸币作为贵金属的符号。在交子发行过程中发现的“准备金率”现象，成为稳定币值的关键。

当年，元中统钞以金、银为准备金，“每钞贰贯倒白银壹两，十五贯倒赤金一两”，为保证纸币的社会信用，在首都和各路设立平准库，确保钞银兑换。纸币稍有壅滞，则“出银收钞”。为了建立纸币的信用，主事“诸老讲究扶持，日夜战战兢兢，如捧破釜，惟恐失坠。行之十七八年，钞法无稍低昂”。（《元史新编·食货志》）

这样谨慎的政策，节制了中统钞的发行，中统元年（公元1260年）发行中统钞7.3352万锭，第二年发行3.9139万锭，14年后的至元十一年增加到24万锭。“如捧破釜，惟恐失坠”般的谨慎培育了中统钞的社会信用。

然而仅两年后的至元十三年，中统钞的发行就猛增为141万锭（《元史·食货一 钞法》）。政府开始滥用其辛苦建立起的信用。结果中统钞的稳定仅保持了十七八年。这样的案例在货币史上比比皆是，于是许多人认为纸币的信用基于其背后的贵金属。金融危机后，很多人希望恢复金本位，这其实就是让纸币与某种贵金属挂钩，成为某种贵金属的兑换券。

这个思路将纸币的信用建立在“稀缺性”的基础上——用贵金属的稀缺性来遏制滥发纸币。那些恢复“布雷顿森林体制”的主张，背后就是这一理念。

这一理念可行，其必要前提是，贵金属的生产、发行量与社会的交换需求匹配。而历史经验表明，这是不现实的。我国自唐代以来，主要的货币是铜钱。我国是铜矿稀缺的国家，稀缺性一方面保障了铜钱的价值，但另一方面，却导致了通货紧缩——“铜荒”。明隆庆元年（1567年）之后，西方殖民者用南美的白银与中国交换茶叶、纺织品、瓷器等，白银的流入，缓解了铜荒，然而到了1830年，西方开始转向金本位制，被淘汰的大量劣质白银涌入中国，又导致了通货膨胀。（见韩毓海《明清500年兴亡》）

可见靠贵金属的稀缺性来保证货币的信用，是不现实的。那货币的信用到底建立在什么基础上？

张杰从信用货币与财政货币的角度观察问题。认为先秦的“布币”、唐代的“飞钱”、宋代的“私交子”等均源于商业信用，沿这一机制发展，就是商业货币；而先秦的刀、铲、环、贝诸货币，汉代的皮币、铜钱，宋以后的官交子等，依托的是神权和行政权力，其目的在于政府的“利柄”，属于财政货币。（见张杰《中国的货币本位困境：历史根源与演进机理》《货币金融评论》2009年第9期）

在张杰看来，“货币源于商品交换。亦即货币原本不是国家的象征，而是商品的外化”。因而，只有“商业货币”才是货币发展的正道，而中国的货币演化，由于行政权力的干扰，被扭曲成了“怪胎”。这个理论的背后，其实是将经济系统与政治系统视为两个“孤立体”，将政治系统对经济系统的影响视为外部干扰。“因为货币关系的发展程度，是与整个商品生产的发展相照应的，政治上的强制毕竟是外在的和暂时的”。（同上）

但这种“孤立体”的思维，不符合历史事实。在我们知道的所有社会中，经济与政治都是紧密相关、相互影响的。首先将“商品经济”置于不可置疑的基准地位，以此来评价政治系统的作用，这不是科学研究的思路，而是一种典型的意识形态说教。它甚至无法解释当前欧元与欧洲债务危机的关系。欧元由欧洲央行统一发行，而欧洲的财政却各自独立，没有统一的财政，这被许多学者视为欧洲债务危机的症结，认为它甚至有可能危及欧元的存在。可见离开了对政治体系的考察，根本无法理解货币问题。

现代社会的纸币，被称为“主权货币”，由国家依靠行政权力发行，其信用建立在国家信用之上。它更接近于张杰所称的“财政货币”，而非“商业货币”。问题在于国家信用建立在什么基础之上。从货币流通的层面看，它取决于社会通货需求与发行量间的平衡，维持这种平衡，绝非易事。这就是初发中统钞时，当局为何“日夜战战兢兢，如捧破釜，惟恐失坠”的缘故。

然而，中国近500年的纸币实践一次次以破产结束，究其原因，历代学者总是关注两点：其一是财政开支膨胀，其二是税收不敷使用。其结果导致当局超额发行货币。此门一开，如吸鸦片，还未见哪个政府有戒瘾成功的先例。相反，个个都落入了增发→贬值→经济混乱→税收不足→维稳成本上升→再增发的陷阱，直至财政、经济崩溃。北宋、南宋、金、元、明，直到“国民政府”，无不如此。

“先进”之谜

与之对比，西方国家的货币在中国长期都表现为“硬通货”，这使人们将西方的货币制度视为先进，以此为标准，来发现中国货币制度的落后之处，作为“与国际接轨”的指南。那西方货币制度的实质何在？我们到底可从中学到什么？

韩毓海研究明清史，他认同黄仁宇的研究思路：“必须先看清当中的大轮廓。在社会全面解体又需要全部重造的时候，一件事情的意义可能前后牵涉几十年甚至几百年。”韩毓海将之归结为：“治史者最难得的是有三重视野：下看基层组织、上看财政金融、外看世界大势。”从这个视角，韩毓海注意到：

“自1500年以降，欧洲有200个国家，彼此战乱不休，500年来一直在打仗，因此战争和战争融资是500年来欧洲政治经济的头等大事，从而近代欧洲几乎是很必然地发展出国债制度：一方面是国家要为战争融资，就必须向商人借钱，从而使得商人支配了国家和战争，并形成军商合一的体制；另一方面，它使得‘负债经营’成为欧洲近代国家和企业之通例，这就促成了信用制度的发达和扩大。”

由此，韩毓海认为，主流学界用“资本主义”的胜利来解释欧美霸权的形成，“起码是没有抓住历史要害，而且也不尽符合历史的事实”。历史事实是：“最初就是16世纪地中海地区的银行家们投资于国家间的战争，最终则是金融家通过攫取‘世界货币’的发钞权，而让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美国）乃至整个世界为他们的投资冒险埋单和作担保（这随着1913年美联储体制的形成而达到高峰），而上述军事—金融—国家相结合的特殊组织形式，才是西方世界近代兴起的真正关键。”（以上见韩毓海《明清500年兴亡》）

韩毓海强调：导致西方“文明”横扫全球的是“银行家、战争和国家密切结合的军商合一、军政合一、资本与国家合一的体制”。显然，从这个视角，我们才能理解从16世纪至今迁延不断的战争；才能理解自鸦片战争始，西方“文明”强加给中华民族一次次战争的后果：将中华民族按在全球产业链的底层，迫使中华民族为西方的“文明”输血，以保障他们的货币体系成为“硬通货”；这才是“硬通货”之所以“硬”的缘由。西方世界军事、金融“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建立起非对称贸易关系，从非西方世界汲取巨额财富，才能让它们滥发的纸币长期赖在“硬通货”位置上。

而我们的“货币银行学”教科书将货币问题视为“孤立体”，不是将其放在“文明冲突”（亨廷顿语）的框架内考察，而陷于对具体的币种、币制、金融机构进行分类对比，由此得出“先进”、“落后”的判断。对类似的研究思路，黄仁宇不无讥讽地评价道：

“我们纵使把郭松龄和殷汝耕的事迹写得不失毫厘，又牵涉到本庄繁和冈村宁次的秘幕，在当中更投入梅兰芳和阮玲玉的琐闻轶事，也只是增长历史的篇幅，仍未掌握中国长期革命的真实性格。”（转引自韩毓海《明清500年兴亡》）

问题的严重性在于，由这等“研究”得出的政策选择，必然是“新自由主义”，它必然包括：“货币可自由兑换”、“完备的国际化的货币市场工具和资本市场工具”、“发达的金融市场”、“金融创新能力”之类。

西方的货币金融体系之所以有这些特征，是因为它背后是一个“军事—金融—国家”联合体，它们的航空母舰可以对世界上任何地方实施军事威胁，乃至军事打击和武装占领。如果没有这样的联合体，一个常年财政、外贸双赤字的国家，居然可以成为全球金融系统的核心，实在不可思议。考诸中国历史，任何一个政府，只要它长期陷于财政赤字，必然靠滥发钞票维持，必然导致钞票贬值和政府信用破产，其结果一定是社会动乱，政府垮台。

事实上，布雷顿森林体制也就维持了26年（1945～1971年），与中国历史上各朝代纸币稳定的时间段大体相当，此后，美元被迫与黄金脱钩。在布雷顿森林体系时期，一盎司黄金兑35美元，而今金价已超过1200美元。美元成了随意滥发、几无信用可言的纸片。1970年开始，美国的财政就开始了长期的赤字。然而这几十年间，美国依然稳坐世界金融体系的核心，可以将经济危机的损失转嫁给他人，还可以跑到别人家门口张牙舞爪，舞枪弄棒，甚至大打出手，除了“军事—金融—国家”联合体，可有别的解释？

主流经济学界对此视而不见，却将人家贩卖的“新自由主义”当做中国金融改革的方略，岂非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

从“文明”的视角看货币

从“文明”的框架观察，中国要走“新自由主义”道路，就要先从“军事－金融－国家”联合体学起。首先要学的是政府打仗扩张，金融资本家贷款支撑，政府以战利品回馈金融资本家的循环模式。

西方的胜利者是在数百年的血雨腥风中淘汰出来的，在这个期间，他们实施的并非“新自由主义”，而是炮舰政策。所谓“新自由主义”，是海盗们完成了“打江山”的任务，为“坐江山”而编造出来的理论，他们也明白陆贾对刘邦的指点：“居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所以英国成为“日不落帝国”后，就奉行自由贸易的政策；而刚刚崛起的德国，却拒绝了亚当·斯密的理论而遵奉李斯特的教诲。

如果落实“研究无禁区”的标榜，抛开“政治正确性”的顾忌，学界应该讨论这条道路对21世纪的中国是否现实，如果现实，具体的方略如何。最有必要进行这种讨论的，是主张“新自由主义”的主流学界，因为这是实现“新自由主义”的必由之路。然而，笔者孤陋寡闻，未读到哪怕只言片语的这类分析。这使“新自由主义”在中国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新自由主义”来自西方“文明”，对它的信念其实是鲁迅所谓的“他信力”。当它沦为海市蜃楼后，“他信力”就崩溃了。于是我们又回到了鲁迅描绘的境地：“失掉了他信力，就会疑，一个转身，也许能够只相信了自己，倒是一条新生路。”

由“军事—金融—国家”联合体推向全球的当代的主流文明，现已显出无以为继的明显征兆：货币循环的阻滞造就了疯狂的金融投机，并带来了世界范围的经济危机，除了剜肉补疮之策，主流学界一筹莫展；这个世界一方面积累了巨大的生产力，一方面使数以十亿计的人口饥寒交迫；被视为救星的“创新”、“高科技”主要投向军事装备，说白了就是用来杀人，而人类生存的基础——生态环境却在无可遏制地衰败……这一切迫使我们从文明的可持续性角度思考问题。

在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上，人类实践过各种各样的文明。其中一些，如两河流域文明、古埃及文明、古希腊文明、波斯文明、古印度文明、马雅文明……都曾一度达到当时人类社会的高峰，然而，高峰之后就是衰落乃至崩溃，此后再也没能恢复往日的辉煌，有的甚至消失在历史的深处。持续数千年，且一再登上当时人类社会高峰的文明只有一个——中华文明。于是要思考文明的可持续性，中华文明是不可回避的对象。

对比当代主流文明与中华文明，可发现两者最鲜明的差别在价值取向上：

当代主流文明是个体主义：强调整体存在的意义仅在于为个体服务，于是为自私自利创造了堂而皇之的理论依据——“理性经济人”，所以“自我设计”、“自我奋斗”、“自我实现”天经地义。为了摆脱早期天主教的束缚，马科斯·韦伯关于“新教与资本主义精神”的说教被奉为经典，韩毓海尖锐而确当地评价其“把做生意等于念经，把积累资本视为积累功德”。（韩毓海《明清500年兴亡》）

而中华文明是整体主义：宋代张载《正蒙·乾称篇·订顽》阐释了这样的价值观：

“乾称父，坤称母。予兹藐焉，乃混然中处。故天地之塞，吾其体。天地之帅，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与也。大君者，吾父母宗子，其大臣，宗子之家相也。尊高年，所以长其长。慈孤弱，所以幼其幼。圣其合德，贤其秀也。凡天下疲癃残疾，茕独鳏寡，皆吾兄弟之颠连而无告者也。”

在张载看来，人类社会是一个整体——一个大家族，精英集团应是家长，家长的任务是维护整个家族的利益，无论“疲癃残疾，茕独鳏寡”都视若兄弟，所以需“尊高年”、“慈孤弱”。非但人类社会如此，人类社会与大自然也本是一体，社会的价值标准须与大自然一致。

这种整体主义的价值观浓缩在一句尽人皆知的格言里：“覆巢之下，焉有完卵”——强调整体的持续健康是个体生存的基础。从这个视角观看，当今的主流文明正在掀动人类依赖生存的“巢”。

然而，整体主义的价值观并不等价于真实的历史现实，一个社会越是清明、稳定，它的主流价值标准距整体主义的价值观距离越小，反之，则距离越大。在公认的乱世两晋、南北朝，个体主义远强于整体主义。在这样的社会中，重要的不是增加社会的总财富，而是争夺社会财富的索取权——货币。连最高统治者都孜孜不倦地敛私钱。晋武帝司马炎曾问谏官刘毅：“我与汉代诸帝相比，像谁？”刘毅答：“像桓、灵二帝。”桓、灵二帝是公认的昏君，司马炎委屈地说：“我武功盖世，你说我像桓、灵二帝，太过分了吧！”刘毅答：

“桓、灵卖官，钱入官库，陛下卖官，钱入私门，以此言之，殆不如也。”（《晋书》刘毅传）

最高统治者贪钱如此，上行下效，整个社会都以敛钱为正务，整体主义的价值观一文不值。晋人鲁褒笔下的司空公子，道出了当时的主流价值观：

“时易事变，古今易俗，富者荣贵，贫者贱辱，而子尚质，而子守实，无异于遗剑刻船，胶柱调瑟，贫不离于身，名誉不出乎家室，固其宜也。”（鲁褒《钱神论》，大意是而今变天了，价值标准翻了个个儿，这是有钱人的天下，你还食古不化，在那里追求质朴、实在，活该又穷又没名气。）

可见，社会主流价值标准与整体价值观的距离，可作为识别社会治乱程度的标志。

权势者敛钱，是将货币视为财富，然而敛钱却招致天下大乱，江山易手。打进北京城的李自成发现，崇祯“旧有镇库金积年不用者三千七百万锭，锭皆五百（十）两，镌有永乐字”（《明季北略》卷二十，转引自郭沫若《甲申三百年祭》）。虚伪的崇祯聚敛了这么多的钱财，舍不得用来救灾，只会作秀，一会儿“减膳”、一会儿“撤乐”，一会儿下《罪己诏》。

明末军队缺饷严重，武生李琎奏请“搜括臣宰助饷”（让高官们为朝廷捐助军费），大学士钱士升竟然要将其下狱，理由是“此议一倡，亡命无类之徒，相率而与富家为难，大乱自此始矣”。（《明季北略》卷十二）

李琎的建议自然未被采纳，精英集团靠理论创新有效地保护了自己的私有产权。其结果是李自成的农民军打进了首都，贪恋钱财的大明精英集团，几乎被刘宗敏、牛金星等造反派头目拷掠、屠戮一空。

这不能不让人思考货币与财富的关系。

货币与财富

历史告诉我们，分工带来了交换，交换需要并创造了货币。个体主义将这视为独立、分散的个体间的行为，而整体主义将其视为系统内部的功能安排。

交换必然带来货币分布的集中化，货币在承担交易中介功能的同时，派生出存贮财富和财富增殖（即“以钱生钱”）的新功能。这两个新功能与交易中介的功能相悖。“存贮财富”使货币离开流通领域，造成“钱荒”，我们的前人多次遭此困扰；“财富增殖”在主流理论中称为“按要素分配”，它是孕育不劳而获的寄生者群体的首要机制。

逻辑和数据都显示，在“自由主义”的环境下，“以钱生钱”的货币早晚会超过作为交易中介的货币，使整个货币系统走向自己的反面——不是促进社会生产，而是破坏社会平衡与稳定（见王中宇《货币循环的另类观察——系统动力学的视角》，《科学时报》2009年11月5日A3版）。其实穆斯林社会早就意识到这一点，所以它们敌视“以钱生钱”，禁止“利息”。

站在个体主义的立场，货币功能的蜕变是自然规律，人类对其无可奈何，只能顺应。这就是货币之所以从M0到M1、M2、M3……一路扩张过来的原因。对于“把做生意等于念经，把积累资本视为积累功德”的资本集团，“以钱生钱”的效率越高，他们越满意，据此，他们制定了资本选择落脚地的标准：“国家竞争力”排序。然而，历史事实证明，这样的经济体系在整体上表现出强烈的非理性，它一次次将经济引向崩溃，将社会引向灾难。

站在整体主义的立场，货币不等价于财富，货币的实质在于社会财富的索取权。“以钱生钱”不意味着财富增殖，只是已有财富索取权的自我扩张。这与历史上的土地兼并类似。如果说有何差异，仅在于历史上的土地兼并往往是经济手段与权力手段并用。而“以钱生钱”在理论上是比较单纯的经济手段（虽然事实上仍有许多辅以行政权力乃至暴力的案例）。两者的社会作用均是将现有财富索取权向少数人集中，而非创造新的财富。于是其后果必然相同。今天，人们看到，越是创造真实财富的行业越艰困，而越是从事财富转移的行业越富有。其实古人早就发现：“淘尽门前土，屋上无片瓦，十指不沾泥，嶙嶙居大厦。”放在今天，它一语道破了建筑业与房地产业间、建筑工地上的农民工与房地产老板间的差别。

视货币为社会财富，靠“以钱生钱”作为推动经济系统运转的动力，必然使整个社会的经济行为以攫取财富索取权为核心目标，而非以创造社会所需的真实财富为目标。于是人们看到：现代化驱动大批农村劳动者进城打工，但同时他们根本不可能在城市里购得住宅，而房地产业却异常火爆，高企的房价和空置的商品房并存。对此当局束手无策：不调控？日、美房地产泡沫破灭，前车之鉴历历在目；调控？房地产业是最核心的“利润增长点”，一旦缺了利润激励，从银行到建筑、建材、钢铁、水泥、运输、能源……整个经济势将陷入螺旋式衰退。

这就是“要挟”的实质。媒体总说，中国经济被既得利益集团裹挟。事实上，只要以货币为财富，以利润为目标，以利润增长点为经济发展的“抓手”，整个社会必然被聚敛货币的既得利益集团要挟，成为他们的“人质”。至于他们的手段中，多少是经济手段，多少是权力手段，只是第二位的问题。

站在整体主义的立场，需要清晰地理解何为社会财富，而不能陷在货币造成的幻象中莫辨南北。

其一，社会基本的需求是生存。使社会得以生存的物质条件是最基础的财富，它显然包括但不限于食物、能源、可用的淡水、清洁的空气、适于人居的国土等等，并进而包括整个生态系统。一个社会在这些方面无法得到保障，它的生存必然受到威胁。

其二，为保障和改善这些方面的条件，一个社会需要有整合其资源，并合理地投向所需领域的能力。这种能力首先是合理分配生存资源，保障社会成员基本生存的能力，其次是从社会整体的角度判断“短板”之所在，并具有做出应对方略的能力，接着就是动员资源以实施此方略的能力。对社会而言，这些能力是更高层次的财富。

其三，在人类尚分化为相互对立的国家之时，强势国家总是力图瓦解、分化弱势国家，以掠夺其资源，奴役其人口。于是抵御外敌的能力是社会生存的必要财富。

经济危机、社会分化、生态危机，大量的事实证明，主流理论主张的货币系统，无助于这三个层面的财富的积累。以为靠西方式的货币体系就可以让千百万人的逐利动机推动社会的稳定与发展，已经被证明是一个幻梦。

现代主流理论主张，货币体系独立于财政体系，央行的首要甚至唯一任务是保障币值稳定。这一主张主要是维护拥有巨量货币的大资本集团的利益。逻辑分析和历史经验都证实，这是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利润极大化必然导致“以钱生钱”的资金远超过作为交易中介的资金，进而导致经济系统失衡，只能靠超额发行货币来饮鸩止渴，这是一个不可能持续生存的系统。这样的体系，其基本理念说白了是货币拜物教。人们可以鄙视个人（如司马炎）的货币拜物教，却将整个经济体系建立在货币拜物教的基础上，居然没有人对此感到惊异，这倒是人类精神领域的奇观。

其实经济系统就是社会系统的家计子系统。在传统文明（无论是农耕文明还是草原文明）中，家计问题都是直接思考并处理家族的真实财富。当社会成为一个大家族（民族国家）后，家计子系统的任务就是保护和扩大上述三个层面的财富。这显然需要分工与交换，但却决不能仅靠交易。首先需要的是整体价值观，是整体的研判与配置能力，货币与交易只能作为其工具，而不能将货币与交易放到核心价值的地位，更不能靠“利润”来推动社会经济系统的运行，用行政权力为“利润极大化”机制保驾护航。

由此，现行主流理论对货币金融问题的基本主张，必须重新思考。一些被视为普世真理的教条，必须重新分析。对货币金融系统在经济系统中的角色，必须重新定位。

由此，国家必须有经济计划，经济计划必须站在整个社会生存发展的立场，必须研究、分析、规划真实的社会财富：如生产能力、资源匹配、国民素质、学术能力、生态环境、国际信用、国防能力等等；由此决定货币体系与货币政策。货币、交易、价格机制，主要用于微观与个人消费层面，而宏观与生产力配置层面，不能依赖利润极大化机制，社会的公共事务决策，决不能被利润极大化机制牵着鼻子走。社会公共事务决策的理性化，是一个必要、艰巨而远未被深入研究的问题。

“你这不是主张恢复计划经济吗！”肯定会有人如此责难。在“计划经济”被妖魔化几十年后的今天，这种责难封闭了一大片思考领域，而这领域中，可能藏着我们未来的出路。

对“计划经济”的妖魔化是在特定的政治氛围中完成的，“计划经济”被打入另册，不是严谨、开放、客观、实证研讨的结果，各方在政治禁忌与派系意气的制约下，不能坦诚、细致地用严谨的逻辑和实证证据相互辩驳与核查。结果连到底什么是“计划经济”都莫衷一是。

30年来，中国演化的大方向是哈耶克主张的“财富控制权力”。而实践证实，此路不通。人们看到的是：资本家集团与官僚集团在“改革”、“保守”、“计划”、“市场”旗号下的理论混战。而现实告诉我们，“市场”旗号背后是资本家集团的“财富控制权力”之路；而在官僚集团的背后，却未必是“计划经济”，不过是“权力控制财富”而已，早在上个世纪80年代，就有民谣说过“计划赶不上变化，变化赶不上电话”，当时的另一则民谣则是“新生活，各顾各”。

共同体与社会理性

人们都注意到社会有陷入一盘散沙的危险，被货币支配的社会公共事务决策陷入非理性的状态。但社会公众却很少注意到现象背后的一场理论战争：“共同体本位”还是“个人本位”。对此，主流学界的典型表述是：

“现代化对我们来说应该是常识了，它有两个核心问题，一个是发达的市场经济，一个是民主政治，这两点背后共同的东西就是社会的个人本位化，也就是从一个共同体为本位的传统社会过渡到个人本位的、尊重公民个人权利和个性价值的社会。”（秦晖《从大共同体本位到公民社会》）

主流学界认为，“共同体本位”就是传统社会，而现代公民社会则是“个人本位”。于是瓦解共同体，是实现个性解放的前提，舍此就无所谓“现代化”。需要瓦解的不单是五四时期瞄准的家庭、家族这样的“小共同体”，更是国家、民族这个“大共同体”。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为卑鄙张目，替汉奸翻案，嘲讽公德，讥刺善良的文字充斥大众媒体，就是这一理论选择的“外化”。那些掌控影视传媒的大腕们对此更是自觉而不遗余力，无怪乎网络上流传着“看了《色戒》，女人不可信；看了《投名状》，兄弟不可信；看了《集结号》，组织不可信”，社会认同就此化解于无形，谁说这不是一场从内部搞垮中华民族的战争？“民无信不立”，当其成员都“进化”成为“理性经济人”时，这个社会就成了一盘散沙，社会公共事务决策安有理性可言？这状态最符合谁的利益？看看谁在用军事基地、航空母舰包围中国吧！

社会成员无论分工、地位、行业，都认同我们这个“家”的共同利益，为此协同努力，而不是将“家”视为相互争夺的战场，这就是社会认同。看看历代留下的家训，无不强调“孝悌”，“孝悌”的背后是“家族”这个利益共同体，是“同言而信”、“同命而行”（《颜氏家训》），那些缺乏内部认同的家族，无论看起来如何富有、强壮，鲜有不衰败、瓦解、崩溃的。至于中华文明对社会状态的最高理想“大同”，更是将社会认同放到了“普世价值”的位置。

在一个缺乏根本共同利益，缺乏社会认同的国度，社会公共事务决策，根本不可能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函数”，所谓决策理性化就无从谈起。唯一能运行的机制是由不同个体相互争夺，冀此达成社会的无意识选择。这就是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而货币体系就是亚当·斯密理论最好的载体，靠无数个体对货币的争夺，来进行社会公共事务选择。历史事实证实，这样的选择与社会理性无关。相反，社会公共事务选择总是被强势集团把持。强势者或为官僚集团，或为资本集团。它们或者官商勾结，共同搜刮社会；或者相互攻击，争论应该由“财富控制权力”还是由“权力控制财富”。而这一切与社会成员的大多数不相干，他们只有被代表、被选择的份儿。

社会公共事务决策的理性化，需要社会成员广泛而自觉地参与。西南少数民族传统的社会公共事务决策机制，如侗族的“鼓楼”、苗族的“议榔”、羌族的“议话坝”等，无不是共同体全体成员参与，人人有平等的发言权。这样的机制首先能对问题进行多视角的观察，避免偏见与遗漏；其次是使各方利益都有表达的机会；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决策，方可能获得尽可能广泛的理解与支持。而在货币系统中，选择权掌握在购买力和股权手中，而这两者高度集于极少数人。所谓“民主”其实与人口的多数无关，至于“自由”，多数人口只有在饥饿与血汗工厂间选择的自由。

社会公共事务决策的理性化，还需要深入而务实的研究，以确切理解客观的现实，预见不同选择的后果。在传统的社会中，这是靠祖祖辈辈生存经验的积累完成的。所以，这样的社会重视老人，重视有见识者，重视子孙的教育。而在选择权取决于货币拥有量的社会中，真正掌握选择权的是长袖善舞之徒。大量的事实显示，利润极大化机制驱使他们“有水快流”，追逐短期、局部利益，甚至不惜杀鸡取卵，以邻为壑。

可见，一个社会如果将自己的公共事务决策委之于货币体系，无异于将社会的命运委之于“大汗的方士点金术”。在传统社会的小共同体里，我们的祖先积累了大量宝贵的公共事务决策经验，而如今中华民族客观上已经融为一个巨大的命运共同体，它的公共事务决策如何才能理性化，这是一个尚未解决的巨大而艰难的问题。我们一方面需要借鉴祖先遗留的正反两方面经验，一方面需要学界独立而深入的研究。可惜我们更多看到的，是食洋不化的鹦鹉学舌，是没头没脑的“与国际接轨”。

《科学时报》 (2010-8-25 A2 观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