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资本的统治和金融寡头的掠夺是资本主义社会时代的主要特征，这种社会统治和财富掠夺何以能够实现?对这一点进行理论上的说明，即揭示金融资本发展的一般规律性，继而阐明金融寡头垄断的历史必然性是十分重要的。本文认为，货币理论是金融理论的基础，要理解金融资本权力的产生，首先必须了解货币以及货币资本的内在本质。由马克思创立的政治经济学体系，恰恰蕴含着能从剖析货币的本质和根源出发，并通过对货币自身矛盾运动的展开以及一系列后果的分析，最后达到对以掌握货币资本的垄断性权力为根本特征的金融寡头说明的逻辑线索。因此，我们从中能够整合出一个从货币理论到信用理论，再到金融资本理论的连续性解释框架，而这样彻底和连续性的框架在其他经济学派那里是难以找到的。本文正是试图依照这一框架，以马克思的货币理论为基础，通过对(主要是)马克思以及之后的马克思主义学者相关理论进行梳理、借鉴，从而提供一个较为明晰、系统的马克思主义视角的解释。

一、作为分析基础的商品货币论

　　1.货币的本质。在马克思看来，货币要作为商品间的流通媒介，那么货币必须首先或曾经是一种商品。与一般商品一样，货币商品也耗费了无差别的抽象人类劳动(用劳动时间来计量)，从而使其具有一定量的价值。价值这个共同基础的存在是货币能够和一切商品直接交换，而且是按一定的比例关系相交换的先决条件，以上这两点也恰恰构成了对货币本质的说明。离开了劳动价值论，就无法说明货币的本质和真正起源，这也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资产阶级主流经济学的货币理论的根本区别所在。

　　货币产生于流通中，以产品转化为商品，商品又转化为交换价值为前提。产品转化为商品的必然性，从而也是交换的必然性，则根源于商品社会个别劳动与社会劳动的对立。交换又是商品内部矛盾的外部发展。商品既是使用价值，又是价值承担者。因此，商品不能同时发挥使用价值和价值的作用，即商品占有者不能既把商品作为使用价值消耗掉，又把它当作价值拿去交换。商品内在的使用价值与价值的矛盾，在价值形式中外在地表现出来，表现为一个商品与另一个充当其价值表现者(等价物)的商品的对立。商品交换越发展，范围越扩大，交换价值越与商品的自然特殊性相脱离，越要求有一个第三类商品来作为它的象征性实体，即专门充当等价物。一般价值形式历史发展的最终结果是货币形式的出现———金或银这种独特的商品固定充当了一般等价物。金银之所以能充当一般等价物，首先在于它身上物化了一定量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有价值的商品，其次是由于金银作为贵金属本身所具备的特殊的物理属性，使它在充当一般等价物上具有更大的优势。金或银作为货币，变成了一切商品价值的代表和化身，与作为价值承担者的商品体，即商品特殊的、自然的形式产生了对立。

　　在价值形式中，一切商品作为价值在本质上是相同的，所不同的只是它们耗费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即价值量不同。因此，商品交换不光要求交换双方具有内部统一共同体——价值，而且还必须按一定的适当比例来进行。那么，如何来解决不同价值量之间的关系问题?在货币形式上，矛盾得以彻底解决。因为一切商品的价值都转化为了货币商品——金，它们的价值量也转化为同名的使用价值量——金量，不同商品的价值就可以作为不同的金量来进行比较和计量了。但是，这样在技术上就有必要把某一固定的金量作为商品价值的计量单位，这个计量单位本身又通过进一步分成等分而发展成为标准。货币标准一方面纯粹是约定俗成的，另一方面又需要得到公认，最后要由各国法律在本国内来规定。国家法律不仅统一规定该国内的货币计量标准，同时还规定货币以一定的外形来表示它所含有的计量单位，货币也由最早的金条块转变成为国家金铸币，铸币的名称用来指称它所含有的一定金量。金的铸币名称(名义价值标准)与金的重量名称(实际价值标准)的差别构成了一对矛盾，正是这一对矛盾的发展导致了后来纸币作为货币符号出现。

　　2.货币及货币资本的权力。马克思指出，商品交换，不过是人们的个别劳动作为相同的社会劳动来发生关系，从而使由分工和私有制导致的孤立个人产生了相互依赖的社会联系，这种社会联系就表现在价值(或交换价值)上。因为价值是社会劳动的直接体现，只有产品转化为价值(或交换价值)，私人的劳动才具有社会的性质，个人也才由此能占有他人的劳动或产品。商品把自身的价值(或交换价值)统一由货币来代表，货币变成了一般的价值符号。因而，从人们的社会关系采取了物的外壳意义上讲，“每个个人行使支配别人的活动或支配社会财富的权力，就在于他是交换价值的或货币的所有者。”[1]交换价值或货币的这种特权，其实质是“人以物的形式占有社会权力”。私有制的生产越发展，分工越发达，每一个生产者就越依赖于自己商品的交换价值，交换价值也就越成为生产的直接对象和目的(这一特征在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中达到极致)，货币关系及货币关系的内部矛盾，即商品与货币的对立也必然越是发展，价值就越要千方百计由商品的形式转化为货币的形式。随着生产的社会性的增长，货币的权力也大大增长起来。

　　可以看到，在马克思的分析中，与古典政治经济学那里货币仅作为流通手段和交换中介不同，它不仅是手段(流通手段、支付手段)，还是目的(储备货币、世界货币);与简单商品经济不同，资本主义商品经济中的货币具有主动性和能动性，[2]它不仅实现流通，还联结着生产，并带来新的价值。商品生产循环必须以资本家用货币来购买生产资料和劳动力才得以开启，最后又以交换价值在货币形式上实现为终点——只有卖出商品，重新换回货币，生产循环才算结束，并且这一交换价值是增殖了的交换价值。资本主义是为获得剩余价值而生产的特定生产方式，货币作为价值和剩余价值的直接表现形式，从而也是资本主义社会财富的直接代表和一般形式，不仅具有一般商品经济中可与其他一切商品通约的拜物教性质，而且对资本主义商品生产循环过程起着支配性作用。在这里，与在简单商品经济中恰好相反，货币成为了目的，货币的增殖也成为了目的，商品生产和交换成了手段，只是为了实现这一目的而服务。因此，在资本主义的生产逻辑下，货币转化为了资本，并作为货币资本与商品资本相对立，进而取得了对商品资本的优势，商品拜物教转化为了(货币)资本拜物教。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生息资本——作为货币资本的典型形态反而成为普遍的资本形式。

二、货币符号的性质和发展

　　货币符号的出现意味着贵金属(金银)的货币职能由其他材料来代替行使，且其形式的发展是与资本主义的发展阶段相适应的。

　　当金执行流通手段职能时，它仅仅充当出售过程两极的商品变换之间的中介，货币的表现是转瞬即逝的，只是表现为实现交换的单纯的技术辅助手段。[3]这种技术辅助手段不仅不排除由其他材料来充当的现实性，而且从资产阶级社会努力节约和避免流通中的“非生产费用”的观点来看，由其他价值更低或无价值的材料来替代金行使流通手段职能还是非常合理的。而当金充当支付手段时，卖和支付是分离的。在第一个卖的阶段，货币只需作为价值尺度在观念上存在，在第二个支付的阶段，观念上的货币才要求变为现实的货币。另外，当各种支付能相互抵消时，货币同样也可观念地存在，最后只需少量货币额来清算。所以，在流通的第一个阶段和支付抵消时，货币完全可以被一种支付义务凭证，即票据所取代。由此，信用纸币就代替了货币，同时也节约了贵金属。

　　自身几乎没有价值的纸币由于作为黄金的代表，得以从执行流通的社会职能中获得了一个新的价值。然而，纸币又只有在金原本作为铸币进入流通过程的限度内才能代表金量，超出这个范围，纸币就贬值了。金币退出流通后还可以作为商品，具有自身的价值，纸币在流通之外则失去了一切价值(不论使用价值还是交换价值)，变成一文不值的废纸。[4]纸币与金币的矛盾在于：一方面，纸币的价值只不过是从黄金的价值那里借得了新的价值;另一方面，商品生产总量和流通领域的扩大，又要求生产和流通不断摆脱黄金生产规模的限制，纸币的发行也不断偏离了它的黄金价值的基础。在完全实行纸币化后，流通中的纸币价值似乎切断了与金币价值之间的直接联系，而由流通中的商品价值总额和纸币数量来决定了。但是，流通中的商品价值总额是经常变动的，且无论多少纸币量都能被流通过程完全吸收，而无法自由地退出流通，从而更易诱发通货膨胀，这决定了纸币相比起黄金来其价值内在更大的不稳定性，这一点被完全纸币化后更易发生的金融动荡和金融危机的情况所证明。此外，由于纸币的印刷成本低，发行纸币的机构就可以一本万利地用纸币套购物质财富。纸币的这些特殊性质使它成为金融资本投机的重点对象和套购获利的有力手段，垄断纸币发行权也变成金融寡头掠夺财富的重要手段之一。

　　在马克思的时代，国内流通手段由贵金属货币、金属辅币与纸币共同承担，黄金则是国际交易与结算的通用货币。到了20世纪一战前，大多数资本主义国家已经在国内流通中排除了金币，只留下货币符号，黄金仅仅还保留着世界货币的职能。二战前直到1973年解体的布雷顿森林体系中，黄金也只是(先通过英镑，后来是美元与其挂钩)间接地执行世界货币的职能。美元于1973年与黄金脱钩后，由于它还充当世界石油商品的结算货币，仍然被看作世界货币符号，美元霸权也由此产生。一方面，美国仅仅依靠印刷无价值的纸币就能套购世界其他地区的具有真实价值的商品、服务和资源，并继续攫取大量的铸币税收益，美元因而具有了虚拟资本的性质;另一方面，一些需要用美元来进行国际贸易结算的国家(通常是非发达国家)不得不向美国借款，美国就利用这些国家的美元债务来对其进行剥削，甚至进而控制其国家经济。掌握着美元发行权的美国金融寡头得以建立了对全世界人民的稳固的金融剥削机制。与此同时，美元霸权反过来又加速了美国自身的金融化进程。

三、现代信用和金融资本的形成

　　现代金融资本产生于以银行为中心的资产阶级信用制度基础之上。在前资本主义时期，货币资本的借贷就一直存在着，高利贷资本是借贷资本的常见形式。资本主义条件下货币资本借贷的不同之处在于，货币资本家不是直接把货币借给职能资本家，而是通过银行来转交。一方面，银行家把借贷货币资本大量集中在自己手中，作为所有贷出者代表与产业资本家(生产资本家和商业资本家)相对立;另一方面，他们又为整个商业界借款，从而也把借入者集中起来，与所有贷出者相对立。因此，银行一方面代表货币资本的集中，贷出者的集中，另一方面代表借入者的集中。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出现在市场上的货币资本，会越来越不由个别的资本家来代表，而是越来越表现为一个集中的有组织的量，这个量和实际的生产完全不同，是受那些代表社会资本的银行家控制的。银行收集、集中、分配货币，将闲置货币转变成执行职能的货币资本，它也由货币资本中介变成了能动的社会资本总管理者。

　　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中产生了对银行信用的需求，继而形成银行的权力，它构成了金融资本社会统治的基础。首先，产业资本的循环过程会周期性地产生一定的货币游离和闲置：为了不使生产过程中断而追加的资本在被补偿之后会游离出来;固定资本回流的一定方式会造成货币资本周期性的贮藏;预付资本如果不立即转变为劳动力和生产资料也会形成一定的货币贮藏;实现了的剩余价值在其总额达到足以转变为生产资本的规模之前，需要不断被积累起来，由此也形成货币贮藏。[3]62-67但对于资本家来说，闲置的货币是不带来利润的，资本主义自身的逐利本能和目的要求将其转变为能够执行职能的资本，即生息的货币资本，这只有通过银行信用的中介才能实现。其次，资本主义生产只有在资本价值增殖时，才能够存在和延续。但是，技术革命带来的生产资本贬值、某些生产要素价值的大幅波动，以及生产过剩危机导致的商品价格下跌，这些都可能使资本家的资本价值不但不能增殖，反而遭受亏损或被吞没，产业资本循环由此出现间歇和中断。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正常进行，要求克服和排除这种种干扰。这时，“产业资本家就必须持有越是大量的货币资本，才有可能等到干扰被排除，因为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的进展，每一单个生产过程的规模会扩大，预付资本的最低限量也会随之增加，所以除了其他情况外，又加上这个情况，使产业资本家的职能越来越转化为各自独立或互相结合的大货币资本家的垄断”，[5]也使得仰赖银行贷款来克服各种干扰的产业资本家越来越屈从于金融资本家。

　　银行的利润除了来自为产业资本家贷款的资本信用，还来自提供用于完成资本家之间商品交易的支付职能的商业信用。在提供商业信用的过程中，银行逐渐以自己发行的票据取代了产业资本家的私人票据，流通较为广泛的信用票据(如银行券)则形成了信用货币。这样，银行就把自己的票据变为了生息资本。银行就似乎不仅利用货币，而且还能创造货币，不仅拥有资本，而且还能创造资本。与此同时，随着流通的发展导致的信用扩大，银行越来越超出黄金储备来发行票据和银行券。这种没有黄金做担保的资本就具有了虚拟的性质，因为它不生产剩余价值，也不代表任何具有价值的现实资本，而只是被用作信用的凭证来攫取剩余价值。除此之外，银行还通过发行企业股票或其他债券来获取发行利润。银行的发行活动，意味着将自己的信用工具转变为生息的虚拟资本。银行还通过向其他一切部门(包括产业部门和其他金融部门)投资，以持有有价证券的方式获取利息。银行的自有资本很大一部分越来越不是由黄金或其他贵重物品，而是由票据、股票、其他有价证券或同样不对应黄金和其他贵重商品的寡头货币等虚拟资本来构成，大部分的银行资本也就在一定程度上转变为了虚拟资本。通过制造和控制虚拟资本，金融资本扩大了对社会剩余价值的榨取。

　　随着资本主义信用的发展，还出现了非银行金融机构，包括以证券交易所为中心的资本市场、各种基金组织、信托公司等。银行和这些金融机构及其它们的经营活动共同构成了现代金融体系，它们作为货币资本家阶级的代表与产业资本家阶级相对立，成为产业资本的上层建筑。但是，只有货币资本家与产业资本家的活动发展到一定程度，在生产集中和银行集中的基础上出现了彼此渗透和相互融合，形成垄断性的结合体，才产生出金融垄断资本和金融寡头。

四、金融寡头凭借对货币资本的垄断占有权进行统治和掠夺

　　货币转化为借贷资本，意味着单单凭借货币所有权就能获得报酬(利息)，实现原有货币增殖。这种“以钱生钱”的偶像崇拜在生息资本的形式中达到了顶点。尽管生息资本所获得的利息只是利润的一部分，“现在它却反过来表现为资本的真正果实，表现为某种本原的东西，而现在转化为企业主收入形式的利润，却表现为只是在再生产过程中附加进来、增添进来的东西”。[6]这里，金融投机资本内在的逻辑主导权已经得以清楚呈现。此外，货币作为交换价值的象征，具有与一切商品直接交换的性质，这赋予了货币资本充分的灵活性。体现在货币形式上的资本可自由支配，并更快速地兑现收益。因此，货币的权力对于资本主义生产来说就转化为货币资本的权力。但是，要使资本为其所有者保持货币资本形式，就必须使货币资本变成虚拟资本——一种利润获取凭证或资本所有权证书，货币所有者才能通过出卖对利润的要求权随时将自己的资本作为货币资本收回，从中也产生了投机的必然性。

　　如前所述，资产阶级信用制度的最重要后果是，它导致和加速了货币资本的集中，产生了联合的社会资本，且日益掌握在极少数人手里，同时也使资本所有权与资本职能的分离日益普遍化——借助于信用，人们可以用别人的钱来进行产业投资和金融投机。大量社会资本交由个别资本家来支配(意味着他虽然不是全部资本的所有者，但却实际行使对全部资本的占有权力)，一方面在生产集中的基础上促进了新的组织形式，如股份制的出现———少数人只需凭自己的一大宗股票就能控制和支配整个企业和社会的财产;另一方面，由于联合资本是通过资本所有权证书(股票、债券等)被占有的，这种所有权证书只是对该资本所实现的剩余价值的一个相应部分的要求权，本身就代表着货币资本的虚拟化，并且能通过二级证券市场上的多次赌博性交易，使同一份现实财产出现了多重虚拟化，由此也导致了大规模的金融投机事业的兴起。在信用和股份制的基础之上，金融资本的膨胀和大资本对中小资本的排挤，形成了垄断和产业巨头。

　　随着生产的集中和银行的集中，大银行与大的生产企业之间产生了利益共同体。因为大企业是银行的最重要客户，而又只有大银行才能为大企业提供相对高的信用保障。[7]为了最大限度地获取利润和提高剩余价值率，银行不再满足于仅仅充当产业组织的外部资金供给者，还监督、指导企业投资，最后还通过成为企业股东来控制企业的生产经营。反过来对于产业巨头，情况亦如此。银行和生产企业的相互持股，形成了金融———产业的垄断结合体。但银行的参股和控股，并不是为了生产投资，而只是想取得投机利润，马克思在一个多世纪前谈到法国皇帝波拿巴设立鼓励工业企业的股份银行时就揭露了这一点。今天的金融业虽然有了很大的发展，但这种“把工业封建主义(即股份公司)变成了证券投机的纳贡者”的思想，仍然是今天的投资银行业务和证券市场的指导原则，它反映了金融寡头迫使产业屈从于其财富积累的内在实质。

　　金融资本家由于掌握了资本主义社会财富的直接形式(货币)，他们能够介入到社会经济的各个领域。货币资本能使金融资本家更为自由、灵活和有效地占有一个个高额利润的部门，同时又能够较为自由地退出已下降到一般利润率以下的部门。金融资本扩张的最终结果是造就了金融垄断资本，以及它的人格化——垄断金融寡头，垄断资本的形成反过来又提供了金融资本更为顺利地实现最大程度的自我增殖的根本条件。

　　金融资本的积累以两种方式进行：(1)与产业资本直接结合，通过商品生产循环的中介运动，凭资本所有权证书以股息、红利的形式占有生产过程创造的一部分剩余价值，从而实现增殖;(2)不与产业资本结合的纯粹生息方式———它通过绕开生产过程、对与产业投资需求无关的虚拟资本投资来实现。这一方式具有完全的金融投机、赌博属性。这种情况下，增殖之所以能够实现，不是因为生产领域产生了剩余价值，而只是由于大资本家剥夺了小资本家，投机的幸运儿剥夺了非幸运儿，使社会财富发生了转移。产业繁荣时期，通常带动了与第一类投资紧密相关的金融投机高涨。但当产业资本的积累出现困难和障碍时，表现为利润的货币资本为保持或实现更大的增殖，就偏向于投入金融领域，即纯粹的虚拟资本领域，虚拟资本于是出现相对于产业资本的极大膨胀。这就是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30年代，直至二次大战前的整个历史时期的情形。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以来，在发达国家出现的金融化进程同样也根源于70年代的又一轮普遍的产业资本积累放缓乃至生产停滞。[8]过剩的货币资本纷纷涌入金融部门，在比前一个历史阶段更为广泛的基础之上推动和加剧了金融投机狂潮，①并且伴随着所谓“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向世界范围扩张。货币资本不断从产业领域抽离，也导致生产企业融资成本上升。利率的提高，债务的增长，又使金融资本加重了对产业利润和普通居民收入的掠夺。金融部门越来越成为吸收过剩资本的主要领域，相应地它在利润分配格局中所占份额也越来越大。[9，10]金融资本获得了一种能够脱离产业资本周期的新的独立的“生命力”，仅仅通过虚拟资本的自我循环，它就瓜分了绝大部分的社会剩余价值。综上可见，通过金融资本，尤其是金融垄断资本的增殖运动，货币资本实际上“逐渐控制了投资部门的方向和节奏，并决定着收入分配结构”，[11]这是金融寡头实现社会统治和掠夺财富的主要表现形式。

　　金融寡头还通过另外一种渠道——从纯粹的货币(发行)机制中实现财富的掠夺。用国家名义装饰起来的大银行，从一产生就不过是私人投机家的公司。它们依靠特权向政府提供贷款，借此取得了货币发行权，而政府的借款又以未来税收作为抵押。这种基于国家债务的货币发行机制，不仅使银行从同一借贷资本中捞取几重利润，还使之成为国民永远的债权人。它相当于金融资本家牢牢地绑架了国家信用，国家由此逐渐落入金融寡头的控制之中，大资本寡头所有或控制的私人银行事实上成为中央银行。创立于1694年的英格兰银行代表了这些银行的充分发展形式，[12]而美国央行——美联储也属于此类银行。

　　此外，金融寡头的获利还有下列具体途径：(1)通过发行纸币获取铸币税。例如，由于当前国际货币体系以美元作为通用货币，向世界大多数国家征收大量的铸币税也成为美国央行的一个主要利润来源。(2)纸币的发行可成为金融寡头空手套白狼的工具。以美元为例，通常我们从教科书上了解到的只是，美联储发行美元是通过购买美国国债或私人机构债务，把美元交给美国政府或私人机构来使之进入流通的。然而，即便政府和私人机构不断借债而不还债，即便美联储通过注销关系户的不良资产，把美元白白送给他们从而也使美元进入流通，这些债务的规模还是远远低于进入流通的美元规模。由此可以断定，大量印制出来的美元实际上是被金融寡头私下瓜分了。(3)利用通货膨胀洗劫社会财富。而纸币之所以超量发行，通常是因为政府与金融寡头联手开动印钞机，大量套购和攫取了流通中的商品。此外，金融寡头还通过央行获得了决定基础利率的权力。因此，在种种对利率进行投机或受利率影响的金融衍生产品交易中，金融寡头们总是先知先觉、稳赚不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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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环球视野globalview.cn》第506期，摘自2012年第4期《贵州社会科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