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未来的发展模式的核心，应该是毫不犹豫的将发展国内市场置于最优先的战略地位，坚定不移地将出口依存度逐步降到GDP的10%以下的安全区域，把国民经济的主要资源从输送国外市场，改为向国内市场倾斜

　　中国必须转型。这不仅是中国经济发展自身的要求，更重要的是，除此之外，中国已别无选择。这就提出了一系列重大的问题：中国模式3.0究竟要实现怎样的目标？路径又是什么？如何实现这种新的路径？

　　近170年来，中国一直是个勤奋好学的好学生，先效仿西洋，后学习东洋，然后师从苏联，最终倾心于美国。中国将世界各国学了遍，结果发现全盘照搬哪种模式，在中国都有问题，中国必须也只能走自己的道路，同时借鉴其它国家的经验。

　　首先必须明确，中国不是德国和日本，更不是亚洲四小龙，在国家目标的定位上，只有美国是中国的参照。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模式，绝不是大国的根本出路。学习美国的经验，应该主要借鉴美国1971年以前的实业崛起时代，特别是19世纪美国实现跨越式发展的决胜之道。而上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的债务驱动型经济发展模式则十分有害，应当小心谨慎地避免重蹈覆辙。

　　美国崛起的核心之道，就是永远掌握自己的命运！在这种立国精神的指引下，美国一切国内国际政策，皆以实用为原则，凡是符合美国利益的事，有用就用，无用则弃，绝没有半点含糊。可以说，美国是所有国家中最“拎得清”的一个，对于自己想要得到的利益，极其清晰，毫不妥协，在实现的过程中体现出一种近乎偏执的坚持，而对于那些不符合其利益的选择，却总能相当圆滑地推三阻四，不了了之。

　　美国在经济崛起过程中，永远掌握自己的命运，体现为刻意保护自己的国内市场，根本不理睬英国人拼命“传销”的所谓自由贸易理论，实行的是高关税、高工资、重科技、强工业、大市场的思路。自由贸易和比较优势理论的推动者和鼓噪者，正是世界霸权国家自己，其目的就是将其已获得的巨大竞争优势，永久性地固化成制度。任何赶超型的国家都不能受这种有害的理论的蛊惑而自断经脉，中国必须确定的全球化的原则就是：于我有利者用之，于我有害者弃之！

　　当美国在这种实用主义的指导下，发展成为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市场后，她就牢牢地掌握了自己的命运！罗斯福之所以敢颠覆了1933年的伦敦经济会议，任由美元贬值摧毁欧洲的货币稳定，就是因为美国出口仅占经济总规模的3%，即便是到了77年后的2010年，也只有8.8%！当英国人在30年代将美国势力逐出欧洲大陆后，罗斯福理所当然地拒绝了成为“负责任大国”的虚名，颠覆英镑帝国，才是他的真正企图。二战后，美国之所以不理睬欧洲人对货币稳定的渴望，还是因为美国的国内市场足够大，而欧洲国家市场空间有限，货币稳定对欧洲的重要性远远超过了美国。美元贬值符合美国的利益，同时又不依赖欧洲的市场，美国当然无所顾忌。

　　当债权是武器时，美国就用债权大棒砸得大英帝国眼冒金星；当美国成为债务国时，美国又将债务变成权力，拎着债务权杖追着债权国暴打。每当中国减持美国国债，甚至只是买入量不足时，中国的周边总会出现稀奇古怪的事端，比如美国总统突然宣布会见达赖，或向台湾出售军火，或挑唆南海诸国闹事，或鼓动日本在东海强硬。中国一旦大幅增持美国国债，则周边环境就会清净一段时间。这就是美债外交！事实上，美国是通过国债来向中国收取保护费。不交？就整得你寝食难安！

　　美国为什么这么横呢？因为她算准了中国依赖美国大于美国依赖中国，没有美国的市场，中国制造就会崩溃，大量失业人员将成为中国政府每晚的噩梦。说到底，债权或债务的大棒对于美国来说，都能挥舞自如，其本质原因在于各国都需要美国的市场，谁被美国市场所拒绝，谁就相当于遭到了“经济流放”。欧元对美元的挑战，力量的来源不是货币，而是欧盟统一的超大规模市场！当欧盟国家不一定非要依赖美国市场的时候，欧洲就能真正掌握自己的命运。这正是当年罗斯福对丘吉尔的英镑区非常忌惮的原因。

　　日本的悲哀就在于，虽然有自己强大的生产能力，但却先天不会拥有巨大的国内市场。日本原来企图用战争的手段占领亚洲的原材料基地和庞大的市场，在失败后，日本不得不投靠世界市场的主宰者美国，因为没有世界市场，日本就什么都不是。

　　中国的脆弱很大程度上也是源于对国际市场的严重依赖。2010年中国出口占GDP的26.8%，而美国仅为8.8%，谁更依赖谁，一目了然。在这样不对等的情况下，中国无法不受制于美国，也无法真正掌握自己的命运！

　　所有的强者和社会中的成功人士，可能有性格、脾气、爱好等诸多不同，但他们永远共享一个特点，那就是“自己的命运，自己操盘”！从来不会有一个强者将自己的命运交给别人主宰，而获得了最终的成功。当一个国家，特别是像中国这样庞大的国家，将出口视为发展的主要动力，这无异于将命运的主宰权拱手送人！当GDP中26.8%的经济活动直接依赖于外部市场，中国就不可能成为自己命运的操盘者，更不可能成为世界级的强国！

　　对外部市场的高度依赖，只能使中国经济更加脆弱，让中国外交难以坚挺，让国家安全更多顾虑。它不仅带来与别国的贸易激烈摩擦，产生危险的政治对抗情绪，也使中国无法形成真正的凝聚力和号召力。现在，中国能够生产的绝大多数出口产品，十年后就可能移到印度、墨西哥、越南或其它国家，无非是看谁更廉价。当中国的货币升值、劳动力成本、世界原材料价格、环境污染恶化等因素到达一定的临界值，跨国公司抛弃中国将如弃敝履，不会有丝毫犹豫和半点怜悯。将国家命运寄托在这样的增长模式上，实在是危如累卵，令人寝食不安！

　　中国未来发展模式的核心，应该是毫不犹豫的将发展国内市场置于最优先的战略地位，坚定不移地将出口依存度逐步降到GDP的10%以下的安全区域，把国民经济的主要资源从输送国外市场，改为向国内市场倾斜。中国人耗费了劳动力、时间、能源、资源、土地、原材料、粮食、电力，承受了交通拥挤、环境污染的压力，所创造出来的社会财富，应该优先由中国的消费者自己享用。

　　当年美国的崛起之道围绕着高关税、高工资、重科技、强工业、大市场的思路展开，其中心就在于大市场。没有高关税的保护，美国幼稚的工业化就将被英国制造业所摧毁，缺乏强大生产力的社会，将无法形成庞大的消费市场；没有高工资，就不会有更多的消费力，也不会形成繁荣的市场，就只能变成英国那样靠压低工人收入来增加资本家利润的两极分化。对人力资本的认识，使美国意识到高收入对于工人的素质、健康、精神状态、工作热情、创新动力都是必要的保证。工资不仅仅是成本，更是资本，对人力资本的长期投入将能够带来更高的回报；重科技才能产生技术创新，加速生产率的提升，实现社会财富更大规模的创造，形成巨大的储蓄，最终带来更大的市场规模和更多的投资；强工业一直是美国崛起的看家法宝，强大的工业生产力是创造一个繁荣市场的前提，没有庞大的生产能力，美国就不可能取英国而代之，也不可能成为两次大战中“民主国家的军火库”，在战后建立起“美利坚治下的新秩序”。

　　除了高关税之外，美国的高工资、重科技、强工业、大市场的战略对于今天的中国完全适用。

　　用国内市场取代国际市场，以中国消费置换美国消费，把出口资源转向国内，这将极大改变中国与所有国家的关系，贸易冲突变成了贸易和平，激烈排斥转化为热情合作，对中国的敌视，会被中国市场的诱惑所折腰，政治围堵军事遏制的联盟将不攻自破。最大的市场，意味着最大的权力！

　　要创造一个世界上最大的消费市场，关键的问题在于从何处着手。出口行业所形成的生产规模是面向全世界市场的，难以启动的内需能够消化过剩的生产能力吗？

　　答案是，事在人为！

　　（作者系《货币战争》作者、环球财经研究院院长。本文节选自作者新著《货币战争4：战国时代》，由长江文艺出版社授权搜狐财经独家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