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结构及运行机制的矛盾　　

经济结构是经济体制在总体经济运动过程的存在形式，运行机制则是经济结构动态运作功能的发挥。经济结构与运行机制的矛盾，是经济制度矛盾通过经济体制矛盾的进一步展开。现实中国主要经济矛盾在经济结构及其运行机制中的具体化，制约着经济生活的全过程，直接关系企业和经济单位的经营管理，并体现于对外经济关系。经济结构的内容，依然是人们的经济权利，即劳动力和生产资料所有权两个基本权利派生的占有权、经营权、使用权、收益权、处置权、监督权、管理权等。在经济结构中，主要涉及的是人们相互间的这些权利关系。在所有权的层面，形成阶级结构，这是经济制度矛盾的集中体现。进而是劳动者素质技能结构、投资结构、就业结构，这主要涉及劳动力和生产资料所有权与占有权的关系。再展开，则是产业结构、产品结构、区域结构、流通结构、分配结构、消费结构等，经济结构涉及的权利主要有占有权与经营权的关系，以及收益权、处置权、监督权、管理权的相互作用。　　

劳动社会主义认为经济的主体是人，不是物。也正因此，我们才把表示人的利益、地位的权利，作为经济结构的内容。当然，经济结构中的各种权利及其关系，都有相应的法律规定，但经济结构并不是法律结构，更不是单纯的法权关系。经济结构中的权利，都是有内容的权利，即针对劳动力和生产资料，针对产品、价值，针对货币、资本、资金，针对生产、流通、分配、消费全过程的。也就是说，经济结构是作为主体的人在其相互的经济关系中按一定的法权构成相应的组织形式，运用人类自身的劳动力使用物质（自然的和人为的）条件，生产产品和提供服务，并按法权关系流通于社会，分配于不同的人群乃至个人进行消费的过程中，所形成的有相应法律和政治保证的经济关系。　　

这种规定与将经济制度和体制说成“资源配置方式”的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明显不同。在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家看来，经济结构不过是“资源配置”的更为具体的形式，而经济主体是在经济结构之外的资本所有者。他们是不被“配置”的，也不在经济结构之中。作为资源之一的劳动力及其载体劳动者与生产资料一样，都是被配置的对象。因此，他们所说的经济结构，首要的或基本的就是投资结构或资本结构，它决定了并表现为产业结构、就业结构、流通结构、积累和消费结构等。　　

经济结构是人经济关系的总体界定，归根结底，是对劳动力使用及其创造物的制约与支配。经济结构并不存在于人的活动之外，而是存在于有意识的人的经济活动之中。随着体现人本质的劳动者素质技能的提高，由劳动者素质技能形成的劳动力社会总体形式的生产力不断发展，人的经济意识也在发生变化，其交往和社会关系中的基本点，即权利也在矛盾斗争中不断改变，这样，经济结构也会不断变化。经济结构的阶段性，是经济制度和经济体制决定的。在一种社会经济形态中，贯穿着经济结构的一般原则，这主要表现于阶级社会的阶级结构和无阶级社会中的所有权结构上。但在其各个阶段，即体现经济体制特殊性的劳动者素质技能、投资、产业等结构上，却会表现出相当大的差异。这种结构差异正是经济体制存在的具体形式。　　

相比经济制度和经济体制，经济结构是可以在现象形态加以描述，并可以用统计技术来测量的，因此， 那些以“实证”为标榜的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家，更注重这方面的研究，尤其是在资本构成、投资、货币流通、市场均衡、信贷、信息传递、产业、产品、就业等各个环节，做了大量的细致研究。对此，我们必须充分注意，但又不能套用他们的结论和公式之类。这里的关键，就是明确经济结构是经济体制的具体存在形式，在这个前提下，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家的研究方法，经改造是可以借鉴吸收的。　　

经济结构在总的经济矛盾系统中，是第六层次，它本身又是一个小系统。这个小系统是动态的、发展的，其中各环节都是系统的必要构件，是有机地存在于该系统之中的，它们相互制约、相互转化，并由此而发挥其功能，即以运行机制作用于社会总体经济运动。经济结构系统的各环节不是平列的，而是有机地按一定层次构成的。经济结构中的基本层次，是所有权结构，它在阶级社会表现为阶级结构，在无阶级社会可能表现为阶层或群体结构。它涉及劳动力所有权和生产资料所有权，以及生产物的所有权（即收益权）和处置权。这个基本层次，正是经济制度的体现。在所有权结构的基础上，有劳动者素质技能结构（也可以说劳动力结构）和生产资料结构，其中，生产资料结构在现代社会表现为投资结构。这个层次的展开，为就业结构和产业结构；再展开，就是产品结构；进而是流通（市场）结构、分配结构、积累、消费结构与区域结构。这是一个从抽象到具体的系统，其中各层次，都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在相互制约中发挥作用的。也可以说，经济结构本来就是一个，之所以将它分为若干层次，是为了从逻辑上如实地再现它、规定它、把握它，进而促使它有效地发挥作用，并在适当的时候，对其进行总体调整。　　

人类经济是一个矛盾机体的运动，经济结构是这机体总的构造形式，运行机制是这构造形式功能的作用。很明显，这种功能及其作用取决于经济结构本身的构造，但它又会以其作用而改变具体的经济关系，促进经济的发展，由此反作用于经济结构，久而久之就会引起经济结构的改变。经济结构的改变又必然体现于其功能，引起运行机制的变化。这样看，经济结构和运行机制就是一对矛盾，它们内在地决定并制约着，以不断的量变积累导致质变。经济结构的质变，有两种形式，一是制度性的质变，二是体制性的质变。前者是根本性的变化，从所有权结构到其阶级、阶层关系，以至全部结构，都发生根本改变；后者是在不改变所有权结构的情况下，在劳动者素质技能结构、投资（生产资料）结构、产业结构等层次的改变。体制性的质变，相对于制度性的质变，又是量变，要经过几次体制性质变，才能达到制度性质变。而体制性质变又由各具体结构的不断量变积累，才能逐步实现。　　

经济结构相对于运行机制来说，是静态；运行机制则是经济结构的动态。并不存在经济结构之外的运行机制，运行机制就是经济结构的运作。这就像一台机器，或一辆汽车（可以行走的机器），它的运行机制就取决于它的构造，构造的形式，决定其运行的功能。不同构造的机器有不同的功能，其构件的完好程度，也制约其功能的发挥。但经济结构是以人为主体的，是一个有机体，因此，又与机器的结构与功能不同。经济结构及其运行机制，更类似生物有机体，而且是人的有机体。经济结构本身，已包含、体现着人的目的，而且其中有动力结构，这就是劳动者素质技能结构，如何发挥这个动力结构的功能，是其运行机制的关键，其他各结构，都是以此动力结构为基础，并针对它而构成的发挥功能的。投资结构、就业结构、产业结构等，并不是被动地在劳动者素质技能结构所发挥动力的带动下动作的，而是在这种带动的同时，对之形成制约，或是更有效地发挥或是抑制其动力，这样，就在总体上形成动力与功能的内在统一。任何一个经济结构，其运行机制的合理与否，就在于能不能有效地发挥劳动者素质技能结构的动力，并以此为基础发挥各结构的功能。进而，又在运行机制的作用之下，不断提高和改善劳动者素质技能结构，由此带动全部经济结构的演进。　　

经济结构的演进，不可能靠外力推动，只能由其运行机制在发挥功能时对各经济因素的具体作用，再反作用于经济结构，才能实现。运行机制作为经济结构功能的动态发挥，也是对经济结构的检验过程，通过运行机制发现结构中的问题，并探讨解决问题，改进经济结构的途径。　　

经济结构的各层次及其系统的矛盾，往往以产品、产量、产值、效益（利润）等各个范畴表现出来，而对这些范畴及其指标的不同追求，又是运行机制的特点所在。不论任何社会的经济结构，都要以产品、产量、价值、效益（利润）等指标作为衡量、检验的指标。但是，不同的经济结构对它们的定位，又有很大区别，比如，资本主义制度的经济结构将利润作为其核心指标，其运行机制也围绕此核心运作；二十世纪五十至七十年代中国曾把工农业产品产量作为核心指标，运行机制服从于这个核心；GDP主义经济学家将GDP视为经济结构的核心，要求运行机制据此运行。　　

经济结构的改造，是一个有意识的进程。这里有个体意识在其权利和能力范围内的改进，又有总体意识所指导的局部或总体的改造。个体权利所能支配的，是劳动者的劳动力或生产资料，它可以体现于就业和投资上，但不是全部就业和投资结构。总体性经济结构的改造，必须通过国家法律和政策的调控。法律和政策作为总体性的调控手段，又要体现于企业或个人的权利与行为。运行机制的作用，取决于经济结构，因此，要改变运行机制，关键在改造、调整经济结构。运行机制在发挥其作用时，表现为一种动态性的势能，它体现于相关的法律、政策、理论、舆论，乃至道德和价值观上，从总体到个体，都受此势能的支配。这是斯密用“看不见的手”来表示运行机制作用的原因。也可以套用物理学中的“场”，来比喻经济结构与运行机制的关系。“场”是多种因素的一个均衡态，即由其各种因素的制衡而形成的态势，这个态势制约着各种因素的运动。经济结构从总体而论，就是一个“场”，其中各种因素的制衡，形成了运行机制，运行机制再作用于经济结构中的各因素。与物理学意义上的“场”不同，经济结构的主体是人，运行机制的作用也只能针对人，因此，可以对人发生影响的法律、政策、理论、舆论、道德和价值观等，都是经济运行机制发挥作用的必要方式。　　

由“转型”中的统制经济体制决定并制约的现实中国的经济结构是集权开放型结构，其运行机制是非均衡趋利式机制。这是对二十世纪五十至七十年代的集约转化型经济结构和政治主导式运行机制的改变，是经济制度和体制层次矛盾改变的总体表现。　　

集约转化型经济结构是中国初级公有制建立后，统制经济体制的具体存在形式，它的特点是以行政集权体制集合劳动力和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和占有权，由国家机构按一定的计划统一支配劳动力和生产资料，在短期内加速度实现从个体手工农业生产方式向协作工业生产方式转化。这是特殊历史条件的产物，也是对官僚资本的对外依附型经济与个体小农经济二重结构进行变革的唯一方式。　　

集约转化型经济结构有以下内容：一是以国家机构集权来集合劳动者及资金和生产资料，强力调整产业结构，建立主干性工业企业，并使农业和手工业、商业配合工业发展。二是自主自力型的转化结构。革命政权不仅不可能依靠外国资本来发展工业，而且受到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集团的严密封锁，甚至武力威胁。虽然有苏联东欧诸国的短期援助，但中国的工业化是自主自力的，是以革命精神和民族精神为主导的奋发图强的体现。三是具有防卫性的经济结构。这先是由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集团的武装威胁造成的，后来苏联又以武力施压，中国要应对这两个超级大国随时可能的侵略，这些必须在经济结构上有所体现。四是高积累、低消费和趋于平均主义的分配结构。五是流通结构起着制约产业结构、分配结构、消费结构的作用。统制经济体制并未取消商品流通，而是在严格管束商品的流通。　　

集约转化型经济结构的运行机制是政治主导式的，这是统制经济体制的体现和要求。　　

政治主导式的运行机制，是以政治主体和执行机构的具有革命精神、廉洁高效，政治路线的统一，民众对政党和政府的拥护为条件，是集约转化型经济结构的体现与发挥，它的作用也主要在约制经济结构中各层次、各要素的关系。这种约制本身，就是经济结构的形成和运行机制。从没收官僚资本，建立第一批国有企业，到以财政进一步投资建设国有企业，改造私有资本，农业实行合作化和集体制，不到十年时间，就完成了从官僚资本的对外依附与保守小农经济的结构，到集约转化型结构的过渡。这是一个奇迹，也包括诸多缺陷，它充分展示了集约转化型经济结构的矛盾。　　

集约转化型经济结构及政治主导式运行机制的矛盾，主要体现为：一，基本的矛盾，是所有权结构的矛盾。本来应行使占有权的国家机构成了所有权主体，而真正所有权主体劳动者的劳动力和生产资料所有权却被虚置。这是集约转化经济结构得以建立的根据，虽然它在当时有其合理性，但这种矛盾又是违背公有制原则的，是其根本性缺陷。二，劳动者素质技能结构与投资（生产资料）结构的矛盾。按公有制原则，劳动者素质技能结构应是核心结构，投资（生产资料）结构从属于劳动者素质技能结构。但由于劳动者的所有权核心地位被虚置，加之中国劳动者素质技能水平相对低下，在集约转化型结构及其政治主导式机制中，劳动者素质技能结构被置于从属地位，投资（生产资料）结构则处于核心地位。国家以政治方式建构产业、就业结构时，是首先考虑并确定投资结构的主体地位，使劳动者素质技能结构从属于投资结构。三，就业结构与产业结构的矛盾。就业结构是劳动者素质技能结构与投资结构相结合的体现，集约转化型结构在建立时，不仅注重投资结构，甚至把产业结构放在优先地位，使就业结构从属于产业结构。而产业结构中，明显偏重生产资料生产产业。与之相应，产品结构作为产业结构的结果形态，并不是以提高劳动者素质技能为目的，而是把劳动者素质技能作为增加投资的条件。四，积累和消费结构的矛盾。在积累与消费结构上，明显地侧重积累，忽视消费，又不注重产值和效益，而把产量作为首先考虑的内容。五，分配结构与消费结构的矛盾。以上四层矛盾集合于分配结构上，势必形成平均主义倾向，工人中的八级工资制，技术人员按行政级别领取工资，以及农村中的工分制，都表现出这一点。分配结构制约着消费结构，不仅制约劳动者生活水平的改善，更会影响劳动者素质技能的提高与发挥。六，流通结构与产业结构、产品结构及分配结构的矛盾。流通结构是政治主导式运行机制调控各层结构间关系的重要手段，流通结构所起的作用，不仅是联系、沟通各产业间关系，协调分配与消费，而且利用它的特殊地位，传达政治主导的意图。集约转化型结构中的流通结构，相当一部分是不按等价交换原则的流通，由此压低农民的收入，以增加积累，同时也拉大了城乡之间、工农之间的差别。七，银行被纳入国家机构所导致的储蓄与贷款的矛盾。银行是国有国营，国家不仅根据其需要来发行货币，而且将银行作为其出纳机关，弱化甚至失去了银行在调节投资产业等结构方面的作用。八，经济效益与政治目标的矛盾。将政治目标作为第一位，经济效益服从政治目标，有时甚至为了政治目标而牺牲经济效益。在经济计划中，以产品产量作为主要指标，很少考虑产值与效益，由此而形成相当大的浪费。　　

集约转化型经济结构及其政治主导式运行机制，是在中国特殊历史条件下建立的初级公有制及统制经济体制的具体存在形式。它的合理性，就在于以政治的权威来集合技能素质相对低下的劳动力，统一使用数量不大的资金，购置和生产工业所必要的生产资料，利用全国的资源，加速度进行从农业生产方式向工业生产方式的转化。但其矛盾和缺陷也是相当明显的，政治主导式的优势，同时也是它的劣势。　　

统制经济体制因政治局势变化而出现的“转型”，体现于经济结构及其运行机制上，就是以集权开放型经济结构取代集约转化型经济结构，随之而来，以非均衡趋利式运行机制否定政治主导式运行机制。这是在未改变行政集权体制条件下，经济制度和体制上的变化在经济矛盾中的总体表现，也可以说是中国经济矛盾的具体形式。　　

集权开放型经济结构并不是对集约转化型经济结构的完全否定，因行政集权体制依然主导着中国经济，它在经济结构及其运行机制中的作用仍旧保持。集权，就是行政集权体制与其主导的统制经济体制的集中体现。但与集约转化型经济结构也有所区别。　　

农村经济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较以前的集体所有制将劳动力的所有权及土地使用权从集权变成分权，即劳动力归农民个人所有并支配，土地使用权分给农民。但国家仍掌握着土地的所有权，以及对农村经济的总体控制权，农村土地占有权依然实行“集体所有制”。私有资本出现，并将大部分国有企业“私有化”，吸收外国资本，在所有权结构上包含着相当大的私有成分，但从总体而论，国家仍集中掌握着作为国民经济主干的国有资本和资源。因此，从主要矛盾方面论，现行经济结构的基本性质，仍是国家集权。　　

开放，是现行经济体制主要特点，也是对旧体制改变最突出之处。经济结构上的开放，就是突破原有的所有权结构，使不同所有制的权利可以结合。对外开放，在现时中国，主要是指放开公有制的权利结构，使国外的私有资本可以进入中国，或独资办企业，或与国有、集体和国内私有资本相结合办企业，由此，外国私有资本成为中国经济结构中所有权结构的一个要素，并由此而具体存在于投资、产业、产品、区域、流通、分配、消费的各个结构中。对外开放，还包括加强与外国的经济交往，包括商品交换、金融、信息等各方面的往来。“参加世界经济大循环”战略的提出与实施，是对外开放的总体表现。对内开放，则是指放弃原有的禁止私有资本存在的法律、政策，在所有权结构层次上对私有资本开放，容许其存在和发展，而且可以采用股份制等方式，参与公有制企业。更为重要的是，私有资本可以通过购买来取得原来公有制企业的所有权，或者由私有资本所有者“租赁”和“委托经营”公有制企业。这是比对外开放更为大胆的开放，只要对比一下以前只有公有制两种形式的状况，就可以明确这一点。私有资本在所有权结构层面的存在，使之得以在投资、产业、产品、区域、流通、分配与消费各层结构中成为重要因素。　　

开放，不论是对外还是对内开放，从形式上看，都是对占绝对地位的公有制所有权结构的改变，似乎是与集权相对立的。但现时中国的集权，已经是超乎公有制经济之上的。它曾经与公有制经济直接统一，是公有制的必要形式，但即使是在集约转化结构中，集权的根据和主导，也是行政集权体制，是政治对经济的统制与掌控。也正是由于这一点，以行政集权体制为根据的集权，才可以在不改变宪法的情况下，直接以政策主导所有权结构层次的对外对内开放，并将中国经济纳入美国资本财团主导的“世界经济大循环”。这样看，集权是开放的前提，而开放又在一定时期维持了集权，使行政集权体制得以延续。　　

集权开放结构是一个二重结构，它的集权是相当严格的，一直到现在，国家机构对国有企业的集权控制依然没有放松。也就是说在国家机构与国有企业职工和全体公民在所有权的关系上，即国有企业所有权主体被虚置，由国家机构代行所有权的情况丝毫没有改变。而在对国外国内私有资本的态度上，又是相当开放的，甚至不惜以损害公有制经济为条件，欢迎外国资本，鼓励本国私有资本的发展。这种所有权层次的二重结构，一直扩展到全部经济结构各个层次及整个系统。这是当前中国经济结构的基本特点。　　

集权开放型结构的运行机制，是非均衡趋利式的。非均衡，是指在各层结构中，都通行二重或多重标准，由此造成不平衡。这种不平衡是按政治的需要由行政集权主导的。从这种意义上说，非均衡趋利式运行机制是政治主导式机制的“转型”。所不同的是，它不再以维护和发展单一的公有制经济为目的，而是以追求利润（效益）为目的。对利润的追求，不仅是对企业而言的，更是对国家而言的，即增加财政收入。财政是中国两千年集权官僚制经济的核心和主导，新中国推翻了集权官僚制，但保留了行政集权体制，从而也就保留了财政在国民经济中的核心地位。经济为财政服务，财政为政治服务，是统制经济体制，也是它所体现的经济结构和运行机制的实质。国家的“趋利”，主要表现为尽最大可能增加财政收入，而为了增加财政收入，就要增加国内生产总值（GDP），为此努力引进外资和发展私有资本，在增加GDP的同时，增加税收，这成了非均衡趋利式运行机制的原则。　　

非均衡趋利机制，首先作用于经济结构的改变上。所有权层次上的集权与开放，是非均衡趋利机制作用的第一个环节。GDP主义经济学家的“生产力标准”，打破了原来只有两种公有制的所有权结构，开放了对私有资本、个体小农经济及个体工商户的限制，开放了外国（及港台地区）资本进入中国。进而，以非均衡的机制改造投资和产业结构，在区域结构上进行大的改变，实行对“外资”、“合资”等企业的优惠政策，以政治手段集全国之力设立经济特区等等，都突破了旧有的结构。在此基础上，又以趋利原则，改变了流通、分配、积累与消费等结构。更为重要的是，改造并利用了金融在经济生活中的地位，股票、房地产、债券、期货市场的设立，使非均衡趋利机制的作用更为明显。　　

通过对所有权结构的改变，非均衡趋利机制贯彻于全部经济生活，从国家的计划和总体调控，到企业的经营管理，以至家庭、个人的就业和生活，都受非均衡趋利机制的制约。非均衡与趋利，二者是统一的，正是非均衡使趋利得以成立，而趋利又是非均衡的原则与标准。从形式上看，这个机制与资本主义自由竞争体制下“看不见的手”有些相似，但又有质的区别，这就是行政集权体制的作用。非均衡趋利机制中政治是主导，而“看不见的手”则是在努力排斥政治作用的情况下，单纯以趋利为机制的。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相比，也有某些相同，即国家机构在发挥调控作用，但也有本质区别，非均衡趋利机制中国家机构的作用，根据在于行政集权体制，而市场经济中的国家调控，则以资劳双方的政治斗争所达成的制衡为根据，并且是依循经济生活中的市场规则的。　　

集权开放型经济结构的矛盾有：第一，集权与开放的矛盾。这是一种相当奇特的结合，似乎不可能统一的集权与开放，恰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结合起来了。集权与开放作为一对矛盾，其主要方面是集权，这是初级公有制的统制经济体制的体现。行政集权体制作为统制经济体制的内在支架，是集约转化型结构构建和“转型”的主导。与苏联的剧变不同，中国公有制的统制经济体制的转化，不是采取突变式的“休克疗法”，而是渐变。在苏联（俄国）主导“休克疗法”的已经是由行政集权体制孵化出来的官僚资本主义势力。在中国虽也有官僚资本主义势力出现，并在政治上起相当大的作用，但它毕竟受到更为强大的社会主义势力的制约。政治上的这种矛盾，致使由其主导的体制演变和结构变化只能采取渐变方式。然而，也应看到，虽然社会主义势力还相当强大，但由于官僚资本势力对改革的制约，只能固守统制经济体制和初级公有制，它的作用也仅在延滞经济结构的突变。这样，就造成了以集约转化型结构向集权开放型结构的演变。而这个奇特的新结构，则依然保持着行政集权体制的主导作用，开放是在政治主导下做出的，而非资本的自由竞争造成的。　　

不过，当开放演进到一定程度，即外来的及国内的私有资本势力不断发展壮大时，它们与集权的矛盾也更为突出。然而，在中国又不会出现资产阶级及其私有资本占主导的情况，这里的重要原因，就在集权与开放的矛盾中滋生着官僚资本，它借集权这个条件和开放的机会而不断地生成发展，以致到一定时期会成为所有权结构中的主要矛盾方面，那时，集权依然还存在，但它的根据已非公有制经济，而是官僚资本制经济了，经济结构也会随之相应变化。　　

第二，集权开放结构因其非均衡趋利机制，扩大了劳动者素质技能结构与投资结构之间的矛盾，在集约转化型结构中，特别是其建构十几年后，已经努力在使这两个结构有计划地协调，而且培养了一批与工业化生产相适应的专业技术人才，特别是工人的技术水平得到了明显提高。非均衡趋利机制则打破了这两个结构间刚刚形成的协调关系，进一步拉大了其差距。由于以趋利为导向，并将“参加国际经济大循环”作为基本战略，GDP主义经济学家将众多因农村“联产承包制”而出现的大量剩余劳动力视为廉价的资源，并认为这是中国经济的“优势”，极力推进吸收外国资本和港台资本，鼓励私有资本，生产低端低价产品供应欧美国家。而这些资本企业主要雇佣廉价“农民工”，其生产技术含量低，高耗能，大批量，利润薄，有效地缓解了西方国家在本国生产这类产品的高成本而导致的经济矛盾，但却使中国的劳动者素质技能停滞于一个相当低的水平。　　

非均衡趋利机制还直接影响到教育的导向与职工的培训。国家对教育投资的比例并没有随总体经济发展的水平而提高，在某些人的观念中，教育几乎就是家庭的私事。学校的滥收费、教育水平下降、教学方法陈旧、教师女性化、应试教育，诸多弊端，使中国教育成为比经济更为严重的问题。但这个问题迄今没有引起重视。其直接的恶果，是进一步降低了中国劳动者的素质技能，虽然高学历的学生越来越多，但在技术素质和文化精神素质上适应经济发展的人才却不多，特别是技术工人的短缺，严重制约着中国工业化的发展。　　

与之相对应的是，投资结构日益趋利化。国家对国有企业采取“拨改贷”以后，作为现代工业主干行业的投资逐步减少，而私有资本更不会将资本投入没有短期效益的行业。这样，就使大量的投资集中于房地产、证券，以及各种低技术、低成本的轻工、服务业中，此外，金融的作用又因行政集权的干预而日益畸形化。房地产在GDP主义的导引下，迅速而无序膨胀，不仅成了金融业的重要内容，而且为了“拉动”GDP所出台的鼓励炒房的低息加打折的贷款，使房价飚升，进一步增加了金融风险。　　

第三，就业结构的矛盾激化。由于劳动者素质技能低下和投资结构的趋利化，使本来就已相当严重的就业问题更为突出，就业结构矛盾的主要表现是：一、大量原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职工失业、下岗；二、城镇劳动者就业不足；三、农村巨大的半失业劳动人口；四、“农民工”就业的低层次、低工资、不稳定；五、高技能就业需求不能满足；六、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趋利式的投资结构不能为劳动者提高素质技能和充分就业提供必要条件。　　

第四，产业和产品结构的矛盾。这是前三个层次结构矛盾的集中体现。由于劳动者素质技能结构和投资结构的矛盾，在非均衡趋利机制的作用下，产业结构与现代工业的发展越来越不适应。“参加世界经济大循环”的战略，将中国经济定位于劳动密集型的初级产品、资源及生活用品的生产和出口上，用低技术含量的低价产品换取外国的高技术含量的高价产品。这个模式确有“扬长避短”的特点，但我之所“长”，在世界经济格局中，实为“短”，即低技术含量的劳动力密集型产业。扬此“长”，可以增加GDP，为资本获得利润，缓解就业问题，但却不利于在世界市场的竞争，更不利于提高劳动者素质技能。短期的低级效益，会妨碍长远的发展。也正是这样的定位，为私有资本的出现并取得短期效益提供了条件，更为外国资本向中国转移高污染、高劳动强度、高能耗的行业提供了方便。中国甚至得到了“世界工厂”的称谓，几乎欧美诸国的服装、玩具、鞋等生活必需品，都由中国以极低的价格供应。而它们的高新技术产品，如汽车、计算机、飞机等等，则以极高的价格倾销中国。这是一个极不平等的交换关系，若以劳动力数量论，大体是中国十至二十个劳动日换美、欧、日一个劳动日的产品。虽然对外贸易的额度大幅上升，并积累了巨量的外汇储备，但中国的劳动者素质技能结构矛盾不仅没解决，反而更为突出。为了拉动GDP，以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刺激房地产业，使之在产业结构中占相当大的比重，而房地产业的投机，不仅吸收了大量资本，更使房价飞涨，严重脱离了消费需求。由此形成的投资结构、就业结构及二者综合的产业结构，矛盾日益尖锐。在外贸上对外国的依赖使中国的产业不时受到威胁，更严重的是在外交上屡屡受其牵制，金融危机使中国的出口锐减，大批企业停产、倒闭。大量资本投于低技术含量的行业，而且是在无计划状态下投资建设的，势必造成产品和产能的过剩——这已成为中国经济一大难题。企业的亏损、倒闭、破产，不仅波及公有制企业，私有资本也深陷其中，企业债务又归害于金融，为刺激房地产而大量投放的低息贷款，已给银行造成巨大毒坏账的危险，就像一个高温中的大火药桶，随时可以炸毁这低级、脆弱的产业结构和整个经济结构。　　

在非均衡趋利机制的作用下，那些需要高投资的高新技术行业，几乎很少投资。这些行业，对于刚起步的私有资本，是可望不可及的，而外国资本只想高价处理过时的技术，在高新技术上则对中国严格封锁。对于中国来说，只有靠国家投资，才能建立和发展这些行业。但趋利机制又必然压缩，乃至取消对这些行业的投资，致使中国这个人口居世界第一的大国，并不具备自立于世必须有的现代工业的主干性行业。那些在集约转化型结构中刚刚起步的行业，如飞机、汽车、精密仪器、机床、电子、能源加工、化学和生物制品等行业，都因投资减少而萎缩，甚至停步不前，试看满大街跑的汽车，哪个牌子是中国的，又哪辆车里的发动机是中国技术？天上飞的飞机，有几架不是买来的、租来的？遍布办公室和家庭的电子计算机，哪台机芯是中国技术？从技术角度进行分析，就可以发现，我们的工业行业大都是以落后技术为基础的，我们的产品也大都是低技术含量的低档产品。技术落后使中国企业在国际竞争中，处于相当不利地位，而对这些技术落后行业不加控制的趋利性投资，又造成产品的大量过剩。以致那位靠中国购买巨额美国国债（八千多亿美元）加三千七百多亿准国债“两房”贷款债券才得以渡过金融危机最艰难时刻的奥巴拿，在逼人民币升值以赖债的同时，大言不惭地说中国的工业技术只相当于美国一九一○年的水平！与之相应，农业在个体小农经济和手工劳动生产方式下，生产技术依然落后，即令劳动力成本很低，农产品也不可能在价格上与外国产品竞争，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对中国农业的冲击将是巨大的。时下又有人在鼓励发展“第三产业”，这也是一个投资少、见效快的产业，于是，一窝蜂式的跟进，但大都投资于低技术、低档次的服务业，不可能与工业发展形成互相促进的关系。　　

第五，分配结构的多元化及由之引起的矛盾。由于所有权结构的变化，分配结构也势必多元化。有人将中国现时的分配结构说成是“按劳分配与按生产要素分配相结合”，这是不准确的。按西方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说法，生产要素分为劳动、资本、土地、管理、技术等，其中，管理和技术都是劳动的内在因素，不可能与劳动分开。而劳动是一个过程，在公有制下，按付出的劳动领取报酬，是可以成立的。但在私有资本企业中，劳动者只是出卖其劳动力的使用权，是按其劳动力的使用程度，而得到所交换的货币价格。雇佣劳动者与资本所有者之间，是交换关系，而非分配关系。从中国当前的状况看，公有制企业中的按劳分配原则并未充分实现，而且逐步将公有制企业的职工按私有企业的雇佣劳动者对待，所谓“合同制”、“聘任制”就是如此。这样，在城镇中的劳动者，基本都是按出卖劳动力使用权来取得生活资料；公务员和事业单位职工按行政级别分配，此外，还有各单位相差悬殊的“创收”收入；农民和个体工商户则是在个体经营收入中自行消费；私有资本所有者从所获利润中提取用于生活资料部分；官僚资本掌控者以政治权势获取超额利润；房地产、证券投机者等，则利用金融政策获取暴利；一部分演艺人员，从“走穴”式出卖劳务获取报酬。　　

人们获取生活资料的渠道多样化，收入的差距悬殊，劳动者的收入水平与非劳动者相差巨大，社会财富日益积聚于少数权势者和资本所有者之手。即令是在劳动者之间，也并非能体现因素质技能和劳动支出量的差别有不同收入。这不仅影响了劳动者生活水平的提高，还直接影响到其素质技能的提高与发挥，影响到社会产品价值的实现，导致严重的产品过剩。投资于低技术行业的产品，其销售对象除出口外，主要是劳动群众，而占人口五分之四的工人、农民收入水平很低，也就不能形成相应的购买力。一方面是产品大量过剩，一方面是生活资料的匮乏。分配结构的矛盾，又通过流通结构而作用于产业结构和劳动者素质技能结构。　　

第六，流通结构的矛盾。非均衡趋利机制打破了原来集约转化型结构中对流通的严格管制，在这个过程中，曾有价格二元结构造成的矛盾，但价格放开和流通的市场化，又产生新的矛盾。流通企业中公有制的比重日益缩小，国家对流通总体调控能力下降，由此而造成商品的流通不畅，以至短缺和积压并存，更有囤积居奇、炒作获取暴利者，如房地产商的“捂盘”，炒房者的“囤房”，甚至囤积大蒜、绿豆等日用食品。流通企业的私有化，更使趋利机制成为流通的主导，这一方面有助于提升商业企业的积极性，另一方面又滋长了商业企业在价格、经营等方面的欺诈现象。特别是为某些走私物品，以及假冒伪劣产品的销售提供了方便。流通结构中一个重要环节是外贸，随着相关管制的放松，外贸成了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但也出现了国内各出口企业竞相压价，各进口企业（如钢厂进口铁矿石）竞相抬价，由此而造成诸多混乱和巨大损失。　　

第七，积累和消费结构的矛盾。对一个国家来说，积累就是加大再生产的力度，包括资金的积累，机器设备层次的提升，更重要的是劳动者素质技能的提高。积累来自前一阶段生产的成果，这个成果中扣除消费部分，就是积累量。与集约转化型结构相比，集权开放型结构中的积累比重明显下降，用于消费，特别是与提高劳动者素质技能和提升机器设备技术含量无关的“高消费”，甚至奢侈浪费的比重加大。那些高级的奢侈品及服务，所费货币量之大，是基本生活消费所不可比的，更有远高过普通劳动者收入水平的房价，使房地产脱离了消费，成为金融投资、投机品。比如，一件高档首饰与一份化妆品的价格，远高于普通劳动者几年，甚至几十年的生活消费品；大款高官的一桌酒菜，以货币论，可借普通劳动者吃一年至几年的饭菜。但由于趋利机制，不仅高级奢侈品及相关服务行业大兴盛——对外国奢侈品消费已远超过美国，居世第二位，如果加上国产奢侈品消费，肯定高于日本，雄居世界第一！而用于积累部分的资金，势必相应减少，包括教育投资和技术创新投资的额度，都是非常小的，这种状况，不仅在总体上相当突出，在企业中，不论公有还是私有企业都是如此。因此，我们可以说，在短期的表面繁荣背后，存在着影响长远发展中的大危机。　　

第八，区域经济结构差异与矛盾。中国的区域经济结构差异，有历史和自然条件的原因，但在非均衡趋利机制的作用下，这种差异不仅没有缩小，反而在扩大，形成明显矛盾。区域经济结构的矛盾是上述各层次结构矛盾的集合，并且受金融和财政的直接影响。从总体上看，中国现实区域经济结构呈现东、中、西和南、北一横一纵的巨大差异。横向的东、中、西部区域差异，有一部分是自然条件造成的，但更多是非均衡趋利机制作用的结果。为了趋利，重东轻西，导致人才和资金大量流向东部沿海，以形成低端工业和服务业的各行业，生产低端产品“参加世界经济大循环”，并压低西部资源价格。而纵向的南北经济结构矛盾，则更直接是受非均衡趋利机制作用的结果，对南方如广东、上海、江苏、浙江等省市的政策优惠与保护，是其迅速增长的主要原因，东北及华北等省市则因没有这种优惠，而长期缓慢增长，特别是东北老工业区的衰落，更能显示非均衡趋利机制的作用。具体到各省、自治区，非均衡趋利机制也造成区域经济结构的不平衡。我们当然不是要区域经济平均地发展，但现有区域经济结构的不平衡已造成人力和物质资源的巨大浪费，并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制约因素。要切实地实现“西部大开发”、“振兴老工业基地”等口号，就应改变非均衡趋利机制。　　

第九，金融业与国民经济总体发展的矛盾。在集约转化型经济结构中，金融业局限于银行及农村信用社，是政治主导式运行机制统制经济的必要手段。集权开放型经济结构及其非均衡趋利机制，扩大了金融业的作用，其地位日益突出。在以股份制度改造国有银行，开设股份制银行，引进外国金融机构的同时，建立了证券、期货、房地产等市场，并引进西方国家的“金融工程”。金融业不仅是一个行业，而且是所有行业和整个经济结构运行的重要条件，是非均衡趋利机制的必要手段。国有银行虽然向社会发行部分股票以扩充资金，但严格地掌控于政府之手，是集权的重要工具。将中央银行与商业银行分开，并成立政策性开发银行及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等。国家利用人民币的发行权及其非商品性，缓解财政困难，为经济结构的调整和从总体上调控经济提供信贷支持。三十年来，几乎每次财政困难和经济方面的问题，都以扩大货币发行量，增加贷款的方式解决，由此导致人民币贬值几十倍。对国有企业的私有化，以及私有资本的出现，也都把银行信贷作为工具。非均衡趋利式运行机制运用货币政策及银行的职能，促成投资结构、就业结构、产业结构、产品结构、流通结构、分配结构、消费结构、区域结构的大改变。而外汇管制所积蓄的两万多亿美元的储备，购买美国国债和“两房”债券所受到的巨大损失，又是中国货币政策及金融业矛盾的集中体现。　　

更大的变化，是股票、期货、保险、国债等证券市场的设立，以及房地产被纳入金融业成为投资的一个品种。这是结构开放的重要体现，但又是在国家集权掌控之下运行的。金融行业的这种变化，使其在经济结构中的地位日益重要，证券市场和房地产业吸纳了大量资金，而其行业特点又使这些资金具有灵活的流动性，其趋利倾向是最强的，并可以更方便地流动。它们的变化会直接间接地影响实体经济。受美国金融资本财团所引导的金融虚拟化和虚拟资本，虚拟经济的影响，中国的金融业也开始虚拟化，“金融工程”等被视为高新技术引入，如“股指期货”等，虽然还只是开始阶段，但其影响已经显现。而证券市场和房地产市场在行政权集权体制下的运行，必然会出现少数人利用权势操纵市场谋取暴利，各种“庄家”翻云覆雨，使股市大起大落，卷走了普通股民终生的积蓄。尤为严重者是房地产市场的炒作，这里既有政府对土地的垄断性出售，又有银行贷款的介入，房地产商、“庄家”、炒房客利用银行贷款政策，囤积地皮和房产，哄抬地价、房价，使房价在十年间直线上涨，有的城市竞涨了十倍以上，一般城市也有五倍以上的涨幅，令普通百姓根本买不起房，而一半左右的房子却作为金融品而在房产商、“庄家”、炒房客手中空置。　　

金融业在现代经济结构中的地位和作用是不容否认的，但必须规避美国金融资本财团对中国的渗透和控制，而行政集权下的开放，势必使非均衡趋利机制在金融业出现许多矛盾，这些矛盾又必然扩展至其他行业及整个经济结构。　　

第十，财政与经济结构和运行机制的矛盾。财政不仅是集约转化型结构的重要一环，也是其运行机制的中枢，充分体现了统制经济体制的性质，集约转化型结构的特点与矛盾，也集中体现于财政的作用上。在集权开放型经济结构中，财政的中心地位依然保持，但由于所有权结构的变化，财政与产业的关系及其在运行机制的作用上，都与在集约转化型结构有明显差别，但依旧在关键性环节起主导作用。财政集合了集权开放型经济结构及其非均衡趋利机制的矛盾。　　

由于行政集权体制的存在，财政维持国家政权运转的作用，不仅没有减弱，反而更为突出，国家机构的日益膨胀以及离退休干部的增加，“吃饭财政”的特点相当突出。而为了吸引外资和鼓励乡镇企业、私有资本企业的发展，又采取了相当多的减免税政策，以及为刺激出口的退税政策，使维持国家政权运转的财政负担，大部分集中于国有企业。为了保证税源，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对国有企业实行了“利改税”和“税后还贷”，以强化征收，进而，又于九十年代实行了百分之十七的增殖税。更为重要的是，自八十年代中后期，财政不再增拨国有企业流动资金，不投入新建企业的资本金，不拨付企业技术改造投资。财政政策的这种改变，明显地是在强化对国有企业税收的同时，弱化对它的投资。而国家机构又是国有企业的所有者，是“老板”，而“老板”又不给自己办的企业投资。由于财政的特殊地位，它在经济结构及其运行机制中，起着重要的导向作用。国有企业的衰落与此密切相关。　　

在对国有企业财政政策大改变的同时，财政以税收这个杠杆，制约着产业、就业、产品、流通、分配及区域经济结构的调整。其中最为突出的是区域经济结构的变化，如山东、河北两省，由于税收的巨大差导，致使受惠的山东在几年时间内，就超过河北，而且差距日益拉大；而深圳等“特区”的兴起，根本原因也在这里。税收倾斜政策更突出地表现在对主干大型国有企业的抑制上，它与财政的不投资结合，致使国有主干大企业的发展陷于停滞，与世界先进国家的差距扩大。而享受税收优惠的乡镇、私有和外资企业，绝大多数都投在获利短、平、快的非主干企业。肌肉骨骼未长，甚至萎缩，体重增加，GDP“神话”般的高速增长，却未能提高劳动者素质技能结构，未能提高产业技术水平，却使产业及产品结构矛盾日益突出。而区域结构中显示的趋利机制，也与财政政策密切相关。财政政策的导向，还表现在个人所得税的征收上，以中等偏下的工薪收入作为起征点，对大部分工薪阶层都要征税，但私有企业主却有多种办法避税和逃税。再有就是对“捂盘”的房地产老板和炒房客的暴利收入，不收半分钱的所得税，却对已经低过通货膨胀率的存款利息征税。凡此种种，都充分显示了财政政策的倾向，而为了增加财政收入侧重向普通劳动者征税。至于财政支出，早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就庄严承诺的将GDP的百分之四用于教育投资，至今还未达到，而为了“保八”，却动用数万亿资金投资公路、铁路，以拉动GDP。　　

总之，财政充分地集合了集权开放型经济结构的特点与矛盾，也是非均衡趋利机制矛盾的集中展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