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腐败”看市场经济：对利润实现的实际贡献必然分享企业红利

老田

腐败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只能是愈演愈烈，不可能得到起码的遏止，这不仅仅是许多人所认识到的一种社会现实，而且还是肇因于私有制条件下生产目的的“内在必然性”。市场经济有两个要点：一个是以赢利为目的的生产主体（既可以是“国有企业”，也可以是“私营企业”），二是利润要通过市场交易和价格机制去实现。

不管什么人，只要是他对企业利润实现做出了贡献，都会有机会参与分享红利，不管这个人是企业内部员工还是外部什么人。一个有突出贡献的推销员，可以按照他所销售的产品数量和价格水准，要求企业给予多少百分点的奖金或者活动经费。而在企业外部拥有采购权限的人员，对于选择甲企业还是乙企业的产品，用什么价格和付款条件采购产品，则对每一个企业产品实现和利润高低拥有决定性的影响，是决定企业生死存亡的关键，这些“外部人”当然就有了资格去参与企业利润的分配。本文主要从产品实现角度去讨论腐败为什么内在于“市场经济”，实际上，为企业取得赢利所需的各种稀缺要素，都同样地存在着对利润的实际贡献和分享要求。

企业为利润而生产，而利润必须在市场销售过程中间才能实现，“物流”与“货币流”的反向运动背后，是活生生的人在那里推动的。市场经济的观察框架（主流经济学家）仅仅把理论视野局限在产、供、销的“货币流”线路上，但是，现实的经济活动却是人去推动的，这些人组成一个个现实的社会网络，物质资源流动和最终配置、产品价值实现和利润回流过程，无不依托于一个人际关系网络。假如不受撇开市场经济的理论模型和框架的局限，我们就会发现：现实经济过程中间产品和利润的实现，是在人际关系网络中间完成的。而人对于产品和利润实现的真实贡献，也是在人际关系网络中间得到检验的，最终，人对于企业利润实现的贡献也要在这样的网络中间，得到一份相应的红利。

“权钱交易”的基本逻辑是：外部人对企业利润的贡献也要给予适当的补偿。随着同一种产品的市场竞争程度上升，外部人贡献受到的补偿程度将趋于上升，换言之，越是竞争激烈和供过于求，外部人对于企业生存的决定性就越是上升，企业就越是倾向于提升外部人在总利润中间的分红比例。所以，供求双方在谈判中间的相对地位高低，决定着企业利润在内部和外部的分配比例。这跟普通人的感性经验相一致：越是难于卖出的产品，其实现过程就越是要承购买人的“人情”和“照顾”，更大的人情意味着更高额的回报。

到底是市场经济，还是人情网络，决定着产品和利润的实现，这是一个事关主流经济学家“学术信誉”的事项。如果依靠产品技术、质量和价格来开展竞争，市场经济就有通过生产性提升来照顾多数人利益的“道义理由”，个人追求自身利益将带来社会利益的提升，反过来，如果竞争主要是在人际关系网络中间进行的，技术、质量和价格只起到一个最低限度的门槛作用，那么，市场经济的合理性和说服力就不无疑问了。这些年来，中国的主流经济学家在他们自己无法垄断和控制的“网络”上，处处遭遇“滑铁卢”，被目为“权钱交易”的辩护人，这在很大程度上揭示了中国“市场经济”的本质：不是一个基于产品特性和价格进行竞争的“经济网络”，而是一个实质上开展人际关系竞争的“社会网络”。要用经济和市场领域的概念和模型，来描述本质上依赖于“社会网络”的生产和销售过程，在学术上几乎不可能让人信服。

腐败本质上是“企业外部人依据其对利润实现的贡献参与分红”，而腐败的相对程度则依据市场竞争的烈度而呈现上升趋势——产品越是在市场上供过于求、外部人所占利润的比重就越是趋于上升，这两个方面的趋势都是内在于市场经济的基础结构，是无法超越的“内在必然性”。

很多人存有一种理想：通过企业内部法人治理结构的改革，通过建设国家行政系统的有效监督制度，将能够遏制甚至消灭腐败，这是不可能实现的空想。与这种空想相一致，很多人寄希望于法律，结果是严刑峻法的出台和专业反腐机构的逐步设立，但无情的现实是腐败愈演愈烈。很多人之所以对法律和制度抱有幻想，是因为他们忽视了一个根本性问题：外部人依据贡献参与企业分红的过程，很难留下满足法律所要求的证据。这种分红仅仅在非常偶然甚至是微不足道的场合，才会出现“给钱办事”那种一对一的实名性的直接交易，只要这种情况下法律的因果关系要求才会得到满足，多数情况下，企业对于外部贡献人是可以通过假名股权、隐蔽红利、海外存款等等与贡献人行为“没有直接因果联系”的回报方式，进行利润输送，还有更有安全的方式——例如给邱晓华的那种“包养爱情”等非经济回报模式。

大体而言，企业给外部人的红利中间，只有非常少的数量会按照满足法律证据要求和因果关系分析的方式给出；大体而言，这一个小小的零头，往往掌握在企业内部的边缘人手里——比如刚刚从大学毕业、初入行的新手手里，新手往往意味着未能建立起稳固的人际关系网络、向外部人输送红利的渠道就相对原始和单一。但大量的外部红利输送，不是由新手通过原始渠道分配的，而是由企业内部地位高、资格老的人士掌握的，这些人输送红利的方式多数借助于“朋友网络”，可以做到完全不满足法律证据的每一项要求。我们看到一些大的贪官倒台，往往是二奶反目之后的揭发，或者是意外情况下才暴露的，并非出于监察机构的调查，这反应了一个基本事实：外部人分享红利的渠道多不满足法律证据要求。我们还看到，反腐侦察手段比如“双规”，往往不符合“无罪推定”原则和基本的人权保护要求，迹近“逼供信”，这也反应反腐事业的一个困境——如果按照法律办事就找不到起码的证据。

每一年，全国企业为了生存和发展，都要招募数以百万计乃至千万计的大学毕业生进入销售队伍，这些人被培训为组建企业生存所必需的人际关系网络，最终，所有的销售人员及其中的精英队伍共同掌握着大约5-10万亿元人民币的“活动经费”（相对于总经济产出量的15-30%之间），企业正式通过这样一支高素质的“销售队伍”建设和营运着一张巨大的社会网络，产品实现和利润回流都是在这个巨大的社会网络中间实现的，这个网络有着阵线分明的两个方面：一方是出卖者一方是购买者，出卖者（企业及其销售人员）出人出钱，购买者接纳前者的亲善感情投入和各种可以转换为金钱数量的奉献——然后根据交情和利益关系作出购买决策，按照法律一个是贿赂者一个是受贿者，双方有着共同的利害关系在腐败之前就共同采取规避法律风险。在买方市场上，受贿者是这张巨大的社会网络的支撑点，企业的生存和发展所需要的利润，最终是由这张社会网络决定的。换言之，产品和利润的实现，资源的流动和分配，最终依赖于那张不所不在的社会网络，是社会网络在分配资源并决定企业的成败，市场价格机制只是表面现象。

正是在“销售队伍”编织起来的巨大的社会网络的各个支撑点上，我们看到了形形色色的要人——无论政府官员还是企业老总，无论是民族企业还是跨国资本企业——只要这个人对于产品和利润实现有作用，99%以上都会“编织”并“收罗”进这张巨大的社会网络中间，得到一份红利。舆论曝光了网络中间各种各样的支撑点——这些被揭露出来的贪腐人士中间，我们能够见到各种各样的人：政府官员、国企干部、私企老总、跨国公司高管等等等等，这说明市场经济的商品与货币之流所到之处，就不容许有超越于产品实现网络之外的独立存在，否则，宏观上将意味着产品实现链条的脱节，微观上将意味着企业销售人员的失职——工作做得不到位。在一个有着数千万高素质销售人员经年累月的努力之下，在数以万亿计的经费支持下，整个中国不可能还有未经渗透的角落——竟然被所有相关企业都共同遗忘的、对于产品实现有决定作用的权势人物。腐败席卷中国的态势，让人联想起骆宾王《讨武瞾檄》中间的句子：以此攻坚，何坚不催？以此制敌，何敌不克？

腐败的困境不仅表现在市场经济中间企业外部人对利润的巨大贡献和分享红利的巨额数量上，还表现在这种分享红利的方式多数处在法律所无法处置的隐蔽渠道中间，这意味着反腐事业相比较腐败过程而言，是一种投入多发现少的行当。相比较而言，拥有公权力参与反腐事业的机构和人员，大概相当于编织并维护社会网络运行总人数的万分之一左右，每年在反腐方面所投入的财政预算可能有几个亿的样子，这也相当于一比一万的对比（相对于编织并维护社会网络的经费（包括业务费用和输送的红利）不少于5万亿元）。所以，反腐更为难堪的困局表现为：人力物力对比上的绝对劣势，反腐实力不足“腐败势力”的万分之一，再考虑到反腐取证的高成本低发现，大体上可以断言：以今天中国的全部反腐力量不足以揭示腐败过程的十亿分之一。

想起来，主流经济学家真不是人干的活儿，他们竭力要人们相信市场价格机制对于资源配置的优化作用，但是，面对的却是深刻的腐败网络现实，这不是让他们自打嘴巴吗？作为一种高明的策略，有些著名经济学家装出一副“有良心”的姿态，起而反对“权贵资本主义”“裙带资本主义”，从而给人们一种幻想——只要耐心等一等还是可以等到好资本主义的，他告诉人们：权贵和裙带问题是一个过渡时期中间的问题，也是一个市场经济的外部问题，最终是可以解决的。在这个策略的背后，是反对政府官员“设租寻租”，主张政府退出经济领域，似乎这样，就能够终结利润实现过程的“权钱交易”似的。如果我在上文的分析站得住的话，如果说市场经济那个“内在必然性”——对利润实现有贡献的人将分享红利——是无法超越的话，显然，腐败就是无法超越的，还是难于发现和惩处的。这种看起来“很激进”的姿态本身，客观上起到了一种为腐败打掩护的功能，提升人们对于腐败的忍受程度——等待将来政治体制变革之后去解决腐败问题，转移人们的视线——从经济领域的内部引导到非经济领域，如果接受这样的解释，人们就会被引导去相信——市场经济的稳步扩张和成熟将自然终结腐败，最低限度也可以把腐败程度降低到能够接受的低水平。在另外一个方向上，有些自由派人士宣称如果引入了选举民主，腐败政府将会被多数票赶下台，这意味着：只要是容许党派竞争和轮流坐庄，将会产生一种实质上有效的“保甲连坐法”——党派为了捍卫执政地位而自我约束党员的腐败（或者从外部受到反对党的监督）。这种说法的幼稚性依然在于：不管是反腐败的执法机构还是党派内部的成员，依然无法超越市场经济按照贡献分配利润的逻辑，证据难于搜集意味着执法机构无法“反”的腐败也很难在党派内部“反”，对一个人数庞大的党派搞“上台或者下台”的连坐法，不可能比国民党通过“保甲连坐法”反共更有效。

一些自由派人士为了推销西方的选举制度，格外强调这种制度的反腐功能，这在实际上是否有效还有待检验，但是，这种过分的强调至少起到了一个功能性的作用——就跟主流经济学家说好的市场经济没有腐败一样，向民众推销了一种时间观念和等待观念——等到有朝一日新制度来了一切都会好的。这不仅提升人们当前对于腐败的忍受程度，更是助长了人们对于腐败采取一种袖手旁观的姿态——现在制度解决不了这些问题，等到将来再说吧。这样一来，腐败事业的日益壮大，就有了新的潜在支持力量，主流经济学家和自由派人士都诱导民众提升对当前腐败的忍受程度并降低当前的直接参与意愿。由于腐败的严重程度，以及民众对腐败的极端反感，助长了一种自由派的机会主义宣传策略：利用民众对于腐败的反感去推销一种情绪性的发泄渠道——选举制度最低限度也可以低成本地把遭人痛恨的群体赶下台。这种“聪明的策略”明显影响了一些自由派人士的言说方向——选择一种最符合民众情绪、最容易动员社会舆论的路线去推销自己的主张。

三十六计中间有一个“李代桃僵”之计——“虫来啮桃根，李树代桃僵”，腐败原本内在于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利润分享逻辑，但是主流经济学家和自由派人士则安排了一个替代品让人们去痛恨：非市场力量（政府官员）介入经济过程是腐败发生的原因，或者说共产党政权“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是腐败的原因、一党执政是绝对的权力导致腐败；只要人们相信了主流经济学家或者自由派言说逻辑的人士，就很容易产生一个想法，没有政府退出市场或者没有政治制度与美国的一致，腐败就是一个无法解决的问题，所以，全部努力都应该集中到推动中国政治体制向美国模式（或者按照某人的说法是“走台湾的道路”）演变，这是一条最有效的“曲线反腐道路”。这样，反腐败就更大程度地保留给那几个专职的反腐机构去办，不需要动员社会舆论的支持和参与了，在制度上也无需考虑群众参与的各项有效措施了。这种现实，每一个编织腐败网络的老总或者企业家都很清楚，结果鼓励了一种明智的经营策略——通过利益输送给对利润实现的无关的人、假如他能够帮助降低腐败链暴露后的法律风险。这样，市场条件下的利益输送，原本局限于对企业利润实现有贡献的那部分人，现在则要追加一个对降低法律风险有贡献的名单了。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个原因，全国的公检法系统成为腐败窝案的高发区。

二〇一〇年八月十二日

附件是一个现实的案例，可以帮助我们认识腐败链的实际逻辑。

粤北首富的一句狂言 揪出31个涉嫌贪腐的广东厅级干部

作者: 南方日报

　　“8-14韶关系列腐败案”的查处是广东近几年最大规模的反腐行动之一。从2008年案发起，南方日报记者就对其持续关注。两年来，涉案人员纷纷落 网，一些人锒铛入狱，一些人还在等待法律的判决。反思案件，我们看到正义之剑让贪腐的权贵们现形，看到破除权贵网络、强化合法秩序的必要性;也看到有关职 能部门反腐的决心和能力。
　　在阎蜀南的房子里，韶关市纪委的办案人员搜出了1200万现金和200多万的存折。
　　刚被“双规”时，叶树养还颇有些不服气，甚至在等待可能的援手，但他很快就失望了，只得开始交代。
　　在朱思宜这些老板们看来，韶钢就是一块肥肉。在法人治理结构不完善、监管体制不完备的情况下，原来的韶钢成了整个权钱交易的重灾区。
　　南方日报记者获悉，韶关系列腐败案至今已历时两年，涉案230人，其中包括31名厅级干部、一位名震韶关的“粤北首富”和100多位大大小小的政府官 员、企业老总。230人是一个庞大的群体。他们并不属于一个独立的小集团，而是分属数个权贵交易网络，彼此阡陌沟通，往往是以特定的关键人物为载体，这个 权贵之网才被调动起来，而网络上的每一个个体以此实现利益均沾。
　　通过这个权贵网络，全国人大代表的资格可以用1000万元的价格“运作”成功;头号毒贩可以以800万元的价格“买命”;数亿国有资产可以私相授受;重大工程招标可以暗箱操作。而权贵网中的大官们动辄以百万为单位敛财，小官员们也极尽“吃拿卡要”之能事。
　　但这一切终将被改变，当年威风凛凛、煊赫一时的官场政要、国企老总、红顶富商，借势敛财、狐假虎威的官场随从们终究穷途末路，受到法律的制裁……
　　缘起:
　　供应处长成为第一个被撕开的口子查一个钢铁企业有没有问题，首先就要查他们负责供应的部门，阎蜀南曾任韶钢供应处处长，办案人员于是锁准供应处
　　2008年的一天，韶关市区的某间房里炸了锅。在这间房子里，韶关市纪委的办案人员搜出了1200万元现金和200多万元的存折。这些钱和存折藏匿于 房间的各个隐蔽的地方，马桶、电视柜、走廊吊灯、卫生间夹层里都装满了钱。由于藏匿之处通风条件不好，也可能是藏匿的时间太久，不少百元大钞都长出了霉 点。
　　与如此巨额的赃款相比，它们主人的地位显得有点低微，他刚刚从韶关钢铁集团有限公司(下称“韶钢”)供应处处长转到该集团下属公司原料厂任党委书记兼工会主席一年，他叫阎蜀南。
　　此刻，阎蜀南还不知道自己会成为2008年那场大案的导火索，也不知道两年后等待自己的会是无期徒刑的刑罚。
　　阎蜀南被查，在某种程度上说有“运气差”的成分，他是被2008年刚退休不久的韶钢原董事长曾德新“连累”了，成了曾德新的垫背。
　　2005年以来，广东省纪委收到多封群众来信，反映时任韶钢董事长的曾德新等人存在严重的违法违纪问题，根据省委领导的批示，从2008年4月开始，省纪委会同省检察院、省国资委、韶关市纪委等单位开始对韶钢展开秘密调查。
　　说到为何会查阎蜀南时，省检察院的办案人员颇有经验地告诉南方日报记者，要查一个钢铁企业有没有问题，首先就要查他们负责供应的部门，阎蜀南曾任韶钢供应处处长，办案人员于是锁准了“供应处”，来撕开一个口子。
　　从后来查处的结果来看，这个思路是正确的。在调查中，办案人员发现，阎蜀南果然有“前科”。2000年4月，时任韶钢供应处长的阎蜀南曾报案，称他被河南洛阳籍骗子宋少军骗走了9万元。当时，韶关松山公安分局立即立案侦查。
　　但在公安机关询问资金来源的时候，不知是被吓到了，还是自认为没事，阎蜀南竟然交代了自己收受供应商18.2万元的情况。更让办案人员感到困惑的是，对此，时任韶钢董事长的曾德新不仅没有采取措施，反而让阎蜀南继续主持供应处的工作。办案人员认为这非常可疑。
　　这下，突破口终于找到了。随后，省纪委、省国资委组成联合调查组将阎蜀南受贿问题作为调查曾德新等人的突破口，经省纪委批准，韶关市纪委对阎蜀南迅速 采取了“双规”措施。在审讯的过程中，阎蜀南慢慢地交待了他接受朱思宜等人的贿赂，行贿曾德新，以及关于曾德新和时任韶钢副总经理的黄旭明等人的大小“故 事”。并最终交代了他曾收受300万元，并将其藏匿于韶关市浪琴居米兰楼2103房的情况。当办案人员进入这间房搜查的时候，就发生了本文开头描述的那一 幕，办案人员搜查发现，何止是300万元，是1400万元!
　　在取得了这个重大突破之后，2008年10月17日，省纪委、省国资委果断对曾德新进行了“双规”。
　　发展:
　　朱思宜携200万求叶树养摆平朱思宜担心被牵连，于是请叶树养帮忙。叶树养答应了。之后，叶树养按照老规矩收朱思宜送的200万元现金
　　就在办案人员紧锣密鼓地审问阎蜀南的时候，有一个人一直在关注着这件事，他就是有“粤北首富”之称的韶关市宜达燃料开发有限公司总经理朱思宜。因为他自己心中清楚，这件案子很有可能波及到自己，因为他和小舅子杨仲生在过去的几年里累计向阎蜀南送了1400万元。
　　眼看着韶钢被抓的人越来越多，朱思宜开始坐不住了，找到了自己的好朋友———在韶关的大靠山“粤北政法一哥”———时任韶关市公安局局长的叶树养，让叶树养帮忙打听案情。
　　不愧是“粤北政法一哥”，叶树养很快就打听到了这个“绝密”案件的审讯情况。他了解到阎蜀南已经向检察机关交代了收受朱思宜及其妹夫杨仲生巨额贿赂的 事，于是将此情况告诉了朱思宜。朱思宜担心，于是请叶树养帮忙将此事摆平。像过去一样，对于朱思宜的请求，叶树养再一次爽快地答应了。之后，叶树养也按照 老规矩，在其家中收到了朱思宜送的200万元现金。
　　据叶树养交代:“2008年4月底5月初的一天，朱思宜来到我的办公室，问阎蜀南案件的进展，几天后又约我到中山公园旁的茶庄见面，主动说给我一笔 钱，要我帮忙处理好他的事。大概一个星期后的一个晚上，朱思宜拿了两个深色旅行袋到我家，说拿了200万元让我帮他疏通关系，请我无论如何要帮他解决这件 事。”
　　可是，叶树养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对于这件案子，他不但没能帮上忙，就连自己也被卷进了这个漩涡。
　　据阎蜀南交代，他那被搜出的1400万元主要是朱思宜的宜达公司所送。掌握了这个信息之后，办案人员开始找朱思宜了解情况。对于朱思宜，所有的办案人员都谨小慎微，在没有掌握核心证据之前，不敢轻举妄动，因为他有全国人大代表的资格。
　　据办案人员透露，朱思宜自认为有恃无恐，对于谈话很不配合，几次拒绝。对此，办案人员暂时是“无计可施”。
　　疯狂:
　　“我还贿赂过30多个厅级干部呢”刚被“双规”时，叶树养还颇有些不服气，甚至在等待可能的援手，但他很快就失望了，没人施救，只得开始交代
　　就在朱思宜洋洋得意的时候，“靠山”叶树养出事了。
　　有关部门监控到叶树养的女婿正在转移大批资金，于是将叶树养一家的情况纳入视线。据办案人员介绍，叶树养的女儿和女婿婚前曾一同在加拿大读书，后来两人回国并结婚，叶树养女婿主要的投资方向便是利润丰厚的矿山。
　　“可能是听到什么风声，就在2008年的夏天，叶树养的女婿疯狂地转移资金。”办案人员告诉南方日报记者。
　　2008年8月14日，经省委批准，叶树养被“双规”。刚被“双规”时，叶树养还颇有些不服气，甚至在等待可能的援手，但他很快就失望了，没人施救，只得开始交代。其中，朱思宜送他200万元以摆平阎蜀南一事很快就被他吐了出来。
　　得到叶树养提供的这一重要信息，办案人员再次找朱思宜谈话，没想到朱思宜口出狂言:“我不仅送给叶树养200万元，我还贿赂过30多个厅级干部呢!”这一句话把办案人员“吓了一大跳”。
　　结局:
　　6个厅级干部落法网“帮助”撕开韶关巨大贪腐网的阎蜀南，被认定收受宜达燃料等14个煤炭企业或个人钱物共计1615.92万元，美金12.8万元
　　朱思宜全招了，于是31个厅级干部逐个被调查，处分的处分、退赃的退赃、判刑的判刑，其中6个厅级干部、6个处级干部被起诉，共28人被刑事立案。
　　这6个厅级干部分别是时任韶关市公安局局长的叶树养，时任省工商联党组书记、省委统战部副部长的黄少雄，时任省人大常委会选举联络人事任免工作委员会 副主任的杨成勇，时任韶关市检察院检察长的杨健，以及韶钢原董事长曾德新和原副总经理、时任韶钢集团顾问的黄旭明。其中，叶树养涉嫌受贿人民币、港币 1800多万元，另有人民币1600多万元来源不明;黄少雄涉嫌受贿1200多万元;杨成勇涉嫌受贿37万元;杨健涉嫌受贿170万元;曾德新和黄旭明分 别受贿210万元和232万元。
　　而撕开这一巨大贪腐网络的阎蜀南，被认定收受宜达燃料开发公司等14个煤炭企业或个人钱物共计1615.92万元，美金12.8万元，另有65万元人民币、21.9万元港币、2.8万美元来源不明。其以处级干部的身份受贿的数额几乎能与厅级干部的叶树养比肩。
　　2009年12月17日，阎蜀南以受贿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被判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无法说明财产来源的财产的差额部分予以追缴。
　　阎蜀南对判决结果不服，认为自己有自首情节，于是请求二审改判。今年3月5日，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宣判，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认为阎蜀南交代的问题是办案单位在已掌握阎蜀南受贿线索的情况下，通过审讯了解到的，在这种情况下，即使阎蜀南交代出了朱思宜也不构成自首。
　　阎蜀南无期徒刑的判决成为目前为止韶关系列腐败案判决结果中受惩罚最为严厉的一个。反思阎蜀南的“出事”，就在于对关键环节的监督没有到位。所以在以 后的工作中，就必须紧紧抓住人财物管理等权力运作的关键环节和部位实施监督，特别是在重大工程项目审批上马或大额资金使用中，强化对这些关键环节的监督， 抓好关键环节“权力人”的监督，定期轮换，建立一个严格的制衡机制。新闻解读送煤进韶钢贿金吓死人
　　据有关部门查证，朱思宜贿赂阎蜀南1400万元、曾德新40万元、黄旭明230万元，所为何事?卖煤!其实朱思宜只是向这三大位行贿的商人之一，充其量是对他们贿赂最多的商人。
　　韶钢是集钢铁制造、物流、工贸为一体的大型国有企业集团，世界钢铁企业100强、中国企业500强，是一个享誉中外的“名牌企业”。正因为如此，这座 钢铁厂，用煤、用矿石、用油……涉及的产业颇多，而且都是高利润产业。在朱思宜这些老板们看来，韶钢就是一块肥肉。在法人治理结构不完善、监管体制不完备 的情况下，原来的韶钢成了整个权钱交易的重灾区。
　　在打破脑壳抢占市场的各种“战术”中，最普遍的竞争方法就是送钱。民间俗语说，“用钱买路”。韶钢就是被买的对象。据办案人员透露，他们发现，在韶钢 受贿的事太普遍了，以至于大家都不把它当回事。一个煤老板要将一吨煤送进韶钢，要过很多关，给很多部门回扣，供应、化验、称重、储存等几个部门都要分杯 羹，少一个环节，煤都进不来。当然，还有一个前提条件，就是分管领导得到巨额的好处。
　　有关人员介绍，要想挤进韶钢推销，长期以来必过三个人的“关口”。第一个就是曾德新，他从1996年起担任韶钢董事长，直到2006年底卸任，2008年4月才正式退休，在这2年里，他在韶关仍然是“土皇帝”。
　　另一位重量级人物是黄旭明，他从1995年起任韶钢副总经理，2002年开始分管产、供、销各个环节，2006年退休，2007年卸任股份公司总经理，同年8月被返聘为韶钢集团顾问。
　　还有一位就是前文提到的阎蜀南，1996年到2007年，他历任韶钢集团供应处副处长、代处长、处长的职务，2007年开始担任韶钢集团原料厂党委书记兼工会主席。
　　这三人除了长期收受朱思宜的宜达公司所送的“回扣费”和过节费以外，还有很多公司争相献媚，虽然他们送的钱不如朱思宜多，但是一样能得到回报。
　　在阎蜀南的判决书以及曾德新、黄旭明的起诉书中，记者发现，行贿的企业颇多，不仅有韶关的企业，还有阳江、清远、广西、湖南、山西的多家企业。
　　醒语
　　“人家送钱，全是看你的岗位”
　　你帮了人家的忙，人家会感谢你，所以我可能就是在这个问题上没严格要求自己，思想戒线慢慢地放松了。那些老板都是这样讲，韶关发展了，是因为你当了董事长;韶钢发展了，我们才有发展空间，所以我们来感谢你。这个话听起来好听，后来自己开始退却了。
　　———韶关钢铁集团原董事长曾德新
　　2005年，我多次要求换岗、轮岗，后来我调到一个厂里当书记的时候，很多朋友来祝贺我平安升官着陆，朋友都这么说，因为供应处在韶钢是一个风口浪尖的岗位。
　　人家送钱，全是看你这个岗位，送的是你这个岗位，不是看你这个人，对自己对大家都好的话，就是要尽量轮岗，你不在这里，马上就没了，像我已离开这里，就没有人送你一分钱。
　　———韶关钢铁集团原供应处长阎蜀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