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当前美国的债务危机反映出深刻的政治和社会危机。美国股市的暴跌，除表明了投资者的心理不安外，更多地反映出投资者对未来经济增长形势的一种判断与担心，美国经济仍未走出衰退的阴影。与之相类似，欧洲的债务危机也引起了政治危机，但是由于欧元区债务危机很大程度上是结构性的，所以比美国的债务危机还难解决。面对未来的债务危机，G20在协调各成员国的宏观经济政策上可能遇到越来越多的困难，中国面临的国际形势也更加复杂。

一、债务危机反映出的深刻政治及社会危机
美国的长期国债刚被标准普尔公司下调了评级，欧元区又传出希腊的债务即将违约，意大利的国债马上要出问题的声音。与此同时，美欧的股市也波动异常，任何一个消息都会引起市场的过分反应，这些国家的股市如过山车一样大起大落。
市场的大幅波动一方面反映出金融企业持有的流动性充裕，它们都在寻找短线的投资机会，大量资金不断进出股市，造成市场的超常波动；另一方面，市场如此敏感也反映出投资者对经济的发展前景没有信心，担心投资被套牢，所以只做短线操作。其实，美欧经济中确有许多令人担心的因素，而且这些因素对我们未来的经济发展会产生很大影响。
标准普尔公司给美国国债降级有个有趣的故事。据说，标普公司的评级一公布，美国财政部就在它公布的材料中找到了一处错误，说它多估算了美国的预算赤字一万亿美元。标普公司后来修改了它文件中的数据，却维持给美国国债降级的决定。标普公司解释说，从几个月来美国国会与政府就提高债务上限的谈判来看，美国政治有极端化倾向，未来很有可能因政治游戏的原因而损害投资人的利益。换句话说，标普公司认为美国有出现政治危机的可能，并据此给美国债务降了级。
在美国的两党政治格局里，反对党为执政党出难题，让执政党难堪，这都是传统的政治游戏，人们已经习以为常。但在过去，反对党与执政党的政治游戏是有底线的，双方不会在涉及底线的问题上撕破脸皮。这次，在经济濒临衰退的背景下，如果不放宽债务上限就可能导致巨大的金融危机，可双方却毫不让步，大有让国家利益让位于党派利益的趋势。这不禁让人怀疑美国政治的极端化是否会让美国陷入无政府主义。美国的政治制度建立在权力互相制衡的基础上，这可以防止权力滥用。但权力制衡的体制需要有极大的妥协精神。否则，只讲制衡，不讲妥协，制衡机制就可能成为制度瘫痪的原因。
以“茶党”为代表的抗议力量的出现，表现出美国民众对政府及传统政治的不信任。其实，美国面临的是双重的政治信用危机：一方面，投资者担心政治家们只关心自己的政治游戏，把投资者的利益当儿戏；另一方面，美国民众对政治家们产生了巨大的怀疑，怀疑政治精英与金融精英沆瀣一气：政府用纳税人的钱救助造成危机的金融机构，而政府债务的危机又要导致纳税人再次作出牺牲。这种信任危机会导致民粹主义情绪上升，最终导致政策上的恶性循环。
美国民众对政治精英的不信任，被2010年美国最高法院通过的一项决定加强了。最高法院决定，未来在美国的选举中，为政治候选人竞选而出资的上限被取消了，谁愿意出多少钱就可以出多少钱。
美国对公司和利益集团竞选献金的限制，可以追溯到20世纪初。国会在1907年通过了第一个限制竞选筹资的法案——《提尔曼法案》，禁止公司和全国性的银行向竞选公职的候选人提供捐款，以防大公司操纵选举。以后，陆续出台了一系列相关法案，不断完善和规范选举筹款和开支的使用。然而，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九名大法官，以5：4的微弱优势通过了一项有关政治献金的法律裁定，废除了93年来对公司、非营利团体和工会在美国选举中献金助选的金额上限，对公司和工会在初选前30天或大选前60天禁止播放竞选广告的禁令，也同时取消。
美国公司可以随便给政治竞选捐款，会大大影响选举的结果。连《华尔街日报》上登的文章都认为，美国政治领导人将来就是资本手中的一个玩偶，民众对政治领导人的政策认同会逐渐下降，美国政府的行政能力会随之下降。
二、美国股市反映出投资者对经济衰退的担心
美国股市的暴跌，除了表明投资者的心理不安外，更多地反映出投资者对未来经济增长形势的一种判断与担心。而使投资者担心美国经济会在一段时间蹒跚慢行的因素主要有：
1．美国经济仍未走出衰退的阴影，失业率仍居高不下，投资率没多少增长。在这种背景下，政府的公共开支对维持经济增长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但根据两党达成的协议，政府却要被迫大幅削减开支，未来美国经济不会快速恢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利茨指出，现在讨论美国经济是否符合经济学定义上的衰退（即连续两个季度的负增长）已经没有意义，美国经济已经陷入了一种高失业、低增长困境，而由此造成的财政收入减少却会成为常态。
2．虽然削减政府开支也涉及到军事开支的减少，但削减最多的属社会福利开支。这满足了一些右翼共和党人的要求，但却使社会不公平更加明显。这些年来，美国社会收入提高最快的人绝大多数都是金融领域的领导人，这些人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造成金融危机的元凶。但危机发生后，他们非但没有受到惩罚，一些人还受益于政府救助金融、银行业的计划。这次在提高国债上限的谈判中，根本没涉及提高对富人税收的议题，只提出了缩减政府开支的议题。这就意味着未来穷人享受的社会福利会下降，特别是老年人的养老金及福利会缩减。社会不公会引发社会动荡，英国发生的事情很有可能在美国重演，这会引起经济的损失、投资的减少及经济的衰退。
3．统计证明，社会中最大的消费群体其实不是富人，而是中产阶级。美国的中产阶级在金融危机中已经受到重大挫伤，而未来如果社会福利水平一再降低，中产阶级的消费能力会进一步下降。美国经济的动力主要来自消费，如果未来消费持续疲软，美国经济则很难找到新的增长点。如果经济恢复缓慢，通货膨胀压力逐渐加大，美国政府财政收入能力再持续下降，剩下的只有扩大债务来维持政府运行。但在已经非常大的债务基础上继续扩大债务，这种做法会越来越遭到外国投资者的怀疑。
4．美联储搞了两次量化宽松政策，但第二次的效果要明显弱于第一次，而且从美国投资的情况来看，大量增加流动性并未促使投资大增。这不由得使人想到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当年的假设，即流动性陷阱的道理。由于名义利率不可能为负，因此当利率已经降到最低时，刺激经济的功能就没有了。由于流动性偏好，人们在衰退时仍然喜欢手握现金，不会马上投资，所以当经济陷入流动性陷阱时，货币政策是失效的。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流动性陷阱应该有新的解释。那就是，当美欧等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前景不好时，这些国家中央银行释放出的大量流动性没有流向本国的投资市场，因为这些国家的企业并不看好本国市场。统计证明，发达国家的直接投资并没有随着货币政策的放松而扩大，而是流向了新兴市场，加重了新兴市场的通货膨胀压力。
三、欧洲的债务危机为何更紧迫
前些天，法德领导人没能就发行统一的欧元债券达成协议，市场上欧洲银行股大面积下跌，反映出投资者对欧洲银行资产结构的担心。其实，人们担心欧元区很可能会陷入新一轮主权债务危机。而如果新的债务危机爆发，欧洲几大国的银行可能深陷其中而不能自拔，从而引起更大的金融危机。
欧洲的债务危机也引起了类似美国的政治危机，百姓们也怀疑他们的政治精英与金融精英都在拿纳税人的钱救自己。但是，欧元区债务危机很大程度上是结构性的，比美国的债务危机还难解决。这是因为，欧元区内经济较弱的国家因为失去了自己独立的货币政策，只能靠扩充财政赤字来对付一切困难，而财政赤字造成的债务增长又使投资者要求更高的债务回报。于是，这些国家就陷入了恶性循环。以希腊债务危机为例，欧洲一直流传着德国与希腊的两种版本。
德国舆论说，希腊之所以被卷入了主权债务危机，是因为希腊政府不负责任，维持的社会福利计划远超出它的能力。当出了问题后，又指望别人，特别是德国，出手帮助他们摆脱困境。但希腊人却有另一番解释。他们认为，德国靠统一的货币和市场制造了一个有利于自己的经济联盟。因为没有关税，又使用同一种货币，德国货的竞争力充分展示，充斥希腊等经济不够强大的国家的市场。危机爆发后，希腊无法靠货币贬值来增加竞争力，欧元是由欧洲中央银行控制的，德国可以继续向希腊出口，但希腊却无法控制它自己的出口，于是希腊的经济衰退加深，导致主权债务危机。
这两个版本说明，金融危机触发了欧盟内成员国间的信任危机，这使欧洲团结让位于“各家自扫门前雪”的行为。虽然欧元区几国禁止卖空成员国主权债务，而且欧洲央行也出手购买大量西班牙、意大利等受到冲击的成员国的债券，使市场暂时平静了下来。但是，由于德法反对建立统一欧洲债券，说明欧元区合作的动力仍不足，而无法统一财政的困境只能使未来危机的因素不断增加。特别是德国的舆论在广泛谈论希腊等国应该退出欧元区，欧洲应退回到欧共体初始六国的状态。德国是欧盟中最强大的经济体，如果德国不愿意再与其他成员国绑在一起，欧盟的未来就岌岌可危了。
欧洲的债务危机很可能会迅速传染给意大利，因为意大利的经济总额与债务总额相比已经是100：120，意大利债券的收益率已经迅速上升到6％以上，意大利继续在市场上筹资的成本变得越来越大，很可能陷入某种恶性循环。如果意大利发生债务危机，其结果很可能在欧洲引起一场系统危机，因为意大利不仅是世界上第七大经济体，而且持有意大利国债的投资机构也非常复杂。意大利与希腊不同。希腊的国债主要集中在欧元区几个大国的银行手里，当希腊出现违约的可能时，欧元区的几国政府还可以稳住几大银行，让它们不要抛售希腊债券，政府允诺未来给银行某种补偿。而意大利的国债被认为是稳定的债务，许多金融机构都持有一定数量的意大利国债，包括一些对冲基金和养老基金。因此，如果意大利国债要出问题，政府很难出面稳住各种投资者。市场上出现恐慌，从而出现大面积抛售意大利国债的可能性要大大超过其他国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已经表示，它无法对付意大利可能出现的债务危机。那么，欧元区国家或欧盟就有能力对付这场大危机吗？
四、国际合作的可能性减弱
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时，20国集团曾协调政策，防止经济衰退。但面对未来的债务危机，20国集团在协调各成员国的宏观经济政策上可能遇到越来越多的困难。
许多国家都意识到，因为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占有某种霸权地位，使得美国在对付危机的过程中可以把部分负担转嫁到其他债权国头上。因此，它们希望美国能负起责任，执行更加负责的货币政策。但美国却认为，危机的根本原因是全球经济失衡，而为了恢复平衡，新兴经济体必须承担更大的责任，特别是贸易顺差大国中国，不仅应该让人民币加快升值，而且应该扩大进口。其实，从2008年危机以来，中国扩大的进口已成为许多国家经济回升的重要引擎。但中国不可能像美国希望的那样去处理人民币的汇率及资本市场的开放节奏，因此在这些问题上不可能迅速达成一致意见。
欧洲大陆国家呼吁要对跨境的金融活动征税，这是美国经济学家托宾很久以前提出的一种假设，认为它可能会遏制短期金融投机行为，但不会影响长期投资。但美英等国根本不会同意，因为国际金融活动是它们经济的主要成分，也是其利润与税收的主要来源。如果实行“托宾税”吓跑了国际投资者，伦敦和纽约这两个国际金融中心会是最大的受害者。
达不成国际合作的协议，世界各大经济体很有可能各自为政。美国有可能通过进一步放宽货币政策来解决债务问题，第三轮量化宽松似乎呼之欲出。其实，历史上各国政府都曾借助于通货膨胀来解决主权债务问题，特别是国际体系中的霸权货币拥有国很容易借此来摆脱债务困境。英国如此，美国在20世纪70年代也靠此法解决相对西欧及日本积累的大量债务。当西欧国家抱怨美元贬值给它们带来的问题时，尼克松政府的财政部长康纳利却回答了一句历史名言：“美元是我们的货币，是你们的问题。”因此，未来美国大印钞票，借此来摆脱债务困境肯定是趋势。
欧元区一些成员国的债务受到金融投机的压力很大，加大了它们违约的几率。于是市场上这些债券的收益率不断攀升，加大了这些经济体的筹资成本，经济衰退迫在眉睫。为了缓解压力，欧洲央行开始购买问题国家债券。虽然市场在欧洲央行的干预下暂时稳定，但这种行为与美联储的行为一样，也属“印钞票”的行为。
日元的升值压力巨大，日本政府已经表示要采取一切手段来防止日元进一步升值。看来，仅通过财政部借债出售日元来压低日元汇率解决不了问题，最终日本央行也会通过“印钞票”来压低日元汇率。
世界主要发达国家如果都采取印钞票的方法来度日，全球经济某种程度上重现20世纪70年代的高通胀、低增长的可能性将大增。低增长、高通胀、高失业率、低效的政治体制、燥动不安的社会群体，这些现象可能成为未来世界的发展趋势。
五、中国面临的国际形势更加复杂
由于外部经济环境短期内难以好转，中国的经济增长很大程度上只能靠内部市场。因此，转换经济增长模式、扩大内需、依靠自主创新等政策新取向就有了新的战略意义。
在这种背景下，中国的外汇储备缩水在所难免，而民间舆论对此的压力也越来越大。其实，购买任何主权债务的风险都在加大，外汇储备最好的使用方法大概是对外投资。在金融危机的背景下，许多发展中国家急需发展资金，但又从欧美等发达国家那里得不到，所以很希望中国去投资。但中国的对外投资也面临许多风险。比如，苏丹与利比亚的事件就表明，中国在这些国家的投资有很大的政治风险。另外，中国的对外投资也面临一定的价格风险。比如，中国在许多发展中国家的投资都是开发原材料和能源，但这些初级产品的价格波动巨大，且取决于美国的货币政策，因为美元是这些初级产品的定价货币。
美国对中国的直接投资有许多戒心，虽然最近放宽了对中国投资的审查，但如果要投资中国急需的高科技领域还是很困难的。欧洲也是技术发达地区，债务危机使许多欧洲国家陷入资金链困境。这时候，中国企业投资欧洲，购买企业股，兼并困难的技术型企业，有很多机会，但也面临各种批评。中国需要化解欧洲对中国投资的担忧，增加政治互信，争取找到一个对双方都有利的合作方法。
在主要发达国家的主权债务都不稳定时，国际货币体系中的主要硬通货也变得不太稳定。因此，外界对人民币国际化的期待很大，中国也有加快人民币国际化步伐的表示。然而，在人民币国际化与迅速开放资本市场方面，中国似乎面临一定的利益冲突。美欧日都在准备开动机器大印钞票，而从危机爆发以来，发达国家已经为各自的金融机构注入了大量的流动性。现在，世界市场充满了流动性，中国开放资本账户面临的风险巨大。
如果中国少干预市场，少买入外汇，可以减少一点儿外汇储备迅速攀升的压力。但人民币升值的幅度会更大些，速度会更快些。这些是否符合中国利益？其实，随着人民币升值的速度加快，外界已经开始有人表示对人民币升值的担心。如果人民币升值，中国企业走出去投资、兼并其他企业的能力更大，对提高中国技术能力会更有利，也会对欧美企业的竞争力构成威胁。另外，中国少干预市场，减少购买美国国债，美国国债的收益率是否会上升？
其实，中国还需认真评估人民币升值对遏制输入型通胀的作用。20世纪70年代也是个通货膨胀的时代，当时的西德政府就坚持把保持货币坚挺从而控制通货膨胀当作宏观政策的首要任务。结果，西德马克对美元的汇率不断升值，但西德的通货膨胀率却在西方国家中最低。几年下来，西欧国家都选择了把自己的货币汇率绑定在西德马克上，西德马克无意中成为西欧货币的核心。后来，欧洲组建欧元也主要是建立在马克的基础上。这段经验也许值得中国重新研究。如果人民币逐渐升值对保持它购买力的稳定、对遏制通胀有利，就可能解决人民币国际化与开放资本账户之间的矛盾。试想，在全球都面临通货膨胀的背景下，如果人民币购买力的稳定性好于其他货币，特别是好于其他新兴经济体的货币，即使资本市场不开放，在商品市场与国际贸易开放的情况下，人民币就可能成为人们追宠的对象，它的国际化就可能是“无心插柳柳成荫”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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