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权债务危机是金融资本主义的主要危机形态

　　应霄燕

　　[内容提要]当前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普遍面临主权债务危机或主权债务危机的风险。主权债务危机是资本主义发展到金融资本主义阶段，资本主义基本矛盾不断深化和资本主义国家政府各种反经济危机政策和措施叠加的必然逻辑结果，是资本主义制度经济和政治危机深化的集中表现。面对主权债务危机，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已陷入化解危机的困境，他们对经济除了重新金融化和“以债养债”以外，似乎找不到更好的克服危机办法。这又会进一步加深和增加发生主权债务危机的风险，使主权债务危机以一种常见的形态频繁出现，成为金融资本主义的主要危机形态。

　　主权债务危机作为经济危机的主要形态，于20世纪80年代出现在拉美地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拉美国家普遍走上了利用外资发展本国经济的道路，墨西哥政府于1982年宣布无力偿还外债。随后近40个发展中国家陆续出现偿债困难，一场大规模主权债务危机在发展中国家爆发。1998年俄罗斯、2001年阿根廷、2008年冰岛、2009年迪拜和希腊、2010年爱尔兰、2011年葡萄牙相继出现主权债务危机。主权债务危机从发展中国家转移到发达国家，从非欧元区蔓延到欧元区，从资本主义外围国家延伸到核心国家。

　　一、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普遍面临主权债务危机的风险

　　受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的影响，主权债务危机由北欧小国冰岛开始，逐步向中东欧国家，甚至整个欧元区蔓延。希腊是欧元区内第一个陷入主权债务危机的国家，2009年10月，希腊政府宣布，政府的财政赤字和公共债务占希腊GDP的比例为12%和113%，远远超过欧盟《稳定与增长公约》规定的3%和60%的上限。2010年11月，爱尔兰成为欧元区第二个陷入主权债务危机的国家。接着，2011年4月初，葡萄牙政府也被迫请求救助，成为第三张在债务危机倒下的“多米诺骨牌”。据欧盟统计局2011年4月26日最新公布的2010年度欧元区及欧盟财政赤字和公共债务数据显示，虽然希腊在2010年5月获得了欧盟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1100亿欧元的联合救助，但财政赤字占GDP的比重仍高达10.5%，公共债务水平较2009年的127.1%继续攀升至142.8%，欧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认为希腊没有严格执行援助协议，因此根据希腊政府新的财政紧缩计划决定是否给予第5笔120亿欧元的援助，针对希腊的第二轮救助方案也在争执中，这些不确定性使得希腊主权债务问题重新被点燃，在希腊国内已演变成严重的政治和社会危机。这场“债火”正烧向西班牙、意大利甚至整个欧元区。整个欧盟的债务形势也是不容乐观，2010年欧盟27国总体财政赤字占GDP的比例为6.4%，公共债务占GDP的比例则由2009年的74.4%升至80%。

　　美、日、英等主要发达国家也面临高赤字、高债务的问题。美国自1987年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净债务国以来，其债务增长迅速。根据美国预算办公室公布的数据，2011财年，美国财政年度赤字可能刷新纪录达到1.645万亿美元，占GDP约为11%。2011年5月16日，美国国债总额已突破国会限定的14.3万亿美元上限，GDP占比接近97qo，人均负债达4.53万美元。

　　日本也属负债率最高的国家之一。截至2010年底，日本的国家债务总额达919万亿日元，约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 93%，创历史最高纪录，财政赤字接近年度国内生产总值的10%。以人口计算，平均每个日本人负担约721万日元。2011年1月27日，标准普尔公司将日本主权债务评级从“AA”下调至“AA-”，这是日本长期主权信用评级8年多来首遭下调。据日本财务省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到2011财年末，日本国家负债总额将逼近1000万亿日元大关。

　　英国经济状况目前也不乐观。2010年，政府的债务高达国内生产总值的78%，年度财政赤字占国内生产总值的9.8%。惠誉认为，英国的主权债务已经恶化，暗示其评级下调的可能性。早在2009年12月，英国《经济学家》杂志发表文章认为，到2014年，预计发达国家政府债务占GDP的比例将超过120%，为发展中大国的三倍。

　　西方发达国家普遍被“高债务”、“高赤字”所困扰。尽管和希腊等欧洲国家相比，美、日、英作为世界上经济实力最强的国家，其主权债务的转嫁性、可控性相对较强，但随着债务和赤字水平的不断攀高，预示着发达国家经济体主权违约风险的可能性在增大。主权债务危机从发展中国家转移到发达国家，从非核心国家蔓延到核心国家，显示主权债务危机是继生产相对过剩危机、金融危机之后，影响现阶段各国经济乃至全球经济健康、持续发展的一种主要危机形态。20世纪80年代后期发生在发展中国家的主权债务危机，源于发展中国家战后普遍走上了利用外资发展经济的道路，由于借款规模过大，再遇到外部冲击，出现偿债困难而陷入债务危机，从本质上说是由于帝国主义长期对其进行殖民掠夺和危机转嫁造成的。而当前发生在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主权债务危机，同20世纪30年代的生产相对过剩的危机以及2008年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国际金融危机都属于资本主义社会周期性危机。

　　二、主权债务危机是资本主义发展到金融资本主义阶段的必然产物

　　一般认为，资本主义的发展经历了自由竞争资本主义、垄断资本主义、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和当前的金融资本主义这样几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自由竞争资本主义阶段，始于英国工业革命。以蒸汽机技术为核心的纺织、运输等现代工业迅速发展，价格竞争在整个经济活动中发挥核心作用。在自由竞争的时代，新技术刚刚出现并应用，工业发展处于起步阶段还未成熟，这些有利因素暂时抑制了资本主义本质的一些消极因素。因此，资本主义在自由竞争时代是充满活力的。

　　第二个阶段是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始于19世纪末。这个阶段的突出特点是资本在高度集中过程中形成垄断，在垄断集团的操控下，物价容易出现单边上涨趋势。而且，垄断的出现削弱了自由竞争阶段价格竞争机制的作用，阻止了经济体清除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内多余的资本，加剧过度积累的问题。在这一阶段，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两大生产部门的生产都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市场出现饱和趋势，“如果资本家坚持试图增加他们的资本，使其高于社会消费能力所承受的速度……结果就是过剩生产能力的积累”山。同时，资本主义经济体系面对的却是：日益严重的有效需求不足问题，资本主义经济体制下，利润的增长主要通过抑制与生产力相关的工资增长来实现的，而有效需求不足形成的“消费的障碍最终会导致投资的障碍，……因为企业现有的生产能力大量闲置时，他们不会愿意投资新的工厂和设备”，经济发展出现滞胀趋势，即通货膨胀与经济停滞长期共同出现。

　　1929-1933年的经济大萧条是资本主义经济滞胀的第一次大规模集中表现，为了应对危机，资本主义国家逐渐放弃自由放任的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开始采用凯恩斯主义对国家经济生活进行干预，资本主义发展进入国家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凯恩斯认为政府应通过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来刺激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在消费方面，政府可以采用税收、利率、收入分配等手段对消费倾向施加导向性的影响，提高消费倾向;在投资方面，凯恩斯主张，国家一方面采取措施刺激私人投资的积极性，另一方面由国家直接组织投资，通过对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的双管齐下的导向性刺激，以实现整个社会接近充分就业。而且，凯恩斯还主张赤字财政政策，他认为政府扩大支出时，不应增加政府收入，而应采取举债支出的办法，举债支出可以使社会致富。在凯恩斯看来，扩大政府的上述职能是避免危机和现存的经济形态完全毁灭的唯一切实可行的办法。在国家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国家对经济生活的广泛干预，连同两次世界大战以及20世纪50年代的朝鲜战争和60年代的越南战争，以及同期出现的以汽车工业为核心的新兴工业产业，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投资和消费需求，相对缓和了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内生产过剩和有效需求不足的矛盾，刺激了战后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的发展。

　　但是，随着越南战争和新兴工业化浪潮的结束，20世纪70年代以来，刺激战后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增长的一些有利因素逐渐地消失。1974-1975年间，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发生了全面结构性经济危机，经济进入滞胀深化阶段。发生在国家垄断资本主义阶段的这场经济危机，和前两个阶段的危机有着不同的表现：前两个阶段经济危机发生时一般是高失业、低通胀，或低失业、高通胀，而发生在70年代的这场危机却表现出高失业和高通胀同时并存。面对这一新现象和长达10年的“滞胀”，凯恩斯主义已无力应对。西方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兴起了一股反思的浪潮，他们纷纷批判凯恩斯主义，鼓吹资本主义传统的“市场化、私有化和自由化”的核心价值理念，以美国的里根主义和英国的撒切尔主义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在西方兴起。但是新自由主义并不是传统自由竞争经济自由主义的复活，新自由主义对经济的修复主要是以金融化--即把经济的重心从生产领域转移到金融领域来进行的。

　　面对周期性经济危机，金融部门的扩张是资本家能够增加其财富的唯一途径。放松对金融市场的监管，资本家把“它额外的剩余储蓄注入金融，投资于资产价格的上涨。同时，就金融机构而言，他们发现了容纳这种大量货币资本流入的新的、创新方式”。因此，实现金融自由化就成为资本扩张的必然要求，也成为新自由主义的政策核心。在金融监管放松的背景下，一方面，民众被鼓励依靠借贷进行超前消费，来刺激低迷的经济;另一方面，金融机构再将这些风险较高的各种债务包装成形态各异的金融衍生产品进行兜售，把风险转移到其他投资者身上，包括个人、企业、本国政府和外国政府。

　　同时，在金融化过程中，金融利润超常增长，资本加剧向金融资本，特别是国际金融垄断资本集中，一批从事多种经营的巨型金融集团形成，华尔街正是他们的代表。随着这个金融体系的不断扩张，世界各国逐渐被纳入到其中，这些巨型金融利益集团“决定资本的流向、流动量及企业的利润率，……是整个经济和政治的决定力量”山。因此，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资本主义已由国家垄断资本主义阶段进入(国际)金融资本主义阶段。在这个阶段，资本的增值形式发生了变化，资本家通过M(货币)-M′(货币)的形式实现财富的增长，而不是通过M-C(商品)-M′方式，财富和价值的增长越来越偏离实体经济，经济体系日益非理性化。一旦经济体系当中有一个大的泡沫破裂，就像2007年7月的美国“次贷危机”一样，就会引发更大规模的金融危机。而当金融危机出现时，为了避免金融上层建筑的崩溃，各国政府被迫介入，投放大量的资金以挽救脆弱的金融体系，最终势必造成政府债务不断的增长。因此，爆发在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这场主权债务危机，是资本主义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必然产物。

　　三、主权债务危机是金融资本主义阶段资本主义制度各种危机深化的集中表现

　　主权债务危机是资本主义发展到金融资本主义阶段，资本主义社会各种矛盾积累和深化的集中表现。

　　首先，主权债务危机是资本主义制度固有的根本矛盾--生产的社会化和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之间矛盾激化的集中表现。20世纪70年代尤其是80年代末以来，金融资本和全球垄断资本发展迅猛，生产的社会化程度进一步提高，商品、服务、技术尤其是资金在全球范围内大规模跨境流动，经济全球化成为客观的经济现象。金融垄断资本利用资金、技术优势获取巨额全球垄断超额利润，使财富越来越集中在西方少数国家的少数人手中，整个社会的贫富差距日益扩大。一方面，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贫富差距进一步扩大;另一方面，在发达国家内部贫困化也是日趋严重：以美国为例，近二三十年来，美国企业高管与普通员工的工资差距，从40：1扩大到了357：1，在美国大约就有3700万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金融资本主义阶段生产社会化和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更明显地表现为生产无限扩大的趋势和劳动者支付能力相对缩小的矛盾，资本主义经济体系面对的是日趋严重的有效需求不足问题。

　　为了突破有效需求不足的障碍，美国采取的办法是降低信贷门槛，美联储白2001年起连续采取扩张性货币政策，采取低利率政策以鼓励信贷消费，导致个人和政府债务的迅猛增长，形成一种债务型经济增长模式。而在金融自由化的背景下，金融机构创造出即能转移风险又能给自身带来丰厚利润的金融衍生产品，有学者认为，“1929年经济危机是由于信贷扩张造成实体经济生产领域的过剩，而这次危机是由于信贷扩张引起消费领域特别是房地产领域的过剩”造成的。当资产泡沫破灭，危机爆发时，各国政府作为最后的“贷方”只能竭尽所能救助金融机构。而为了实施救援，巨量的美元被印制出来，联邦赤字剧增。为了减轻危机对自身造成的危害，美国利用其在国际金融调节体系中的主导地位，通过操控汇率、发行债券、采取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等措施向其他国家转嫁危机。

　　发生在墨西哥、阿根廷、巴西、东南亚等发展中国家和转型国家俄罗斯的主权债务危机，很大程度上是美国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金融垄断资本利用信贷杠杆对其进行掠夺并转嫁本国内部的危机所造成的。面对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所引起的周期性经济危机，“资本主义体系的核心需要在世界上的某些地方周期性地创造贬值资产”，“然后以极低的价格购买贬值后的资本资产，并再次将其投入到盈利性的资本循环中”。当发展中国家的资本资产被掠夺得无利可图时，危机转移的对象自然就是冰岛、希腊、爱尔兰、葡萄牙等资本主义外围国家，而从资本主义外围国家最终向核心国家(美、英等)转移、蔓延，是国际金融垄断资本逐利和转嫁危机必经的发展路径。当然，当起源于资本主义核心国家的各种经济危机经过转移回到资本主义核心国家，并在资本主义核心国家内部全面爆发时，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利用转嫁危机来缓解矛盾和危机的空间将变得更加狭小，资本主义制度基本矛盾的不可调和性也表现得更加突出。

　　其次，主权债务危机的形成和资本主义的代议制选举民主制紧密相连。私有产权制度和资产阶级的代议制选举民主制是资本主义制度得以存在和运行的两大社会基础。早在封建社会后期，从封建母体中成长起来的资产阶级，随着其经济实力的不断壮大，要求扩大政治权利以保障其财产私有的愿望也日益强烈。经过资产阶级革命，新兴资产阶级逐渐在议会中取代封建贵族，掌握了国家权力，他们制定宪法和其他法规，以法律的形式把私有产权制度确立下来并给予保护，资本主义的代议民主选举制以资本和财产的私人占有为前提并为其服务。而在随后日渐成熟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里“已经不再正式讲什么财产差别了。在这种国家中，财富是间接地但也是更可靠地运用它的权力的。其形式一方面是直接收买官吏，另一方面是政府和交易所结成联盟……最后，有产阶级是直接通过普选制来统治的。”

　　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普选制进一步得到完善。这意味着，更多的民众可以通过选票来行使自己的公民权利，而有产阶级则需要更多地借助选票来实现他们的阶级统治。依据公共选择理论的观点，在资本主义代议民主制框架下，政治就是一种交易过程，政治家为了赢得选票和选民的支持，普遍采取迎合选民的“少付多得”的竞选和政策策略。在收入政策方面，政治家将更多地倾向于用发行公债来代替税收，在支出政策方面，更倾向于扩大公共支出的规模。尽管自由主义理论和国家干预理论、“供给学派经济学家和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共和党和民主党人之间有这样那样的不同，他们却都迷恋政府赤字开支。”而且，“在政客们眼中更多的货币总是更好的事情，因为它能使经济在短期内更好看，这样在任者就能更容易地赢得选举。”这种情况持续下去，必然会导致政府财政赤字和债务的不断增加。欧洲债务问题的形成，有欧元的体制结构问题，但很大程度上是各成员国政府为了迎合选民，长期采用扩大财政赤字和举债的办法来刺激本国经济和就业的增长以及满足民众的高福利造成的。

　　资本主义代议选举民主制和资本主义的私有产权制度相结合，不仅容易造成政府财政赤字和债务的增长，而且还容易造成政府的“软性”政治腐败。企业给政客所需的政治资金，而“政府通过出售法律、税收减免措施、规则和抉择来换取选举捐款、竞选帮助、工作以及其他好处等等”，政府和政府所支持的企业形成了一种互利共生的关系。我们所熟知的次贷危机主要祸首房利美和房地美同政府之间就建立了一种互利共生关系，作为私营公司他们长期以来给予政客选举捐助和其他“软性”资金，仅房利美一家从1990年起至今提供的选举捐款就高达1930万美元。作为回报，政客向这两家房地产公司提供了各种便利和好处，“他们使这两家企业免交州和地方税，还使他们不受制于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制定的一些(规则)要求”。种种利益交换使政府疏于监管，出现了大量信用等级较低的“次贷”。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以后，这两家公司一直依靠美国财政部提供的援助资金来维持其债务偿还能力，截至目前共注资1540亿美元。美国政府的政客们和华尔街的众多企业都建立了一种互利共生关系，形成了华尔街一华盛顿共同体，即金融资本和国家政权高度依存的共同体，正是这个共同体造成2008年的金融危机。而这场金融危机进一步加重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本已十分严重的财政和债务负担，终于在经济发展比较脆弱的国家引发了主权债务危机，并通过经济全球化向更大的范围蔓延。

　　四、结 语

　　主权债务危机是资本主义发展到金融资本主义阶段，资本主义国家经济、政治危机深化的集中表现。面对主权债务危机资本主义国家己陷入化解危机的策略困境。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和国家反危机的历程显示，无论是推行凯恩斯主义还是新自由主义，无论是采取国家干预还是自由放任都只能缓解经济危机而无法根除危机，而每一次反经济危机的策略措施只能加重资本主义固有的基本矛盾，从某种程度上来讲，主权债务危机是资本主义国家政府长期反危机的各种政策、措施叠加的结果。对于这场席卷当今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主权债务危机，各国应对危机的办法无非就是：一是增加税收;二是减少财政支出，缩减财政赤字;三是借债;四是增加货币供给;五是货币贬值。前两种办法，既要受到选民的制约，又会陷入缩减债务与经济发展的两难困境之中。后两种办法并不适合所有遭受主权债务危机冲击的国家，像希腊这些欧元区成员国己丧失了货币供给和贬值的自主权，最可能采取的办法就是借债或者债务重组来缓解眼下的危机。而对于美国这样的核心国家，最可能通过增加货币供给与货币贬值，向外国债权人转嫁负担以减少债务压力。但是，“以债养债”和重新金融化(这意味着更多的金融泡沫)只会加深和增加不断引发主权债务危机的风险，这一切说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已是一种落后、衰退的生产方式，资本主义制度被更高级的可持续、协调发展的社会形态所取代是必然的发展趋势。

　　(《环球视野globalview.cn》第394期，摘自2011年第7期《马克思主义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