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救“有毒资产”却不救合理债务，已经把全世界拖入危机。美国的民主政治明显缺乏纠错能力，中国要为人类政治文明的发展开辟新道路。

　　文｜杨斌

　　当前美国金融动荡呈现危机新特点

　　近来美国的政治经济动荡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美国国会围绕提高债务上限的激烈争吵，让世界各国为美国是否会发生债务违约忐忑不安。尽管美国国会在8月2日的最后期限临近时终于达成协议，人们却并未感到宽慰，反而陷入了更大的恐慌，8月4日西方主要发达国家爆发了严重股灾，5日美国标准普尔评级公司下调美债信用等级，更让金融动荡雪上加霜并蔓延到了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各国。

　　从各项指标来看，2011年美国的经济形势很像2008年严重金融风暴爆发前夕，值得引起中国政府和中国企业的高度关注。2011年全球能源、农产品和原材料价格像2008年一样出现猛涨，这同华尔街金融机构将通过注资救市获得的巨大流动性，纷纷从即将破灭的各类金融泡沫领域撤出，再次涌入大宗商品期货市场进行炒作有很大关系。不同于2008年的是，这次撤资范围不仅限于房地产泡沫领域，而且还包括股市、公司债券、市政债券和政府国债泡沫。2011年美国经济面临着很多危险因素可能加剧危机，美国许多州，如加利福尼亚、弗罗里达、伊利诺伊、俄亥俄、新泽西等，面临着比希腊等欧洲国家更为严重的债务危机；美国政府不断膨胀的国债泡沫达到了惊人规模，2011年美国政府的财政赤字高达1.6万亿美元，美国政府维持运转需要筹集3万亿美元资金，而美国一年国内的全部储蓄总额仅为6000亿美元， 2011将会突破国会允许的最高借债比重上限，意味着美国迟早将像希腊一样陷入主权债务危机。

　　一个值得注意的趋向是：当前美国金融垄断财团具有了一定程度的人为操控危机的能力，能够蓄意制造各种经济泡沫的膨胀并控制泡沫的引爆过程，这样就能将具有巨大破坏威力的危机作为武器，有选择地定向攻击国际对手以谋求全球霸权利益，掠夺各国广大民众财富并通过各种途径转嫁危机与损失。美国金融财团还将操控政府代理人和媒体制造出的虚假舆论，作为欺骗世界各国和民众谋取暴利的金融战争武器。但是不盲目轻信美国官方数据的人，就能从中看出不少破绽，从而对其舆论误导提出质疑并发现早期预警迹象。当前美国官方已将第一季度经济增长率从1.8%调低到微不足道的0.4% ，也间接暴露出就业人数的大幅度增长是虚假的，盖洛普等独立民调机构做出的就业大幅度下降分析更为符合实际。美国股市暴跌前夕大财团持有很高的现金水平，养老基金、共同基金机构持有现金水平则跌到历史低点，也反映出大财团已利用官方和媒体制造的乐观舆论成功拉高出货，广大民众持有的共同基金、养老金则被诱骗落入陷阱，在近来股市的暴跌和持续震荡下行中蒙受了惨重损失。那些想赚钱而却不了解金融战争的严酷现实的股民们，不幸成为了遭到“剪羊毛”甚至被“无情宰杀”的羔羊。

　　当前从美国的严重股灾和金融动荡之中，越来越多的人们已经意识到美国并未进入平稳复苏，这次金融动荡其实就是上次危机的延续和发展。当前，西方经济危机呈现出与以往不同的新特点，美国官方宣扬的经济复苏也与以往复苏截然不同，其实只是金融财团操控政府制造的“危机压抑状态”。根据美国国会的调查报告，美国财政部、美联储至少投入了85万亿美元救市，这一数字超过了美国参与历次战争费用的总和。但是，美国第二轮量化宽松结束时经济状况反而更糟，经济增长几乎停滞而通货膨胀却日趋严重。美欧国家靠国债泡沫膨胀和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只能促使经济危机从‘自然发作状态’转变成‘人为压抑状态’，就仿佛将沸腾的水装入密封容器一样变得更加危险，最终无法压抑利滚利形成的巨大债务泡沫更加猛烈地爆发”。

　　美国国会激烈争吵、股灾、标准普尔降级引发巨大恐慌后，奥巴马、盖特纳还是沿用以往的老套路挽救信心，坚称美国经济基本面良好而标准普尔降级毫无根据，但是，这种矢口否认的态度反而沉重打击了民众信心。美国权威机构的多项民意调查显示，仅有23%的人认为政府政策改善了经济形势，60%的人称受危机冲击仍在被迫缩衣节食，50%的人回答危机导致财务状况显著恶化，40%的人称动用了养老、储蓄账户以维持日常开支，25%的人称受危机冲击被迫向亲友借钱维持生计。2011年2月美联储前主席格林斯潘接受《大西洋(600558,股吧)月刊》专访时，坦率承认今天人们看到的美国社会正日益变得“非常扭曲”，“已经不再是一个整体而是两个基本上分裂的部分。两者之间的差距日趋扩大而且渐行渐远，大银行和高收入的富人们已享受到‘经济复苏’，而实体经济的众多中小企业和相当大一部分劳动力，却无法摆脱经济困境并且仍然在艰难挣扎”。《大西洋月刊》的记者费利曼写道，“格林斯潘身为自由主义的坚定信徒，自由市场的显赫捍卫者，资本主义的高级传教士，居然也承认美国不平等的日益严重已成为国家危机，这表明美国社会确实出了非常、非常严重的问题”。

美债争吵暴露美国民主模式弊端

　　当前美国金融动荡还暴露了其民主模式的深刻危机，标准普尔坦率承认其降级决定与其说是依据具体数据，不如说是依据美国国会和政府表现的严重无能，致使人们无法相信他们有能力改善美国中期财政状况。美国国会围绕国债上限的争吵表面上激烈，却仿佛像蓄意制造烟幕弹一样掩盖了真正的实质问题：为何美国投入了史无前例的巨额救市资金却效果不佳？究竟是怎样的巨大金融黑洞能吞噬这些规模庞大的救市资金？为何金融财团拒绝披露救市资金的具体用途？为何广大民众无法分享到富豪所享受的“经济复苏”？为何实体经济和就业状况始终无法得到明显改善？为何当前经济复苏疲软乏力同二战后形成鲜明对比？

　　当前美欧实行凯恩斯主义刺激政策却难以走出经济困境，说明二战后美欧出现危机缓和的“黄金时期”并非凯恩斯主义功劳，而是冷战时期社会主义形成的强大现实压力，迫使西方借鉴马克思主义理论而非凯恩斯主义理论，被迫推行了一系列收敛金融资本贪婪本性的社会改良，当时世界各国盛行的潮流是国有化和金融管制化，同20世纪80年代美欧盛行的新自由主义思潮截然相反，同美国竭力在全世界推广的私有化和金融自由化截然相反。当年西方的民主模式和某些人崇拜的民主社会主义，根本无法避免发生大萧条和两次世界大战的灾难，今天也需要有广大民众和社会主义施加强大的压力，迫使金融资本收揽贪婪本性进行深入的政治经济改革，才能挽救这次自大萧条以来最为严重的金融和经济危机。主张凯恩斯主义的某位中间派西方著名学者也承认，二战后西方的社会改良成就来自冷战生存压力，尽管她怀念瑞典模式所体现的温情脉脉的资本主义，却哀叹压力消失后资本主义就不可遏止地向最野蛮的形式堕落。

　　2010年美国高盛公司遭到美国证券委员会起诉，揭露出大量高盛公司在金融创新过程中的欺诈行为。尽管早有大量证据表明金融衍生品存在巨大危害，美国国会和政府却难以抵挡华尔街数十亿美元游说贿赂，在明知危害的情况下仍然通过一系列金融自由化法案，特别是爆发危机后美国民主模式明显缺乏自我调整、纠错能力，奥巴马表面上抨击金融财团而实际上却任命其代理人掌管经济。

　　美国民众将自己的存款、养老金以及购买的各种保险，委托给银行机构、各种基金和保险公司进行管理，但是，这些金融机构以规避风险的名义从事了大量高杠杆投机赌博，结果因赌博失利造成了规模庞大的金融衍生品坏债和有毒资产，进而挟持民众的存款、养老金等财产为人质逼迫政府注资救市。倘若美欧银行机构、基金和保险公司直接到拉斯维加斯赌场下注，由此产生了数百万亿美元彼此相互拖欠的赌债，人们就会清楚地看出这些金融机构从事的是违法行为，就会要求政府将这些沦为赌徒的金融高管撤职并绳之以法，进而将这些赌徒之间的对赌协议视为废纸并冻结、废除，绝不会同意政府动用纳税人的金钱来挽救巨额赌债。但是，由于投机赌注被精巧地伪装成非常复杂的金融衍生产品，金融资本就以维护民众利益为借口堂而皇之地挟持政府救市，从而轻而易举地获得了成千上万亿美元的巨大收益。随着美国财政部和美联储采取滥发国债和货币的政策，挽救规模庞大的银行有毒资产形成的无底金融黑洞，美国国债泡沫就会不断膨胀一次又一次突破上限，泛滥的货币洪水最终就会造成逐步升级的通货膨胀压力，无情地吞没民众拥有的存款、债券、养老金等各种资产，以及中国和世界各国拥有的巨额外汇储备和美元资产。

　　中国应联合世界各国民众共同向美国施加压力，要求美国政府救市应严格区分两种性质完全不同的债权。一种债权是花费真金白银形成的债权，像美国人民拥有的存款、养老金等资产，中国金融机构购买的美国两房等金融机构的3A级债券，世界各国拥有的巨额外汇储备和美国政府债券，这些才是美国政府必须优先保障的实实在在的债权。还有一种债权是金融机构投机产生的赌债，如具有高杠杆投机性质的金融衍生品，已高达天文数字的庞大规模根本无法挽救，挽救这类投机坏债必将导致恶性通货膨胀。美欧政府应该立即停止依靠发行货币来挽救银行有毒资产，纠正被克鲁格曼批评为“现金换废纸”的错误救市办法，将实为一堆废纸的金融衍生品赌债彻底冻结、废止，主动拆除高达600多万亿美元规模的金融衍生品定时炸弹，将节省下来的紧缺资金用于维护民众的存款、养老金，用于确保世界各国拥有的外汇储备和美元资产的价值，用于推动全球贸易复苏和实体经济摆脱严重衰退，这样美国才能根本避免国债泡沫危机和滥发货币政策，否则将不断引发一轮轮金融海啸和全球经济衰退，并且最终导致经济崩溃与恶性通货膨胀并存的“崩溃膨胀”灾难，致使美国人民的存款、养老金和持有的基金、债券等资产，以及世界各国的外汇储备和持有的各种美元资产，在类似德国魏玛时期的恶性通货膨胀中蒙受惨重损失或化为乌有。

　　美国包括中产阶级、实业家在内的社会各阶层的利益，在这一问题上同华尔街金融资本的利益存在着尖锐的对立，同中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的利益则存在着广泛一致，甚至也符合世界各国实体经济领域企业家和财团的利益。

　走有中国特色的政治民主道路

　　2011年5月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在接受《大西洋月刊》采访时，将中东国家发生的政治动荡称为“历史潮流”，声称中国试图阻止发生政治动荡是“阻挡历史”和“做蠢事”。她拒绝反思美国模式弊端的态度其实是一种冥顽不灵、抱残守缺的态度。美国著名学者福山曾在前苏联解体后提出了“历史终结论”。但是，他在金融危机暴露美国模式弊端后进行了反省。他说：“美国民主没什么可教给中国的，美国的民主曾被广泛效仿，但美国的道德资本在很短时间内消耗殆尽：伊拉克战争，以及军事侵略与民主推广之间的密切联系给民主抹了黑，而华尔街金融危机则打破了市场自我调节的理念。”“客观事实证明，西方自由民主可能并非人类历史进化的终点。人类的思想宝库需要为中国传统留有一席之地，中国亦需在自身发展进程中实践民主法制理念。世界需要在多元的基础上实现新的融合。 ”

　　2011年5月美国获诺贝尔奖的著名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撰文深刻分析了当前美国社会弊端产生的制度根源。他以《1%的人所有、1%的人治理、1%的人享用》为标题，撰文揭露了财富分配不公平是当前美国社会不平等的深层原因。金融大财团通过行贿买通政客改变游戏规则获得了巨大收益，联邦政府和美联储不惜耗费巨额纳税人金钱并滥发美元，提供零利率贷款和慷慨的救市巨资挽救失败的大金融财团，对保持政治透明性和规避利益牵连的规则置若罔闻；最高法院解除了政治献金的限制，促使大公司收买政客的行为合法化，通过政界与商界的人事融合和旋转门制度，大多数参议员和众议员都效命于最富有阶层。美国民主模式的行政、立法、司法机构，表面上是三权分立和相互制衡，实质上都主要是为美国最富有阶层的利益服务，大财团则为政客从竞选到卸任后提供大量金钱、好处，如美国银行家查尔斯•基廷在接受涉嫌金融丑闻调查时，对他花费巨资收买议员、官员是否有效作出了肯定回答。

　　中国在同美国进行高层会谈和人权问题交流时，应该明确告诉美国其民主模式存在着金钱操纵政治等诸多弊端，可能诱发国家分裂、社会动荡，威胁广大民众的基本生存权，美国企图向中国输出颜色革命严重威胁到中国核心利益，违反了奥巴马访华时作出的不将其政治制度强加中国的承诺。中美双方可以进行民主、人权等领域的积极交流，有利于了解彼此政治制度的优缺点并进行改革，但是，不允许以政治体制改革为借口输出颜色革命并干涉中国内政。中国将依据马克思理论而非西方的普世价值理念，以“民有、民治、民享”的全民所有制企业作为经济基础，能够避免出现美国大财团通过垄断经济进而操纵政府、议会的局面，实现“100%的人所有、100%的人治理、100%的人享用”，为实现真正的人民当家做主奠定坚实的经济民主基础。美国大银行、评级机构、监管部门和国会相互勾结，致使欺诈性次贷有毒债券泛滥酿成严重金融危机，台湾的塑化剂丑闻历经三十多年才被揭露，违法大企业的管理层、技术人员显然早就知晓此事，这说明从外部监管私营企业难以制止其危害社会行为。中国的公有制具备为追求、维护社会利益进行无限的制度创新潜力，这样做不像美国那样存在金融垄断资本狭隘私利的阻碍。但是，中国人需要有决心、耐心、毅力和长期坚持不懈，充分发挥首创精神将这一无限潜力开发出来，通过科学试点探索出各种切实可行的宏观和微观的民主参与制度，如可以让热心公益的普通民众作为全民股代表参与企业监督经营，让孩子母亲直接参与监督奶粉生产企业的质量管理，让普通民众在国家支持下参与设计和建设理想的住宅小区，让普通民众代表直接进入一切关系自身利益的关键的决策领域，直接参与制定并监督一切关系民众利益的关键决策，这样才能排除金钱操纵政治和强势利益集团狭隘私利的干扰，从根本上杜绝毒资产、毒添加剂、毒奶粉、毒玩具泛滥成灾。

　　美国所竭力宣扬和输出的“普世价值”和民主模式，正如斯蒂格利茨所抨击的那样是为极少数富人服务的，源自“1%的人所有、1%的人治理、1%的人享用”的经济基础，表面上三权分立的政治架构实际上受极少数超级富豪操纵，涉嫌制造金融危机和巨额有毒资产的金融寡头几乎无人受到法律制裁，相比之下，中国违法的高级官员和富豪被判处严厉徒刑则屡见不鲜，美国如果希望倡导政治廉洁并反对腐败，就应将出逃美国的中国许多腐败分子遣返中国。中国腐败分子将美国视为逃避制裁的天堂，本身就说明那里有纵容、滋生更为严重腐败的土壤。

　　美国民主仿佛是“点厨子不点菜”的不实惠民主，可供民众选择的 “厨子”是靠金钱“包装炒作”出来的，尽管政客选举时能吹得天花乱坠，一旦选举结束后却可以自行其是，并不承担具体的社会责任义务，仿佛是老百姓仅仅“点了厨子”，“真正点菜”的却是幕后游说的金融垄断财团。当前金融危机促使美国民主模式受金钱操纵的弱点暴露得淋漓尽致，美国民主模式的弱点绝非无伤大雅而是极为致命，金融寡头通过操纵美联储滥发美元并输出严重通货膨胀，甚至已经威胁到了包括美国在内的全世界人民的财富和生存权利。从这种意义上来说，美国政治模式弊端造成的危害甚至大于沙特阿拉伯的封建君主制，后者虽然限制了本国人民的权利却并未危害别国利益。中国封建时代清朝康乾盛世的人口曾大幅度增长，但是，英国大资本操纵的议会、政府对华发动鸦片战争之后，掠夺了数十亿两白银导致中国封建政府的赈灾能力下降，结果经常爆发惨绝人寰的灾民“易子而食”严重饥荒，导致人口增长比较正常时期减少了一两亿人。倘若不明确指出西方民主模式的局限和弊端，而仅仅被动地辩解中美两国的历史和国情存在差异，就难以剥夺美国输出虚伪的民主模式的道义优势，美国就会更加理直气壮地输出政治动荡并干涉别国内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