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是如何通过“闭关锁国”而崛起的？-答网友问

贾根良

笔者按：这两天我看了笔者近期发在乌有之乡网站上《中国在加入WTO十周年之际应考虑退出WTO》和《解决中国外汇储备贬值问题的大战略》两文的评论。非常感谢网友的支持，也感谢网友提出的反对意见。主要有三位提出了反对意见，兹转引如下：（1）“用四个字概括你出的点子：闭关锁国！”；（2）“中国要睡觉，必须先关门”；（3）“本不想参与，两天了还在首页上，也来说两句。版主相信马克思主义么？如果相信，看看马克思怎么论述资本全球化的。那是资本的规律！退出WTO？那才是前清的‘闭关锁国’！看看马克思论述的社会主义战过资本主义是怎样的？当今的所谓全球化，就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全球化，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全球化，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各个不同主权国家之间的全球化，都是马克思所分析或预见的。你想逃跑？是不是幼稚的可笑？ 这里的观点与当年十月革命后，托派的苏俄缺少资本主义，所以布尔什维克应当发展资本家的论点，是同类思想的反面表现” 。

针对前两位网友的质疑，有几位网友做了较好的回答。但还有一位网友说，“同意楼主列举的问题， 但我认为不参加WTO似乎没有其他途径解决中国原有的贫穷，落后问题。欢迎楼主指教”。我在这里不直接回答这些问题，只是贴出我去年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保护主义：美国经济崛起的秘诀（1815-1914）》撰写的译者前言。按照网友对我质疑的意见，美国的经济崛起可以说是在无以复加的高关税和“仇视”外国直接投资的“闭关锁国”之下实现的，这与美国给中国人灌输的自由贸易和全球化思想大相径庭。

至于第三位，我认为他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了，马克思如果在世于今天的中国，也必定反对自由贸易，因为马克思在1848年《关于自由贸易的演说》中指出，“自由贸易引起过去民族的瓦解，使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间的对立达到了顶点。总而言之，自由贸易制度加速了社会革命。先生们，也只有在这种革命意义上我才赞成自由贸易。”马克思当时写这句话是设想，社会主义首先要发生在英国等发达国家，因此，自由贸易将通过落后国家的动乱加速这种革命的到来。事实上，社会主义发生在了落后国家，这具有其历史合理性，在落后国家，社会主义是对抗发达国家殖民化的一种合理途径，20世纪的社会主义革命总是和民族主义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温家宝总理在2010年3月14日的记者招待会上说，“我是自由贸易的坚定支持者，……自由贸易不仅会促进世界经济的发展，而且会促进世界的和谐，还能改变和提高人们的生活”，但事实上，自由贸易根本就没有导致发展中国家人民的生活水平提高，也没有促进世界和谐。自由贸易将导致落后国家的革命，马克思的这种深刻洞察力已经为目前的事实所证明：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产生了严重的动乱。这是美国为什么要通过宣传自由贸易继而在许多国家搞“茉莉花革命”的原因。可悲是，我接触到的许多马克思主义者都接受了美国自由贸易和全球化教条的毒害。甚至有一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对我说，现在的“中美国”是中美关系最好的时代，对此，我感到非常震惊。

正如我在《保护主义：从殖民地经济中拯救中国》（发在乌有之乡网站上）写到的，“自由贸易理论和自由贸易制度就如同美国有毒的金融产品一样，是专门为其他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量身定做的毒药，美国人从来就不相信自由贸易理论，他们从来也没有实行过自由贸易。正如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发生后，那些对外开放程度高的国家遭受到沉重打击一样，我们有可能重新目睹这一幕在中国的重演。”自由贸易在中国将导致三种可能：第一，正如戴旭上校所预言的，到2030年中国将被肢解为几个国家；第二，虽然没有被肢解，但中国将进入一个像拉丁美洲国家一样的可能长达几十年乃至上百年的动乱不断的历史时期；第三，自由贸易将导致一场新的“红旗漫卷西风”，再来一次血腥的工农暴力革命，重建中央集权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据笔者判断，第二种和第三种可能性最大，第三种可能性短时期内很小。要避免这三种可能，就需要实行笔者所提出的经济发展新战略。

实际上，在马克思的时代，美国学派、李斯特和德国历史学派都不赞成自由贸易和阶级斗争学说，其中德国历史学派除了不赞成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和阶级斗争学说外，他们对马克思的分析是很欣赏的。正是在这些理论指导下，美国和德国崛起了。要建设和谐社会，现阶段的中国就不能实行自由贸易，只有到中国在技术和经济上超过美国时，中国才能实行和必须实行自由贸易（但不是美国式的掠夺发展中国家的自由贸易）。

中国需要马克思主义，但不是教条的马克思主义和伪马克思主义，而是现实的马克思主义。我希望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能从下述事实中得到启发：日本的经济崛起是在李斯特主义经济学、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熊彼特主义经济学的共同支配和合作下崛起的，如若不信，请研究一下自明治维新以来到20世纪80年代的日本经济思想史和经济政策史。

在阅读本《译者前言》后，如果需要了解笔者目前在这方面的研究进展，请参看：

1.贾根良：《“闭关锁国”如何铸就了美国自主创新的辉煌？》，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新经济思想史专题》（学生阅读文献电子版），发表时改为《美国经济崛起时自主创新的成功经验与启示》，教学与研究，2011年第8期。

2.贾根良：《美国学派：指导美国经济崛起的国民经济学说》，《中国社会科学》，2011年第4期。

3.贾根良：《美国学派与美国的工业化经验教训与启示》，《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0年第2期。

4. 贾根良：《美国在经济崛起前排斥外国直接投资的原因解析》，广东商学院学报，2010年第3期。

5.贾根良等：《美国学派的生态经济学先驱思想及对我国的启示》，社会科学战线，2011年第10期将发表。

6. 贾根良：《演化经济学：第三种经济学体系的综合与创新》，学术月刊，2011年第6期。

2011年8月5日9时

《保护主义：美国经济崛起的秘诀（1815-1914）》

译者前言

按照赫德森的看法，贯穿于19世纪的政治经济学美国学派指导了美国经济的崛起，这些美国学派经济学家提出了与政治经济学英国体系相对立的“美国体系”，制定了美国经济崛起的大政方针并为之提供了理论基础。但奇怪的是，在目前的西方经济思想史教科书中，美国学派却几乎完全被人们所遗忘。2007年秋，笔者和一位博士生曾在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查阅了中文和翻译成中文在内的所有经济思想史或经济学说史教科书共计三十二种，但是非常遗憾地发现，除了一本教科书在谈到凯里时提到了“美国学派”这一概念外，许多教科书甚至都没有介绍任何一位美国学派的成员。为了给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变革提供可供借鉴的历史经验和思想资源，并恢复美国学派在经济思想史中的历史地位，笔者组织翻译了赫德森的这本著作。

该书实际上是赫德森于1975年出版的《19世纪美国思想中的经济学和技术：被遗忘的美国经济学家》的修订版。原书缘起于1974年，当时，美国加兰出版公司在一个42卷本的丛书中重印了19世纪美国学派34位经济学家的46本重要著作，并邀请赫德森为之撰写了这本导论性的著作。在目前的修订版中，作者重写了第一章，撰写了新的序言和导言，增加了三个附录，这个中文版还比2010年的英文版增加了第三十章。阅读本书后，我们就会了解到，保护主义是美国经济崛起的基本特征，而美国学派则为之提供了基本的指导。但是，由于美国经济战略家非常熟悉历史上的经验教训：自由贸易是在损害弱者的情况下使经济强大者获益的，因此，在美国经济崛起后，出于美国国家利益的考虑，美国经济战略家已经清除掉了美国学派在美国历史上曾经存在的大部分痕迹。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学派的经济理论和政策主张就成了美国经济崛起秘而不宣的诀窍，这是本书中文版书名的基本含义。

在这里，笔者根据自己对美国学派的初步了解，对该学派产生的历史背景、发展过程和理论主张做出非常简要的评述；并通过对当代国际分工的新发展，就美国学派有关美国经济崛起的经济学逻辑对当下中国问题的有效性进一步展开讨论，以便作为读者进一步阅读的提示。本序言的基本看法是：以自由贸易、加入全球产业价值链和引进外国直接投资为核心的出口导向型经济是美元霸权蓄意剥夺我国经济的战略安排，如果继续以廉价劳动力参与以模块化生产为基础的所谓新型国际分工，那么，我国将无法逃脱在国际分工“担水劈柴”的地位。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充分暴露出了美元霸权支配之下出口导向型经济的严重弊端，我国应该解放思想，尽早做出战略规划，稳步实现从“国际经济大循环”向“国内经济大循环”的战略大转型，而本书则为这种战略大转型提供了理论和历史经验的借鉴。

一、美国学派关于美国经济崛起的经济学逻辑

与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把低工资成本看作是廉价生产的基础相反，美国学派却认为，高工资才是廉价生产的标志[①]，而这种廉价生产则来自于物化于机器和人力资本之中的科技进步，因此，落后的发展中大国要想实现对发达国家的经济赶超，就必须保护科技创新机会窗口大的、报酬递增的高质量生产活动，并在国内为之创造广阔的统一市场，这不仅可以实现国民经济各部门之间的平衡发展，而且也将使劳工通过分享科技进步的成果使其工资水平得到进一步提高，而工资的提高反过来又刺激了更进一步的科技进步，通过这种循环累积因果的良性循环过程，直到该国的高质量生产活动取得国际领先地位之时，它才能实行自由贸易的国家战略。恰如赫德森所指出的，“正是这些（美国学派）经济学家制定了指导美国工业、农业和商业政策的大政方针”，美国经济几乎完全是按照美国学派的理论而崛起的。那么，美国学派是怎样论证这种经济学逻辑的呢？

美国学派这种经济学逻辑的理论基础是其与众不同的资本概念。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将资本视为价值理论的附属物，因而把资本主要看作是表现为物化劳动形式的一种成本；而对于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来说，资本则是能够带来剩余价值的价值，虽然资本被看作是生产关系的表现，但其资本概念仍然是金融性的，它被用于雇佣劳动力进行商品生产，并在其生产的劳动力成本之上加上毛利进行出售。对于这两种经济理论而言，资本总是尽量使工资成本最小化。然而，对于美国学派来说，资本并非仅仅是物化劳动或者带来剩余价值的价值，它还是一种自主的生产要素，这也就是说，它可以替代劳动力作为原始工作的一种提供者，19世纪20年代的雷蒙德认为它可以完成人力无法完成的工作，例如使产品绝对一样，因而可以进行零部件互换的大量生产；1853年帕申·史密斯出版的《政治经济学手册》则认为它是激发自然生产力的唯一要素，正如以蒸汽动力为基础的资本正在替代由体力劳动所从事的许多工作一样，能量密集型的资本是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据此，美国学派提出了一种从生产力而非简单地从财务成本或价值的角度看待资本的资本理论。

美国学派认为，正是国家间能量密集型的资本生产率差距的日益扩大导致了富国愈富和穷国愈穷的现象。在19世纪早期，许多经济学家就已经注意到了资本正在替代劳动甚至替代土地，但只有美国学派突出地强调了这种替代对国家竞争力的深刻影响。按照美国学派的看法，如果使用机器的甲国资本的生产率是乙国体力劳动生产率的几十倍甚或上百倍，那么，即使是甲国的工资水平比乙国高几倍甚至几十倍，那么它所生产的产品的单位成本以及产品价格仍然可以比乙国更低，因此，正是资本使得甲国的高工资劳动力在价格上可以比乙国的低工资劳动力更廉价。由于生产率收益超过工资收益，所以在甲国，利润和工资可以共同提高，而工资水平的提高不仅可以刺激资本的替代，从而将进一步提高资本生产率，而且由于高工资，劳动者可以受到更良好的教育，提高劳动生产率、从事更高端的知识性工作和建造生产率更高的资本货物，从而甲国可以在高生产率与高工资率之间形成一种正反馈的良性循环。由于资本日益地跨越国界与劳动和资本展开竞争，所以，在自由贸易的情况下，当甲国的资本和劳动生产率提高的越快，没有使用高生产率资本的乙国就会越来越远地被甩在后面，其低级形式的劳动及其资本在国际竞争中将日益变成无用的废弃物，乙国将因此陷入低生产率与低工资率的恶性循环之中。因此，为了阻断这种恶性循环，美国学派认为，乙国必须对工业资本投资实施关税保护。

美国学派的上述思想在美国第一任财政部长汉密尔顿于1791年提交国会的《关于制造业的报告》就有所萌芽或体现，但是，当时的美国正处于初级产品出口导向型经济的繁荣之中，实际上也没有什么真正意义的工业需要保护，因此，汉密尔顿的思想就被束之高阁了。重大的转变起因于1807年的《禁运法案》和1812年的美英战争，禁运和战争所导致的对外贸易的“中断”迫使许多大贸易商和资本家不得不把资金投资于工业，美国的民族工业才得以诞生和发展。但是，结束美英战争的《根特条约》在1815年2月生效后，此前七年间培育美国民族工业的“闭关锁国”时期就此结束了。大量的廉价英国工业品汹涌而入，美国工业资本面临着被剿灭的威胁，这导致了美国工业保护主义运动的高涨。马修·凯里把汉密尔顿的思想重新引荐给了美国新一代民族主义政治家，美国学派因此而诞生，并被辉格党和1854年之后的共和党作为竞选和施政纲领的指导思想，支配了美国从1865年到1894年狂飙突进的工业化时期的政治和经济生活。因此，美国经济是在铜墙铁壁般的[②]关税保护之下崛起的：1816年(35%)、1820年 (35%-45%)、1828年(50%)、1875年（40-50%）、1914年（44%）。[③]

为什么关税保护是美国经济崛起的关键呢？对于当时的美国来说，她的工业特别是资本货物工业要比英国落后许多，在自由贸易条件下，高效率的英国工业必然要淘汰掉低效率的美国工业。因此，关税保护就成了必然的选择。饶有趣味的是，关税保护对于当时的美国还具有特殊的重要意义，原因就在于当时的美国无论是工人的工资还是工业的资金成本都比英国高。显而易见，在自由贸易条件下，美国的工业将无法生存。如果按照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美国工业的建立和生存完全就不具备必要的条件。但是，既然报酬递增的工业对美国人民的福祉具有不可质疑的重要意义，那么，即使条件不利或者没有条件，美国学派也决心为美国工业的生存、发展和腾飞创造条件。关税保护就是为之创造的这种条件。但是，在关税保护之下建立起来的高工资和高资金成本的美国工业的生产率在没有取得国际领先地位之前，必然是没有国际市场的。在这种条件下，美国工业只能完全依赖国内市场，“美国的制造商不能企望那些较老的国家供给一个大市场，而必须在国内创造市场，同外国的产品进行竞争”[④]。因此，为报酬递增的高质量生产活动创造国内市场并严格保护这个市场就成为我们理解关税保护的重要意义之所在了。

关税保护对于美国经济崛起的重要意义还在于通过国民经济各部门之间提供相互有保障的和稳定的市场，避免国外经济周期特别是经济危机对本国经济的冲击和破坏性影响，实现独立自主和国民经济各部门之间平衡增长的战略目标。美国关税保护的目的并不仅仅是为了工业化，而是希望通过建立国内工业和城市化为美国农场和种植园产品提供一个欣欣向荣的国内市场。亨利·克莱在1824年提出“美国制度”的目的就是希望通过发展现代工业为美国农业的发展提供广阔的国内市场，他指出，国外对美国农产品需求的大幅度萎缩所导致的“农业收入的恶化只有靠培育国内工业才可以抵消，把现有的农业劳动力转移（和引导新移民）到城市工业，为农产品创造国内市场”。[⑤]而马修·凯里在1820年出版的《新橄榄枝》则强调了农场主和工业家之间的互相依赖和相互提供市场的重要性，提出了保护性关税的“国内市场（内需）说”，这一观点很快就得到了国会议员乔治·梯比斯和安德鲁·斯图尔特在国会的大力宣传。19世纪四、五十年代美国专利局农业处的一系列研究报告对美国经济崛起的这种“国内市场（内需）说”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在美国学派看来，关税保护是美国工农业之间乃至国民经济各部门之间协调和相对平衡发展的必要条件。

正是基于上述资本生产率理论、保护性关税和国内市场的政纲，美国学派对把美国发展成为一种没有工人阶级贫困化的所谓“新文明”充满希望。他们认为，由于每个工人所能推动的能量的日益增长，资本增加所提高的生产力要远远大于劳力成本的增加，这不仅增加了社会的经济剩余，而且也把劳动力从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从而不断地提高了劳动者的经济社会地位，因此，工业化不能基于剥削劳动力，而是要以资本驱动的科技进步开发大自然，并由社会各阶级分享技术进步的成果。据此，亨利·凯里提出了著名的“利益和谐论”。亨利·凯里认为，资本的价值是由其再生产费用所决定，由于技术进步，资本的再生产费用将不断减少，因此资本的价值也将降低，而劳动的价值则将逐渐提高，这是支配劳动产品分配的伟大规律和社会各阶级利益达到充分和谐的基础。由于国家的比较优势主要是由资本的生产率所决定的，而高工资则是与更高的资本生产率联系在一起的，因此，在美国工业落后的情况下，美国只能通过关税保护推进高生产率的工业资本投资，才能使资本家和工人分享由于技术进步所产生的生产率增益。换言之，关税保护是资本和劳动之间利益和谐的关键。

同样，关税保护也是工业与农业（城市与乡村）之间利益和谐的基础。亨利·凯里指出，如果美国不进口外国的工业制成品，农业依靠国内工业和城市化为其提供的国内市场，那么，在这些部门之间将取得平衡的增长；但如果允许自由贸易，制造业就不能得到发展，而农业也就无法在需求充足的条件下以可接受的价格出清其市场，[⑥]工农业之间以及城市与乡村之间就不能建立起互惠互利和良性循环的利益格局。总而言之，只有在关税保护之下，美国才能在劳动和资本之间、工业与农业之间建立起利益和谐关系，从而避免重走英国和欧洲大陆以降低工人阶级和农民的生活标准为代价的工业化道路。因此，美国学派认为，只有通过高关税保护，使美国经济与英国经济脱钩，冀希望于国内市场而非着眼于海外市场，美国才有可能摆脱对英国的依附型地位，实现国民经济独立自主的发展。亨利·凯里甚至认为，对外贸易对美国来说不仅是没有必要的，而且也是不受欢迎的。这种自给自足的孤立主义思想支配了美国经济的崛起，为美国内向型工业化道路的成功提供了理论和政策指导。

二、美国学派的远见卓识与不足之处

在美国独立的同一年，亚当·斯密在其出版的《国富论》中规劝美国不要涉足工业制造活动，“英属美洲殖民地，几乎把所有的资本都投在农业上。那里也就主要为了这个原因，才很迅速地日趋于富强。那里，除了家庭制造业和粗糙制造业，就没有制造业。……假使美洲人联合起来，或用其他激烈手段，阻止欧洲制造品输入，使能够制造同种物品的本地人有独占的机会，因而使本地大部分资本，转投到制造业上来，结果将不但不能加速他们年产物价值的增进，恐怕还会加以阻碍，不但不能使其国家渐臻富强，恐怕还会加以妨害。”[⑦]但是，美国学派却认为，尽管美国具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和在农业上具有明显的比较优势，但如果没有抓住能够在国际经济竞争中生产率占优的工业部门（其地位在当时相当于今天的资本和技术密集的高端制造业以及知识密集型服务业），那么，美国就将无法与西欧国家竞争；而美国工人由于自然资源丰富和人口稀少所享有的高工资也就不仅得不到持续增长，而且连维持也是不可能的；美国只能在国际分工中仍停留于“担水劈柴”的地位上，耗竭她的土壤和矿藏，破坏它的生态和环境。

实际上，19世纪美国学派的政治家和经济学家们深谙英国是如何通过关税保护等人为手段培育原本就不具有比较优势的工业部门，从西欧一个贫困的“边陲国家”崛起为工业化强国的。因此，他们坚决拒绝通过比较优势和自由贸易融入世界经济，拒绝外国直接投资，保护国内市场和民族工业，在外交上奉行“门罗主义”，在经济上实施具有孤立主义特点的高度保护主义，对19世纪下半叶的第一次全球化浪潮置之不理，在南北战争之后，通过重构要素市场和利用广阔的国内市场，创造了它原先并不存在的高端产业的绝对优势，通过开发丰富的自然资源，领导了资本和技术更加密集的第三次（1875年开始）和第四次技术革命（1908年开始）的浪潮。当时的美国人并没有想着要把自己的国家建设成超越英国的工农业帝国，他们只是为了躲避英国霸权的侵扰和剥削，但到1914年时，美国却成为了世界上最强大的工农业强国。只有到这时，美国才改变了孤立主义的国策，转而谋求世界经济霸权。美国经济几乎完全是按照美国学派的理论而崛起的，这是我们今天为什么要重新发现美国学派有关大国经济崛起的经济学逻辑的重要原因。

阅读本书，我们不得不对美国学派的许多先见之明而感叹。例如，美国学派代表人物之一和著名政治家和亨利·克莱早在1824年就指出，“一个建立在科学基础之上的、培育实用的、机械的和制造工艺优势的国家必将在力量上是优异的，并能保持这种优势地位”。这么早就有科技立国之思想，美国焉有不崛起之理？又如，帕滕警告说，如果美国人不采取一种新的和坚韧的新教徒伦理，那么，他们就有可能经受不住使得罗马、法国和大英帝国衰落的相类似的纵欲主义和奢华；美国自1972年之后利用美元霸权剥削其他国家，大肆挥霍，欠下永远也还不清的巨额债务，我们难道不会赞同帕滕的警告吗？还有，美国学派成员早在一个半世纪以前就对出口导向型农业如何导致了土地肥力的枯竭进行了定量分析，并计算出了由此所产生的得不偿失的生态和环境成本，从而否定了这种经济发展模式；如果考虑到近十多年来廉价商品出口导向型经济对我国生态环境的破坏和自然资源的迅速耗竭，难道我们就不悲叹历史具有惊人的相似性：把贸易的潜在成本转嫁给子孙后代是大宗低端产品出口型经济的通例。

从经济思想史的角度来看，美国学派的资本和经济发展理论实际上是美国经济学家阿林·杨格在1928年提出的“迂回生产的经济”的先驱。阿林·杨格认为，“报酬递增的主要经济是生产的资本化或迂回方法的经济……”[⑧]。对于杨格来说，所谓资本化实际上就是指使用机器的迂回生产，而迂回生产则是指两个方面：第一，密集地使用资本货物的生产（生产率提高的基本原因）；第二，由于资本替代劳动，产业链条将越来越长，“经济发展过程就是在初始要素与最终产品消费者之间插入越来越多的生产工具、中间产品、知识的专门化等生产部门”，[⑨]正是经济的资本化和迂回生产推动着产业结构的不断高级化和知识生产部门的日益扩大，而被机器替代下来的劳动力就不断地从产业链低端的工作转移到更高端的知识性工作。由于替代了廉价体力劳动者的机器需要受到良好教育的熟练劳动者来操作、设计和建造它，因此，帕申·史密斯和他同时代的美国学派其他经济学家发展了“人力资本”的概念：只有高工资才能使工人负担的起越来越高的教育投资，从而适应产业结构不断高级化的要求。

简言之，美国学派提供了一种比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和现代新古典经济学更宽广、更具有动态性和以科技进步为基础的经济理论，它把经济与社会理论从其作为核心的道德主义和个人主义转变到了以技术为核心的唯物主义基础之上。正如赫德森指出的，在经济思想史上， “李斯特仍保留在德国浪漫主义传统之中，没有解释在经济学上如何对生产力进行量化研究”[⑩]，而第二代美国学派学者不仅超越了第一代美国学派代表人物李斯特的生产力学说，而且也发展了基础更加广泛的经济学说。此外，美国学派还扩大了经济学的研究范围，正如美国著名比较经济学家格鲁奇在对本书第一版即赫德森1975年出版的《19世纪美国思想中的经济学和技术：被遗忘的美国经济学家》的书评中指出的，美国学派把经济学定义为一种研究经济体系怎样和为什么发生变化、国家如何从有限福利发展为广泛福利、经济如何从稀缺发展为丰裕的科学，而经济体系基本上则是由科技进步所推动的动态的和演化的过程，[11]这样一种定义实际上已经与我们现在对演化经济学的定义没有多大差别了。从其理论贡献来说，美国学派不仅是工资生产率理论的先驱，而且还是国际竞争力的“技术差距”理论、人力资本理论和农业报酬递增理论的先驱。因此，美国学派当之无愧的是现代演化经济学、创新经济学和美国制度主义经济学的重要先驱，也是替代性经济学教规或演化发展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12]

但是，从经济思想史的发展脉络来看，美国学派的经济理论也存在着明显的不足，这主要有两个方面。首先，为了降低利益冲突、弥合社会矛盾，强调社会各阶级之间的利益和谐，其立意本身是不错的，企图通过技术创新等达到这个目标在理论上也是成立的，但由于缺乏马克思的阶级利益分析，因此它忽视了自由放任不仅带不来反而会破坏利益和谐的问题。例如，美国学派著名经济学家凯里坚信只要通过保护排斥了国外竞争，市场机制在国内就会带来理想的结果。由于这种理论缺陷，凯里之后的第二代美国学派的许多代表人物不赞成政府对工业垄断或托拉斯进行管制，对如今习以为常的一些政府措施也持有否定态度，几乎变成了被保护利益的辩护者。而西蒙·帕滕等从德国留学回来的新一代美国学派经济学家，深受德国历史学派有关国家要引导和干预市场经济的理论的影响，其理念基础也与美国早期保护主义者更为相似，他们将工业利润视为提升全体国民福利的工具，而非仅仅增加资本家控制资本数量的手段，因此提出要对市场进行政府干预的主张，这种主张对1900-1917年的美国进步主义运动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其次，美国学派在高工资经济学说（或“工资的生产率理论”）上有关工资与生产率之间的循环累积因果理论基本上是在产业发展的层面上进行论证的，未能发展出阿林·杨格的收入与生产率正反馈的宏观经济理论。杨格定理说明了，市场规模受到实际工资所限制，反过来实际工资又受到生产率的增长所限制。杨格指出，作为经济进步的核心，“报酬递增的主要经济是生产的资本化或迂回方法的经济……（而）迂回方法的经济比其他形式的分工经济更多地取决于市场的规模，当然这正是我们在报酬递增标题下讨论它的原因。”[13]何谓市场规模? 市场规模“不是单纯的面积或人口,而是购买力,即吸收大量年产出的能力。”[14]这句话最重要的含义是：消费与生产之间具有循环累积因果的关系，消费特别是居民消费或居民收入的增长是市场规模最重要的因素，因此，作为占社会构成绝大多数的工人、农民和知识劳动者的实际工资收入的增长是国民财富增进的主要发动机。[15]由于收入分配结构对市场规模具有决定性影响，因此，这样一种理论与利益和谐理论都与利益分配和社会结构问题密切相关，美国学派未能发展这种理论以及利益和谐理论所存在的缺陷对我国政治经济学的发展提供了可以借鉴的重要教训。

对于解释美国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为什么从内向型经济转向殖民主义扩张来说，这种政治经济学理论也是非常有必要的。美国学派宣扬高工资经济学说的目的是要使资本家相信高工资工人的高效率是如何符合资本家的利益，以此敦促资本家开发内需，而无需依附于英国，也不需要对外扩张。尽管没有发展出杨格的经济理论，但美国学派的这种主张蕴涵有这种思想：工薪阶层实际工资收入的增长和利益和谐是内需的主要决定因素。确实，工薪阶层分享科技进步所带来的生产率增益是利益和谐的基础，但自由市场竞争却阻碍了工薪阶层合理地分享这种生产率增益。因此，在19世纪末的美国，工薪阶层分享到了比较少的生产率增益，而资本家却得到了很多，自由市场竞争所导致的内需严重不足是美国殖民主义扩张的主要推动力。“在1900年到1930年的三十年间，由于美国走上了对外扩张商务与投资的侵略战略的道路，国内市场才不断地得到了日益发展的对外贸易的补充。”[16]正如赫德森在本书附录一中指出的，帝国主义是以其国内不能产生增长作为假定的，美国目前在近东和中亚建立军事霸权的行径说明，资源控制和抽取租金的经济观而非美国学派的高工资经济学说支配了目前美帝国主义的好战行为。

三、美国学派与我国经济发展模式的战略大转型

美国学派的经济理论揭示了经济史上卓有成效的大国崛起的经济学逻辑：首先，报酬递增来自科技进步，正是由科技进步所带来的高创新率和高水平进入壁垒所产生的高附加值创造了可以由资本家和工人分享的生产率增益，而高质量生产活动是科技进步的载体，因此创造高质量生产活动的绝对优势对一国国民财富和就业具有决定性影响。其次，这种高质量生产活动通过系统协同效应在国家范围内产生并扩散了这种创新和生产率的增益。我们可以观察到，在工业发达的地方，农民也比工业不发达的其他地方的人更富裕；发达国家的理发师或出租车司机的实际工资要比生产率相同的发展中国家的同行高出若干倍。原因何在？原因就在于高质量生产活动的创新所产生的“不断涌来的收入潮水浮起了所有的船”。最后，国家创新体系在保护和创造这种高质量生产活动中发挥着关键性作用。一个国家只有通过各种政策措施把这种高质量生产活动牢牢掌握在自己的手中，才能通过资本家、劳动阶级和政府之间“共谋式”地分配其生产率增益，实现经济崛起和社会和谐的双重目标。

从工业革命时期的英国到战后日本和韩国的经济崛起，无不证明了美国学派有关大国崛起的经济学逻辑在实践上的正确性。笔者在2005年以前曾从事发展经济学教学十五年，每年的课程我都要给学生强调，经济发展的出路在于工业化（主要是通过制造业），对于经典发展经济学来说，这是一种行之有效的发展准则。从20世纪80年代以前的经济史来看，这种观点基本上是正确的，因为在那时，除了19世纪末的美国和荷兰等通过农业科研作为发展的辅助动力外，工业或制造业无疑是高质量经济活动的基本载体、报酬递增的主要源泉和经济增长的发动机，它对一国实现强国富民的奋斗目标至关重要。正是如此，美国学派的资本理论才强调了工业特别是资本货物工业对大国经济崛起的重要性。事实上，如果没有资本货物工业的高度发展，不仅美国不能成为机械化农业的先驱，而且在农业中应用生物化学技术和土壤保持以提高土壤生产率的资本投资也是不能得到保证的，而正是这种高生产率的资本化农业奠定了美国今天“粮食帝国主义”的基础。因此，只有保证资本货物工业的领先，由科技创新和生产率提高所产生的报酬递增才能由企业家、工人和政府分别以利润、工资和税收的形式联合分享。

但是，自二十世纪80年代特别是90年代以来，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出现了一种深刻的结构变化：由信息革命所催生的模块化生产在几乎所有产业（包括许多服务业甚至农业）都导致了生产过程的关键性变化：生产功能在地理上的分散。在新自由主义的推动下，发达国家采取外包和外国直接投资这两种形式把大量生产和服务活动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发展中国家的生产活动在很大程度上被纳入到跨国公司的全球产业价值链。全球产业价值链的迅速发展导致跨国公司的内部贸易激增，跨国公司在不同国家的分公司之间的贸易已占全球贸易的1/3，从而使发展中国家工业制成品出口特别是高技术产品出口的激增成为一种引人注目的现象。而对于那些无法采取外包和外国直接投资的商品和服务，发达国家则保留了传统的国际贸易形式，要么在自由贸易旗号下为自己的产品打开发展中国家的市场；要么则在比较优势理论的劝诱下，把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密集产品和自然资源出口纳入到“购买者驱动”的全球产业价值链之中。在这种情况下，以美国为首的“邪恶的三位一体”[17]给发展中国家推荐了一种“惟一”正确选择的经济发展模式：以自由贸易、加入全球产业价值链和引进外国直接投资为核心的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战略，并把中国推崇为这种发展的样板。但果真是如此吗？

让我们首先以高技术制造业为例，考察一下跨国公司外包活动的实质。由于高技术产品具有核心功能集成化、整体功能模块化的特点，因此，跨国公司所采取的“归核化”战略使得外包成为必然，即企业运用外部资源来进行它过去用本地的人力物力进行的非核心的经济活动；而为了在控制技术专有权的同时降低人力资源成本，外包就成为跨国公司最好的选择。但这种外包活动使得制造业的核心部件与其他生产环节在国家层次上发生了分离：发达国家从事高创新率、高附加值和高进入壁垒的核心部件生产，而发展中国家则从事惯例化的、低附加值和几乎没有进入壁垒的劳动密集型生产环节。显而易见，高知识密集型活动和高研发投入等高质量生产活动发生在核心部件的制造上，发达国家专业化于报酬递增的高质量生产活动，而发展中国家则专业化于绝大部分是报酬递减的低质量生产活动。[18]实际上，高质量生产活动远非局限于高技术制造业，它广泛地存在于通常被人们看作是中低技术的产业中如服务业、传统工业和农业中，而知识密集型服务业无疑是高质量生产活动的典型代表。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一个国家通过加工贸易和引进外国直接投资等途径全方位地加入到跨国公司的全球产业价值链之中，在这种情况下，它还能够像19世纪的美国那样通过“工业化”达到强国富民的目标吗？

不能，原因就在于目前的世界经济环境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从工业革命到战后日本与韩国崛起的时期，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绝大部分是属于部门间分工和贸易，主要是初级产品（农产品和自然资源）与工业制成品的交换，这种贸易基本上可归结为工业化国家和农业国之间的水平产业分工。在这个漫长的时期中，抓住工业制成品的生产是国家富强的关键；而对制成品而言，整个工业的产业价值链都在一国之内，出口就意味着产品生产过程的终结，产品和产业本身就代表着一个国家的技术能力和科学水平。因此，发展中国家只要抓住工业就不仅可以获得高增长率和高就业率，而且同时也就获得了高创新率、高附加值、高工资和导致整个国家的国民福利提高的系统协同效应。但是，这种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的格局在二十世纪80年代被彻底地改变了：自二十世纪60年代以来就得到迅速发展的产业内贸易与模块化生产相结合导致了产业价值链在全球范围内的分解。在这种情况下，发展中国家即使高技术乃至全部工业制成品出口飞速增长，它也无法从根本上摆脱贫困的境地了，因为它已经丧失了工业本身原先所具有的高创新率、高附加值、高利润、高工资和系统协同效应。因此，即使是同样三十年的高速经济增长，我国已经不可能再像战后日本和韩国那样使全体国民的福利得到普遍提高了。

企图通过依靠外国直接投资推动本国经济发展对发展中国家的危害更大，在全球产业价值链散布于全球的今天，保护国内高质量生产活动并为民族企业预留充足的投资机会，其重要性已经超过了贸易保护的作用。据报道，中国28个主要行业中，外国直接投资占多数资产控制权的已经达到21个，每个已经开放产业的前五名几乎都是由外资所控制。历史经验值得记取，在拉丁美洲，外国直接投资先是控制了这些国家的资源和公用事业部门，然后又控制了主要的制造业部门，并通过“夺走或建立要塞部门，并以此控制其他部门”[19]。对此，早在1913年，当时的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就一针见血地指出，“曾有人说拉丁美洲给外国资本以特许权，但从未曾听人说美国给外国资本特许权，……这是因为我们不给他们这种权利”，因为他深信，“投资于某个国家的资本会占有并且统治该国”，[20]这就是美国为什么在经济崛起之前排斥外国直接投资的重要原因。[21]在当代世界，与跨国公司在发展中国家的外包活动相比，外国直接投资更直接地通过控制发展中国家的产业，把高创新率、高附加值和高进入壁垒的高质量生产活动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中，而发展中国家被迫在技术上依附发达国家，在这种情况下，发展中国家的民族企业的自主创新将如何谈起？

一旦一个国家丧失了对高质量生产活动的控制权，那么，这个国家将不仅在自主创新上举步维艰，而且它也将丧失高质量生产活动通过系统协同效应使其生产率增益普惠于报酬不变和报酬递减的行业以及提高全体国民公共福利的机会。现在人们仍没有注意到我国所面临的严重经济困境与这个问题的直接联系。首先，由于跨国公司通过外包和直接投资控制了我国高质量生产活动，造成国民收入的空前流失：工人实际工资长期得不到提高，民族企业利润率低下，而获得巨额利润的三资企业则通过把大量利润转移到海外逃避政府税收。其次，由于跨国公司把我国民族企业压制在低端产业，本土制造业缺乏有利可图的投资机会，大量资金不得不流入股市和房地产，国家不得不错误地把房地产作为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而地方政府则靠卖地增加财政收入，从而不断推高房价，从而成为社会不和谐的重要因素；而富人阶层则大量购买奢侈品，2009年中国就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奢侈品消费国，占到全球市场的25%以上，这种状况对生产力的破坏是不言而喻的。最后，由于跨国公司在我国攫取了巨额的超额利润，以至于我国无法利用报酬递增的高质量生产活动通过系统协同效应解决我国“三农”问题、服务业落后和启动内需等一系列问题。[22]

上述问题在美元霸权支配下变得更加严重。实际上，以自由贸易、加入全球产业价值链和引进外国直接投资为核心的出口导向型经济是美元霸权蓄意剥夺中国经济的战略安排，其目标就是达到掏空并最后控制中国经济的目的。作为一种出口导向型经济，我国的制成品出口特别是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的贸易条件一直在不断地恶化，它不仅通过低廉的价格给发达国家的消费者提供了大量的福利补贴，而且由于价格竞争所导致的通过人为压低工资所产生的“冲向底部的竞争”也使我国试图通过提高工人实际工资实现国民财富增进的目的成为泡影。更为严重的是，美元霸权迫使我国巨额的美元外汇储备购买了大量美国从不打算偿还的美国国债，美国再运用向我国等国家发行的美国国债等筹集到的资金，不仅支持美国人的过度消费，支持颠覆中国政府的活动，而且也为美国等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大肆收购我国企业并进而控制我国产业特别是高端产业提供了融资。对于我国经济发展来说，这种出口导向型的经济发展模式无疑是自杀性的，“国际经济大循环战略”已经使中国经济越来越陷入难以走出的死胡同之中。

如何破解中国经济的这种严重困境？英国和美国的历史经验值得我们深思。英国在崛起前曾与外国商人、投资家和金融家控制其经济进行了长期的和反反复复的斗争。16世纪上半叶，英国自由贸易的政策虽然带来了短暂的繁荣，但却造成了严重的不利后果：德国、尼德兰和意大利商人分享了伦敦半数以上的出口额，英国经济受制于低地国家，并自16世纪中期起陷入频发的经济与社会危机。英国当时的外向型经济发展模式危机最终引发了以保护国内市场和发展高端产业为核心的英国重商主义经济政策的革命，为后来的英国工业革命奠定了基础。美国的崛起也同样是以这种外向型经济发展模式危机的“因祸得福”为起点的。美国在独立后的30多年里实际上仍没有摆脱对英国经济的依附，建立的是一种以比较优势为基础的初级产品出口导向型经济。1807年的《禁运法案》和1812年的美英战争沉重地打击了美国自身的对外贸易和航海业并引发严重的经济危机，此时的美国人才切实感受到了独立自主的工业发展对于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的重要性。危机导致了发展模式的重大转变，最终形成了以贸易保护、技术创新和资本生产率立国、工农业协同发展和内部改善为核心的内向型发展战略，经历一个世纪的发展终成世界的工农业帝国。

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充分暴露出了美元霸权支配之下出口导向型经济的严重缺陷，而历史经验则说明，以内需为核心的内向型发展战略更适合于发展中大国。新自由主义对拉丁美洲的内向型发展战略进行了无以复加的批判，但事实却胜于雄辩：1960-1980年是拉丁美洲实行贸易保护的进口替代时期，在这个时期，年均经济增长率达到了2.9%；但在实行新自由主义时期的1981-2001年，年均经济增长率则仅为0.4%。[23]由于新自由主义的支配性影响，人们不仅已经忘记了内向型发展战略的基本经济学原理，而且也无从了解美国在19世纪正是通过这种战略而崛起的历史经验。目前，世界经济正面临着全球化逆转的可能，在这种大背景之下，我们迫切需要从比较和借鉴的角度重新探讨外向型与内向型工业化的历史经验，特别是需要重新探讨发展中大国经济崛起的工业化逻辑及其历史经验，这其中包括对拉丁美洲内向型的进口替代工业化道路的重新探讨，特别是要对中国建国六十年以来工业化历史经验和教训进行再反思。笔者组织翻译赫德森的这本著作就是为了呼唤中国经济发展道路的大变革准备思想材料，并为笔者提出的“国内经济大循环战略”提供历史经验的借鉴。

目前，自由贸易、外国直接投资、美元霸权、全球产业价值链和金融开放已经成为美帝国主义“套在巨龙（中国）头上的五条致命的绞索”，“中美国”也非常形象地概括了宿主（新型殖民地）与寄生虫（新型宗主国）的关系，为了逃脱这种依附型国家的命运，我国亟需尽早做出战略规划，逐步实现从“国际经济大循环”向“国内经济大循环”的战略大转型：通过把注意力转向“内部改善”，经过若干年调整和准备，对外则抛弃出口导向型经济；保护民族产业和国内市场；限制乃至最后取消引进外国直接投资；使用美元储备回购外资企业；不惜以退出WTO为筹码对世贸条约重新进行谈判；大力支持我国高质量生产品的出口，对内则以工人农民的收入增长、开发中西部和振兴高质量生产活动为三大引擎；通过让民族高质量生产活动和农村市场与原先用于出口的廉价工业制成品相互提供市场，实现国民经济的平衡发展；通过民族高质量生产活动的迂回生产和中西部城市化创造比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导向战略更多的就业机会；抓住第六次技术革命的机遇，大力推进以产业技术化为核心的创新型国家建设，实施主权信贷并实现工业中心向中西部转移。这种国内经济大循环战略不仅是解开“套在巨龙头上的五条致命绞索”特别是破解美元霸权的根本途径，而且也是实现中华民族复兴可供选择的发展道路。

附录1：

保护主义：美国经济崛起的秘诀（1815-1914）

迈克尔•赫德森著 贾根良等译校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5月版，乌有之乡书店有售

http://book.wyzxsx.com/goods.php?id=3160

内容简介

在美国通过保护主义崛起为全球工农业强国的过程中，一种举世无双的被称作美国学派的经济学说发挥着重要的指导作用。美国出于推行自由贸易帝国主义和金融帝国主义的目的，刻意地删除了美国保护主义的历史以及指导美国经济崛起的工业化逻辑，从而使保护主义、美国学派与美国经济崛起的历史成为经济学和历史研究的“黑洞”。

本书揭秘了这段鲜为人知的历史和美国经济崛起的秘诀，叙述了从根特条约签订后到1914年期间，美国学派经济学的发展及其与政治斗争之间错综复杂的历史，展现了美国民族主义政治家和经济学家在塑造美国独立自主的内向型工业化模式上所发挥的重要作用。本书对我国启动内需、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和呼唤经济发展战略的革命具有重要借鉴价值。

本书的中文版与英文版在2010年同步出版，英文版书名为《美国保护主义的兴起：1815-1914年的经济理论与政治》。

赫德逊教授是新自由主义的最早批评者之一，他最喜爱的美国经济学家是本书所介绍的美国学派政治经济学重要代表人物帕申·史密斯、亨利·凯里和西蒙·帕藤，他认为由这些经济学家发展起来的保护主义经济学是目前的发展中国家应当效法的。赫德逊教授还自认为是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也是他心目中最伟大的经济学家。

目 录

译序

第二版（2010年新版）序言

第二版导言

第一版前言

第一编 文献述评

第一章 大学在美国独特经济思想的形成过程中扮演着反动的角色

第二章 美国学派独特的特点

第三章 地方视角中的关税争论：1776年-1860年

第四章 拉贝罗论美国学派

第二编 第一代宾夕法尼亚保护主义者

第五章 宾夕法尼亚学派概观

第六章 马修·凯里：保护主义宣传家

第七章 乔治·梯比斯：内需市场的支持者

第八章 安德鲁·斯图尔特: 保护主义的国会议员

第九章 1827年的关税大论战

第十章 弗里德里希·李斯特：第一代保护主义的整理者

附 录 帕申·史密斯对李斯特《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的评价

第三编 波士顿保护主义者

第十一章 威廉·C.·贾维斯：保护主义的国家主义者

第十二章 亚历山大·埃弗雷特：波士顿保护主义者

第十三章 弗朗西斯· 鲍恩：马尔萨斯主义的保护主义者

第十四章 伊拉兹马斯·B.·比奇洛：保护主义企业家

第四编 从边界州到纽约：保护主义成为主流

第十五章 亨利·克莱：“美国制度”的系统阐释者

第十六章 卡尔文·科尔顿：追随克莱的经济理论家

第十七章 霍勒斯·格里利：保护主义出版商和小册子作家

第十八章 帕申·史密斯：第二代美国学派的综合者

第五编 南北战争后亨利·凯里一代的美国学派

第十九章 威廉·埃尔德：亨利·凯里的追随者

第二十章 里查德·W.·汤普森：白手起家的保护主义者

第二十一章 罗伯特·埃利斯·汤普森：保护主义教育家

第二十二章 范布伦·登斯洛：芝加哥保护主义者

第二十三章 大卫·赖斯：保护主义出版商

第六编 保护主义的某些反对者

第二十四章 弗朗西斯·利伯：保守主义的教育家

第二十五章 威廉·格雷厄姆·萨姆纳：社会斯宾塞主义者

第二十六章 西蒙·纽科姆：天文学家和经济学家

第二十七章 雅各布·肖恩霍夫与高工资经济学说

第七编 通晓数门知识者

第二十八章 约翰·W.·德雷珀：唯物主义历史学家

第二十九章 西蒙·帕滕与“丰裕的经济”

第八编 全书总结

第三十章 美国学派对经济思想的贡献

附录一：美国农业部的政治起源：土壤化学与贸易理论（1840-1862）

附录二：美国学派的技术乐观主义与帝国的悲观主义

附录三：国际经济中的废弃要素

附录2：书评

（这里只转载一篇书评，还可参看梁捷撰写的书评《失踪的“美国学派”》

美国主流经济学的视野黑洞及其秘密

英、美、德、日等国的历史经验和我们正消受的深痛教训表明，中国眼下还没有资格尊自由主义经济学为神。想当年，新兴的美国的信条是“不要按英国教你的去做，而要按英国做的去做”，稍作改动，它便可成为我们自己的信条：“不要按美国教你的去做，而要按美国做的去做。”

一

演化经济学家贾根良在《保护主义》的“译者序言”中说，“2007年秋，笔者和一位博士生曾在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查阅了包括中文和翻译成中文在内的所有经济思想史或经济学说史教科书共计32种，结果非常遗憾地发现，除了一本教科书在谈到凯里时提到了‘美国学派’这一概念外，许多教科书甚至没有介绍任何一位美国学派的成员。”实际情况确实如此。“那些对美国工业政策的制定做出重要贡献的学者，不仅没有在今天的教科书中出现过，甚至在有关那个时代的历史研究中也几乎从没有出现过。由于拒绝与今天正统的自由贸易学说相对立的保护主义经济学，历史学家们使美国经济发展的这个关键时期成了一个黑洞。”（第316页）

美国主流经济学及其支配下的经济思想史为什么要让 “美国学派”消失于视野黑洞之中？熊彼特解释说，这一学派“对分析作了负贡献”，其中的代表人物“凯里的理论一钱不值”。当代主流经济学家的解释更傲慢：“当经济理论发展到今天的完善状态时，如果某些思想不再被人们所拥有，那是因为它们在智力上是有缺陷的。”（第二版序言第3页）

美国主流经济学的傲慢只是让“美国学派”消失于视野黑洞中的原因之一，其他原因或许更根本。进入20世纪，美国经济由昔日英国经济“担水劈柴的粗工”（李斯特语）而跃升为世界霸主，此时只有经济自由主义理论才能与美国经济的新需要相匹配，“美国经济战略家”对此心领神会。主张贸易保护主义的“美国学派”必须退出人们的视野，否则，其他国家依此操持自己的经济发展，美国的经济自由会增大机会成本。由此看来，让“美国学派”消失于人们的视野黑洞之中，是“过河拆桥”以自保自肥的聪明之举。

学院化经济学的学科性自私，在把“美国学派”推入视野黑洞的过程中起了不容忽视的作用。美国人文社会科学工作者的“伤心故事”开始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此时的自然科学被奉若神明，在学术岗位、待遇、经费和社会认可诸方面处于强势，与此形成对比的是人文社会科学被挤压，生存成了问题。经济学为了与历史学、社会学、哲学等学科争夺上述生存资源，便把本与自然科学风马牛不相及的自身强行打扮为科学，一定要攀上自然科学这一刚“阔起来的远亲”。强调历史、制度、地域和国家经济独立自主等因素的“美国学派”成了必须被清除的障碍，因为上述因素不能像自然科学一样被超越时空的形式化抽象掉。貌似科学的自由主义经济学确实取得了统治地位，“美国学派”则被推入人们的视野黑洞之中。

二

“美国学派”的经济思想与美国经济崛起之间有必然联系，它是“美国工业（产业）霸权的设计师”（第二版序言第2页）。美国经济现代化成功的事实能够证明这一点。

我们遇到了与“美国学派”面临的处境相类似的情况。美国当时由于过度依赖英国市场而使自己的经济结构处于不健康和不安全的境地；中国的经济结构由于过度依赖以美国为首的发达经济体而受制于人，作为这一经济体“担水劈柴的粗工”，我们的发言权总是被别人所左右。此种情况使我们对“美国学派”产生好奇之心：这个视野黑洞中有什么“锦囊妙计”？这个“锦囊妙计”是如何使美国迅速摆脱被英国经济套住的困境，进而实现经济现代化的？《保护主义》为我们揭示了这一视野黑洞中的秘密，展示了作为秘密的“锦囊妙计”。

第一，任何经济理论都具有非普适性，经济学的本性使然，它必须与国家经济发展的特定需要相适应。（第61、75页）

第二，经济学在本质上是治国方略的科学（第179页），经世致用是它存在的唯一理由。基于此，经济学不顾及制度、历史、文化、地域、国家经济独立自主等因素，便是离自己的本质而去（第82页），实际是经济学的异化。

第三，经济学研究离不开逻辑演绎等辅助性手段，但它最基础和最根本的方法是从实际出发（第112页），与现实无涉的经济学演绎是“李嘉图恶习”（熊彼特语），它能满足智力博弈的好奇心和得到同行的喝彩，甚至被诺贝尔经济学奖神化，但相对于国家经济的健康运行而言，这样的经济学研究百无一用。

第四，坚决反对李嘉图和马尔萨斯的经济悲观主义，极力主张经济乐观主义，此种立场的根据是生产力发展的无穷尽（第22、27、71页），经济自信心是做到经济独立自主和经济发展的前提条件之一。

第五，“美国学派”的经济学理论导致了经济政策的别具一格和经世致用，正是这些政策使美国经济迅速走出被英国经济套住的困境，成为世界经济的霸主。择其要者有如下内容：经济独立自主论（第18、32页），国内经济均衡论（第23页），制度内生变量论（第90页），国家设计个人利益的实现途径论（第179页），贸易保护手段论（第43、79、83页），阶级利益和谐论（第13、16页），和高工资优越论（第227-228页）。

与自由主义经济学相比较，这些政策不能登“大雅之堂”，它们与自由主义经济学的政策性说教（实际是忽悠）针锋相对。事实胜于雄辩。正是这些不能登“大雅之堂”的政策使美国经济发展到让英国经济“俯首称臣”的水平，世界经济的霸主由英国变成了美国。

三

由于“美国学派”面临的境况与我们现在遇到的情况类似，更由于它使美国经济走出了仰英国人鼻息的困境，我们应该关注它，研究它，以便为我们摆脱困境提供智力启发和政策主张方面的借鉴。笔者只说两点，借以抛砖引玉。

在经济自由主义的说教中，劳动者的工资被放到与企业主和地主争利得的位置上，结论不言自明：劳动者的高工资意味着企业主和地主的低利得。这种思想变为经济政策甚至国家法律，劳动者总是处于弱势被动的境况中。把这种状况用经济学术语表达，便是自由主义经济学。“美国学派”的观点与此相反。它不是从“三人分馅饼”的“店主”心态而是从国家经济战略的高度看等劳动者的工资问题，认为高工资与高效率进而与国家经济的健康发展是正相关关系。（第149页）

自由主义经济学的低工资论和“美国学派”的高工资论，哪一种对经济发展有好处？美国经济赶超英国的历史事实表明，高工资论才能真正促进国家经济健康而不是虚肿畸形地发展。第一，高工资使劳动者的身心健康、精力旺盛和心情愉快，劳动效率高是自然而然的结果。第二，劳动者的高工资使国家经济的内需旺盛，国内经济运转正常，不必为产品出口发愁因而不会受制于人。第三，劳动者的高工资使国内市场规模的扩大强劲有序，成本降低，经济发展可持续。高工资的好处还可列举不少，但上述三点足以说明问题：“美国学派”的高工资论具有国家层面经济战略的启发意义。当我们固守于美国化的自由主义经济学，为内需不旺和经济运转不健康而发愁时，“美国学派”的高工资论正好是解困除危的“锦囊妙计”。

“美国学派”为了改变自己相对于学院派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弱势地位，采取了不少行之有效的措施，其中之一是建立能传播经世致用性经济思想的商学院，这样的学院中有现在仍是声名赫赫的沃顿商学院。它的办学宗旨是：探讨“一个伟大的国家怎样才能尽快实现独立自主，在农业、采矿业和工业之间保持恰当的平衡，并且要能够满足本国的需要”；“必须坚定地主张并论证各国必须关心自己的利益，有必要让各国以一切恰当的方式坚守工业和金融的独立性，以及国家肩负着自卫的权利和义务”。（第18页）上述宗旨可用一句话概括，美国经济学的使命是探讨如何尽快摆脱国家经济过度依赖英国市场的困境，真正使国家的经济独立自主，而不是仰英国人的鼻息讨生活。“美国学派”出色地完成了历史使命，因为它的政策主张确实使美国经济摆脱了困境，真正做到了独立自主。

我国的经济结构是出口导向型，它高度依赖以美国为首的发达经济体是不争的事实。这种经济为国家积攒了好看不中用的两万多亿美元的外汇储备，此为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血汗结晶之一。如何消化它？国家发愁，学者非议，美国人得便宜卖乖，用心险恶地指责和施压，我们的应对办法不多。为什么？根本原因在于我们的经济结构不能使国家的经济运转做到独立自主。尤其应引起关注者还有如下事实：为了使国家经济暂时地正常运转，出口低端且物美价廉的产品成了重中之重。希图增大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便不惜血本地降低产品价格，外国消费者享受了本不该享受的“隐形补贴”，我们的产品价格中有大量成本未被计算在内。第一，资源价格定价过低的损失部分；第二，环境污染的治理成本；第三，普通劳动者尤其是农民工的社会保障和医疗保健成本；第四，由于工资过低、劳动强度过大和异地务工等原因导致的社会摩擦、社会问题的治理成本；第五，经济结构的转型成本；第六，巨量外汇储备的风险控制成本。上述六项未必完全，但它们活生生地告诉我们，国家层面的经济不能独立自主，一国范围内的经济不能均衡，其损失会有多大，风险会有多大，扭转这种局面的成本会有多大。面对此情此景，我们有什么理由不把美国化的自由主义经济学拉下神坛，虚心地向“美国学派”学习呢？行之有效且已被历史事实验证的“锦囊妙计”就在那里明摆着，即国家经济结构层面上的独立自主。

上述文字主要涉及相对于英国经济和自由主义经济学而言的美国经济和“美国学派”，但笔者认为这有普遍意义。凡是赶超型的经济体，以“保护主义”冠名的经济思想都是避灾趋胜的“锦囊妙计”。英国之于汉萨同盟和荷兰的情况是如此，美国和德国之于英国的情况是如此，日本之于英国、美国和德国的情况也是如此。到它们的经济实现现代化并处于强势了，又举起经济自由主义的大旗以惑众，此为“过河拆桥”以自保自肥的通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