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锡良：美国正在做一件唤醒中国的“量化刺激方案”

隔夜消息称，美国计划执行一项6000亿美元的量化刺激方案，如果最后真的照此实施，那么，我想中国就应当可以醒过来了，不应当再对自己的所谓“一盘大棋”孤芳自赏了，更不应当对自己的失误遮遮掩掩了，此时再不醒来，政治人物和经济专家都将被认定为历史罪人，至死都不看到危险的管理者必定得不到好的历史评价。

我不会具体谈美国的金融和经济政策，因为我没有专业知识谈得过细，但是，我可以用宏观思维及对世界政治经济形势的观察来判定一些事情的历史规律，今天我想把自己的一些想法作一个总结，希望能给有关方面一个侧面的提醒，权当作对美国方案的一个回应吧。

一、金融“美国模式”不可复制

中国政府重用留美人才，除开美国方面的处心积累以外，内部因素也非常关键，中国近二十多年来的领导人都非常想再复制一个美国的“金融模式”，大家都渴望能象华尔街一样赚取世界的巨额利润，在这种思维的指导之下，一切事情的最终目的就是向美国靠拢，向美国学习，直到完全拷贝成功，最终与美国平起平坐，充当世界金融市场呼风唤雨的另外一极，然而，我必须毫不客气地讲，这种复制“美国模式”的想法非常幼稚，最终肯定失败，华尔街的金融神话完全没有可复制性，华尔街的人才只能在华尔街有用，走向世界任何地点都变得平庸无能，因为他们的理论没有环境支持。中国对美国金融模式“疯狂”地迷恋需要有人给予心灵上的打击，否则，没有人会主动清醒，我不是金融专家，但是，我能用国际政治和国内政治的独到眼光分析国际金融对决的现实生态，没有超前政治头脑的人只能跟着感觉走，不会看到未来几十年可能发生的重大变局，懂政治的人才能做好最高经济和金融决策。

美国的金融模式是一种“帝国模式”，必须靠绝对的经济统治力和军事威慑力来维持其正常运转。美国的金融模式其实非常简单：金融无限创新——自由发展——经济危机——再次创新——再次发展。美国的国家金融主管、华尔街、券商、股票交易机构、评级机构等都是沿着这个大模式运作的，美国的金融人才都是在这样的思维支配玩弄世界资本和金融市场的。我为什么说美国模式是“帝国模式”呢？道理很简单，一方面美国的所有金融创新都是通过霸权和强权向世界推销它的金融创新产品的，大多数国家都是在极不情愿的情况被动接受它的扩张；另一方面，无限的金融创新始终伴随着金融和经济危机，而美国的危机必须依靠世界上其它国家来承担代价，强大的军事实力和经济实力是其转嫁危机的必然依靠。在WTO等规则中，都渗透了美国金融产品推销的条款，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不管你是否愿意接受它的金融创新，你都得向它开放你的市场，几乎没有对抗的能力，唯一能依靠的国内保护法又完全缺失，归国精英并不关心中国是否能保护自己的金融安全，他们时刻不忘的是中国是否能尽快建立一套与美国相同的金融体系和模式，他们并没有想到两个问题：中国即使有大量的金融创新产品，也没有强力向世界推销的能力；中国如果产生了由自己引起危机，并没有转嫁危机的强大控制力，所有后果必须由自己的国民承担。中国能复制美国的是形式上的模式，而不是能够获利和推广的模式，这样的模式相当于给美国一个稳定的取款机环境，并不能给中国带来真实的好处。欧洲国家为什么不会复制美国的“金融模式”？是因为他们看清了美国的本质，他们建立了一套符合欧洲发展思路的独立模式，这是西方国家众多共同点之外的不同之处，中国是一个完全不同经济类型的国家，复制美国更加缺乏政治基础和经济基础。

美国模式中的世界货币“美元”也不可复制。美元作为一种准世界货币的地位让多少中国的专家们羡慕不已，他们做梦都想颠覆它的国际地位，做梦都想把“人民币”变成另一个“美元”，在我看来，这很幼稚，与其让人民币变成另一个“美元”，不如想办法动摇美元的国际地位，将人民币复制成美元是众多选项中最差的诀择，人民币在迈向国际化的过程中碰到了一个大大的钉子——美国强行要求人民币升值。中国在抵抗了一阵之后选择了妥协，人民币开始了新一轮上升通道，在很多经济专家和金融专家的眼中，升值就升值，损失也没有想象中那么巨大，说不定对中国经济还有好处。我不知道这些“专家们”的思维落角点放在哪里，如果人民币短期升值10%以上，说对中国经济没有影响那是自欺欺人的笑话，绝对不可能不产生影响，一旦中国经济受此影响超过了预想中的程度，中国有可能经受长达几十年的经济停滞期，中国人预先设计的美梦全都会泡汤，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也会随着中国经济的停滞而停滞，一个发展遭受严重障碍的国家货币不可能突然成为国际上灸手可热的“硬通货”，国际化道路将遥遥无期。不管是现在还是将来，货币稳定都是十分关键的，因为今天中国可以作出重大让步，只要没有达到美国目标，没有阻止中国经济正常运转，美国还会制造事端逼迫中国人民币调整。我前面说过美国的“金融模式”是“帝国模式”，除非你敢于向帝国挑战，否则，你就会被帝国殖民。

中国的金融市场美国化危机重重。中国的证券市场、商业银行、投资机构、主权基金和外储管理等等方面，都是在按照美国模式改造和经营，国家所有的政策蓝本也都取自于美国，美国的利益集团在这些行业中已经涉足广泛深入，无论是美国政府还是民间机构，它们都不是来中国做慈善事业的，他们是来掠夺的，举个例子说：高盛公司在美国就被喻为绞杀人民的吸血鬼，它来到中国还会对中国人仁慈吗？不可能，包括高盛在内的众多杀手已经潜入中国很深很广，并且被部分金融主管视为赚钱有理的利益攸关方，未来这些刽子手们会做什么不是明摆的吗？他们会真诚地帮助中国复制成功美国之路吗？答案是否定的。他们都是美国大战略中的棋子。

二、中国在世界银行的权力战

世界银行为了平复中国的不满，在2010年的春季会议中给中国人送了一个“大礼”： 世界银行发展委员会春季会议25日通过了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转移投票权的改革方案，这次改革使中国在世行的投票权从目前的2．77％提高到4．42％，成为世界银行第三大股东国，仅次于美国和日本。 本次改革中，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共转移了3．13个百分点的投票权，使发展中国家整体投票权从44．06％提高到47．19％；通过了国际金融公司提高基本投票权以及2亿美元规模的特别增资方案，使发展中国家在国际金融公司整体的投票权从33．41％上升到39．48％。

表面上看，中国投入到世界银行的真金白银发挥了作用，获得了较大的投票权，象征性地位提高了不少，北京大学的林毅夫还当上了世行副行长，不可谓不给中国面子，但是，透过中国力量上升的背后是另一个长期性的陷阱：美国在用棒棒糖骗中国听话。我一直强调中国千万不要迷恋于单纯投票权的提升，因为历史只会给中国提供一次世界经济危机的大好机会，一旦世界经济走入正轨，中国将失去任何颠覆世行的可能性，中国要特别特别注意不要被“投票权”迷住了双眼，从中国所占股份需要的代价来讲，中国注入的是真金白银，而投票权的增加并非是真金白银，现在有些人对4．42%的权力很得意、很满足，这又是中国精英和政客一种新的不成熟的表现，中国的投票权增加了并不意味在未来的“实利”更大，我们最重要是看“西方七国”的投票权，他们的投票权才是核心力量，中国无论如何增加都无法抗衡西方联盟，甚至与美国相比还相差甚远，西方国家的力量在于面对中国时，他们表现出高度的一致性，尤其是如果碰到遏制中国的重大战略行为时是不需要动员的，这是中国无法打赢的战争，西方发达国家放弃的一小份投票权只是安抚性的，但是，让他们放弃利益的背后瞄准的是中国的资金注入，中国注入的是资金，承受代价的却是人民的血汗钱，中国在这个“投票权”膨胀过程中必将由千千万万的廉价劳动力和低价资源去补充，这就是中西方博弈的背后真相。

有不少专家把希望寄托在发展中国家的联合和“金砖四国”的统一，这是不切实际的想法，发展中国家大部分都想从世行得到好处，有谁愿意真心实意的当一个站在中国身边的打手？那是不可能成功的事情，发展中国家最大的问题就是不团结，容易被收买，只要有钱，变脸比脱裤子还快。依靠“金砖四国”的统一来对抗“西方七国”更不靠谱，印度和俄罗斯何曾与中国拧成过一股绳？我想中、巴、印、俄永远都不可能拧成一股绳来对抗七国集团，即便印度在经济上与中国有共同之处，它也不会选择关键时刻站在中国一边，西方国家会用不同的手法分化中印关系，印度无论如何都不会在权力之争中帮中国一把，所以，本人认为，中国在世行争取投票权的增加只是表相和暂时的目标，而重心要放在分化七国集团的立场上来，只有把七国集团在世行的利益矛盾化才能有效分化七国间的各自立场，不分化西方国家，中国再增加投票权，还是在最后的表决中败北。

短期看，我们无法动摇世界银行的美国化，也不能阻止世界银行的“新殖民主义”倾向，但是，我们尽快加速我们的渗透力度，“轻美国化”必须是中国的既定目标，并且要成为公开目标，中国在无法实现对主体进行颠覆的情况下，就转换思路改变主体的性质和主体架构，不管成功的可能性是大是小，都要一如既往地与美国对顶，在相对弱势的一方，我们不怕失去什么，我们也不怕组织出现什么杂音，我们更不怕世行的解体，我们要做的就削弱美国的统治力，坚持削美国的权，中国就会在不断的障碍中得到实惠。

三、中国有关世界银行改革的终极目标

第一个目标：有关领导权的改革。美国人不能是唯一行长人选，世行行长必须由亚、非、欧、美四大洲轮流任职，每任期四年，不能连任，一个大洲任行长，另外几个洲各推一名副行长，任期与行长同步。

第二个目标：投票权的改革。将过去的“股份投票制”改为“双轨投票制”，所谓“双轨投票制”是指将51%投票权交由主要出资方，按出资股份分配投票权，但最高投票权不超过8%；另外49%的投票交由发展中国家，世行的宗旨本来就要帮助发展中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如果发展中国家自己无法在这个过程中有效参与，那么，与“殖民主义”没有任何区别，在这49%的投票权中，越落后的国家获得的比例相对越高，不以国家大小为标准，只以经济发展指标挂钩，随着各国发展指标的动态变化，投票权也会跟随变化，这样就会达到后国家加速赶上时代的发展步伐，世界银行投票权的改革实际上是一个世行性质的变革，现在的世界银行已经逐步演变成发达国家的政治工具，未来的变革必须把世界银行变成一个纯粹的公共的、互助的、不附加任何政治条件的扶贫机构。她只有国际合作的责任，不对任何政府承担政治诺言，也不给贷款国提出政治条件。

第三个目标：实现项目由基础设施向产业化扶贫的转变。纵观世界各国，越穷的国家技术越落后，技术越落后的国家越不利环境的改善和能源的节约利用，越穷的国家越是无法培养自己的人才，与之相对应的是没办法建立自己的、可以依赖的产业支柱，所以，世界银行的改革必须由“授之以鱼”变成“授之以渔”，单纯地开展民生项目并不是最合理的扶贫济困，世行应当鼓励所有无偿或有偿援助落后国家的大公司、大企业，凡是愿意把新兴产业落户到最不发达国家的公司企业都可以从世行得到优惠贷款，技术越先进，贷款额越多，优惠越明显，贷款也可以期限更长，凡是愿意到发展中国家开展教育扶贫的机构和教育集团都可以获得特别性质的低息信贷，世行如果做好了“教育扶贫”和“高科技扶贫”，那才叫世界复兴开发银行，全人类复兴了，世行的国际义务才算是做到了家。

中国作为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要推动世行的改革和上述目标的实现，决不是简单的事情，尤其是涉及到中国自身的定位问题，因为中国自身也是发展中国家，提出这样的改革诉求很可能落得个“自私”的骂名，同时也很难实现自己的目标，所以，中国推动改革之前，必须有自身的国际承诺：中国不谋求与中国人口相对应的国际援助，甚至可以不谋求与中国贫困人口相对应的国际援助，只选择与中国部分最贫困地区相适应的贷款支持，中国准备作为世行复兴世界的最大推动者，而不是最大获利者。

中国如果仅仅只有不谋求自身利益的国际承诺显然还是不够的，我认为，中国还可以作出更多的贡献，如果世界银行能够接受中国的改革方案，中国还可以在先进项目输出、教育援外和紧急救灾等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中国完全以向世行管理的各种信托基金提供更多实质性支持。中国对世界银行改革的步子不应停在投票权上，而应当放在世行摆脱美国化的运作上，只有真正改变美国的操纵，世界复兴银行才能真正算得上是世界性的。

四、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沉疾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如果从专业角度分析太过复杂难懂，尤其是对老百姓而言距离太远，我们无须咬文嚼字的去深究，一个最简单的表述是： 美欧大国玩弄世界的工具。它比世行更具有殖民性，有些国家可以不理世界银行，但是，你无法撇开IMF，除非你希望成为地球上与世隔绝的隐居国，IMF就是一个魔盒，谁也跳不出它的魔力，就这么好理解。中国怎么办？不跟他们玩不行，不好好玩也不行，没有别的选择，只能认真地陪他们玩，主动地参与进去，想办法跟他们一起商量改变游戏规则，如果美国不愿意改，中国就有事闹事、无事生非，我们要改变什么？我们要改变的很多，但是，有些事情没必要去做，我们最急着要做的事情是：促成真正的“国际货币”，而不是美元。这个提法梅德韦杰夫曾经提到过，但是，被世界轻易的淡化了，中国曾经也是淡化这个提议的帮凶之一，当然，这里面中国政府有自己的考量，不过，我们淡化了俄罗斯的提法，并不意味着我们就不能够在实际行动上推动这件事情向前迈进，我们推进的意志应当比梅德韦杰夫更坚定，因为我们在未来的世界中所占有经济份额要比俄罗斯多得多，我们的国际收支问题比绝大部分国家都具有战略性和影响力，退却是没有出路的，当然，前进也有可能失败，大家可能没有想到另一点，我认为： 即使结局失败，也许过程会取胜。这句话不好理解，为什么结果失败过程会胜利呢？我们想要什么方面的胜利？很简单，我们就要美国无法干预中国汇率的胜利，不管中国作出多少让步，如果你选择贸易上的让步换取美国国会的所谓决议和谐的话，那决没有一个尽头，迟早都是要摊牌的，摊牌的局面绝对标志中国的彻底失败，“围魏救赵”是中国决战汇率战的最佳方案。中国在这个过程需要有胆量作出牺牲，为了拉帮结派，应当不惜从经济上放点血，否则单打独斗是没有效益的。

五、人民币国际化解决不了中国困局

在主流中国经济专家的眼中，要解决中国外储被动受损的局面，最好的方法是人民币国际化，理由主要有三条：一是发挥人民币国际贸易的计价和结算功能；二是发挥人民币国际货币的交易功能；三是发挥人民币的国际贮藏功能。如果人民币能够真正实现国际化，具备了以上三种功能，那么今天的巨额美元储备就不是负担了，而是可利用的工具了，以后中国也就不需要困死在美元储备了。如果人民币真的实现了以上三种功能，那么，人民币也是不折不扣的“硬通货”了，中国也就真的可以不受美国的操纵了。

其实，我也想人民币能够快速国际化，然而，我必须理性地反问一句： 人民币如果真的实现了那种强大的功能，美元怎么办？中国人在看待人民币国际化的正面影响上，思维方式都没有摆脱“美国式思维”，他们希望象复制美国制度一样复制世界管理模式，他们以为美国逼人民币自由可兑换就是帮人民币国际化，这些想法都非常幼稚，美国人怎么可能培养一种取代“美元”地位的国际结算货币呢？如果不改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规则和主导权，人民币永远也无法实现上述三大功能。

首先，美欧不答应，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本质上讲就是美欧主导的国际组织，它本身需要靠强权来维持，而强权的化身就是美元、欧元。即使象欧洲这样的超级大经济体尚难对美元构实质性威胁，人民币国际化又能怎么样？日元不是实现了中国人所设想的那三种功能吗？日本摆脱了美元束缚吗？没有。它不可能摆脱，更不要说对美元构成威胁了，我多次强调过：经济组织是强权政治的另类体现，不要寄希望于“仁慈”的现有国际规则帮助中国。

其次，谁能帮助中国的人民币实现三种功能。人民币要实现三大国际功能，最重要的一点是有人愿意参与到这种运动中来，有人愿意成为人民币的抬骄者，不要看到周边国家的小老百姓拿着人民币高兴就以为自己有了同盟军，其实这是大错特错的事情，周边小国拿着人民币高兴是因为大家等着人民币升值，并不是冲着人民币国际化来的，哪一天人民币停止了升值步伐，它就不受欢迎了。作为一种国际货币，我们关注的不是它的民间效应，而是官方认同感和接受程度，大家都愿意接受美元，不单单是看美元的稳定，即使在经济危机时刻，美元贬值了，为什么还受到宠爱呢？这里面有一个大家看不到的背后原因： 美国的强大。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看中的是美国的国力，他们都相信美国有能力维护美元的国际地位，再怎么贬值都不会跨掉，大家明知被它吸血也在所不惜。人民币能做到这些吗？肯定不能，今天美国逼你升值，等到哪一天美国战略改变了，它又会让你向另一个方向运转，人民币不国际化还有一定的可控度，国际化以后，不但无法实现三大国际功能，反而连可控性都没有了，谁还会买人民币的帐？中国也许有很多国际朋友，但每个国家都是很现实的，给点中国小面子是可以的，总体上讲，绝大部分国家还是不会光顾人民币的，不要期待过多。中国专家的眼光只有三寸远，只看得到眼前三分利。

最后，我想问：人民币威胁到美元的时候，美国会怎么办？总体上讲，我认为人民币是根本不可能对美元构成威胁的，三大国际功能也很难实现，但是，有些专家和政治头脑发热者还是幻想着那种美好的未来，就算站在那些理想主义者的角度看问题，人民币真的国际化了，美元真正受到了威胁，那美国会放任吗？我敢断言不会的，日本多年来苦心经营的国际地位在美国的打压下从来都没有如意过，这不仅仅是美国在日本有驻军的问题，而是美国的整体战略根本就不允许日元威胁到美元的国际地位，你威胁到它的地位，美国人怎么过上美好而又轻松的生活？美国人怎么掠夺世界人民？中国人敢挑战美国的核心利益吗？不敢，也不会，中国即使吃点亏，也不会用军事手段解决经济问题，而美国则不一样，一旦自己的核心国际利益遭受到挑战和威胁，它会果断亮剑，这就是美国多年来称霸世界的战略决心和战略意志，它的这种战略意志还将延续，直到美国霸权的解体。

既然人民币国际化也解决不了中国的困局，那怎么办是才是退而求其次的解决之道呢？我想中国至少可以做好四件大事：

第一件事：必须严控资源类产品出口。几十年的改革开放，中国人获得巨额外储不是依靠技术进步，而是依靠廉价劳动力和无限制开采资源，这样的粗放式经济收益是不可持续的，赚取的外储是没有任何意义的，过去的已经过去，未来不需要继续保持那么高的外储水平。

第二件事：买金属、买矿山、买石油。有些人担心，中国买什么就涨什么，中国卖什么就跌什么，不用怕，对这三种东西，不管涨跌，有计划地执行购买，不凑热闹，由于它们都有很强的“有限性”，越来越少是它们共同的特征，而人类在二百年内是无法摆脱对它们的依赖的，人家会玩买卖游戏，中国为什么不会？黄金等贵金属迟早都要成为国际竞争最后的依靠，美元再强最后都会败在黄金手下，所以如果用向前五十年的眼光看问题，中国在任何时候买入黄金都不是错误。

第三件事：人民币汇率必须保持稳定。不管中国走不走国际化之路，汇率稳定都是至关重要的，人民币的国际认同度取决于它的稳定性，人民币估值到底合不合理，不是美国说了算的，世界也没有一套公认的标准，符合自己国家利益的标准是最好的标准，没有哪一种货币会为“与国际接轨”而让步，除非那是一个没有权益能力的小国，大国在汇率问题上从来都是寸步不让的，中国的让步与其说是为了中美友好，不如说是为了“韬光养晦”。

第四件事：大胆利用外储跟美国斗法。中国可以尽可能回避与美国打炮火战争，但货币战争不要怕打，宋鸿宾说中国与美国货币战争打不赢，我不认为是实事，用一本书去讲货币战争有些太烦锁，如果用我的眼光看中美间的货币战争就一句话：人民币走美元之路则人民币败，中国的金融改革复制美国模式则中国败，恐惧武力则中国在“货币战”中败。中国未来最能依重的货币盟友是欧洲不是亚洲，更不是“金砖四国”，在国际货币改革问题上，只有联合欧洲，中国才能稳得住美国。

六、世界贸易组织的罪恶

罪恶之一：知识产权条款

西方国家凭近借近两百年内取得的科学优势，不断地向全世界进行“科学殖民”，世界上任何发展中国家，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实现民族独立，实现独立建国，但是，很难在很短时间内在科学技术上赶上发达国家，即便你取得了一个合法的、有国际地位的自治权力，但是，你肯定无法逃脱挥之不去的“知识产权”束缚，世界贸易组织规则，世界贸易组织的权力和义务总体上讲是由西方国家制定出框架的，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能进入这个组织已经十分不易，奢望能改变世贸规则无异于痴人说梦，发达国家为什么要死守知识产权问题作为世贸组织核心规则？最主要原因就是他们的科技垄断地位，这种科技垄断地位主要集中少数国家手中，他们如果想继续取得领先于大多数国家的优势地位，技术垄断是重中之重，虽然西方发达国家内部也存在贸易组织的争端，但是，那是一种假象，世贸组织的最突出争端还是表现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矛盾上，而这两个对立集团的矛盾主要又集中在知识产权上。有人说，发达国家很不容易搞出来的科学优势，保护自己也无可厚非，但是，世贸组织规则就必须有与之对等的保护发展中国家条款，比如说：保护发达国家知识产权的同时，能否保护发展中国家的自然资源？然而实事上不是这样，发达国家不给你知识产权天经地义，发展中国家不给它自然资源就会挨打，就要受到侵略，世贸规则就是强者规则。

从另一个方面讲，即使你拥有与发达国家相同水平的知识水平，也未必得到相同程度的重视和保护，比如说：电信标准问题，虽然中国拥有与世界同等水平的TD-WSCDMA标准，但是，因为中国的通讯商被排挤在西方各大运营商之外，中国的标准即使取得了国际认可，最终也只能成为国内标准，国产的手机到了欧美如果用的是中国标准都不能通用，而西方国家的产品则在中国则畅通无阻，原因在哪里？不是中国的制造商笨，而是西方国家的隐形保护伞在起作用，中国因为不敢挑战世贸组织的规则，也就无法保证中国的知识产权真正享有国际权力。虚伪的知识产权条款保护的永远是西方国家利益，而不是发展中国家利益。

罪恶之二：领导权的垄断

世贸组织的第一任总干事是意大利前外贸部长雷纳托·鲁杰罗，第二任总干事是新西兰前总理麦克·穆尔，第三任总干事是泰国前副总理兼商业部长素帕猜（美国的代理人），第四任总干事是欧盟前贸易谈判代表帕斯卡尔·拉米。以前的各任关贸总协定的领导权都在欧美手中。

我们不难看出，这个组织表面上看是世界性组织，实际仍然是集团组织，而且是富人集团主导的组织，二战以后，为了实现法理上的世界性掠夺，建立一个由西方人领导的国际贸易组织势在必行，关贸总协定就是布雷顿森林会议之后诞生的，它的主要目的就是为资本主义社会脱困找到解决之路，由西方货币与金融政策共同主导的贸易规则难以摆脱西方统治的影子，在今后相当长的时间内仍然会继续。世贸组织的领导权问题是未来改革的重点之一。

罪恶之三：自由贸易实质为侵略贸易

世界贸易组织的基本原则是非歧视贸易原则，包括最惠国待遇、透明度和国民待遇条款；可预见的和不断扩大的市场准入程度，主要是对关税的规定；促进公平竞争，致力于建立开放、公平、无扭曲竞争的“自由贸易”环境和规则；鼓励发展与经济改革。上述原则看起来非常美妙，尤其是“最惠国待遇”很迷惑人，中国人以前也曾有过这样的感恩时期，以为美国给了我们最大的优惠，然而，后来才发现，所谓的最惠国待遇不过是正常待遇，本质上讲是美国在完全进入中国之前给中国悬一根吊颈绳，在“优惠”待遇的思维指导下，中国一个个领域都被美国渗透，即使如此，美国还捡了便宜不卖乖，在中国加入世贸的过程仍然重重设障，直到中国放弃核心底线以后才勉强同意中国入世，美国的用心之阴险远超中国的预料。

所谓的透明度完全是一个笑话，发展中国家就那么点家底，发达国家根本就一目了然，透不透明其实他们都心中有数，期待它国透明实质上讲是要为干涉它国内政做基石，因为单从贸易的角度上讲，发展中国家特别是那些最穷的国家，根本就没有任何秘密可言，西方国家想要的不是经济秘密，而是政治秘密和政治支配权，谁投降得快，谁就最快被西方接受。

国民待遇更是一个“殖民式”条款，西方国家很清楚自己在国际贸易中的优势地位，要求“国民待遇”就是要求抢劫，在世界还没有消灭国家的情况下，任何外国人要求在它国享受“国民待遇”都是殖民思想在作怪，这种思想从十六世纪以来就是侵略者极力争取和强调的，随着葡萄牙和西班牙的对外扩张，再到整个欧洲大国的世界性侵略，每时每刻都伴随着对它国的非份要求，直到今天还没有转变过来，对于落后国家来说，无论第三国给予它多大的国民待遇，注定也享受不到，因为他们根本就没有享受待遇的竞争力。

罪恶之四：虚伪的贸易宗旨

世贸组织的宗旨是：提高生活水平，保证充分就业和大幅度、稳步提高实际收入和有效需求；扩大货物和服务的生产与贸易；坚持走可持续发展之路，各成员方应促进对世界资源的最优利用、保护和维护环境，并以符合不同经济发展水平下各成员需要的方式，加强采取各种相应的措施；积极努力确保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最不发达国家在国际贸易增长中获得与其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份额和利益。

纵观二战以后几十年的世界贸易历程，我们不难发现，发达国家何曾真正关心过发展中国家的可持续发展？何曾关注过发展中国家的资源节约利用？何曾关注过发展中国家的环境保护？发达国家投放到发展国家的技术是淘汰技术，商品是落后商品，而另一方面，从发展中国家拿走的是优质资源，发达国家援助发展中国家的生产线也是落后生产线，污染的是发展中国家的环境，这种自私自利的双向交流能够保证落后国家可持续发展吗？能够保证落后国家的资源得到有效保护吗？如果世贸组织真的想保证发展中国家在世界贸易中的份额符合人民生活水平增长的需要，就应当执定相应的“保护配额制”，否则，发展中国家永远都只能享受“空头承诺”。

七、如何改造世界贸易组织？

世界贸易组织是“三大经济组织”中最赤裸裸的殖民主义组织，这是一个资本主义掠夺者的组织，是一个让世界大多数人养肥少数人的罪魁祸首，它披着“合法”的外衣抢劫世界，它用资本主义的价值观血洗世界，“市场主义”的虚伪理念让无数人永远也无法逃出贫困的境遇，第三世界的大部分都不要做着美妙的梦想，以为自己会在某个时期实现自己的“国家繁荣和民族复兴”，除非WTO由穷人来制定规则，但是，谁能相信这会变成现实？富人永远希望自己保持着与穷人的巨大鸿沟，这个鸿沟是他们保持所谓尊严和安全的护城河，他们不会随意让穷人越过护城河的，河就摆在那儿，中国怎么办？强攻吗？不行，官司吃不赢。天天挨揍吗？也不行，任由美欧的嚣张气焰随意发展也不行，长期下去，不要说二十年，就是一百年中国还是免不了低三下四的伴人讨吃，我们必须智取，我们必须想方设法慢慢地填掉护城河，不停的要求修规则就是间接地填埋护城河，所谓的“WTO机制”是一种保护强者和富者的机制，这种机制的残边漏角才是保护穷人的，中国虽然现在不是很富有，但中国有一个其它发展中国家不具备的条件是：中国拥有较为完善的工业体系和较为独立的军事保证。中国需要也可以进行适当的贸易对抗，中国能够承受可能出现的国家危机，现在中国缺的不是实力，缺的是决心和意志力，中国在WTO中的声音是唯一的：修改规则，修改规则，修改规则，一直修下去。

中国改造世界贸易组织必须坚持的四个原则：

“新国民待遇”原则：如果西方国家希望获得发展中的国民待遇，必须设定相关的条件，主要有三点：第一点，西方国家在发展中国家设立公司企业，必须接受所在国的成本考核，企业利润不得超过所在国企业的平均利润，否则视为暴利企业，再征收暴利税；第二点，跨国企业聘任的员工必须享受该企业全球员工的平均待遇和福利，所有员工都拥有该企业原籍国的国民待遇，既然你要享受人家的国民待遇，当然要付出相同对等的待遇给它国；第三点，企业和商贸的一切技术和生产资料均接受所国的考核和检查，按所在国的国家标准执行，不能一边要求国民待遇，另一边逃避所在国法律。

非市场主义原则：“市场主义”不符合当今世界的所有国家，一个不均衡的经济环境和经济地位不可能按照同一种市场模式去要求和规范，在完全不对称的市场秩序中发展中国家永远无法公平地参与市场竞争，技术壁垒可以把大部分国家排斥在市场门口之外，这是一种未战先降的战争模式，为了解决发展中国家特别是落后国家的发展问题，应当对市场进行分级：特别落后的发展中国家为一级市场国家，在世界贸易中，优先保证这些国家的产品输出，并取得无限量产地原则，只要原产于该国的产品，世界范围内不设限；相对落后的发展中国家为二级市场国家，这类国家享受有限保护原则，商品数量上不设限，但是，不允许有倾销行为；发达国家为三级市场国家，这类国家的商品在流向同类国家之间不设限，但如果要输入发展中国家，必须采取配额制，不允许伤及它国的同类产业的生存与发展。

资源平等原则：资源分类应当包括自然资源、人力资源和技术资源三种，在资源流动和资源贸易过程中要尊重平等互换的原则，只有坚持平等的原则，才能避免资源掠夺的行为发生，才能避免强买强卖的行为发生。发达国家如果想得到自然资源，就必须平等地出售技术资源和高科技产品，不能一方面掠夺廉价自然资源，另一方面又封闭自己的技术资源。跨国企业在得到发展中国家廉价劳动力资源的同时，也有义务提供高技术培训，并开放核心技术，任何资源的流动必须是双向互通的，并且不同类资源的互换也是对等的，不可搞资源双重标准。

领导权平等原则：世界贸易组织改革有一项非常重要的任务是改革领导权，如今的世贸实际上是发达国家的世贸，其它国家的人员都是为他们打工的，贸易平等首先要反映到领导权的平等上，世贸组织总干事由亚、非、欧、拉四大洲轮流任职，每届四年，设四位副总干事，澳洲设一个专门副总干事，世贸组织下面的各专门机构负责人由各大洲均分，并且任期届满后交换位置，不得在同一机构连任两届，世贸组织的仲裁机构的人员组成要遵守“人口比例原则”，即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按人口比例分配名额，不能按经济总量配置人数，从全人类共同发展目标来看，“人口比例原则”更公平合理，国际仲裁流程要简化，过程要缩短。